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到蘇聯。那幾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蘇聯團校學習。那年我26歲，初為人父，女兒出生只有20多天。
從1951年起，共青團中央每年選派一些團幹部到蘇共中央團校學習，為期一年。我參加的是第四期，領隊是當時在東北做青年工作的徐淨武同志，副隊長是北京大學的張學書。
我們19名學員，加上兩名翻譯，共21個人，是在1954年8月底離京飛往莫斯科的。記得我們乘坐的是一架小型的蘇聯飛機，從北京起飛，途中降落兩次，並在伊爾庫茨克過夜，第二天換乘大型飛機，中間又停了好幾站，最終才到達目的地。到莫斯科的那天，印像中，那裡好像剛剛下過雨，走出機場時，腳下還不時會踩到雨後一片片的積水。
蘇聯中央團校坐落在莫斯科郊外的小鎮威什尼亞基，離莫斯科市區有市郊列車六站地的路程。學校周圍有一片白樺林和一個不小的湖泊，附近還有一座彼得大帝時期一位大臣的莊園，那時已改做博物館。
團校的課程有聯共（布）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三門主課，還有俄語、青年團工作等幾門副課，另外就是體育課了，冬季還要學習滑雪。團校授課採取課堂宣講和課下自學相結合的方式，每天，教授在課堂上先講授三到四個小時。那些蘇聯教授的理論功底都很深，講起課來真是引經據典，照本宣科，馬列主義的某個觀點、某句話，在哪一本著作中的第幾頁上，都能一一說出，分毫不差。課下，我們則要用大量時間來閱讀指定的理論書籍，也就是馬列主義經典原著。此外，就是由教師圍繞教學內容組織的課堂討論，俄語叫“席明納爾”。在這種討論中，教師和學生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可以互相提問，內容當然只是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很少有與實際相結合的討論。
赴甦之前，所有學員只受過為時半個月的俄語訓練。開始時，老師授課和師生之間交流都要通過翻譯，從俄語翻譯成中文，再將中文翻譯成俄語。學習俄語，成了首要任務。
根據學員的水平，俄文課分成了四個小班開設，每個班約有四五個人。分班前有個水平測試，讓從地圖上指出某個城市，還問一些諸如“你是怎樣到這裡來的？”之類的問題。我和幾位曾在國內自學過俄語的同學分在一個班，被其他同學戲稱為“高級班”。
開學後，大家每天清早一起床，就都忙著背俄語單詞或朗誦課文。到了學習結束時，我和有的學員已經可以用俄語回答問題了。
除了課堂學習外，蘇聯團校還組織我們參觀革命遺址、紀念館、工廠、集體農莊，以及參加一些文化娛樂活動。我們參觀過托爾斯泰故居、高爾基紀念館，觀賞過特列季亞科夫畫廊，還在莫斯科大劇院觀看過經典的芭蕾舞《天鵝湖》，以及聽一些著名的歌劇。
1955年寒假，我們去列寧格勒旅行。時值隆冬，天寒地凍。在一片皚皚白雪中，我們參觀了冬宮、斯莫爾尼宮和因“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而聞名的“阿芙樂爾”號軍艦。全班同學還在蘇聯和芬蘭邊界附近的拉茲里夫湖畔的一個小茅屋前合了影。當年，列寧就是住在那間小茅屋裡，寫下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暑假期間，我們又被安排去烏克蘭旅行，並乘船遊覽了黑海和克里米亞。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正處於最好的時期。蘇聯團校的教員、同學、翻譯，乃至後勤工作人員，對中國學員都非常熱情，在學習和生活等方面，也照顧得很周到。我們的俄語老師聽說中國人喜歡吃花生米，就在課堂上說，她一定會給大家找一些來。過了很久，大家差不多把這件事忘記了，那位老師卻真的為大家帶來了許多花生米。那是她從莫斯科市裡千方百計找到的。當她把花生米一一分給她的中國學員時，臉上帶著滿足的笑容。班上的翻譯瓦里婭，還受校方委託，負責安排學員的各種活動，假期帶領大家到外地參觀訪問。她不辭辛苦地幫助中國學員解決校園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那份耐心、熱情和周到，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時，在我們中國學員的心目中，蘇聯是革命聖地、列寧的故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樣板。蘇聯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而社會發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嚮往。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在經濟建設等很多方面，都在學習蘇聯的經驗。我們到了蘇聯，都很興奮，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蘇聯爲榜樣，好好學習。
但是，在蘇聯學習的時間長了，和老師、同學的交往多了，慢慢發現蘇聯也存在著一些難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會現象。不少蘇聯人在談吐中，不時會流露一些不滿情緒。大家最初深感詫異，想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主義建設了幾十年的蘇聯，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呢？社會主義社會難道也會不完美嗎？
1955年夏天，蘇聯團校的學習還沒結束，組織上就通知我，畢業後留在駐蘇使館工作。
我們剛到蘇聯時，我國駐蘇大使是張聞天同志。 1955年初，張聞天奉調回國，由劉曉同志出任大使。陳楚同志和張德群同志先後在使館任公使銜參贊。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工作。
那時，我國一年中同時在蘇聯的留學人員約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寧格勒、基輔、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敖德薩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館的留學生管理處負責所有與留蘇學生有關的事務，例如聯繫院校、確定專業、留學生的思想教育，乃至個人生活方面的一些問題也要處理。留學生管理處的主任是教育部派來的參贊李滔同志。在留學生管理處工作時，我幾乎到過所有有中國留學生的蘇聯院校，並有一年的時間住在列寧格勒，專職管理那裡的1000多名留學生。
1960年，我調到使館研究室，主持調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調回國。
從1954年去蘇聯團校學習，到1962年回國，我在蘇聯學習、工作了八年。這期間，蘇聯內部和中蘇關係都發生了不少影響深遠的變化。特別是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做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在蘇聯社會引起了強烈反應，西方輿論也廣為傳播。不久，中國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兩黨發生分歧。從1959年起，中蘇開始了為期30年的“冷戰”。我1962年初回國時，中蘇兩黨正處於“十年論戰”的高潮，而兩國關係正在一步步滑向嚴重的對抗。
十年後，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幹校勞動之時，又一次奉命赴蘇，到駐蘇使館擔任政務參贊。
