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漢城是1991年11月，參加在那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當時，我們剛剛完成加入這個組織的手續，是第一次出席會議。按照慣例，亞太經合組織每年舉行一次全會，各成員代表團由外交、經貿雙部長率團，我和當時擔任外經貿部部長的李嵐清一起率團赴漢城與會。
中國外長在漢城出現，這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 年二戰結束以來，中國和韓國之間就沒有任何官方往來，更不用提朝鮮戰爭期間的激烈對抗。儘管今天國內隨處可見韓國遊客，中國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漢城旅遊，但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對中國來說，韓國仍是“禁區”，幾乎沒有多少人去過那裡。
11月12日，中國代表團乘坐的民航包機飛往漢城，在金浦機場降落。那時，中韓沒有外交關係，更沒有航班飛機。我們的包機沒有在韓國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會議結束時，再來接代表團回國。
我們在機場受到韓方的歡迎。韓方安排代表團從飛機上下來直接上汽車，陪同我們一起駛往市區。原來，韓方考慮到中國外長第一次來韓國，擔心記者多了影響機場秩序，沒有讓韓國和外國記者到機場採訪。
實際上，各國媒體記者當時就守候在中國代表團準備下榻的漢城最大的新羅飯店，嚴陣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著中韓關係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跡象。
當我們到達新羅飯店時，剛進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裡的記者圍了一個水洩不通。燈光閃爍，攝像機瞄準，長長短短的話筒一起伸過來，只見攝影記者在搶鏡頭，電視記者在錄像，文字記者七嘴八舌地提問題。記得，其中還有幾位台灣女記者，一個勁兒地高聲搶話。記者們最關心的不是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問題，而是中韓關係是否會發生什麼變化。當時，人聲嘈雜，亂成一片，既聽不清提問，也根本無法回答問題。我向記者們表示感謝，對他們說，我們還會有機會見面，隨即在韓方人員的引導下，勉強擠進了電梯。不想，記者們有辦法，一直追到我們住的樓層，堵在套間的門口，讓我們根本無法進出。看到這種情況，韓方接待人員就把我們住的樓層封鎖了起來，由專職警衛日夜把守，維持秩序，以防發生問題，同時也保證我們能正常出入。
這次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部長級會議開得很順利，韓國外長李相玉和各成員外長，在會上次第發言，都用準確的語言對三個新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北、香港）加入亞太經合組織表示了歡迎。我在會上也發了言，感謝各成員的支持。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北和香港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亞太經濟合作進程的重要發展。我還對韓國作為東道主為實現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讚賞。
在會議期間，韓方信守了承諾，包括總統歡迎宴會在內，都沒有安排在漢城的台灣“大使”參加任何活動。
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是費了一番周折的。
成立亞太經合組織的構想，最初是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1989年初訪問漢城時提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同東亞地區的經濟聯繫與合作。開始，澳大利亞方面很希望中國給予支持，為此曾派特使專程訪華。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發生後，澳大利亞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就改變了態度。中國沒有參加當年在澳大利亞舉行的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和次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但是，亞太經濟合作沒有中國參加是難以想像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市場廣闊，和亞太地區有著廣泛的經濟聯繫，經濟又保持著高速、強勁、持續的增長。亞太經合組織的各成員都認識到，必須邀請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在其第二屆部長級會議上所通過的聯合聲明中，就有這樣一段文字：
“部長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和香港三個經濟體不論是就其現行經濟活動，還是就其對本地區今後繁榮而言，均對亞太地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這三個經濟體參加今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是合適的；部長們同意應繼續與三方進行磋商以便達成三方和亞太經合組織現有成員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漢城會議上儘早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正在同中國商談復交的印尼，是亞太經合組織的成員，首先向我們通報了有關情況。隨後，將擔任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東道主的韓國，開始派人與中國進行私下磋商。
