我與非洲結緣，始於1964年。那時，我在教育部工作，隨楊秀峰部長訪問埃及、阿爾及利亞、馬里和幾內亞四國。我們是4月1日離京，到5月14日才回國，在非洲訪問了一個半月。代表團成員有四人，除了楊秀峰部長和我，還有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教育部的司長胡沙。其中，楊秀峰部長最為年長，長我30歲；其次，是季羨林教授，長我17歲；那年我36歲，胡沙和我年紀相仿。一行人中，“老、中、青” 俱全。
算起來，此次非洲之行，已是將近40年前的事了。訪問之後，季老曾發表過遊記，我也即興寫過短文，介紹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兩種迥然不同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氛圍，以及非洲人民對中國人民如火一般的兄弟情誼。
有必要說明一下當年前去非洲的路程，以見當時行旅之艱辛。我們一行先從北京飛到昆明，過夜。第二天飛往仰光，再過夜。第三天乘飛機到達卡（當時東巴基斯坦的首府），為換機票，在機場等到深夜，才乘上飛往卡拉奇的飛機，到那裡過夜。在卡拉奇休息一天后，再飛往開羅。前後整整花去將近一周的時間，才終於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非洲之行的第一站是埃及。我們在那裡感受到了非洲文明的久遠。當時，在金字塔有一種“聲與光”的表演，茫茫夜色中，燈光和聲音不停地變幻著，使人似乎感受到古埃及法老魂靈之間的對話。據說，這個節目幾經修改，一直演到今天。
訪問埃及之後，我們先是西行，訪問了北非，然後南下，進入了非洲大陸的腹地。
上世紀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一個接一個的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阿爾及利亞、加納、幾內亞、馬里都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而中國是他們最堅定的支持者。
我們這次訪問，正好是在周恩來總理訪非之後不久進行的，警察見到我們的車隊掛著中國國旗，都立正敬禮。沿途群眾也紛紛招手致意，兒童高呼“周恩來！周恩來！”。各國都給予我們高規格的接待，這種高規格的接待，一定包括當地的土風舞蹈和非洲“塔姆塔姆”鼓的擊鼓表演。黑人兄弟用形體和打擊樂表現出的熱情，使我們久久沉浸在濃濃的友情之中。
當時，阿爾及利亞、馬里、幾內亞三國均獨立不久，特別重視本國的教育事業，急於清除殖民主義統治的影響，希望培養自己的人才和乾部。馬里總統凱塔對我們說，馬里要在10年到20年內解決所有學齡兒童入學問題。幾內亞獨立後，立即收回了教育主權，將私立學校國有化，幾內亞總統杜爾親自抓教育改革。馬里、幾內亞的教育經費占到國家財政預算的20%，其中學在校生一律供給膳宿，有的還提供服裝。而阿爾及利亞的教育經費更是高達財政預算的30%，大學生全部享受為數相當高的助學金，在有的女子中學，學生有單間宿舍，伙食標準很高。
在訪問馬里時有個插曲。楊秀峰部長突然接到國內指示，讓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前往桑給巴爾去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那時，東非的坦噶尼喀共和國和桑給巴爾人民共和國決定合併組成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
楊秀峰部長此行需要翻譯，但桑給巴爾一帶是講英語的，而團內是法語翻譯。大家一再商量，看到我最年輕，還懂英語，便派我陪同楊老一同前往，既作秘書，也當譯員，連同警衛任務也一起兼了。
當時，非洲各國之間的交通很不方便，一般都要先飛到歐洲宗主國後才能轉機。為了去桑給巴爾，楊老和我就是先飛到法國巴黎。那時中法剛剛建交，尚未建使館，只有一些先遣人員在那裡。我們到了那裡，要自己燒晚飯。從巴黎，我們再飛意大利羅馬。那時，中意還沒有建交，只好請阿爾巴尼亞駐意使館提供幫助。由羅馬，我們又轉道肯尼亞，然後才到了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在那裡參加完慶祝活動，我們又經蘇丹、尼日利亞、加納，飛回幾內亞，繼續我們的非洲之行。當時，楊秀峰同誌已是66歲的老人，一路奔波，相當辛苦，好在一切順利，我也總算圓滿完成了此項特別任務。
非洲是我除蘇聯以外最早訪問的地區。 1964年的這次非洲之行，使我對這片土地的神奇和文化的多彩，有了親身的感受和感性的認識。當時沒有想到的是，十年後，自己會被派到非洲去當大使。
1974年7月，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幾內亞大使兼任駐幾內亞比紹大使。
我是那年8月重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的。從機場到使館的路上，我坐在汽車裡，透過車窗，默默望著窗外街景，不禁回憶起十年前訪問這裡的情景。大西洋畔的科納克里風光依舊，只是街旁的建築比十年前陳舊了許多。在經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當年人們隨著民族獨立運動所迸發的激情似乎也消散了。
出任大使，第一件事就是遞交國書。幾內亞外交部很快就做了安排。 8月20日，我向杜爾總統遞交了國書，並向他轉達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問候和敬意。杜爾總統讚揚中幾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說對於中國在各方面給予幾內亞的援助，幾內亞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遞交國書的儀式十分隆重，幾方的總理和十多位部長一起出席，顯示了對中國的格外重視。
出任駐幾內亞大使的同時，我還兼任中國駐幾內亞比紹的首任大使。當時，幾內亞比紹剛剛打完游擊戰，才宣布獨立不久，政權正在建設中。
那年9月下旬，幾內亞比紹政府決定在臨時首都博埃——原游擊隊根據地——舉行獨立一周年的慶祝活動，邀請我出席慶典，並向國家元首卡布拉爾遞交國書。
那次，一同前往參加幾比慶典的還有其他國家的使節和賓客，共約20人。杜爾總統派出了飛機和車隊。我們一行人先是乘飛機到了與幾內亞比紹接壤的博凱省首府，然後改乘汽車進入幾內亞比紹，前往博埃。
當汽車駛入幾內亞比紹的國境後，滿眼是非洲熱帶稀樹草原的景色，野草遍地，人煙不見，甚是荒涼。草原上連路也沒有，全憑當地人的經驗，沿著丘陵谷地中以前留下的轍印前進。據說，我們走的就是當年游擊隊溝通前後方的小道。
經過一番顛簸，終於抵達博埃。我們下榻的“賓館”是一間用竹子和樹葉搭成的具有非洲特色的圓頂茅屋。茅屋內，放著兩張簡陋的竹架床，牆壁既透風又透亮。每天早上，都有當地婦女頭頂一桶冷水，放在門口，供來客使用。茅屋後面，挖了一個土坑，上面留了一個小口，看了就知道是廁所。
儘管幾比外交部竭盡全力，來賓的膳食需求仍然無法很好地滿足，好在我們早就準備了罐頭和餅乾。
9月25日，在鄰近的一間大一點的圓型茅屋裡，我向卡布拉爾主席正式遞交了國書。路易斯·卡布拉爾，我們又稱他為“小卡”，是前任幾內亞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總書記阿米卡爾·卡布拉爾的同父異母兄弟。他們兄弟倆都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友好之情。可惜的是，他的兄長在1973年被人暗殺了。 20世紀60年代，我們支持幾佛獨立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並為其培訓了20多名幹部，這些人後來在黨政軍部門都擔任了要職。
在交談中，卡布拉爾主席一再對中國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說：“我們的第一批幹部就是在中國培養的。在我們進行解放鬥爭的過程中，吸取了中國的經驗，使我們戰勝了敵人。在戰爭結束後，我們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復我國的經濟，也需要吸取中國的經驗。”