當時，中國仍在經受“十年文革”的磨難，人們的思想在經歷了社會動亂之後，正孕育著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在赴莫斯科的火車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後的蘇聯會是什麼樣子，社會有什麼變化。
從北京到莫斯科，火車要行駛整整一個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觀察一下。從車窗望出去，仍是一望無際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樺樹，廣袤的草原……風光依舊。只是沿途看不到什麼大的建築、新的工廠或新的城市。列車一站站停靠時，從行色匆匆的旅客們的衣著和行李上，以及車站小賣部搶購食品、到處有人拎著麵包的情況來看，蘇聯沒有什麼變化，發展好像停滯了。當年赫魯曉夫吹噓的“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宏偉規劃”顯然已成了泡影。
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上乘客已經寥寥無幾了，和十年前的境況真有天壤之別。我們幾乎可以獨享整節車廂，旅途煩悶時，只能和乘務員聊聊天。當時，中甦之間的交往已經很少了，但兩國間的國際列車仍照舊運行。
中國駐蘇使館在列寧山上，佔地12公頃，主樓是一座宏偉建築。這時，使館的工作人員已大大縮減。由於雙方關係緊張，蘇聯方面設了好幾個警察崗哨，對中國使館進行嚴密“保護”，也就是嚴格監控。
從使館的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的尖頂上閃亮著碩大的紅星。 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這所大學的大禮堂裡向留甦的中國學生說，你們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當時，留學生們高喊著“為祖國建設奮鬥50年”的口號來回應，場面激動人心。
時過境遷，當年熱情澎湃的場景已經不再。駐蘇使館里相當冷清，與對方已經沒有多少外交業務了，只能在使團中開展工作。對蘇方，除了一些禮節性拜會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議，或是駁回對方的“抗議”。
20世紀70年代初期，駐蘇大使是劉新權同志。使館有三位政務參贊，除了我，還有馬列和王藎卿同志。
由於莫斯科地處交通要道，過往的中國代表團仍然不少。使館的一項工作就是向他們介紹蘇聯的情況，以及逗留期間應注意的事項。
我們也利用一切機會到蘇聯各地旅行，去了解情況。我先後訪問了外高加索地區和波羅的海沿岸。蘇聯方面對我們的出行格外注意，採取嚴密的監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飯。只是這種“盯梢”太容易發現了，有時把他們甩掉，有時也開開他們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乾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說，你跟在後面太辛苦了，我們正好不認識路，還是請你到前面來，給我們帶路吧。 “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調離蘇聯，去非洲赴任。
從1954年算起，斷斷續續，我在蘇聯度過了整整十年，經歷了中蘇關係最好的時期，也見證了兩國關係的逐漸惡化，而最後這兩年，則是中蘇關係最為緊張和困難的時期。
自1974年離開蘇聯後，我仍多次訪問過蘇聯，並從1982年起，主持了為恢復兩國關係正常化而進行的中蘇磋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世紀90年代開始後，隨著蘇聯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的不斷加劇，蘇聯竟在一夜之間瓦解了。
20世紀80年代末期，波羅的海沿岸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最先發出了獨立的呼聲，並提出控製本國財產的要求。接著，位於外高加索的格魯吉亞宣布主權獨立。就像是多米諾骨牌倒下去一樣，到1990年年底，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全都通過了關於主權獨立的決定，其中四個明確表示退出蘇聯。
在這一過程中，俄羅斯的獨立具有決定性影響。 1990年6月12日，俄羅斯發表了主權宣言，其中明確提出：俄是主權國家，聯邦憲法和法律在國內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蘇聯法律同俄聯邦主權相抵觸時，俄將中斷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羅斯還宣布，俄有支配本國全部財富、解決本國社會全部問題以及退出蘇聯的權力。後來這一天被定為俄羅斯的“獨立日”，成為他們的國慶節。
蘇聯最初是在1922年底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南高加索聯邦組成的，1940年8月後形成了包括15個加盟共和國、跨11個時區的世界上佔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俄羅斯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土地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其國民生產總值佔蘇聯的一半以上。俄的日常事務實際上是由蘇聯政府中的各機構直接管理。現在，俄羅斯宣布獨立了，蘇聯存在的基礎一下子就沒有了。
為了挽救蘇聯解體的危機，1990年，戈爾巴喬夫總統提出了新的結盟原則。這是一個重新規範中央與各加盟共和國關係的新聯盟條約。條約的草案在11月公佈了，其主要內容是規定聯盟中央掌握通過憲法以及國防、安全、外交的權力。各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各國可自主確定國家體制。各國首腦參加聯邦委員會，參與確定聯盟的內政、外交等基本方針。
草案公佈後，波羅的海三國明確表示不參加締約。格魯吉亞稱“在獲得真正主權之前不會締結任何形式的條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則要求中央先承認它們的主權宣言，並明確同它們劃分權限之後才能締約。
第二年春天，蘇聯的政治、經濟形勢更加嚴峻，戈爾巴喬夫與俄羅斯等九國領導人為克服危機，商定採取緊急措施，以穩定國內局勢，並儘快簽署新聯盟條約。這即是通常所說的“9+1”協議或“新奧加廖沃進程”。用當年曾任蘇聯科學院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的阿爾巴托夫的話來說，當時，“新奧加廖沃進程”重新燃起了人們的希望。大家普遍認為，即使沒有波羅的海國家，我們國家面臨的急迫問題也可以在邦聯而不是聯盟的基礎上加以解決了。
1991年5月中旬，江澤民總書記訪問蘇聯。戈爾巴喬夫在會談時曾向江總書記強調，蘇聯許多問題的解決都將取決於如何更新聯盟的問題。現在首要的任務，就是製定一個新的聯盟條約。新聯盟條約將確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權限和活動範圍。哪一個加盟共和國簽字，加盟共和國就可以在蘇聯統一的經濟空間中享受各種優惠條件。如果不簽字，就會被視為外國，從而不能享受統一的經濟空間的各種優惠條件。他說，現在15個加盟共和國都來人了，正在莫斯科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就像羅馬選教皇一樣，”他比喻說，“結果出來之前，誰也不能離開教堂。只有在教堂頂端升起煙來，向外界宣告選舉結果後，參選者才准離開。我們還要開聯邦委員會會議，如果房頂不冒煙的話，誰也不准離開莫斯科。”