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之所以比較複雜，主要是要處理好台灣、香港同時加入的名稱和地位問題。
亞太經合組織與聯合國等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不同，其成員都稱為經濟體，是討論經濟問題的論壇，開會時也不懸掛成員的國旗、國徽等標誌，所以，香港和台灣可以作為經濟體加入。
我們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加入，台灣和香港作為地區經濟加入。
為了在漢城會議前解決中國加入的問題，韓國表現出了很高的熱情。當時韓國雖與台灣保持著“外交關係”，但是它已經考慮到，在東亞今後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架構變化的前景下，與中國建交有利於韓國。因此，利用東道主的便利條件，積極推動解決中國入會問題，並以此帶動與中國的交往，就成為韓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
當時，韓國外交官員是不能來中國訪問的，但我們破例，讓韓國外交部次官補（即助理部長）李時榮，以當年亞太經合組織高官會議主席的身份，多次來京與我們商談解決方案，並通過他，將情況通報給其他成員徵詢意見。李時榮還多次往返台灣和香港，與他們周旋和磋商。
談判的過程十分艱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韓國方面和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在區別主權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原則上有什麼不同意見，而主要是台灣方面從中作梗。
台灣方面堅持在亞太經合組織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稱謂上，堅持不同意使用我們最初提出的“中國台灣（TAIWAN，CHINA）”的名稱；不願接受其“外長”不得與會的安排，而且，還不願就這些問題與我們直接商談。這就使談判遇到了障礙，問題一時無法解決。
李時榮在三地穿梭、往返傳話，還要設計讓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事情一直沒有進展，直到後來，據說李時榮向台灣發出了“如台灣方面拒不接受妥協，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先加入”的最後通牒之後，台灣方面才表現出了“識時務”的態度，不得已做出了讓步。
經過六輪談判，歷時九個多月，這才終於找到了我們認為合適、台灣和香港也能接受、其他成員一致贊同的辦法。
1991年10月2日，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秦華孫和韓國的李時榮在紐約簽署了關於三方同時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諒解備忘錄，其中包含了我們堅持的基本原則，以及對台灣的稱謂和參加活動的級別的明確規定。台灣要用“中國台北（CHINESE TAIBEI）”的名稱，而且，只能由主管經濟事務的部長與會，其“外交部長”或“外交部副部長”不得參加會議。
亞太經合組織與台灣和香港也簽署了內容相同的諒解備忘錄。當時我們還與韓方達成一項協議，就是在漢城的台灣“大使”不能參加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的活動。這樣就為中國代表團出席漢城部長級會議掃清了道路。
在我們到達漢城的當天下午，按照日程，盧泰愚總統在青瓦台集體會見各成員部長，我們按時到達，登上又高又寬的數十級台階，進入了會見大廳。來賓按禮賓順序站好，這時，總統府禮賓官私下告訴我，說總統請我在集體會見後留下來，他將單獨會見。
盧泰愚雖是軍人出身，但比較溫和，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態度相當堅決。他於1988年2月就任韓國總統，上任後，根據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明確提出為了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要在他的任期內與中國、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稱之為“北方政策”。
1988年10月，韓國成功地舉辦了漢城奧運會，擴大了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同時也通過接待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體育代表團，鬆動了與這些國家的緊張關係。
1989年初，匈牙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率先打破禁忌，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到1990年9月蘇聯與韓國建交時，絕大部分東歐國家都與韓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盧泰愚雖也曾多方試探，想與中國改善關係，但一直進展不大。當時，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一點的時間了，因此，他比較著急，自然也就不會放過中國外長在漢城出席國際會議這一絕好機會。