在我遞交國書後不到一個月，幾比政府遷都比紹市，即是葡萄牙殖民時期的首府。 12月16日，我再赴比紹市，就建館及提供水稻種植技術援助等問題同幾比方進行磋商。幾比領導人佩雷拉總書記、卡布拉爾主席和門德斯總理在會見我時，都對中國在幾比設館表示了熱烈歡迎，允諾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國在最短時間內選擇館址，完成建館工作。
比紹市是一座相當歐化的消費型小城。市內的建築都是葡萄牙風格，房子不大，給人以小巧玲瓏的感覺。城市也不大，驅車觀賞街景半小時足矣。不過，各國大商行都在此設有代理行，葡萄牙、西歐和日本商品充斥市場。比紹市的經濟發展落後，文化設施簡陋，全市只有一家葡資啤酒飲料廠、一所中學、一家電影院、兩座醫院、幾家兼賣少量書刊的文具店。當時，葡萄牙大資本家相繼離去，資金大量外流。中小企業主勉強維持局面，但生意冷清，前景黯淡。我當時的印像是，振興經濟將是幾比政府在相當長時期內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日後，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分別成為兩個獨立國家，幾比居民主要是非洲人，而佛得角大部分是葡萄牙人的後裔或葡非混血的居民。
最後，幾比外交部為我們在比紹市的多明戈大街找到了一處二層小樓，我們就將它作為了中國大使館。多明戈·拉莫斯是幾佛獨立黨的傑出戰士，曾任幾比東部地區加布軍區司令，在戰場上犧牲了。這條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時，作為駐幾內亞大使，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兩國間的經濟合作。自建交以來，我國一直在援助幾內亞的經濟建設，一共有幾十個援助工程項目，包括人民宮、電台、電影院、烈士陵園、茶廠、糖廠、捲菸廠、農具廠、榨油廠、水電站等，還派出了醫療隊。這些項目都是當地發展民族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所急需的。不論是已建好交付使用或是正在建設中的項目，大使館都要跟踪關注。
當時，中幾兩國的關係非常友好，套用杜爾總統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兩國的天空始終晴朗無雲。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一點問題也沒有，非洲的事務自有其複雜的一面。
1975年11月16日，杜爾總統突然召見我，談了安哥拉問題。會見時，主要是杜爾總統談，談了將近一個小時。當時在座的還有貝阿沃吉總理及九名主要部長。從這陣勢中，可見杜爾對這次會見的重視。
大家握手落座後，杜爾開口說，今天召見大使，是因為幾內亞民主黨和幾內亞政府有重要的話，請大使轉達給中國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中幾之間向來是相互信任和一致的。兩國有著共同的目標，兩國人民屬於同一思想範疇、同一戰略，雙方行動與立場的一致，猶如一個人的左右手那樣協調、統一。杜爾停頓了一下說，幾內亞對國際問題，尤其是亞洲問題不甚了解，總是等北京表明立場後再表態，但對非洲問題，幾內亞人民有著坦率、令人可信的先鋒隊的立場。說到這裡，他將話鋒轉到了安哥拉問題。他神情嚴肅地說，目前安哥拉的局勢非常嚴重，中方恐怕不了解內情。
那時，安哥拉人民經過長期鬥爭，剛剛結束了500年殖民統治，取得了獨立。在長期的反殖鬥爭中，一共有三派力量，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和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義鬥爭，從不只支持任何一派，而是同時支持三派進行反殖鬥爭。
杜爾總統說，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是由幾內亞民主黨創建起來的，其主席羅伯托當年是拿著幾內亞的護照去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並在幾內亞的倡議下，才得到了非洲統一組織的承認和財政援助。但是，羅伯託後來成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幾內亞對他進行了揭露，並建議把“安解陣”開除出非洲統一組織領導機構。而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其主席薩文比公開承認得到了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支持，也完全是帝國主義支持者。現在，當非洲聽到中國站在了帝國主義支持者一邊時，對幾內亞人民來說是一種恥辱。
接著，杜爾緩和了一下口氣說，安哥拉的實際情況是，自1961年2月4日起，只有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是在國內與人民一起進行反抗葡萄牙殖民主義的鬥爭。 “安解陣”一直留在扎伊爾，只是發表一些聲明，並沒有開展實際鬥爭，而扎伊爾的領導人蒙博托是叛徒，盧蒙巴就是被他殺害的。幾內亞贊成中國在扎伊爾出現，並認為中國出現在一切反動的非洲國家都是好事，但是，中國不應該去幫助蒙博託的反革命力量。
杜爾最後說，幾內亞請中國黨、中國政府認真考慮非洲當前革命和反革命傾向的實際情況，不要損害非洲的反帝事業。
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中蘇對抗在非洲的反映。我對杜爾總統說，昨天，中國外交部就安哥拉問題剛剛發表了聲明。中國人民對安哥拉人民經過長期鬥爭取得獨立、結束500年殖民統治感到高興，並表示祝賀。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正義鬥爭，曾分別給安哥拉三派組織以各方面的援助。今年1月後，為避免安哥拉出現內戰，我們不再向安哥拉三派組織提供新的軍援。目前，安哥拉出現的令人痛心的局勢，完全是由於超級大國爭奪所造成的。我說，儘管非洲局勢複雜，但我們深信，在排除一切外來干涉的情況下，安哥拉人民一定能夠解決好自己的問題。
12月2日，我按照外交部發來的說帖，向幾方系統介紹我國在安哥拉問題上的立場。外長西索科一听就知道問題的重要，立即找來了記錄員，一字不漏地記下了談話。除了“30分鐘後即向總統報告”這句話外，他沒有做任何表態。
之後，安哥拉問題便被擱置起來了，雙方再未討論。直到1976年10月28日我離任前向杜爾總統辭行拜會時，他才又談及此事，不過，有點像是在自我辯解。
杜爾總統對我說，幾方對中國是充分信任的，即使發生一些無法解釋的事情，這一信念也是不會改變的。中國正在為本國及全世界的無產者而奮鬥，因此，在幾內亞人民的心目中，中國的地位總是崇高的。幾方決心保持、發展和加強中幾關係。杜爾說，幾內亞曾為中蘇糾紛而憂心忡忡，有人曾懷疑幾內亞純粹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激進側翼，而中國方面也可能認為幾內亞直接或間接地採取了反華立場。幾內亞一度處境困難，受到的威脅不僅來自帝國主義列強，還包括某些社會主義強國。他接著說，關於非洲問題，中幾兩國應有親密無間的合作，期望能在任何考驗中始終團結在一起。如有不同意見，那隻是兩國之間的事，不能讓雙方共同的敵人知曉。
我感謝他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也理解他對中蘇分歧的擔心。我告訴他，中國同幾內亞的友好合作是不會改變的。雙方對蘇聯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不會要求幾內亞在對蘇關係上採取與我們相同的政策。
杜爾總統是從事工會運動出身的，以雄辯而聞名，講起話來滔滔不絕，對民眾有很大的煽動性，其演講集當年就已出到60多捲了。在幾內亞脫離法國統治爭取獨立的鬥爭中，他幾乎是一呼百應，最終取得了成功。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裡，杜爾始終對非洲的民族解放事業滿腔熱忱，只是他不善於管理經濟事務，在他的領導下，幾內亞始終沒有擺脫經濟困難。 1984年3月，杜爾總統因突發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時年62歲。
