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擔任外長十年期間，中國外交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時期，莫過於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那時，國際風雲突變，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宣布製裁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出於各種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陣陣反華浪潮。從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個多月裡，美國、日本、歐共體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相繼發表聲明，中止與中國領導層的互訪，停止向中國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推遲國際金融機構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一時電閃雷鳴，烏雲翻滾，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我們敢於鬥爭，又善於應對，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種種制裁，遏制了反華浪潮。
歷史證明，中國的長城，堅不可摧。
山雨欲來
1989年4、5月間，北京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但是，這個春天，空氣裡似乎瀰漫著一種躁動的氣息，人們的心裡也隱隱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彷彿要發生什麼大事。
中國的外交仍然在正常地進行著。 5月下旬，在送走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後，我按計劃出訪，首站是厄瓜多爾，經停墨西哥到古巴，最後一站是美國。
由於中國沒有直飛拉丁美洲的航班，5月31日，我乘中國民航班機離京，借道美國，於6月2日轉赴厄瓜多爾。在過境美國時，我受到了美方很好的接待。因為每年出席聯合國大會，美方的警衛人員都已經很熟悉了，從入境到出境，一直24小時的守護。出境時，美方人員還向我告別，說過幾天再見。未曾想到的是，後來事態急轉直下，以至取消了那次訪美。
抵達厄瓜多爾首都基多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3日下午（即北京時間4日上午），當地電視頻道開始反複播放CNN和BBC等媒體提供的所謂“天安門事件”的畫面和報導，每隔10分鐘就滾動播出一次。而那時，我們卻收不到來自國內的任何消息。厄瓜多爾的華僑，一改過去友好熱情的態度，都板起臉來，問我們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氣氛變得緊張和凝重起來。
這時，與國內聯繫已十分困難。經過多次努力，我們終於同周南副外長通了電話，了解基本情況。一天后，才收到了國內發來的有關文告。
6月4日，在厄瓜多爾港口城市瓜亞基爾，我分別舉行了臨時記者招待會和華僑座談會，一一回答了各方提出的問題，強調中國各項改革開放政策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當地媒體對此做了大量報導，大多數通訊社也都發了消息，認為中國外長沒有迴避問題，答复具體明確，闡明了中國的立場。
這時，國際上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我決定繼續進行對古巴的訪問，主動取消了計劃中的對美國的訪問。
從厄瓜多爾到古巴，我們選擇經墨西哥飛往哈瓦那。途經墨西哥城國際機場中轉時，已經能夠感覺到異樣的氣氛了。當時，墨西哥外交部聲稱，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國外長的訪問。 6月6日晚上，當我乘坐的航班到達墨西哥城國際機場時，候機大廳擠滿了事先得知中國外長將要過境消息的記者。出於安全的考慮，墨西哥政府安排我們走下飛機舷梯後，直接上了汽車，去中國駐墨西哥大使館。隨行人員高樹茂等因辦理入境手續和提取行李，下機後從旅客出入的廊橋走出來時，等候在門外的記者將他誤認為中國外長，一擁而上，圍追堵截，紛紛向他提出連珠炮式的問題。高樹茂坦然面對，微笑不語，無意中成了當晚電視鏡頭里的新聞人物。
那天晚上10點左右，一批在墨西哥的中國留學生得知我下榻使館，便來到使館，要求見我。他們的情緒似乎很激烈，將使館的大門叩打得“咚咚”作響。我讓使館的同志將他們都請到使館接待廳，和他們見面。他們進來後，都安靜了下來。我問他們從國內甚麼學校來的，學習什麼專業，並向他們如實地介紹了國內情況。這時，一名學生提出，希望我能夠代表人民。我回答說，一個國家的外長當然要代表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隨後，勸說他們多了解真實情況，不要聽風就是雨。最後，大家的情緒都緩和了下來，在平靜中離開了使館。
6月7日，我們一行抵達哈瓦那。作為1960年古巴革命後第一位訪古的中國外長，我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改善與古巴的關係，增進相互了解。
多年來，在對待蘇聯問題上，古巴和中國一直有些隔閡，到那時仍未完全消除。古巴和蘇聯關係好，對中國存有較大的戒心，也有許多誤解。古巴外長在年初訪華時，有改善關係的表示。這次我是回訪。
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主席對我的來訪非常重視。在我抵達古巴第二天晚上，他就在革命宮親自為我舉行歡迎宴會。宴會後，又與我長談。談到客人散去後，他意猶未盡，乾脆請我到他樓上的辦公室裡繼續交談，一直到深夜12點鐘。
卡斯特羅主席精力旺盛，熱情，健談，又好奇，對中國的一切都充滿了興趣。
談話中，我向他通報了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不久前的對華訪問和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情況。卡斯特羅主席聽了很高興。他說，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各國都讚成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
接著，卡斯特羅主席詳細介紹了他所了解的“天安門事件”真相及各方面的反應，表示古巴政府全力支持中國政府，並願為我提供發表任何聲明的場所和條件。卡斯特羅主席還對我說，中國需要團結，不能像西方國家希望的那樣，出現無政府狀態，如果那樣，對全世界來說都是悲劇。
關於我取消訪問美國的計劃，卡斯特羅主席認為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他說，如果你去了美國，會有成百名記者向你提出種種挑釁性的問題。我同意卡斯特羅主席的看法，並對他講，在那樣的場合，不管你說什麼，甚至你什麼都沒說，總有一些記者會加以歪曲報導。待到你要去更正時，已經不會有人去注意了。卡斯特羅聽後笑了。在世界上，他顯然是被西方媒體歪曲得最厲害的人物之一。