集體會見結束後，李相玉外長將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會客廳，預先確定的陪同會見的人員都已到達。盧泰愚總統身著藏青色的西裝，走進了會客室，與每人握手。
落座後，盧泰愚總統首先歡迎中國代表團來漢城，祝賀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然後，便單刀直入，談起兩國關係問題。他說，韓中一海之隔，自古有著悠久的交往，韓國的西海岸與中國的山東半島東部之間，真是雞犬之聲相聞。只是到了近代，韓中相互隔絕了幾十年，令人感到遺憾和不自然。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兩國關係有了改善，1986年和1988年，中國體育代表團來漢城參加了亞運會和奧運會，此後，雙邊貿易交流也已開始，韓方感到高興和滿意。韓國雖已與蘇聯和東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但韓國與中國的關係應更親密。為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韓國真誠地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並早日實現建交。
談話時，盧泰愚自始至終面帶微笑，風度儒雅。他特別提到山東半島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山東盧姓的後裔，後來到中國訪問時，還曾專門去山東尋根。
我感謝他的會見，讚揚韓方為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所做的準備工作。接著，我說，從歷史上看，中國和韓國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從地理上看，中韓是近鄰，既然雞犬之聲相聞，就不能老死不相往來。目前的不正常關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我們希望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和平共處，加強往來。中韓兩國間的貿易關係，近年來有了較大發展，希望雙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發展下去。同時，也希望美國和日本與朝鮮改善關係。
話說到這裡，意思也表達清楚了，對盧泰愚提出的建交問題，我沒有直接回答。
會見後一個小時，韓國電視台就立即做了報導。第二天，韓國各報均在頭版刊登了盧泰愚與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體沒有有關談話內容的報導，但普遍評論稱，這是中韓關係的“轉折點”。
次日，我與李相玉外長共進了早餐。這項活動是行前就安排好的，韓方為此十分高興。在此之前，每年去聯合國開會時，韓國外長都提出，希望安排與我會見，但我們一直沒有同意。直到這年9月，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後，我才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禮節性地會見了李相玉。中韓雙方外長，坐下來共進早餐並交換意見，這還是第一次。
早餐時，雙方先就會務有關問題交換了意見，隨後，像盧泰愚一樣，李相玉話鋒一轉，談起兩國關係問題。他提出，去年韓中貿易額為38億美元，今年可能突破50億美元。如果建交尚需時日，他建議把雙方已經在對方建立的民間貿易辦事處升格為官方機構，以適應雙方貿易迅速發展的狀況。我表示，從長遠來看，兩國關係是要朝著這一方向發展，但目前還是以民間方式為好。我建議雙方人員，包括外交部官員，可以接觸辦事，保持溝通。李相玉說，韓國方面理解韓中建交，需要根據中國方面的準備情況來進行，但韓方希望能夠早一點實現。我說，中國有句民諺，叫做“水到渠成”。
那天晚上，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韓國青少年體育部長朴哲彥多次提出要來見我。本來不想安排，但對方不斷打來電話，一再要求，並說他多次訪華，在中國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弟弟錢其，當時任天津市副市長，主管文教體育，曾在天津組織的國際體育賽事活動中，接待過來訪的他。夜裡快11點時，朴哲彥帶著他的助手，來到我的房間，寒暄後，就提出他願意與我們建立秘密聯絡渠道，為實現兩國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說，今晚的會見是得到總統同意的。為了參加總統的競選工作，他不久將辭去部長職務，而實現韓中關係正常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務之一。他又拿出一大一小兩把金鑰匙，大的送給我，小的送給我的弟弟，說希望用它來開啟兩國關係的大門。
那幾年，總有不少韓國高層人士，轉彎抹角地搞到另紙簽證（注），私下訪問北京，向我們接待單位提出，願為兩國建交盡一份力量，全然不管接待單位是什麼性質。由此可見，實現中韓建交，當時在韓國已成為一種潮流，願意來當說客的大有人在。只是，人員複雜，一時真假難辨。
我對朴哲彥所說的，當時只能姑妄聽之。我告訴他，中韓兩國雖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觸，不需要建立什麼秘密渠道。回國後，我讓工作人員將兩把金鑰匙送中國人民銀行鑑定，發現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記保存，可以作為當年中韓關係發展過程的一個小小的歷史註腳。