同是發展中國家，又都有遭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歷史，中國和非洲各國，彼此容易理解對方對獨立和自由的追求，相互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始終支持非洲人民不屈不撓地爭取獨立的鬥爭，並積極援助非洲各國發展民族經濟的事業。因此，非洲人民及其領導人一直視中國為最可信賴的朋友。同時，非洲國家也給了中國很多寶貴的支持和幫助。最令中國人民難忘的是，1971年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決議時，76個國家投了贊成票，其中26個是非洲國家，佔了三分之一。在聯合國人權會上，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對中國施壓。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國際人權鬥爭中，中國之所以能連續十次挫敗反華提案，應該說與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給予我國的堅決支持分不開。在涉及台灣問題的外交鬥爭中也是如此。儘管台灣當局利用非洲國家的經濟困難，大搞“金錢外交”，但絕大多數非洲國家仍站在我們一邊，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搞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和其他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
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製裁措施，在很多問題上，不斷給我們製造了種種障礙。這時，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艱難的時刻伸出友誼之手。
1989年7月中旬，為了打破西方國家的製裁，開創外交新局面，我們召開了第七次駐外使節會議。我在會上做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的報告，強調不管國際形勢如何變幻，中國將一如既往地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不放，並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當時，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想辦法走出去，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鎖，讓世界各國看到，中國的大政方針沒有變，中國的外交政策也沒有變。
那一段時候，國際上孤立中國的勢頭很猖獗，制裁中國成為一種時髦，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一如既往，仍是非常友好。
於是，我決定出訪非洲。先是去南部非洲，訪問萊索托、博茨瓦納、津巴布韋、安哥拉、贊比亞和莫桑比克六國。同年9月，又訪問了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
在一路訪問中，我著重嚮往訪國的領導人介紹了中國國內形勢，告訴他們，中國不會屈服於任何外部壓力，別國無權干涉中國內政，更不能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強加於我們。非洲朋友都十分贊同我的觀點，因為許多非洲國家在建設自己國家時，也常常會受到來自西方的壓力。
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說，他當時曾為中國的局勢感到憂慮。安哥拉外長洛伊說，如果中國黨、政府不能控制局勢，後果不堪設想，對第三世界也將產生不利影響。更多的國家領導人向我表示，在即將召開的各國議會聯盟會議上，如果討論中國問題，他們的代表團將反對通過乾涉中國的議案。
1989年政治風波過後，到中國訪問的第一位外國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腦、第一位外長都是來自非洲。他們表示，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訪問中國，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非洲是中國的真正朋友，即便是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也是如此。過去中國幫助了他們，因此，在中國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們會不遺餘力地表達對中國的聲援。
這一切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無理指責、取消、推遲或中止高級互訪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進入20世紀90年代，非洲的形勢也日益嚴峻起來。在政治上，西方國家利用東歐劇變加緊向非洲國家施加壓力，並以“援助”相要挾，企圖在非洲全盤推行其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從而激化了非洲國家的各種矛盾，使各國政局更加動盪。在經濟上，世界經濟衰退，原料和農產品價格下降，加上流向非洲的資金減少，使大部分非洲國家負債累累，經濟更為困難。這時，部分以前與蘇聯關係密切的國家，因蘇聯收縮對非洲戰略而產生失落感。部分親西方的國家，也因美國對其推行“美式民主” 而對西方感到失望。
在這種情況下，非洲國家將目光轉向中國。他們看到了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和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力圖借助中國的力量，捍衛本國主權和發展民族經濟。這使得中國發展與非洲各國的關係有了新的意義和內涵。
江澤民總書記十分重視對非洲的工作，曾多次號召領導人多到非洲去，並以身作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親自率團先後訪問了北非、東非、西非、南部非洲等十多個國家。
1990年下半年，我再次出訪非洲，訪問了北非的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埃及三國。
1991年元旦過後，我又出訪非洲。這一趟我訪問了埃塞俄比亞、烏干達、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四國。
1992年1月，我又做了同樣的安排，訪問了馬里、幾內亞、塞內加爾、科特迪瓦、加納、納米比亞六國，並過境南非。
從此，幾乎形成了一個慣例，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訪，我都是去非洲訪問。我算了一下，從我擔任外長起，總共出訪非洲12次，除了少數幾個非建交國，我幾乎走遍了非洲，其中有些國家不只去過一次，結識了非洲各國的領導人和外交部長。
在對非洲各國的訪問中，我明顯感到，非洲國家對西方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時附帶政治條件非常不滿。
1992年，科特迪瓦總統博瓦尼曾對我說，非洲兩年來的“民主化”浪潮是一種狂熱。貧窮和自由互不相容，飢餓的人是沒有自由的。
喀麥隆比亞總統興致勃勃地回憶起他1987年訪華的情景，說中國的建設成就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還告訴我，喀麥隆近年也開始了民主進程，一個1200萬人口的國家出現了70多個政黨，又加上外來干涉，影響了國內的穩定。他說，喀麥隆尊重人權和民主原則，但有人利用這類崇高理想干涉別國內政，這是十分令人擔憂的。
多哥總統埃亞德馬在非洲領導人中也屬老資格了，執政已有36年。 30多年來，政敵反對他，西方國家也不喜歡他。他多次遇險，卻大難不死。 20世紀90年代，他在非洲多黨制的風潮中亦未落馬。 1995年我去多哥訪問時，埃亞德馬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和兩萬多人的遊行，表示歡迎。談到人權時，他氣憤地說，西方國家在殖民化時期從不講人權，在掠奪非洲資源的時候也不講人權，現在他們大談人權，真是不知羞恥。