卡斯特羅主席對中國興趣的廣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幾乎無窮無盡。他問中國南北方的差異，香港收回後怎樣管理，以及從中國到古巴要走哪條航線，乘什麼樣的飛機，等等。對於我的介紹，卡斯特羅主席聽得很入神，談話到了深夜，他仍絲毫沒有倦意。後來，有人對此很好奇，問我們的西班牙文翻譯，卡斯特羅主席與中國外長都談了些什麼？翻譯幽默地回答說：“ 十萬個為什麼。”
就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國的喊聲甚囂塵上之時，美國派來了密使。
實際上，制裁中國並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和長遠利益。在當時的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中美兩國在抗衡蘇聯擴張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國孤立中國，未必對其自身有利。對此，美國認識得很清楚。
那一段時間裡，布什總統幾次私下向中國傳遞口信，表明他重視中美關係，解釋說，目前對中國的製裁，是在美國國會和社會的壓力下採取的行動，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諒解。
1989年6月21日，布什總統秘密致函鄧小平同志，要求派特使秘密訪華，與小平同志進行完全坦率的談話。
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總統，指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嚴峻的挑戰，他對此感到擔心，因為這種關係是雙方多年共同培養起來的。為了避免中美關係繼續下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布什總統的建議，在雙方絕對保密的情況下，歡迎美國總統特使訪華，並願親自同他進行真誠坦率的交談。
布什總統接到回信後十分高興，決定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作為總統特使於7月1日訪華，隨行人員只有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和一名秘書，不帶警衛和其他人員。
關於這次特使的人選，美方內部進行了反复研究。美國方面私下透露，曾考慮過派前總統尼克鬆或前國務卿基辛格作為特使訪華，但擔心樹大招風，不利於保密，最後選定了斯考克羅夫特擔當此任。斯考克羅夫特處事穩妥，又擔任要職，派他來華，既顯示美國重視中美關係，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至於陪同官員的人選，美方意見也不一致。據美國國務卿貝克在他所著的《外交政治》一書中透露，最初布什總統決定只派斯考克羅夫特一人訪華，不帶陪同人員。貝克國務卿認為這樣不妥。他說，如果只有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前去訪問，而沒有國務院官員隨行，美國外交體制難以運行。實際上，貝克提出這一問題的真實目的，是他本人想承擔這項秘密訪華的使命。對此，他在書中倒也毫不隱諱。他說，他自己很想來，但考慮到作為國務卿，外事活動頻繁，很難保密，因此，建議布什總統派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陪同斯考克羅夫特訪問。
為了避免洩露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的消息，美方可謂是煞費苦心。斯考克羅夫特抵京後，不同美國駐華大使館發生任何联系，在華的各項活動均不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館，當時李潔明大使已奉命離開北京。在美國國內，除布什總統外，只有國務卿貝克知道這件事。至於選擇7月1日抵達北京，美方也有考慮。這一天，臨近美國國慶日，斯考克羅夫特此時離開華盛頓不會引人注目。同時，美國在通訊和專機問題上也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羅夫特不使用美國駐華使館通訊設備，而是自帶兩名報務人員；所乘坐的C—141型美軍運輸機，外部經過偽裝，塗掉了標記，使其看起來像一架普通的商用運輸飛機。在寬大的機艙內，臨時吊裝了一個載人的客艙，裡面設施齊全，舒適方便。飛機連續飛行22個小時，空中加油，中途不在任何地方著陸，以免引起地勤人員注意。美國方面對這次訪問所採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過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訪華。當時基辛格博士從巴基斯坦乘飛機來華，保密措施也很嚴格，但並未達到對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也要瞞著的地步。 80年代末，中美關係的複雜與敏感，從中可窺見一斑。
有趣的是，在與布什總統合著的《變革中的世界》一書中，斯考克羅夫特描述了這段歷史的某些情節。他在書中是這樣描述的：他當時所乘坐的C—141型美軍運輸機進入中國時，由於中國祇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件事，以至於沒有人想到要通知空防部門，因此中國軍方打電話請示楊尚昆主席，報告發現了一架不明國籍的飛機，進入了上海附近的中國領空，請示要不要把它打下來。斯考克羅夫特說，算他們走運，這個電話直接通到了楊主席的辦公室。楊主席告訴部下，不要開火。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飛行使命。
故事聽起來十分“驚險”。不過，據我所知，中美兩國就斯考克羅夫特專機進入中國領空的路線和時間事先進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當時，美方曾要求美機不必飛經上海空中走廊，以節省時間。我國有關部門考慮到如不經上海空中走廊，則手續複雜，且省時不多，沒有同意美方的這一要求。出於保密的考慮，中方同意美國專機塗掉標記，成為“不明國籍”的飛機。後來，美國專機正是在中方規定的路線和時間，進入中國領空的。在這種情況下，斯考克羅夫特所說的“險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斯考克羅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達北京的，專機停在首都機場。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嚴格，所有的會見、會談和宴請場所及斯考克羅夫特乘坐的汽車、下榻的賓館，均不懸掛國旗，美方代表團抵達和離京均不發消息。有關活動的攝影事先徵得斯考克羅夫特的同意，所拍資料一律封存。
由於斯考克羅夫特在華只停留20多個小時，日程安排得很緊。先由小平同志見他，然後，再由李鵬總理和我同他會談。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訪問，關係到當時中美關係向何處去。小平同志對此非常重視，親自參與並定下了會談的基調。
7月2日上午，小平同志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前，對陪同的李鵬總理和我講：“今天只談原則，不談具體問題。制裁措施我們不在意，嚇不倒我們。”