8月初，戈爾巴喬夫宣布，新聯盟條約將於8月20日公開簽署。然後，他就去克里米亞半島休假了。
8月中旬，這個尚未簽署的條約草案被刊登了出來。這個條約明確規定，蘇聯採取聯邦制，國名改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各共和國均為主權國家，自然資源歸各國所有，本國法律在國內至高無上。締約國授予聯盟的權限是：捍衛聯盟及其主體的主權及領土完整，對外締約、宣戰，批准聯盟預算和發行貨幣等。
就在預定簽署這個條約的前一天，發生了“8·19事件”。
在8月19日前後，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至今仍有些撲朔迷離。
當時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曾回憶說，那年6月，莫斯科市長波波夫告訴過他，蘇聯有人正在策劃一場“倒戈”的政變。他根據布什總統的指令，將這個消息通報給了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對他說：“我完全掌握著局勢。”
當時任蘇聯總統助理的切爾尼亞耶夫，在其回憶錄中也有同樣的記述。他還寫道，在美國大使走後，他還與戈爾巴喬夫相互談到了各自獲得的類似信息。
當時的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後來成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克留奇科夫是這樣解釋的：1991年8月4日，戈爾巴喬夫去休假，他讓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和國防部長亞佐夫準備實行緊急狀態。 8月5日，他們三人在莫斯科聚會，大家都清楚地意識到，再過一段時間，蘇聯就不復存在了。克留奇科夫說，他們幾個人決定站出來。 8月18日，他們去找過戈爾巴喬夫，因為感覺他或許還能起一些作用，想把他請回莫斯科來，重新整頓秩序。在休假地，戈爾巴喬夫對他們說，你們願意怎麼乾就怎麼幹吧。他既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反對。
8月19日凌晨，塔斯社和蘇聯中央電視台先後播發了蘇聯副總統令，宣布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繼續履行蘇聯總統職務，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責。隨即，又發表了由蘇聯代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聯合簽署的聲明，宣布成立包括他們在內的由八人組成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中稱，立即在蘇聯部分地區實行緊急狀態六個月。
這一舉動，立即在蘇聯各地，特別是各加盟共和國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俄羅斯、烏克蘭等則紛紛表示反對實行緊急狀態。
面對強大的反對聲浪，宣布接管國家政權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 有些驚慌失措。
20日下午，亞納耶夫等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希望戈爾巴喬夫早點兒回來。 21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部分成員與俄聯邦總理西拉耶夫及盧基揚諾夫、伊瓦什科等蘇聯黨政領導人一起前往克里米亞去見戈爾巴喬夫。隨後，戈爾巴喬夫通過蘇聯中央電視台發表聲明，稱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勢，將恢復行使總統職責。第二天凌晨，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
至此，“8·19事件”以失敗告終。
8月22日，我應約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索洛維約夫。見面時，蘇聯大使先向我轉達了戈爾巴喬夫總統給中國領導人的口信，說他健康狀況正常，蘇聯將在近日全面恢復憲法秩序。蘇聯實行民主變革和認真遵守國際條約、公約和其他義務的方針仍然不變。蘇聯內閣將致力於在全國恢復法制和經濟。我對大使表示，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並始終認為蘇聯的內部事務應當由蘇聯人民自己來處理。我們相信，在1989年和1991年中蘇兩個聯合公報確定的各項原則的基礎上，中蘇睦鄰友好關係將繼續得到發展。
日後的事態證明，事情並沒有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意願發展，相反，蘇聯瓦解的進程進一步加快。
8月24日，戈爾巴喬夫總統下令解散蘇聯內閣。 25日他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同時以總統名義，命令地方蘇維埃凍結共產黨的財產，停止所有政治黨派在蘇聯軍隊、執法機關和國家機關中的一切活動。 9月初蘇聯的最高權力機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解散。
9月6日，由蘇聯總統和各共和國領導人組成蘇聯國務委員會，決定承認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獨立。
9月7日，我致電三國外長，通知中國政府承認三國獨立，並由田曾佩副外長前往談判建交事宜。 9月中旬，中國同這三個國家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對蘇聯而言，更致命的打擊發生在那年的12月。
12月7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來到白俄羅斯。下了飛機，他們就轉往布列斯特城以北白俄羅斯和波蘭交界處的別洛韋日森林，在那裡，與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科維奇進行了會晤。據說這個森林裡曾有野牛出沒，赫魯曉夫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時，在這裡建了一棟“狩獵小屋”，供他狩獵時休息。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三國領導人在這棟房子裡進行了整整兩天的會談。
12月8日，三位領導人發表了共同聲明，宣布由於簽署聯盟條約的談判“走入了死胡同”，各共和國退出蘇聯、建立獨立國家成為現實，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蘇聯“已不復存在”。
因此，三國決定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並對其他共和國開放，其協調中心設在白俄羅斯的明斯克。
這份“三國協議”很快就在三國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被批准通過。緊接著，哈薩克斯坦等中亞五國領導人經協商發表聲明，表示五國願意成為聯合體的平等發起國。