非洲共有53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世界和平離不開非洲的穩定，世界經濟的繁榮也不能以犧牲非洲經濟發展為代價。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不斷為非洲說話。中國完全尊重非洲國家捍衛國家獨立和主權的鬥爭，支持非洲國家維護國內團結、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進行的努力，支持非洲國家要求減免債務，維護經濟利益以及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等一系列合理主張。在聯合國秘書長人選問題上，中國更是旗幟鮮明地支持非洲人連任。這一切都體現了中國對非洲的支持。
南非是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與中國建交最晚的非洲國家。
隨著國際形勢和南非國內情況的變化，南非種族隔離政府開始著手改善對華關係。 1989年4月，南非政府“非正式”委託南非中華總公會主席梁兆禮先生，向中方傳遞願意發展雙邊關係、最終實現建交的口信。 5月，中方通過梁先生轉達口信，對南非政府的態度表示了讚賞，並希望南非方面能順應歷史潮流，採取開明政策。至於開展雙邊交往，中方表示，願在條件成熟時予以認真考慮。
到了1990年，南非政府繼續通過各種渠道，向中方傳遞希望建立關係的信息，並感謝中國在發展兩國關係和支持南非國內問題政治解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表示，可以在外交上進行默契配合。顯然，南非迫切希望同中國建立正常的直接關係。當然，我們也願意同南非建立正常關係。不過，這裡有關鍵的兩點：一是南非必須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二是南非必須同台灣斷絕所謂的“外交關係”。
1991年，南非形勢發生了重大轉折性變化，種族隔離制度的三大支柱性法律《集團居民法》、《土地法》、《人口登記法》行將廢除。這標誌著這種違反人權、不得人心的種族隔離制度將很快成為歷史。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均有尋求妥協的政治意願。政治解決南非問題，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
這時，非洲國家對南非的態度出現了較大鬆動，國際社會對南非的製裁也開始大幅放鬆。
我國與南非關係正常化的兩大障礙之一即將消除，但另一障礙——台灣問題依然存在。
這一年10月，南非外長博塔秘密來華，隨行的還有南非外交部副總司長伊文斯、南非駐香港總領事布富雅等。我在首都機場的一間休息室同他會面。會面後他就當即乘飛機離開。
博塔在1977年45歲時就出任外交部長，被認為是南非國民黨內主張“改革”種族隔離制度的自由派的“精神領袖”。他曾發表言論說，如白人種族集團的權利和安全得到保障，新的憲法結構中，可以有黑人總統，因此曾受到過黨內保守人士的訓斥。
會見時，博塔首先向我解釋說，南非白人的主體是荷蘭人，他們很早就到非洲了，應該說也是非洲人。正如英國人到了北美，被稱為美國人一樣。 18世紀末，英國人進入南非，戰勝了荷蘭人的後裔布爾人，南非隨即成了英國的一個自治領地。因此，談南非白人，不能籠而統之，英國人是侵略者，荷蘭人是抵抗外來侵略的。
接著，他向我介紹了南非問題政治解決的進展情況以及南非政府的有關政策。
我表示，你介紹的南非歷史，根本沒有把黑人看成是當地居民的主體。南非白人政權奉行種族隔離制度本身是不人道的。中方希望南非政治解決進程能夠繼續下去。
談到雙邊關係時，我對他說，南非是非洲重要國家，中國是亞洲重要國家，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國關係應該向前發展。兩國外交部官員已經有所接觸，中方建議互設機構，建立直接聯絡渠道。中國新華社也準備向南非派常駐記者。總之，雙方可先進行些接觸，然後再探討兩國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博塔說，要相互交往，建立可靠的聯絡渠道十分重要。歡迎中方到南非設立常駐機構。過去受西方新聞媒體宣傳的影響，南非多年來對中國有許多誤解。現在，中國正在按自己的文化傳統方式，悄悄地發生著變化，若中國繼續進行改革開放的話，在下個世紀，必將成為最偉大的強國之一。
博塔注意到了我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提醒，他接下來談了一大段話，顯然是早就準備好的。他說，南非與台灣的關係由來已久，是在當時南非十分孤立的背景下建立的，如今解決起來，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南非堅持一個中國、一個國家的觀點，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希望中國能夠克服分裂，實現統一。
博塔訪問回國後，給我來了一封信，稱此次訪問頗不尋常，感謝我給了他及其國家特殊和重要的禮遇。他在信上說，會談“是我們兩國政府之間歷史性的首次接觸”，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非凡的歷史。相信中國將在非洲大陸及世界上發揮重要作用。我們可以從良好的關係中獲益甚多。我們極為重視與台灣、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的關係，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將適時得到發展。由於我們的這一會見，在目前情況允許的範圍內，這樣做的渠道已經開通。”
南非新聞界披露了博塔此次訪問，認為這是一次激動人心的外交突破，為雙方未來的官方接觸鋪開了道路，並猜測，雙方可能會以科學、文化和其他研究機構的形式，在對方領土互設“間接代表機構”。
就在這一年，經過多次秘密磋商，我們和南非就互設非官方機構問題達成了協議。
1992年2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在比勒陀利亞設立了南非研究中心。同年3月，南非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也在北京正式掛牌。
1992年1月，我準備出訪西非五國，在外交部的出訪請示報告上，我加上了南部非洲的納米比亞。當時，納米比亞剛剛獨立一年多，是進一步加強往來的好時機。
由於歷史原因，非洲國家與前宗主國一般都有直達航線，而彼此之間的航線卻很少。我訪問西非的最後一站是加納，從加納到納米比亞沒有直飛的航線，必須經過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從那裡到南非約翰內斯堡，再轉機去納米比亞。這樣的路線安排，就有了一個過境南非的機會，要在約翰內斯堡機場停留轉機。
中方就此同南非方面聯繫，南非方面很快同意，並表示願為我們一行提供一架專機，將我們送到南非立法首都開普敦去參觀訪問，並在那裡會見博塔外長，然後，再送我們直飛納米比亞首都溫得和克。因此次僅是過境，又是對博塔在北京機場見面的回訪，並非正式訪問，所以，我謝絕了南非方面的熱情邀請，僅同意在約堡機場與博塔外長會面。
會見中，我們就南非形勢、非洲形勢和雙邊關係交換了意見。博塔介紹了南非國內形勢的最新發展，對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的構想表示非常讚賞，相信南非與中國有許多共同利益，關係將會不斷發展。他說，他不會放棄同中國發展關係的努力，並感謝我去年對他的熱情接待，希望有更多的機會見面。
我說，自上次會晤以來，我們兩國關係有了很大發展，儘管離達到關係正常化還有一段路要走，但目標明確，雙方應保持接觸，增加信任。我再次向他表明了中方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
會見後，博塔外長在機場宴會廳設宴招待了我們，氣氛頗為融洽。宴會結束後，博塔提議我們去看看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比勒陀利亞距約翰內斯堡機場只有40公里左右。因為還有時間，我們就接受了這一邀請，同意坐車去一覽市容。車隊行駛的途中，大家曾下車，佇立山巔，遠眺這座著名都城。少頃，驅車入城，隔車窗望出去，只見道路暢通，高樓林立，猶如身臨歐洲都市。不過，這是一座只供白人享用的美麗城市。由於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只能白天進城工作，晚上卻不能待在城裡，必須回到城外的黑人社區。