我對小平同志說，不久將舉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不知又會宣布對中國採取什麼制裁措施。
小平同志語氣堅定地說：“不要說七國，70國也沒有用。”又指出，中美關係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沒有用的。中國人應該有中國人的氣概和志氣。我們什麼時候怕過人？解放後，我們同美國打了一仗，那時我們處於絕對劣勢，制空權一點沒有，但我們沒有怕過。中國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接著，小平同志語重心長地說，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這個問題。
同我們講了這席話後，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了斯考克羅夫特。小平同志首先對他說：“我知道你一直關心中美關係的發展，1972年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動，你是參與的，像你這樣的美國朋友還有很多。”接著，小平同志指出，目前中美關係處在一個很微妙，甚至可以說相當危險的境地。對於導致中美關係向著危險的，甚至破裂方向發展的行動，在美國方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跡象，反而還在加緊步伐。三天前，美國眾議院又通過了一個進一步製裁中國的修正案。這種行動還在繼續。小平同志又說，好在雙方領導層中，都還有比較冷靜的人，在美國方面，有布什總統；在我們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但是，這個問題不是從兩個朋友的角度能解決的。布什總統要站在美國的利益上講話，我和中國其他領導人，也只能站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利益的立場上講話和做出決定。
隨後，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問題出在美國。中國沒有觸犯美國，而美國在很大範圍內，直接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中國有一句話：“解鈴還需繫鈴人”，希望美國今後能採取實際行動，取信於中國人民，而不要火上澆油了。
小平同志還特別反駁了美國對中國司法事務的干預，明確告訴斯考克羅夫特，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乾涉，不管後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領導人不會輕率採取和發表處理兩國關係的行動或言論，現在不會，今後也不會。但是，在捍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中國的立場是堅定的。
聽了小平同志的話後，斯考克羅夫特強調，布什總統是小平同志和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同偉大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觸的經歷，這在多年來歷屆美國總統中是獨一無二的。
小平同志笑著接過這句話說，他（布什）在北京騎自行車逛街。
大家笑了起來。氣氛才鬆弛下來。
斯考克羅夫特趕緊說：“是的，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布什總統最近親筆寫信給您，並派我來華轉達他的口信。”
對於美國製裁中國，斯考克羅夫特做了辯解，說他這次來華，不是談判解決目前中美關係中困難的具體方案，而是解釋布什總統所面臨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維護、恢復和加強中美關係的立場。由於兩國內部情況的原因，中美關係出現了尼克松總統第一次訪華以來從未遇到過的風波。布什總統對此深感不安，派他作為特使，直飛上萬公里秘密訪華，沒有其他含義，就是要同中國領導人取得聯繫，維護中美關係。
斯考克羅夫特又說，目前，美國國會要求布什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布什總統反對這種議案，今後還將繼續反對，但在國會一致通過制裁中國的情況下，布什總統如使用否決權，將遇到極大困難。總統在控制事態發展方面，並不是萬能的。
聽了斯考克羅夫特這番“解釋”後，小平同志神情嚴峻地表示，他希望美國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個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則是打了25年仗，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才贏得了勝利。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國不會跟著人家的指揮棒走。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中國都能頂得住。中國沒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不是空話，這是經過幾十年考驗證明了的。任何國家同中國打交道，都應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我們希望中美關係能在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妥善處理各種問題。否則，關係變化到什麼地步，責任不在中國。
小平同志最後強調：“閣下剛才講的話，有些我們同意，相當一部分我們看法不一樣，但這沒關係。結束這場不愉快的事，要看美國的言行。”
講完這席話後，小平同志就向客人告退，並請斯考克羅夫特繼續與李鵬總理談。斯考克羅夫特在小平同志離開前，客氣地說：“鄧主席身體很好。”小平同志反應敏捷，馬上幽默地回答道：“老了，85歲了。《美國之音》放出謠言，說我病重，死了，可見謠言不可信。”這樣既回答了對方的客套問候，又不動聲色地批評了美國媒體的不實報導，還巧妙地指出，美國政府在謠言基礎上製定對華製裁政策，是極不明智的。
在接下來與李鵬總理和我的會談中，斯考克羅夫特一方面說，中國政府的行動完全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另一方面又說，中國的事務會在美國國內產生影響，變成美國內部的政治問題，這是事情的核心。
李鵬總理向他強調，不論哪個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在製定政策時，都以事實為依據，而不能依據不確切的情報和社會上的謠言來確定自己的方針、政策和行動。中國還有一句話：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在這段時間裡，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包括國會和領導人，並沒有把中國最近發生的事情完全搞得很清楚、很準確，其情緒是由一些不確切的情報和社會的謠言煽動起來的。