12月17日，俄羅斯議會宣布享有蘇聯最高蘇維埃的財產所有權。 18日，俄羅斯政府接管了克里姆林宮。
21日，11個共和國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簽署了《阿拉木圖宣言》和《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議定書》。俄羅斯的《消息報》在報導這一消息時，用了“蘇聯歷史在哈薩克斯坦結束”這樣的標題。
這時，蘇聯已經成為一個沒有政府也沒有國土的國家了，戈爾巴喬夫也成了沒有什麼可以統治的總統了。
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距蘇聯成立69週年還差五天的時候，戈爾巴喬夫通過電視發表告人民書，宣布停止行使蘇聯總統職務。在他不到半個小時的電視講話結束後，大約在莫斯科時間晚上7時30分左右，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黯然降下，接著升起了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
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27日，俄羅斯聯邦在聯合國正式取代蘇聯的席位。
蘇聯的解體，可以說是20世紀最令人驚嘆、也最令人深思的事件之一。
蘇聯的解體，幾乎像是一朝一夕發生的事情，但導致其瓦解的許多因素，卻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在這裡，不能不提到在上個世紀初，兩個著名的法國作家當年對蘇聯的觀察。
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和安德烈·紀德都曾懷著對這個當時蒸蒸日上的國家的極大興趣，來到莫斯科旅行。他們都將自己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所疑所思，以日記的形式記載了下來。
紀德把自己的日記命名為《從蘇聯歸來》，並在1937年公開發表，坦率地把他對蘇聯的現實考察和長遠思考說了出來。而以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聞名於世的羅曼·羅蘭卻宣布：“未經我特別允許，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滿期之前，不能發表這本日記。”他的這一舉動，曾引起不少猜測，從而使他的訪蘇日記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當時的觀察和思考。羅曼·羅蘭一方面表示“我從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與感覺”是“無比高漲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強大浪潮”，“他們正在為全人類更美的、最好的、燦爛的未來而工作”；一方面又認為那裡“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級，必須承認這一切，只能對此感到可惜，只能糾正和根除”。紀德則寫道：“對絕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每日工資為5盧布或更少；而對某些享有特權的人來說則享受更多的優惠。”他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出現了貴族。
無論是羅曼·羅蘭還是紀德，在自己的日記裡，都不斷地將高大的紀念性建築、寬敞的別墅和窄小、簡陋、擁擠的普通老百姓住房作為對比。
紀德在日記中對當時的蘇聯市場有著深入的觀察。他是這樣描繪的：百貨公司還不到營業時間，門前已開始有兩三百人在排隊。那天是賣床墊，或許只有四五百件，卻來了800到1000多顧客。不到天黑，所有的東西都賣光了。需求量那麼大，顧客那麼多，就是在很久以後，一切東西仍會供不應求。
羅曼·羅蘭則對蘇聯人的精神狀況表示了擔憂：“我確信，他們有時甚至過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資本主義的政府和製度是他們的敵人，也不能低估其生存力。蘇聯勞動者堅信他們擁有並且親自創造了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而其餘的世界喪失了這些美好的東西（學校、衛生設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將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與他們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較。真擔心有朝一日突然發生這樣的事，就會產生動盪。”
對此，紀德顯然也有同感。他寫道：“蘇聯人對於國外的局勢和狀況處於驚人的無知之中。不僅如此，他們還被弄得深信：外國的一切都遠不及蘇聯好。”他說，有一個青年人曾這樣對他說：“幾年前，德國和美國還能在某些方面讓我們獲益。而現在，我們沒有什麼必要去向外國人學習了……”
俄羅斯學者阿爾巴托夫是這樣論述20世紀70年代的蘇聯的：經濟學者已經意識到蘇聯的經濟發展一直是在走外延發展道路，而現在外延增長的因素已經枯竭。因此，必須把轉向集約化發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須從依靠行政命令轉為用經濟槓桿調控經濟。必須重視已經開始的新科學技術革命等。當這些問題被提到蘇共代表大會上時，只是議論了一番。實際上，一切依然如故，毫無結果。
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用曾任蘇聯總統助理的切爾尼亞耶夫的話說，對蘇聯社會的質疑開始出現了。當戈爾巴喬夫說“忠於社會主義價值”、“純淨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時，“我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們究竟是處在什麼樣的社會中”。
曾任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利加喬夫說，我們當時感到特別驚訝的是，蘇聯在科技方面與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對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停滯也感到擔憂，這一切都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會思想。他認為蘇聯進行改革的前幾年，解決了一些住房之類的社會問題，隨後便困難重重，在經濟方面出現了無組織現象。由於急於扭轉經濟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經濟規律，就匆忙決定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結果遇到很多困難，尤其是消費品嚴重短缺，從而引起社會的強烈不滿。
利加喬夫在分析蘇聯瓦解的原因時，特別強調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黨的領導人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變了質；其次，是蘇聯爲增強國家的防禦能力而過度消耗了大量資金，把最優秀的干部、專家學者，最好的設備、材料和大量的工業企業，都投入到這一領域。