這次我與博塔在約翰內斯堡的會晤，是我國調整對南非政策方面邁出的較大一步。會晤雖以過境方式舉行，但也給了台灣當局重重一擊。為此，台灣駐南非“使館”異常緊張，深恐動搖其在非洲的這一重要據點，立即向南非外交部提出了“強烈抗議”。
此次，我除了會晤博塔外，還會見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副主席西蘇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大會副主席姆塞尼克等，向他們通報情況，爭取南非各解放組織對我們調整南非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見西蘇魯時，我請他轉告曼德拉主席，中國政府和楊尚昆主席邀請他在方便的時候訪問中國。我也邀請西蘇魯在適當的時候訪華。西蘇魯說，曼德拉主席非常渴望去中國訪問，一旦時機成熟，即可成行。
曼德拉是在世界享有盛譽的非洲政治領袖人物。他為廢除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領導南非人民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 1964年6月，他被南非白人政權投入牢獄，從此在獄中度過了近27年的鐵窗生活。他始終沒有屈服，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在南非成千上萬黑人群眾和國際社會的聲援下，南非政府才於1990年2月11日釋放了曼德拉。他出獄時，已經73歲了。
曼德拉獲釋後，中方以不同方式向他表示了祝賀。 3月28日，我在七屆三次人大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們對南非當局釋放曼德拉感到高興。
曼德拉獲得自由後，即對非洲國家展開一系列訪問。在他訪問贊比亞和烏干達時，中國駐兩國的大使或臨時代辦都拜訪了他，代表我們黨邀請他10月訪問中國。曼德拉說，他對中國心儀已久，很想去看看那塊偉大的土地和人民。只是10月份訪問遠東，日程安排太緊，難以實現。中國是個大國，安排訪問時不能太匆忙，來年5月份比較從容，屆時，可以好好看看中國。
曼德拉本人雖多次表示願意儘早訪華，卻遲遲沒有成行，不免令人感到奇怪。後來，他身邊的人向我們透露，曼德拉希望我國以政府名義正式邀請他。這次，我特意請西蘇魯向他轉達了我國政府和楊尚昆主席對他的正式邀請。
半年之後，1992年10月4日至10日，曼德拉訪華之旅終於成行。楊尚昆主席舉行歡迎儀式，會見並宴請了他，江澤民總書記也會見並宴請了他，李鵬總理同他進行了會談。中國政府還向“非國大”捐款捐物1000萬美元，北京大學授予曼德拉名譽博士學位。接待規格之高，如同接待國家元首。曼德拉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對自己所受到的真誠歡迎和高規格的接待，深為感動。
三年來，我們通過多渠道的廣泛交流，無論是南非政府，還是“非國大”領導人，對我國政治解決南非問題的立場，以及對台灣問題的實質，都有了更為清楚的了解，這為兩國正式建交做了良好的鋪墊。
台灣當局對我們在南非的外交攻勢感到非常緊張，密切關注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想方設法地加以阻撓和破壞。他們施展各種手段，加緊拉攏南非政府和行將上台執政的“非國大”。曼德拉訪問中國時，就坦言相告，他已收到台灣的邀請。他解釋說，他和“非國大”都感謝中國的長期支持，珍視同中國的友誼，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設法把台灣駐南非的官方機構趕出去。他承諾，關於對訪台邀請的處理，“非國大”一定會事先同中方進行磋商，不會背著中國朋友另搞一套。
1993年至1994年間，南非國內局勢正處於重大轉折時期。南非多黨談判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各派商定，在1994年4月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民主選舉。
曼德拉訪華後，台灣立即允諾向“非國大”提供2500萬美元的援助。當時“非國大”為了贏得大選，正急需競選資金。 “非國大”又是一個人員廣泛的民族運動組織，存在著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派別，其內部有一股親台勢力。在這樣的背景下，“非國大”決定曼德拉接受訪台邀請，尋求資金援助。
為了不使曼德拉的台灣之行影響到“非國大”與中國的關係，“非國大”派其國際部主任、現在的南非總統姆貝基到中國來做解釋。我會見了姆貝基。
姆貝基說，台灣已答應向“非國大”提供大額援助，邀請曼德拉赴台接受援助。 “非國大”認為這筆援助很重要，決定由曼德拉於1993年7月赴台接受。這樣做並不意味著“非國大”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 “非國大”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會背叛老朋友。 “非國大”將努力改變中國與南非無外交關係的狀況，相信這種改變已為時不遠。
我回答他說，希望“非國大”警惕台灣的這種活動，你們接受援款可以理解，千萬不要接受台灣附加的任何政治條件。我們相信“非國大”會妥善處理同台灣的關係。
這一階段，南非政府的對華態度也有了一些新的動向。從雙方接觸的情況來看，南非政府更重視同我們發展經貿關係和人員往來，對發展兩國政治關係不太積極，因為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南非不會捨棄台灣。而“非國大”的根本思想是，不拋棄台灣，同時，又不忽視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試圖轉向“雙重承認”。
對此，我們十分警惕，也是有所準備的。
1993年10月，南非總統顧問維爾容來訪，我同他見了面。維爾容說，就南非而言，兩國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南非民主改革成功與否，以及誰將擔任國家首腦。如果曼德拉獲勝，將有利於南非與中國建交；如果德克勒克當選，則傾向於與台灣保持“大使級關係”，而不急於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德克勒克更願意增加向中國的出口，著眼於經貿利益，希望在經濟上獲得更多實惠。如果中國能夠比較成功地支持南非經濟的發展，則會對建交有利。但無論如何，南非與台灣的關係是要保持的，南非不願意失去在台灣的利益。
他的這一番言論，更證實了我們的一個判斷：南非白人政府是不可能放棄台灣而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
斗轉星移，轉眼到了1994年。根據南非公佈的日程，大選將於這一年4月27日至29日舉行。這次選舉，對我國和南非都是至關重要的，有可能成為中國與南非關係正常化的契機。
年初，我對外交部的同志說，對南非大選後兩國建交之事要早做準備，制定具體方案和對策，爭取順利實現建交。
為此，田曾佩副外長在南非大選前，以中國駐南非研究中心客人身份訪問了南非，與南非各方面高層人士廣泛接觸，爭取南非在大選後與我們順利建交，其中重點是做“非國大”的工作，推動其儘早與我們開始建交談判，以爭取在南非大選前就兩國建交事宜和大選後邀請我們而非台灣官方代表出席總統就職儀式達成內部諒解。
2月20日，田曾佩副外長會見了曼德拉和姆貝基等人，並向曼德拉轉交了江澤民主席的信函。江主席在信中預祝曼德拉和“非國大”在此次大選中獲勝，並期待著一個統一的、民主的、種族平等的新南非的誕生。江主席表示，隨著新南非的誕生，中國與南非關係正常化問題提上了日程。中方非常高興地註意到閣下一再重申，“非國大”將按照聯合國的立場處理對華關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在談話中，田曾佩副外長強調，新南非與中國建交，大選後不邀請台灣方面代表出席慶典，是合乎邏輯的歷史發展。中方希望在大選前即與“非國大”就兩國建交問題達成諒解，新政府成立後，雙方即簽署文件，宣佈建交。