斯考克羅夫特回國後，向布什總統匯報了訪華，尤其是與小平同志會見的情況。 7月28日，布什總統秘密致函小平同志，一方面感謝小平同志接見斯考克羅夫特，同時通報了在不久前舉行的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美國和日本曾把一些非常令人激怒的措辭從指責中國的公報中刪去；另一方面又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進行辯護，並試圖把中美關係發生困難的責任推給中方。
布什在信中說：“您在接見斯考克羅夫特時提到一句中國的成語：'解鈴還需繫鈴人。這正是我們的難題。您認為我們的行動是'繫鈴。而我們認為，正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才是'繫鈴。我非常尊重中國關於不干涉內政的一貫立場。因此，我也知道當我建議現在可能採取何種行動時，我在冒損害我們友誼的風險。但是，我們雙方曾竭力加強的美中友誼要求一種只有朋友才能表達的坦率。目前，美國國會繼續試圖壓我斷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但我將盡力防止這條船搖擺過度。”
布什總統在信中還說：“請理解這是一封親筆信，它來自一個希望看到我們共同前進的人。如果我跨越了建設性的建議與'干涉內政之間無形的門檻，請不要對我生氣。在我們上次會面時，您告訴我，您已將更多的日常事務交給其他人。但我出於尊敬，出於一種親密和友誼的感情向您求教。您幾經起伏，經歷了所有這些事件。現在我請求您同我一起展望未來。這是一個具有戲劇性變化的未來。美國和中國對這個令人激動的未來都能做出很大貢獻。如果我們能夠使我們的友誼重新回到正軌，那麼，我們都能為世界的和平和我們兩國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事。”
8月11日，小平同志給布什總統复信，首先讚賞他對保持和發展中美關係的重視以及為此做出的努力，然後，就“解鈴”、 “繫鈴”的含義，特別做了解釋。
小平同志指出，“我說過'解鈴、'繫鈴的話，意思是：美國深深地捲入了中國的內政，其後又帶頭對中國進行製裁，在很大範圍內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由此引起的中美關係的困難，責任完全在美國方面，應由美國來解決。美國對華採取的製裁措施還在繼續，干涉中國內政的事件仍時有發生。我希望這種情況早日改變，相信布什總統在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中美雙方領導人就“解鈴”、“繫鈴”的爭論，不是一般的詞義之爭，而是反映出當時兩國關係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中國看來，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給中美關係打上了難解的結。只有美國採取主動，解開這個結，才能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而美方對此卻不願承認，反而將責任推給中方。在打破美國對華製裁的過程中，雙方圍繞這個關鍵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較量。
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是美國宣布製裁中國後雙方高層之間的首次接觸。這次秘密訪問對防止兩國關係繼續惡化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美國繼續制裁中國，雙方關係仍然處於僵持狀態。中美關係的“結”並沒有因此解開。
這時，美國與蘇聯的關係倒是有所改善。兩國首腦即將於12月初在馬耳他會晤。中、美、甦之間的三角關係，出現了調整趨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擔心中國會重新與蘇聯接近，於是決定派特使再次訪華。
11月6日，布什總統給小平同志來信，表示美國與蘇聯即將舉行的首腦會晤不會損害中國的利益，當初尼克松訪華的地緣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今天，中美兩國在許多重要領域有著相似的利益。為此，布什總統建議，在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見後，美國將派特使訪華，向小平同志通報會晤情況，並探討如何使中美關係正常化。
收到布什總統來信時，小平同志也在考慮如何解決中美關係中的關鍵問題。當時，恰好基辛格博士來訪。基辛格博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對發展中美關係做出過很大貢獻。小平同志在接見他時，提出了一攬子解決中美關係糾葛的建議，並請他回到美國後向布什總統轉達。
小平同志一攬子解決的建議內容包括：（一）在一定前提條件下，解決方勵之問題，讓方勵之夫婦離開美國駐華使館，到美國或某第三國去。 （二）美國採取適當方式，明確宣布取消對華製裁。 （三）雙方共同努力，爭取在較近期內落實幾項較大的中美經濟合作項目。 （四）建議美方邀請江澤民總書記於第二年適當時間正式訪美。
這項建議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困擾中美關係的棘手問題，使兩國關係重新回到正常軌道。
基辛格博士回到美國後，很快向布什總統匯報，同時，小平同志於11月15日回復了布什總統11月6日的來信。
小平同志在信中說：“我一直把你看做中國的朋友，並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內中美關係得到發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時候，改變中美關係目前惡化的局面是我的心願。讀了你的信後，我對中美關係如何共同採取步驟恢復和發展友好關係問題，產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託基辛格博士向你當面轉達。我希望並相信將能得到你的積極響應。我本人和中國政府歡迎你派私人特使訪華。”
美方很快做出反應。 12月1日，美國總統布什給小平同志寫信，提出在馬耳他美蘇首腦會晤後一周內，將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特使公開訪華，向中方領導人通報美蘇首腦馬耳他會晤情況。信中還要求中方對小平同志提出的結束中美關係糾葛的一攬子建議，做出進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並相信可以找到恢復兩國關係的途徑。
布什總統在信中表示，他正在為“解鈴”而做出努力，請中方也予以協助，共同做出努力。
12月9日，斯考克羅夫特再訪北京，主要陪同人員依然是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
與半年前秘密訪華不同，這次訪問是公開的，進行了兩天。小平同志、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都分別會見了他，我與他進行了會談。
我與斯考克羅夫特共舉行了兩次會談。第一次是計劃內的，第二次則是應他要求而增加的。
斯考克羅夫特在介紹了美蘇首腦在馬耳他會晤的情況後，話題很快轉向中方的一攬子解決方案。
我向他說明，小平同志提出一攬子方案的考慮是：第一，從兩國的根本利益出發，盡快結束糾葛，開闢未來。第二，中美間達成的解決辦法，必須同步或基本同步實現。第三，將來兩國之間如果發生糾紛和爭執，雙方都應該採取克制的態度，保持接觸，解決問題。