切爾尼亞耶夫進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級武器進行的威脅，原來都是虛張聲勢的嚇人手段，而莫斯科卻特別容易受到這些嚇人手段的支配，並捲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軍備競賽，為之犧牲了一切，最終，也包括犧牲了自己國家的未來。
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認為，俄羅斯議會1990年6月發表主權宣言，是蘇聯瓦解的決定性事件，此後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蘇聯走向崩潰。一旦俄羅斯明確宣布自己是小於蘇聯整體的主權國家，聯盟的瓦解就成為不可避免。其他共和國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只能也成為主權國家。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認為，有兩件事對蘇聯解體產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羅斯的主權宣言，因為當時全蘇聯境內除愛沙尼亞外，沒有一個加盟共和國搞獨立，俄羅斯向誰要主權？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國，向蘇聯；再就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這兩件事一發生，蘇聯解體的命運就定了，因為支撐它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主要支柱已經坍塌，維護和保證國家統一的紀律和意識形態也不復存在了。
如今看來，可以這樣說，就蘇聯而言，成也俄羅斯，敗也俄羅斯。
1991年12月25日，我在向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做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的報告時談道：蘇聯解體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對抗、東西方冷戰和兩極體制的最終結束。中國人民與原蘇聯各共和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和友好往來。蘇聯解體後，中國政府本著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尊重各國人民的選擇，同時，將繼續與這些共和國保持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27日，我致電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國政府決定承認俄羅斯聯邦政府，並決定中國原駐蘇聯大使王藎卿改任駐俄羅斯大使，還表示中國政府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合作關係。
王藎卿大使本來是作為我國新任駐蘇聯大使，於1991年11月底到達莫斯科的。 12月初，他按照慣例拜會蘇聯副外長羅高壽時，蘇方告訴他，戈爾巴喬夫總統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間接受王大使的國書。
但是，局勢瞬息萬變，這份國書還沒來得及遞交，蘇聯便已不復存在了。
蘇聯解體後，其對外關係部（即原來的蘇聯外交部）向俄羅斯聯邦外交部辦了移交。部長離任，四名副部長被臨時任命為俄聯邦外交部的“執行特別任務大使”。 12月24日，已成為這四位大使之一的羅高壽約見了王大使，對王大使沒能及時遞交國書表示歉意，並表示將盡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羅斯領導人遞交國書。但這時，王大使赴任時帶去的致蘇聯國家元首的國書已經不能用了，國內立即委託信使給他帶去了新的國書。
等到王大使終於向葉利欽總統交上國書的時候，已經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1年12月27日，我致電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摩爾多瓦等國外長，告知中國政府決定承認這11個國家獨立，並準備同他們進行建交談判。
當時，以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為團長、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正在對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進行訪問。中國的承認電發出之時，他們正好到莫斯科。李嵐清部長在同俄羅斯副總理紹欣見面時，轉達了楊尚昆主席和李鵬總理致葉利欽總統的口信。田曾佩副部長與俄羅斯副外長庫納澤就兩國關係問題進行了會談。 12月29日晚，雙方簽署了兩國會談紀要。紀要肯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兩國關係的基礎，確認1989年和1991年中蘇兩個聯合公報規定的各項基本原則為兩國關係的指導原則。雙方同意將繼續履行中國與蘇聯簽訂的條約、協定所規定的義務，並加強各領域各級別的交往。同時，兩國將盡快批准中蘇東段邊界協定。這個紀要解決了中蘇關係的繼承問題，也是在新形勢下開展中俄關係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
在中俄兩國副外長會談期間，李嵐清團長繼續對白俄羅斯進行訪問。代表團本來按計劃要到中亞地區繼續訪問，但12月30日獨聯體各國首腦要在明斯克開會，到訪國的主要領導人和外長均不在其國內。代表團便決定於29日先回烏魯木齊，然後從1992年1月2日起，開始訪問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代表團每到一地，即與對方進行建交談判，簽署建交公報。因當場來不及打印，許多建交公報的正本都是手工謄抄，這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大概是從未有過的。
就在同時，代表團成員之一的王藎卿大使返回了烏克蘭，同對方商談建交問題，雙方在1月4日簽署了兩國建交公報。
在訪問期間，代表團還同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等五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中亞地區這些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都會見了中國代表團，並都表示，非常願意發展同中國在各領域的關係。有的國家領導人提出，應盡快實現高層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有的詢問，中國何時能派來大使；有的國家外長還說，已經初步為中國使館物色了館址。
1月中旬，王藎卿大使又作為中國代表，同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的代表在莫斯科進行建交談判，後來又分別去了這些國家，與對方簽署了建交公報。中國與白俄羅斯的建交公報，是1992年1月20日在北京簽署的。這樣，中國就完成了與所有的蘇聯前加盟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任務。