曼德拉表示，多年來，中國始終給予“非國大”援助，對此非常感激。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南非建交這件事是早應該做的。兩國建交，對兩國都十分有利，將認真研究中方提出的看法，也要考慮南非現政權同台灣已經建立起來的外交關係，以使這個問題得到全面解決。
田曾佩副外長還向姆貝基提交了我方准備的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和諒解備忘錄，供“非國大”研究，以便雙方在南非大選前達成原則協議，同時再次闡明中方對台灣問題的原則立場。
姆貝基表示，“非國大”一再重申其一個中國的立場，並認為同中國發展關係十分重要，雙方建交不存在問題。但是，由於目前忙於競選，又要處理許多複雜的政治鬥爭問題，還要製定大選後的各種計劃和人事安排，恐怕無暇開展建交談判。此外，未來的南非政府，將是一個民族團結政府，南非現政府的一些人也要參加，他們的對華立場與“非國大”很不一致，“非國大”需要時間來做他們的工作。至於邀請我方代表參加新總統就職慶典問題，姆貝基未做明確承諾，僅表示，中方關於應由中國而不是台灣官方代表參加新總統就職儀式的主張，是符合邏輯的。但是，“非國大”難以勸阻現政府不邀請台灣官方代表團出席慶典。
從“非國大”領導人的表態來看，新南非政府成立後，兩國建交的進程還會有一些障礙要克服。
為了體現我國在處理重大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擴大我國在南非的影響，我們決定參加聯合國南非觀察團行動，派出了45人前往南非，觀察全民選舉。
3月30日，南非慶典籌備委員會發出邀請信，請江澤民主席出席5月10日舉行的新總統就職慶典，但同時也向台灣當局發出了邀請。李登輝視其為救命稻草，趕緊宣布將親自率團出席。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派政府代表團出席，而只派了一個民間性質的代表團出席儀式。
“非國大”執政後，南非新政府並未馬上做出與台灣“斷交”、與我們建交的抉擇，而仍是幻想著“雙重承認”的可能。新南非領導人甚至做出了“不會因與中國建交而與台灣斷交”的表態。
這給台灣當局造成了可乘之機。台灣當局力圖以南非作為台灣推行的“雙重承認”、“兩個中國”政策的突破口。台灣“外長”錢复在台灣立法院聲稱，台灣準備接受南非對海峽兩岸的“雙重承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發表談話，對此進行批駁，指出錢复的講話是台灣當局不顧民族大義、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分裂祖國的又一圖謀。中國政府讚賞南非總統曼德拉和“非國大”堅持一個中國、承諾將按照聯合國慣例解決對華關係問題的立場，相信中國與新南非的關係，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得到全面發展。這不僅有力地揭露了台灣當局的險惡用心，同時也向南非新政府及國際社會表明，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反對搞“雙重承認”的堅定立場。
同時，我們加大了與南非新政府溝通的力度。
6月23日，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肇星在紐約會見了南非新政府的外長恩佐，祝賀南非重返國際大家庭，表示我國願與南非建立和發展正常關係。恩佐回顧了自己1986年的中國之行，說他十分珍視與中國人民的友誼，南非重視與中國發展關係。但又說，南非與台灣之間畢竟有一段很長時間的關係，雙方簽有許多協定，有不少合作項目，南非調整對台關係，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的，希望中方能夠理解。
7月，我請新任駐南非研究中心主任吉佩定向恩佐外長轉交我的一封信。在信中，我對新南非的誕生表示祝賀，強調新南非的誕生為中國與南非實現關係正常化創造了良好條件，中國政府願隨時與南非政府就兩國建交問題開始接觸。我還邀請恩佐外長再次訪華。 9月7日，恩佐給我複信。他在信中說，南非同中國的關係正在跨越政治黨派的界限，得到民族團結政府的關注，希望能在雙方利益和國際慣例的基礎上很快解決這一問題。
9月28日，我在紐約出席聯大期間會見了恩佐外長。我對他說，中國一貫支持南非人民反對種族主義的正義鬥爭，現在新南非已經誕生，希望兩國能建立正常的國家關係。恩佐表示，新南非恢復在聯合國席位時，中國給予了支持，兩國已有了很好的關係。南非了解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願意全面發展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過去的種族隔離政府與台灣有關係，這是現在民族團結政府所面臨的問題。相信不用很長時間，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但需要有耐心。
我向他指出，中國對南非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要求，只是希望南非新政府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採取同樣的做法，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在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下，中國不反對南非保持與台灣的經濟關係。中國願意參與南非的經濟發展，也歡迎南非參與中國的國際經濟合作。南非的民族團結政府剛剛建立，新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很多，我們對此理解，也有耐心，但是，我們希望南非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採取與絕大多數國家同樣的立場。
在中國與南非發展關係的過程中，曼德拉顯然是最為關鍵的人物。他在南非國內和國際上都有很高的聲望，在中南非建交問題上，他的態度至關重要，因此，他也成了我們工作的重點。
當時，曼德拉欲憑藉其個人威望，在台灣問題上創下一個美、英、日等西方大國都辦不到的“雙重承認”的先例。他曾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南非儘管希望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但無意同台灣斷交。
是年7月上旬，應我國外交學會邀請，南非議會外委會代表團訪華。該團是由南非議會中各主要黨派代表組成，有著廣泛的代表性。行前，曼德拉曾專門指示，要求他們重點了解與中國建交的利弊。
我在北京會見了這個代表團。在會見時，我著重就中國與南非關係，以及台灣問題，向他們詳盡地闡述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和鮮明觀點。代表團成員通過此次訪華，對中國不接受“雙重承認”的立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代表團團長南非議會外委會主席沙特納說，這次訪華對南非調整對華政策將產生影響。
同年11月18日，曼德拉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講話。他說：“我與江澤民主席已經有過接觸，與李鵬總理的關係也很好。現在我們正在努力解決外交問題，因為我們現在與台灣有外交關係。我不斷向國際社會解釋我的這種態度：我們一直與台灣有外交關係，除非台灣做出一些什麼事情，向我證明應該取消這種關係，否則我看不出有什麼道義上的力量，能夠取消這一外交關係，我準備保留它。儘管聯合國對此有過決議，我也對決議表示尊重，但我們現在有著很特殊的情況，我必鬚根據南非人民的利益行事。我準備就此進行談判。”
曼德拉公開表示奉行“兩個中國”政策的態度，構成兩國建交的障礙。這個障礙不克服，中國和南非建交的事情將會一拖再拖。