我接著說，小平同志提出的這個一攬子建議，充分錶明了中方解決中美糾葛的誠意，也充分考慮了美方的反應及布什總統來信中的想法。中方考慮的後續行動是：（一）建議雙方共同努力，爭取在較近期內落實幾項較大的經濟合作項目。 （二）建議美方邀請江澤民總書記於明年恰當時間正式訪美，屆時應當有一個中美關係比較好的環境。
我特別強調，中美之間不能做相互傷害的事。中國從來不做傷害美國的事，也希望美國不做傷害中國的事。中美之間要友好相處，並要相互支持，這樣才有利於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我希望美方對我們的建議予以認真考慮，做出反應。如果來不及，也可以在以後答复。如果美方希望以後繼續就這些問題同中方討論的話，我本人願意在明年初中國的春節（1月下旬）前後去美國訪問，繼續我們的討論。
斯考克羅夫特表示，中方的建議很重要，他將帶回去仔細研究。隨後，他談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主要是用美國國內情況的複雜性來進行辯解，要求中方理解美國國內的情況。他說，布什總統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一個不受約束的人。 6月宣布的對華製裁措施，是為了照顧所謂美國人民感情上的需要而採取的行動。在目前情況下，如果布什總統實際取消制裁措施，很可能導致國會以總統無法否決的多數票通過立法。對於方勵之問題，斯考克羅夫特說，雙方確實需要進行仔細的談判。這最好在北京談。如果有些對美國非常敏感的問題，可以在美國進行談判。
我對他說，這個問題有一定的複雜性，希望美方認真研究後，提出自己的方案。問題的解決，當然必須經過雙方共同的努力。你們有你們的困難，我們有我們的困難。你們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也在尋求解決的方法。
斯考克羅夫特此次公開訪華，實際上打破了美國不與中方高層官員互訪的禁令。在會談中，雙方同意盡快結束糾葛，開闢未來，中美關係一度取得一些進展。
幾天后，美國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就中方的建議提出了反建議，表示美方原則上接受中方提出的一攬子建議中四個組成部分的每一部分，同時有以下相應的考慮：第一，為了滿足所有有關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和中方代表在北京討論解決方勵之的問題。第二，中美關係的其他方面應由中國駐美大使和美方代表在華盛頓討論。第三，美方原則同意做出認真的努力，就合作項目達成協議，並歡迎中方就這些項目提出建議。第四，美方原則同意邀請江澤民總書記在明年合適的時間訪問美國，以完成關係正常化進程。第五，美方願提出一個雙方採取有利於關係正常化的行動計劃的建議。
斯考克羅夫特的此次訪華，儘管在中美雙邊關係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在美國國內卻為他引來了一些“小麻煩”，特別是在我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新聞媒體將雙方舉杯祝酒的場面拍攝下來，在報紙上登出，又在電視上反複播放，西方媒體一片喧嘩。在他自己著的《變革中的世界》一書中，斯考克羅夫特說，那個雙方舉杯祝酒的場面弄得他在美國十分狼狽。 2002年，我到美國訪問又見到他時，斯考克羅夫特還特別提到這件事，向我開玩笑地抱怨說：“你們可把我整苦了。”
美國特使是公開訪華，中國方面設宴招待，是盡地主之誼，本是正常的外交禮節，而斯考克羅夫特訪華之行，完全是維護美國利益的外交行動。美國有些媒體和部分人士大肆炒作，實際上，是向當時主張維護對華關係的布什政府施壓，顯然有項莊舞劍之意。
斯考克羅夫特返回美國後不久，中美關係出現了改善的趨勢，就在此時，東歐局勢發生巨變。
先是羅馬尼亞政局動盪，一夜突變，共產黨執政的政府被推翻，其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於當年12月25日被槍殺。
東歐一變，國際格局也隨之而變。美國開始重新評估世界的整個形勢，突然變得又不急於與中國改善關係了。
剛剛緩解的中美關係退回到“一攬子解決方案”提出之前的狀態了。一攬子方案被放在一邊，不再提及。
對此，斯考克羅夫特後來在《變革中的世界》一書中，做了相反的解釋。他認為齊奧塞斯庫倒台，導致了中國在中美關係改善方面採取了向後轉的態度。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沒有向後轉，而是美國在看到東歐巨變後，大概不知中國能否抗得住此番風浪，因此採取了向後轉的態度。
1990年4月，中方曾提出派特使秘密訪問美國，一方面通報李鵬總理訪問蘇聯的情況，一方面就兩國關係中的問題交換意見。美方則以目前美國國內氣氛不適合來訪為由，加以婉拒。不久，美方提出，兩國官員可以在第三國會面，並聽取通報情況。中方認為，特使訪美通報情況是中美兩國之間的事情，完全沒有必要在第三國進行，因此，沒有接受美方的提議。特使訪美一事，由於美方的消極態度而不了了之。
對於美方的短視行為，小平同志於5月14日託來華訪問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轉告布什總統，提醒他不要因東歐事情過分興奮，也不要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否則，雙方很難不發生摩擦，甚至導致衝突。這對兩國都不利。
當時，美蘇關係經歷了從雅爾塔到馬耳他的重大變化，對抗因素正在弱化，合作因素正在增長。同時，東歐巨變，加上蘇聯國內局勢的動盪，使得中美合作的戰略基礎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國內有人認為美國不再需要與中國合作了，開始鼓吹“遏制中國”。
在這種背景下，美方對小平同志的這番忠告置若罔聞。中美關係重新陷入了僵持階段。
正在此時，也就是1990年夏季，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併吞並科威特，海灣危機爆發。
海灣危機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切身利益。海灣地區石油儲量佔世界三分之二，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的“生命線”。美國知道，如果不及時制止伊拉克的擴張，美國和西方國家在中東的利益將會受到嚴重損害。
在處理這一地區危機時，美國馬上意識到，它非但不是不需要與中國打交道，而是更需要同中國合作了。
美國為了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使用武力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必須得到中國的支持。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在解決重大國際問題和地區衝突上肩負著重要使命。應付世界上各種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需要中美兩國的協商。兩國關係長期陷入僵局不僅不符合雙方的利益，也不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美國不得不重新估價中美關係，並又開始試探改善兩國關係。中美關係由此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8月31日下午，美國駐華大使館向中方轉交了布什總統緻小平同志的信。布什在信中表示，美國不會縮小或降低具有重要戰略性的中美關係。美國對中國就伊拉克佔領科威特所採取的原則立場表示讚賞。