蘇聯的瓦解，及其所造成的國際局勢突變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加上當時西方大國自1989年以來對我國施加的政治經濟壓力依然存在，這一切使得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更為嚴峻和復雜了。
面對這種局面，鄧小平同志指出：“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他要求大家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他說，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
1992年春天，小平同誌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在進一步深化改革和開放中，顯得更加生機勃勃了。
這時，應與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建立何種關係，成為中國外交亟待解決的問題。
還在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開始明顯轉變之前，小平同志就明確提出，中國觀察國家關係問題不是看社會制度，不管蘇聯怎麼變化，我們都要同它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係，包括政治關係，不搞意識形態爭論。
根據這一論斷，中國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與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開展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交往的方針，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1992年初，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在給我的信中表達了俄方願按當年中甦之間的規模和級別，發展同中國關係的願望。
1月底，聯合國在美國紐約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安理會首腦會議。李鵬總理出席了這次會議。俄羅斯方面由葉利欽總統前往參加。這也是俄羅斯取代蘇聯在聯合國的席位後，俄領導人首次參加聯合國活動。李鵬總理和葉利欽總統在聯合國總部見了面，就兩國關係交換意見。
葉利欽總統首先表示，俄將恪守雙方已有的兩個聯合公報，同時希望將兩國關係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俄將盡快批准兩國東段邊界協定。李鵬總理說，中國在處理與外國關係時，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中俄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兩國間的4000多公里邊界應成為和平與友誼的邊界。中俄之間經濟上有很大的互補性。葉利欽還特別指出，俄很重視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與相鄰的中國省份發展經濟合作關係。
這是中俄領導人的第一次接觸，雙方都對這次會面感到滿意，認為這是個好的開端。
此後，中國和俄羅斯在各個方面的來往開始增多，兩國關係的新局面逐漸展開。
這一年的2月份，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俄羅斯議會先後批准了兩國東段邊界協定。
3月，科濟列夫外長訪華。行前，他來信告訴我，他的隨行人員中有五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邊疆區和州的負責人，還有一些實業界人士，顯示了俄方對其遠東地區與相鄰的中國省份發展經貿關係的重視。
在與科濟列夫外長會談時，我說，去年底中國代表團訪問俄羅斯時雙方簽署的會談紀要為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今年1月兩國領導人在聯合國的成功會見，更使雙方在發展兩國睦鄰合作關係方面有了許多共識。我們認為，兩國領導人通過各種渠道加強接觸十分有益，並願將這種接觸繼續下去。
科濟列夫表示，俄中關係不是從零開始，而是有基礎的，因為過去俄聯邦就堅決支持蘇中關係正常化。俄的對外政策是實現對外關係的平衡，既要同西方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也要進一步發展同鄰國，特別是同中國的睦鄰關係。在對華關係上，俄尊重過去，注重未來。俄非常希望同中國進一步發展經貿關係。
我對他說，兩國發展經貿關係的前景很好，最近中國決定在中俄邊境地區開放綏芬河、黑河、滿洲里和琿春四個城市，為的就是開展兩國之間的交流。
科濟列夫在肯定中俄兩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期間的會晤對兩國關係發展的作用時，提出希望兩國領導人的這種接觸繼續下去。他說，葉利欽總統在紐約時就曾說過，應該去中國訪問。
我當時表示，中國方面歡迎總統在雙方方便的時間訪華。
就這樣，俄羅斯首任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為了準備此次元首訪問，中俄之間開展了一系列積極的外交活動。
1992年4月，俄羅斯新任駐華大使羅高壽到任。羅高壽大使和他的父親都是研究中國的漢學家。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曾兩次來中國工作，週總理授予過他中蘇友誼獎章。 80年代，他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時，我曾同他進行過關於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的磋商，還同以他為團長的蘇聯代表團進行過兩輪邊界談判，算是熟人了。
在我同他會面時，我先回顧了1989年中蘇關係正常化以來雙方領導人往來的情況，認為葉利欽總統訪華將是中俄領導人高級接觸的繼續，是合乎邏輯的。我表示，中方願在新的基礎上與俄羅斯發展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兩國邊界談判和邊境地區裁軍談判應繼續進行下去。兩國經貿關係已有一定的發展，特別是邊貿十分活躍。對此，兩國政府都應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並共同協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羅高壽大使對此表示完全同意。
8月下旬，俄方正式提出葉利欽總統訪華的建議日期。
9月，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我又與同來與會的科濟列夫外長就訪問的具體時間和將要簽署的文件等交換了意見。
10月，俄羅斯副外長庫納澤來華，就葉利欽訪華的政治文件及兩國聯合聲明與中方進行磋商。由於蘇聯解體，當時中蘇西部邊界已經成為中國和俄羅斯等四國的邊界，庫納澤同時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聯合代表團，同中國就邊界問題進行會談。
10月24日，中國與這四個國家簽署了邊界會談紀要。紀要確認了在中蘇邊界談判中已達成並載入兩個中蘇聯合公報的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確認中蘇邊界談判中就邊界線走向所達成的協議原則上仍然有效，並同意成立負責起草邊界協定工作小組。對尚未協商一致的邊界地段有關方面將繼續進行討論。