江澤民主席11月30日給曼德拉去信說：我對閣下所談尊重聯合國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願與中國建交並準備進行建交談判表示讚賞。我時常回憶起閣下1992年對中國的成功訪問，對閣下關於新南非將按國際慣例解決對華關係的講話記憶猶新。中國人民和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對閣下始終懷有友好感情。中國人民曾把南非人民爭取種族平等的鬥爭視為自己的鬥爭，並同南非人民分享過新南非誕生的喜悅。江主席在信中又說，我們都認識到，要實現兩國建交，就必須妥善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牽繫著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12億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絕不會接受“雙重承認”。中國與世界上159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成功地解決了台灣問題。相信閣下會以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推動中、南非關係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中國政府願對南非政府為發展兩國關係採取的實質性步驟做出積極反應。
應該說，“非國大”領導層對我方立場的理解是明白無誤的。南非制憲議會主席、“非國大”總書記拉馬弗薩就曾說過，台灣試圖用金錢拖住南非，手法極為卑劣。在這一問題上，南非不應繼續採取騎牆態度。
12月初，“非國大”召開執委會，討論對華關係問題，曼德拉出席了會議。 “非國大”執委會建議政府派一高級代表團訪華，同中國討論兩國關係問題，啟動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另外也將派團赴台灣，將有關決定通知台灣。會議就一個中國的立場達成了共識。
曼德拉對“非國大”執委會的決定表示同意，但他又認為，“非國大”接受了台灣方面的財政援助，不應被人視為“忘恩負義”，不能只憑一紙聲明，就終止同台灣的關係，把台灣甩掉，而應派人赴台，將“非國大”的立場向他們說清楚。
台灣與南非的關係久遠。
1948年，南非國民黨執政後，變本加厲地推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暴政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和抵制。
1962年，恰恰在南非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刻，台灣乘隙而入，同南非建立了“領事關係”。 1976年，又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以後十餘年間，移居南非投資辦廠的台商高達一萬餘人，合資公司、企業、銀行等約有300多家，台商還購買了大片的土地進行經營。這是台當局維繫與南非關係的重要經濟基礎。在國際社會制裁南非期間，台與南非經貿關係迅速發展，簽署了數十項“政府間”協定，雙邊貿易額每年約15～19億美元，南非順差5億美元，得到了不少實惠。台在南非紡織及鞋業、塑料製品、箱包、金屬加工等工商和服務業投資15～16億美元，僱用員工4萬餘人，其中黑人佔85.8%。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南非國內政治改革的發展，台灣極為擔心將來黑人一旦掌權，台灣就會失去在新南非的陣地。因此，加大了對南非黑人解放組織示好的力度，頻頻招手，或派人出席這些解放組織的全國代表大會，或邀請其領導人訪台，送上援助。
曼德拉執政後，台承諾捐贈4000萬美元給為安置前“非國大”武裝人員而建立的職業培訓中心，全力支持南非新政府的“重建和發展計劃”，先後向其電力、電信、交通部門及小農計劃提供了四筆優惠貸款。
台灣當局對南非欲與我們建交感到極為緊張，加緊在南非活動。 1996年，李登輝向南非做出了每年援助5億美元的姿態。這年的8月下旬至9月初，台灣當局還派“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率團，考察南非的經濟、貿易情況，與南非簽署了多項合作協定和備忘錄。徐立德還隨口允諾，台灣將提供50億美元資金，幫助南非建一座石化工業園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徐立德隨口的允諾，反倒引起南非企業界和政界人士的懷疑，50億美元畢竟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數目啊。
從20世紀50年代起，南非的黑人、有色人和亞洲人掀起了大規模反對種族隔離的群眾運動。我國一貫堅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對種族主義的正義鬥爭，把南非人民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視為非洲大陸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解放事業的組成部分，同“非洲人國民大會”、“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等南非民族解放組織，建立和保持了友好關係。在那種情況下，中國自然不可能和南非建立外交關係。
南非新政府成立後，曼德拉執政，中國和南非的關係理應有一個突破。
1996年3月下旬，恩佐外長應邀正式訪華，這是曼德拉執政以來首次派內閣部長來華與我們討論雙邊關係問題。
恩佐向江澤民主席轉交了曼德拉的信。曼德拉在信中說： “民主南非從前政權繼承了一種狀況，即與台灣有外交關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僅有非官方關係。我們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我們同意您的觀點，兩國建交需要妥善解決台灣問題。我們認為台灣的地位本質上屬於中國的內部事務，如果你們要求的話，我們願意以任何方式，幫助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之間的問題。”
江主席語重心長地對恩佐說，曼德拉總統閣下知道，從毛澤東主席開始，中國就支持南非人民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反對種族歧視、反對殖民主義，是我們的一貫主張。曼德拉坐過近27年牢，我欽佩他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中國人民對他也很尊敬。我們理解曼德拉執政後，繼承了前政權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也理解他對中國人民懷有友好情誼。在此，我不想使用外交辭令，只想直接、坦誠地告訴曼德拉總統：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必須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我們不可能接受“雙重承認”，也不希望在受人尊敬的曼德拉手中開創一個先例。
我同恩佐也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他坦誠相告，南非新政府繼承了前政權遺留下來的困難局面。為了實施經濟重建與發展計劃，增加就業機會，解決失業難題，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台灣承諾為其“重建與發展計劃”搞一些項目，如建立職業培訓中心，更新武器裝備，等等。台灣的援助估計達三億美元。這是南非現在所急需的。接著，他話鋒一轉，又說，南非同中國沒有建交是極不正常的，希望中方提出明智的建議，使南非能夠走出在解決兩國關係中進退維谷的困境，並說，代表團訪華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聽取中國方面幫助我們擺脫困境的建議。