那一年的11月，我計劃訪問伊拉克。美國國務卿貝克聽說後，就表示他那時正好也在中東地區訪問，希望雙方能在途經開羅時，與我在開羅會面，交換對伊拉克問題的意見。
11月6日下午，我在開羅國際機場的候機廳裡與貝克會見。
貝克國務卿表示，希望中國不要阻攔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授權對伊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包括軍事行動的決議。為了換取中國的支持，他承諾美方將尋求機會取消對華製裁，美國也不反對晚些時候世界銀行向中國“星火計劃”項目貸款1.1億美元的計劃。
我對他說，在經濟合作方面，美國的行動已經顯得緩慢了，中國與日本、歐共體的合作，都已有了進展。至於海灣危機問題，中方並未將其與中美關係掛鉤，無論中美關係如何發展，中國都將堅持一貫的立場，主張和平解決爭端。
隨著海灣局勢越來越緊張，美國決心對伊拉克動武。為此，能否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成為美國外交上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中國如何投票，又成為美國能否合法出兵海灣的關鍵。
貝克國務卿辦起外交來，一如經商做買賣。在談判桌上，他的口頭禪是：“讓我們做個交易。”這次也不例外。從開羅機場會晤到後來11月28日深夜在紐約會見，又一直到11月29日安理會投票，他總是把與布什總統會見作為“做交易”的籌碼。
此事後來的發展，在本書“飛往巴格達”一章裡詳有記敘，這裡不再贅述。
1991年10月10日，布什總統約見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表示他決定派國務卿貝克訪華，且不附加任何條件。這是他作為總統做出的決定。
布什總統還對朱大使說，儘早恢復中美關係對雙方都至關重要，這既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也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希望貝克國務卿訪華將成為兩國關係的轉折點。布什總統特別強調，鑑於目前美國國內政治氣候，這次訪問只能成功。明年是美國的大選年，美國國內政治氣候將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雙方應盡快採取行動，否則，在維護兩國關係方面，他將難以有所作為。
同年11月15日，貝克國務卿抵達北京。這是美國自1989年中止與中國高層接觸和互訪以後，美國國務卿首次訪華。
當時，中美關係有所緩和，但兩國的接觸仍是十分敏感的問題，而美國國內的氣氛更是微妙。
也許是有了斯考克羅夫特的“前車之鑑”，貝克一再向中方表示，他訪華是為了討論和解決問題，希望新聞媒體最好播發他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談的照片，而不要拍攝宴會上碰杯的鏡頭。
我與貝克舉行了多輪會談。在會談中，貝克說，此次來華訪問本身，實際上意味著禁止高層往來的禁令的解除，這在美國是一個極不受歡迎的政治行動，許多人不理解。美國國會正急不可待地要接管對華政策，而那對美中關係來說，將是一場災難。如果他這次訪問無功而返，兩國關係的維持將會更加困難。因此，他的訪華本身，就是已經“裝滿了中國的籃子”，現在需要中國給他的“籃子”裡裝滿東西，讓他帶回去。
我問他，籃子裡想裝什麼東西呢？
他倒直截了當，說他有三隻空籃子，一個想裝防止武器擴散，一個想裝經貿合作，一個想裝人權。總之，訪問結束之後，他不能空手而歸。
李鵬總理在會見時對他說，中方不反對就這三方面問題與美方進行討論，也希望在這三隻籃子裡都裝些東西。但是，中方也有幾隻籃子，最大的一隻，就是希望美國支持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
於是，雙方就圍繞如何裝滿對方“籃子”的問題，展開了艱苦的談判。
在15日晚宴上，貝克主動約我單獨會談。在單獨會談中，他反復強調，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訪問結束後如何向新聞界介紹情況，以顯示訪問的成果。
我對他說，對此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方沒有獲得成果，在國內同樣也會產生強烈反響。對中國而言，美方能做些什麼非常重要。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前年年底訪華時，雙方達成了協議，中方採取了行動，但美方沒有跟上，有些方面沒有落實。這也許與東歐形勢的變化有關，美方採取了“等著瞧”的態度。因此，雙方在一些方面達成一致，就必須付諸實施；如果達不成一致，也要加以說明。
貝克表示，如果現在中方要求布什總統採取的步驟，遠遠超過中方可以採取的行動，這將在美國國內招致更大的不滿。目前緊要的是，要讓此次訪問有成果，使美國人感到這次訪問的重要性。
17日中午，我和貝克舉行了最後一輪談判。這次談判異常艱苦。從中午一直談到下午五點半，以至於美方專機離京時間不得不七次推遲，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亂。雙方激烈較量，包括兩國外長在內的雙方談判人員，都連續工作，不離談判現場。
最後，談判終於取得了進展。
美方承諾支持中國入關，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模式來解決台灣入關的時間問題；美方同意取消當年6月16日宣布的中止向我國出口衛星等三項製裁措施，以及取消對中國實施的特殊“三○一”條款；美方還表示，將積極考慮中美間關於設立貿易、經濟和科技合作的三個聯委會，在明年的適當時候，恢復部長級會議。
我方承諾，在美國取消中止向我出口衛星等製裁措施的條件下，遵守導彈及其相關技術控制體系（MTCR）的準則和參數；在美國取消對中國實施的特殊“三○一”條款的基礎上，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
在人權問題上，中方堅持內政不得乾涉的原則，同時通報了一些美方“關切”的情況。美方拿出了一份長長的所謂被拘押的“不同政見者”的名單，其中，以訛傳訛，錯誤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沒有漢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我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馬上說：“噢，你放出來了。” 引起哄堂大笑。
訪問結束後，貝克國務卿滿意，感到不虛此行；布什總統認為，貝克訪華富有成果，對中美關係有著積極意義；國際輿論對貝克訪華也給予了正面評價，普遍認為，貝克訪華本身就是中國外交的勝利。
至此，美國和西方各國對中國持續了兩年多的製裁，開始被打破。
在聯合製裁中國的各國中，日本一直扮演著一個不太情願的角色，只是為了維護西方各國立場的一致，才勉強同意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制裁中國的決議。