我在會見庫納澤時說：蘇聯解體後，中俄兩國繼承了中蘇關係正常化以後的積極成果，而沒有繼承消極因素，使中俄關係在完全平等、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基礎之上不斷地向前發展。我們相信，兩國關係將會比過去中蘇關係更健康，更正常。我們的邊界線上充滿生機和活力，這是令人鼓舞的。中國在實施沿海沿江開放的同時，沿邊也在開放。而陸地邊界開放主要就是面向俄羅斯和獨聯體各國。這樣，我們的邊界不再是軍事對峙的、封閉的邊界，而是開放的、鼓勵雙方往來和開展友好合作的邊界。因此，在邊界談判中，我們也應適應新情況，用新方法來解決爭議。
中國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國的邊界談判，逐步發展成為“上海五國”的機制。五國領導人每年進行會晤，討論範圍擴大到在邊境地區建立信任措施、地區安全形勢和加強經貿往來。後來，烏茲別克斯坦也參加了。這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注）的前身。
1992年11月，我訪問了俄羅斯，同時也訪問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這是蘇聯解體、上述國家獨立後，中國外長對這些國家的首次訪問。
24日中午，我從阿拉木圖飛抵莫斯科，兩小時後，就同葉利欽總統在克里姆林宮見了面。
葉利欽1931年出生在斯維爾德洛夫州的一個農民家庭， 1955年，從烏拉爾工學院建築系畢業後，從事過建築工作，後來，擔任過斯維爾德洛夫州和莫斯科市的負責人，1991年6 月，正式當選為俄羅斯首任總統。年輕時，他還當過排球隊的隊員，後來又喜歡打網球，是一個運動愛好者，看上去，身體強壯，精力旺盛。
賓主剛一落座，葉利欽總統就切入主題，說我們兩國關係開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階段。他又說，對華關係，無論在亞洲還是在世界政治方面，都將在俄對外政策中佔優先地位。他還讚揚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說俄羅斯與中國的合作，實際上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就是雙方的貿易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取得了大豐收，今年可達45億美元。這時，在座的科濟列夫外長插話說，今年很可能達到50億美元。
葉利欽總統當場確認了訪華日期，並說，他相信訪華時雙方在很多問題上都能找到共同語言，希望這次訪問既務實又充實。他還對身旁的俄方官員說，希望在準備兩國將要簽署的文件時，要避免蘇聯時期的老做法，在各個文件之間抄來抄去，弄得所有文件的文字都一個樣，從這個五年計劃抄到下個五年計劃。
他表示，自己從未到過中國，中國有值得俄羅斯學習的東西，可惜，他這次實在沒有更多的時間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接著，他向我說起他12月份以後緊張的活動日程。
我對葉利欽總統說，我這次來訪，就是為他訪華做進一步的準備。動身之前，江澤民總書記等中國領導人特意要我轉告總統，期待著同總統在北京見面。相信總統的訪問將會取得積極的成果，開闢中俄關係的新階段。俄羅斯是中國最大的鄰國，俄羅斯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相信俄羅斯人民能夠克服當前的困難，迎來繁榮和發展。中國政府十分重視發展同俄羅斯的關係，珍惜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希望兩國之間的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繼續鞏固和發展。
接著，我談到了中蘇關係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既有深刻的教訓，又有成功的經驗。我們認為，要使兩國關係健康、穩定、長期地發展，最重要的是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各自的選擇，進行平等互利的合作。我還向他介紹了一個多月前閉幕的中共十四大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並強調這也是發展中俄經濟往來的有利因素。此外，我還提出兩國之間要加強交通聯繫，使邊界成為一條開放的、活躍的、促進兩國交往與和平友好的邊界。
會見中，葉利欽的興致一直挺高。看得出，他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很感興趣。談話進行了一個小時，如果葉利欽不是五分鐘以後要去參加一個政府會議，他也許還會有更多感興趣的問題要問。
第二天，我同科濟列夫外長進行會談，主要是相互交流各自對中俄高級會晤的準備情況，並草簽了中俄相互關係基礎聯合聲明。
在結束訪問回國前，我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回答了他們關於中國發展同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關係的原則和中國發展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對國際形勢的影響等問題。我表示，我們一貫認為，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以及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方面的異同，都不應該成為發展國家關係的障礙。國家間的關係，應該建立在下列原則的基礎上：從政治上講，是和平共處、互相尊重、睦鄰友好、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從經濟合作來講，應該是平等的、互利的。如果有了這樣的共識，中俄兩國的關係一定能夠得到良好的發展。
我接著強調，世界本身就是多樣化的，各國差異很大，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社會制度以及發展道路也都有很大差別。在這樣一個多樣化的世界裡，大家要和平相處、共同發展，首先要承認並尊重這樣的客觀事實。
至於說到中國與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的關係，我指出，從前中國和蘇聯有過結盟關係，也有過很長的對抗時期。今後，我們同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關係的原則是：既不結盟，也不對抗。這才是正常的國家關係。重新回到結盟，不需要也不可能，對緩和國際局勢不利；重新回到對抗，對緩和國際形勢也不利。只有建立這種正常的國家關係，才有利於地區的穩定和世界的穩定，對國際局勢起到建設性的積極作用。
1992年12月17日上午，葉利欽總統夫婦一行飛抵北京。隨同訪問的，有俄聯邦內的薩赫共和國總統、巴什基爾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俄聯邦外長、最高蘇維埃副主席、政府副總理等近百人，若再把隨行記者和其他有關人員計算在內，總共要有250多人。
楊尚昆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了歡迎儀式，並同葉利欽進行了會晤。楊主席說，中俄進行高級會晤有重要意義，國際輿論對此也很重視。相信總統的這次訪問定將推動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葉利欽對中方為他的訪問所做的各種安排表示滿意，說他作為建築師，去參觀故宮很有意義。他又說，毛澤東主席說過不到長城非好漢，代表團的成員也都想去當一回好漢。