我回顧了中國和南非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及兩國近年來關係發展情況。我說，兩國互設研究中心，是我與南非前政權的博塔外長所確定的。那時的南非在發展兩國關係方面還做了點事，以“非國大”為主體的南非民族團結政府應比前政權做得更多一些。中方深信，中國和南非作為在各自地區有影響的大國，在政治、經濟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早日實現建交，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針對南非擔心與中國建交後經濟受損的心理，我明確告訴他，中方不反對南非與中國建交後同台灣保持經貿關係，相反，我們願意看到台灣與南非經貿關係繼續發展，但是，這種關係必須是民間性質的。我知道，南非與香港的經貿關係非常密切，香港是南非第二大亞洲投資者，南非至香港的航線是南非至遠東最重要的航線之一，對南非有著重大意義。於是，我又向他指出，香港將於1997年7月回歸中國，而香港和南非之間有著廣泛的經濟交往。我們希望兩國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以有助於維護南非同香港相互間的經濟利益。
這次談話，對恩佐有所觸動。他表示，對一些問題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將立即向曼德拉總統報告有關情況，以便早日做出決斷。
1996年4月底至5月初，聯合國第九屆貿易和發展大會在南非舉行，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南非領導人再次接觸的機會。中央決定由吳儀部長任中國政府經貿代表團團長，讓她再次與曼德拉總統、恩佐外長商談。
在與曼德拉會見時，吳儀部長轉交了江澤民主席給曼德拉的複信。在信中，江主席重申了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和關於兩國建交問題的原則立場，表示中國人民有能力自主實現祖國的統一。吳儀部長還從經貿角度說明了建交有益於兩國的經濟發展。吳部長說，近年來，雙邊經貿關係是在兩國沒有外交關係和政府經貿協定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若兩國實現建交，則會為兩國全面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提供堅實的基礎和巨大的保證。因此，希望能站在21世紀的高度，以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盡快做出同我國建交的決策。
曼德拉總統表示，“非國大”絕大多數執委都支持現在就與中國建交。他們都清楚，如果南非不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中國是不會同南非建交的。但他又說，對這個問題應該慎重，希望能謹慎處理。南非將派代表團到北京和台北討論此事。南非熱切希望儘早同中國建交，但也要向台灣說明。
那年11月26日，曼德拉主動邀請我國駐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顧欣爾共進午餐。落座後，曼德拉就說，他已做出了南非不晚於1997年底同台灣“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決定，並說，當天上午已將這個決定通知了台灣駐南非“大使”陸以正。
第二天下午，曼德拉總統、恩佐外長和帕哈德副外長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了這一決定，並希望於1997年1月開始與中方進行建交談判。
11月28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歡迎南非總統曼德拉有關中國與南非關係正常化的積極表示，指出中國與南非分別是亞洲和非洲的重要國家，兩國根據國際慣例早日實現國家關係正常化，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將為兩國在多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開闢廣闊前景，也有利於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合作。
台灣當局對南非新政府的決定雖早有心理準備，但還是感到極大震驚。台灣“外長”章孝嚴急忙趕赴約翰內斯堡，試圖挽回局面，要求南非方面重新考慮其決定，或將斷交時間推遲三年，還表示，不然，台灣方面將做出強烈反應。
12月5日，曼德拉給江主席寫信。他在信中明確提出，南非將於1997年12月31日結束對台灣的“外交承認”，現在正是南非遵循國際慣例，實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平穩過渡的合適時機。他也談到，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無疑將使南非付出重大代價，然而，南非相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迅速擴大，將會使可能出現的損失得到彌補。
從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南非做出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們抓住時機，積極響應。
江主席給曼德拉總統復了一封長信，對他的決定表示讚賞，希望即將開始的建交談判能取得積極成果。他在信中說，值此世紀之交，世界各國的政治家都在籌劃各自國家的未來發展戰略。他願與曼德拉總統共同探討如何將一個長期穩定、全面合作的中南非關係帶入21世紀。最後，他邀請曼德拉總統在方便的時候，再次訪華。
1997年1月下旬，外交部部長助理吉佩定赴南非進行“工作訪問”，與帕哈德副外長就兩國建交問題舉行了首輪談判，遞交了中方准備的建交公報和備忘錄。吉佩定分別會見了曼德拉總統和恩佐外長，向他們轉交了江澤民主席和我的信。他還會見了南非議長、各黨派的領導人，介紹中方的立場和原則。南非方面再次確認不晚於1998年1月1日與中國建交，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在文件中所提出的立場。
這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談判，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我在致恩佐的信中，積極評價了新南非誕生以來，在非洲和國際事務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我說，中國與南非在國際事務中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中國願在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加強與南非的磋商和合作。我告訴他，1997年將是中國、南非關係發展十分重要的關鍵一年。為了順利完成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歷史使命，我歡迎他在1997年適當的時候訪華。
與南非舉行的第二輪建交談判，比預定時間稍晚了一些。 6月8日，帕哈德副外長抵京，進行工作訪問。這次工作訪問一共進行了四天。最後，雙方就建交公報和內部諒解備忘錄達成了一致，並草簽了文件。
南非在文件中確認，不晚於1997年12月31日與中國建交，同時，明確承諾與台灣“斷交”、“廢約”、“撤館”，今後不再與台灣保持“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我方對南非在香港的利益也做了臨時性的安排，即1997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南非駐香港總領館暫時保留；南非—香港間現有民航安排及互免簽證待遇暫時不變。中方還同意南非航空公司至日本航線班機飛越我國領空。南非方面對中方的有關安排感到非常滿意。
同年9月，我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在聯合國總部會見了同時出席聯大的恩佐外長。那時，兩國建交的根本問題已經解決，會晤的氣氛因此是輕鬆和愉快的。我們就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的具體安排、雙邊關係中的交流合作，甚至未來南非駐華使館館舍等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
恩佐說，南非與中國建交的決定不可逆轉，現在需要採取具體步驟確保在年底前實現兩國建交。雙方已確定由外長正式簽署文件。目前的問題，就是找到一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