1989年8月1日，我在巴黎出席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時，見到日本外相三塚博。他對我說，在半個月前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日本為中國做了解釋，勸告西方不要使對華製裁升級。隨著中國恢復穩定，日本在1990年就恢復了對華第三批日元貸款。
當然，日本這樣做是為了它自身的利益。但是，日本作為西方制裁中國的聯合戰線中薄弱的一環，自然成為中國突破西方制裁的最佳突破口。
當時，我們推動日本在這方面先行一步，不僅僅是為了打破西方的製裁，而是有更多的戰略考慮，即通過實現雙方的高層往來，進而促成日本天皇首次訪華，使中日關係的發展得以進入新的階段。
在中日兩千年的交往史上，日本天皇從未來過中國。實現天皇訪華，不僅可打破西方各國中止與中國高層互訪的禁令，而且對中日關係還有更加深遠的意義，會使日本民眾更加支持日中睦鄰友好的政策。
實現天皇訪華，需要做大量細緻的工作。首先要從加强两國外長接觸開始，為兩國元首互訪營造良好的氛圍。
1991年4月5日至7日，日本外相中山太郎應邀訪華。我在同他會談時表示，儘管兩國關係出現過一些困難和曲折，但去年下半年以來，經過雙方努力，兩國關係不斷得到恢復和改善。今年以來，繼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通產大臣中尾榮一訪華後，中山太郎外相又首次訪華。我對日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讚賞，並高度評價日本在主要西方國家中率先恢復和改善對華關係的做法。中山太郎外相則希望我在海部俊樹首相訪華前訪問日本，並在我訪日時，確定海部首相訪華的日程。
在談到明年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週年時，中山太郎建議兩國各舉行各種活動，包括兩國領導人互訪。我表示完全同意，並進一步提出，如能在邦交正常化20週年時實現日本天皇訪華，將是中日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一定能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也將使中日睦鄰友好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期。
對中方的這一建議，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將在政府內部認真研究。
兩個多月後，也就是6月25日至28日，我對日本進行了回訪。在與中山太郎外相會談時，我們再次談到邦交正常化20週年的紀念活動。
我對他說，20年在中日關係史上是短暫的一瞬，重要的是我們雙方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更好地總結過去，開闢未來，認真探討如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個十年，推動兩國關係進一步向前發展。為此，我建議明年還可舉行一輪高層互訪，再次表示，中方歡迎天皇訪華。
中山太郎贊成我的意見。雙方確定了海部俊樹首相8月訪華的日期。對於天皇訪華，中山太郎外相表示，日本政府內部正給予積極的考慮。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來到北京，成為西方對中國實行製裁後第一位訪華的西方政府首腦，標誌著日本名副其實地解除了對華製裁，完成了兩國關係的修復工作。
由於日本是惟一遭受原子彈傷害的國家，中國理解日本人民對防止核擴散的關切，所以，在海部俊樹首相訪問期間，中國宣布原則上加入《核不擴散條約》。海部俊樹首相則正式通知中方，日本政府已決定，作為第三批日元貸款，日方將向中國一次性提供1991年度22個項目的1296億日元貸款。
1992年4月6日至10日，江澤民總書記訪問日本，廣泛與日方各階層接觸，強調中日友好，以及天皇訪華對發展兩國關係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消除了日方的疑慮。
10月22日至27日，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
在楊尚昆主席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明仁天皇發表了講話。在談到歷史問題時，他說：“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們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
明仁天皇此次有關歷史問題的表態，比此前日本領導人有明顯進步，雖無“謝罪”之詞，但有較強的反省之意。
日本天皇訪華，這在中日兩千年交往史上還是第一次，使中日邦交關係由此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同時，日本天皇在這一時刻訪華，對打破西方對華製裁起了積極作用，其意義顯然超出了中日雙邊關係的範圍。
隨著中日關係的修復與突破，西方制裁中國的另一組成部分——歐洲共同體，這時也開始鬆動立場了。
作為西歐一體化的組織機構，歐洲共同體不僅在歐洲經濟一體化方面，而且在對外政策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形式是“三駕馬車”，即歐洲共同體上任、現任和下任主席國，每半年輪換一次。
按照慣例，每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期間，歐共體“三駕馬車”的外長都要與中國外長舉行會晤，交換對國際形勢和歐共體與中國關係的看法。自1989年西方實行對華製裁後，歐共體國家外長當年中斷了在聯合國與我們的會晤。後來，歐洲發覺美國雖帶頭實行對中國的製裁，私底下卻與中國接觸不斷，而日本在改善與中國關係方面捷足先登，相比之下，倒是歐洲落在了後面。由於擔心今後失去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歐共體“三駕馬車”決定急起直追，由三國外長出面，恢復與中國的接觸。
1990年6月28日，意大利外交部通知中國駐意使館：歐共體都柏林首腦會議決定，“三駕馬車”外長希望在當年聯大會議期間與中國外長會晤。
我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姿態，於是，在當年9月28日上午，與歐共體“三駕馬車”外長，即意大利外長德米凱利斯、愛爾蘭外長柯林斯和盧森堡外長普斯，在紐約舉行了會晤。
意大利當時是歐共體主席國，因此，會談主要是在德米凱利斯外長與我之間進行。會談的氣氛比較融洽。德米凱利斯外長對我說，儘管過去的事件使雙邊關係出現了問題，但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歐洲同中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的看法趨於一致。冷戰後的國際新秩序，沒有中國參加是難以建立的。歐共體希望盡快實現雙方關係正常化。
他還表示，曾以為西方可以影響中國的製度，現在認識到，適合歐洲的製度不一定適合中國。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也能夠進行良好的合作。
德米凱利斯外長向我透露，作為歐共體理事會主席，他將在10月份召開的歐共體理事會會議上正式提出建議，“完全恢復”歐中關係。