葉利欽總統接著表示，是俄羅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促使俄羅斯領導人採取措施，擴大同中國發展各領域的友好關係。
楊主席說，我們沒有理由把關係搞壞，只能把關係搞好，現在兩國都面臨發展本國經濟的共同任務，更應該建立穩固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現在兩國貿易額已超過中國與蘇聯的最高水平，這是個好的開端。兩國各有所長，在經貿合作方面，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都有許多文章可做。除高級會晤外，兩國在其他各個級別上，在公司和企業之間，都應更廣泛地進行接觸。
第二天，李鵬總理和葉利欽總統舉行了會談。李總理強調，兩國人民有著傳統友誼，今後兩國發展關係的基礎，應是“平等互利，睦鄰友好”這八個字。葉利欽說，發展俄中關係是俄外交工作的優先方向，俄同西方的關係不能代替俄同東方的關係。俄尊重中國的內外政策。
中午，江澤民總書記在釣魚台會見並宴請了葉利欽總統。
江總書記談到，他本人從童年時代起就很熟悉俄羅斯科學家羅蒙諾索夫、門捷列夫的名字，而在中國，許多人喜歡托爾斯泰、普希金等俄作家的作品。兩國間的關係有過美好的時光，也有過僵冷的歲月。這幾年兩國關係得到發展，相信總統這次來將會使兩國關係發展得更健康，更順利。
葉利欽說，兩國的關係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他這次是抱著真誠的願望來中國訪問的。這次訪問，雙方一共要簽署20多個文件，這是創記錄的，可以載入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了。他又表示，中國在改革開放和提高人民福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坦率地說，中國改革中的某些獨到辦法值得俄羅斯研究和借鑒。
江總書記向他介紹了中共十四大系統闡明了鄧小平關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並表示，我們將堅定地按此目標，把經濟建設搞好，也希望在此過程中，同俄羅斯開展各方面的合作。
17日晚和18日下午，分別舉行了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和24個政府間和部門間的合作協議及有關文件的兩次簽字儀式。楊主席和葉利欽總統在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上簽了字。我和科濟列夫外長、紹欣副總理也分別在兩國政府科技合作、文化合作、互免團體旅遊簽證、和平利用與研究宇宙空間等協定上簽字。
兩國元首在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宣布：中國和俄羅斯相互視為友好國家。這意味著中俄關係在全面繼承中蘇關係正常化成果的基礎上，又有所前進。
在葉利欽總統訪華期間，中方參加接待的，除了國家有關部委負責人以外，還有來自黑龍江、吉林、內蒙古等地方的領導，他們還同隨葉利欽來訪的俄聯邦的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的領導人進行了接觸。
葉利欽一行本來按計劃應於19日去深圳訪問，但那天一大早，俄總統辦公廳主任就向外交部戴秉國部長助理提出，由於俄國內有些重要事情須總統親自處理，葉利欽總統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提前於今天上午回國。
後來，科濟列夫外長等陪葉利欽夫婦先期回國，其他人繼續去深圳參觀。
關於葉利欽提前回國的原因，後來據他自己說，是因為政府組閣問題遇到了麻煩。他比喻為“分公文包”分出亂子來了，需要他趕回去整頓秩序。
1994年9月，江澤民主席對俄羅斯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蘇聯解體後，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俄。江主席和葉利欽總統在會談後簽署的《中俄聯合聲明》中宣布：“兩國已具有新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即建立在和平共處各項原則基礎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即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
1996年4月，葉利欽總統再次訪華。他這次訪問的重要成果是，雙方在《中俄聯合聲明》中宣布兩國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本來，在葉利欽啟程之前，雙方已經基本商定了聯合聲明的文本。 4月23日晚，俄駐華使館主管官員向中方緊急通報，說葉利欽總統在專機起飛不久就認真閱讀了雙方商定的文本，認為這個文件還不能真正反映兩國關係今後一個時期的發展方向，他建議將兩國關係表述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外交部立即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江主席。江主席同意了葉利欽總統的建議。
1999年12月，葉利欽總統第三次也是作為總統最後一次訪華。回國後，正當人們興高采烈地準備迎接新千年之時，他突然於12月31日正午12時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宣布了一個令世界吃驚的決定：“我決定在即將過去的世紀的最後一天辭去總統職務。”在聲明中，他表示，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健康原因，而是“出於對所有問題的綜合考慮”。他還說，“俄羅斯應由有智慧、精力充沛的新政治家帶入新世紀”。他立即簽署了把總統職責交給政府總理普京的命令，旋即將核密碼箱等移交給普京。普京代總統於當日簽署命令，對卸任總統及家人的人身、財產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2000年3月，普京正式當選為俄羅斯總統。當年7月，他應江澤民主席邀請訪華。兩國元首簽署了《北京宣言》，強調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在這一年，兩國元首還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等場合進行過三次會晤。
2001年7月，江澤民主席應普京總統的邀請，對俄羅斯進行了自擔任國家主席以來的第五次訪問。我陪同江主席進行了這次重要的訪問。 7月16日，兩國元首在克里姆林宮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條約，接著又發表了聯合聲明，指出這個條約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概括了中俄關係的主要原則、精神和成果，將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條約確認，兩國的友好關係，是建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基礎上的新型國家關係。
中俄新關係，以此條約為基石，從此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