我向他們介紹了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立場，告訴他們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並表示讚賞意大利外長關於每個國家情況有所不同的觀點，強調人權應從各國的法律來體現，並得到各國法律的保護。
這次歐共體“三駕馬車”外長與我在紐約的會晤，實際上意味著歐洲與中國高層官員接觸禁令的結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外交面臨嚴峻考驗的艱難時刻，許多西方國家仍然對中國保持了友善的態度，其中令我記憶深刻的是西班牙。在當時一片反華聲浪中，西方國家中沒有隨波逐流的是西班牙。西班牙對中國的情況表示理解，並一直執行中西兩國已簽約的貸款協議和經濟合作項目，積極恢復與中國的政治交往。
1990年10月1日，西班牙外交大臣奧多涅斯在紐約主動約見我。會見中，他對我說，西班牙一直支持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對中國與歐共體國家外長在聯大會談的良好氣氛感到高興。他還告訴我，現在歐共體內對華強硬國家的態度有所改變，下週歐共體外長將開會，會就盡快恢復對華關係做出決定。
在這次會見中，他與我達成了兩國外長互訪的共識。 1990年11月，奧多涅斯訪華，成為歐共體取消對華製裁後第一個訪華的西方國家外長。 3個月後，我回訪了西班牙。
不幸的是，奧多涅斯先生後來患上了癌症。他曾在中國買過蜂王精，回去服用後，覺得很有療效，體力增強。我聽說後，曾專門託人給他帶去蜂王精，希望中國的藥品能幫助他提高抵抗力，最終戰勝病魔。
在西方對中國製裁不斷被打破的形勢下，歐共體外長終於在1990年10月23日盧森堡會議後宣布，除政府首腦以上交往和軍事往來、合作及軍品貿易外，取消1989年6月以來實行的針對中國所採取的其他限制性措施，立即恢復同中國的正常關係。
歐共體會議能夠做出這一決定，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不能不說是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是歐共體在改善關係方面採取的關鍵步驟，也是中國在打破西方制裁上取得的又一重大勝利。
回首打破西方制裁的歷程，不能不提及發展中國家的聲援。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他們堅定地站在中國一邊。
發展中國家雖然不可能在經濟上彌補西方大國對華製裁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但在政治上，他們卻給予我們極大的支持，尤其是在聯合國大會期間，這些亞、非、拉各國的領導人或外長，對中國的熱情友好一如既往，與他們的緊密接觸，成為每年我在聯合國會外活動的重要內容。這在當時中國受到西方孤立的情況下，尤為難能可貴。
聯合國大會一般每年9月在紐約舉行，會議日程總是安排得很緊。儘管如此，我總是擠出時間，在會下與盡可能多的亞、非、拉各國的領導人或外長會晤，每年會議期間，大約要見三四十位。其中，與東盟、海灣國家和里約集團國家外長的會晤，更是年年舉行。
非洲國家外長在談話中總是讚譽中國的外交政策，希望和中國加強團結，為發展經濟和維護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我感謝他們對中國的讚揚，表示至關重要的還是要發展經濟，加強國力，只有這樣，才能在國際事務中有更大的發言權，才能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發揮更大和更為關鍵的作用。
海灣國家對中國如何看待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十分關切。我在與海灣國家外長會見時，著重闡明中國一向反對侵略，要求伊拉克撤軍的原則立場。那時，海灣局勢十分緊張，成為聯合國內外談論的焦點。我的闡述有助於海灣國家對中國立場的理解。會談中，大家剛入座時，往往都很嚴肅，但談了一會兒後，氣氛就會活躍起來。
拉丁美洲國家外長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政策很感興趣，我曾專門就這一問題向他們做過簡明扼要的介紹。
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這時已有了長足的進展。繼印尼與中國恢復外交關係後，中國與新加坡和文萊都建立了外交關係，雙方的建交公報就是由我和新、文兩國外長於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紐約簽署的。
國與國之間，有時就像人與人之間一樣，患難之中才見真情。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經受住了暴風雨的考驗。這些老朋友在關鍵時刻的支持，大大緩解了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困難局面，壯大了中國打破西方制裁的聲勢，使中國像長城一樣，能夠屹立於東方而不倒。
作為大國，中國在國際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又有潛力巨大的廣闊市場，在經濟全球化迅猛浪潮中，各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成為了新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西方大國主導的對華製裁行動，違背了歷史潮流和國際關係準則，損人害己，維持了兩年，最終徹底瓦解了。
西方的製裁行動雖告失敗，但國際間的外交鬥爭仍未有窮期。
以中美關係為例，兩國關係的發展就從來沒有平穩過，各種事端總是不斷被製造出來，真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們可能還會記得所謂“銀河”號事件。當時美國根據所謂情報，一口咬定：中國“銀河”號貨船載有化學武器原料，正駛往某個國家。中方做了負責的調查，發現這種指控並非事實，並將調查結論正式通知了美方。對此，中國領導人也明確表了態。美方則堅信自己掌握的所謂“情報”不會有錯，死活不肯罷休。待到“銀河”號靠港，把船上的所有集裝箱都送到岸上，美方派出專家翻箱倒櫃，結果什麼也沒查出，自找沒趣，只好以鬧了一場丑劇了事。
1997年和1998年，江主席和克林頓總統實現互訪，中美關係順利發展。正在此時，1999年5月7日，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突然受到美國五枚導彈的襲擊，造成三名中國記者身亡，20多人受傷。消息傳來，舉國憤怒，世界震驚！美國飛機從本土飛來，按照指揮中心所製定的目標、確定的路線，進行精確打擊，五枚導彈相繼擊中，怎能說是“誤炸”呢？
2001年，在美國共和黨贏得大選執政之初，我曾奉命訪問華盛頓，與布什總統、切尼副總統、鮑威爾國務卿、拉姆斯菲爾德國防部長、賴斯安全事務助理等一一會見，就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進行了商談。當時，談得不錯，雙方都期望中美關係有一個平穩的發展。不想，一個星期後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這次事件雖帶有偶然性，但美國偵察機不斷在我國南海地區貼近飛行，進行偵察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就不那麼“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