中國要同韓國建交，難點並不在於雙邊關係方面，而在於中國與朝鮮的關係，即如何讓與中國有著傳統友誼的朝鮮，能夠逐步理解和接受這種外交政策的調整。
回顧歷史，中韓長期隔絕，有著很深的歷史根源。早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金日成等朝鮮革命者就在中國東北參加了抗日聯軍，與中國人民共同抗擊日本的侵略，中朝傳統友誼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蘇以“三八線”為界，各自派軍隊駐紮半島南北。 1948年8月，大韓民國成立；同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六天之後，即10月6日，就宣布與朝鮮建交。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戰後，中國和蘇聯支持朝鮮，美國和日本支持韓國，停戰線大體上和“三八線”相近，形成了北南對峙的局面，一直延續至今。
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起，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變化，許多國家從現實出發，承認了朝鮮和韓國的存在，並與他們建立了外交關係。蘇聯和東歐國家雖未承認韓國，但在國際多邊活動，如體育比賽和國際會議中，也開始了與韓國的交往。到80年代初，國際上與朝鮮和韓國同時建交的國家已接近100個。與此同時，朝鮮半島內部也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敵對的南北雙方，不僅有了接觸，而且還舉行了高級會談，並於1972年發表了排除外來干涉、促進國家統一的聯合聲明。
從我們國內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改革開放隨之起步。在此情況下，如何積極開展對外活動，最大限度拓展國際交流空間，為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已成為外交工作面臨的迫切問題。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促進南北兩方和談，鬆動與近鄰韓國的關係，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根據形勢變化，我們確定了新的規定，即今後凡是國際組織委託韓國舉辦的國際活動，只要中國也是該組織的成員，就可派人前往參加。同樣，中國舉辦的活動，也可同意韓國人員來華參加。這就是說，在國際多邊活動中，根據國際慣例和對等原則，我們改變了與韓國不相往來的做法，為以後雙邊正常往來創造條件。
當時，正趕上我國考慮申辦亞運會問題。多年來，隨著我國體育水平的提高，中國一直想舉辦亞運會，許多亞洲國家也有同樣的願望。但是，能不能允許韓國體育隊來華參加比賽，成了中國申辦亞運會的一個必須克服的障礙。一個國家如果拒絕另一個亞奧理事會成員的運動員入境參加比賽，該國就根本沒有資格申請承辦國際運動會。 1983年8月，北京市向亞奧理事會提出了舉辦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的申請，中國外長同時去信向亞奧理事會做出保證，屆時將讓包括韓國在內的所有亞奧理事會成員入境參加。
考慮到中朝關係，我方及時向朝方做了通報，並表示如申辦成功，我們歡迎朝鮮派體育代表團前來參加，同時，我們也將遵守亞奧理事會章程，歡迎包括韓國在內的亞奧理事會所有成員派團與會。
鄧小平同志對中國與韓國關係問題，一直十分關心。 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談到中國和韓國關係問題時說，中韓發展關係，對我們來說，還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經濟上有好處；第二，可以使韓國割斷同台灣的關係。
1988年5月至9月期間，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又幾次談到中國和韓國的關係問題，他說，從中國的角度看，我們同韓國發展關係，有利無害。經濟上，對雙方發展有利；政治上，對中國的統一有利。
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進一步說，時機成熟了，發展同韓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來考慮的更快一些，更放寬一些。發展中國與韓國的民間關係，是一著重要的戰略棋子，對台、對日、對美、對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對東南亞，都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與此同時，小平同志也談到做這項工作要十分慎重，說這個問題很微妙，處理起來要很謹慎，要取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方面的諒解。
在小平同志的指導下，我們打破了多年的禁錮，鬆動了在多邊國際活動中與韓國的關係，雙方代表團的來往逐年增多。 1986年和1988年，中國幾百人的體育代表團先後參加了漢城亞運會和漢城奧運會。 1990年北京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時，朝鮮和韓國都派團前來參加，朝鮮國家副主席李鍾玉還出席了開幕式。朝鮮國旗和韓國國旗第一次在北京的體育場上空升起來。
貿易方面，在對韓政策調整後，更是發展迅速。 1988年，兩國的貿易額已經突破了10億美元。
隨著貿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以經過香港而間接進行的貿易方式也越來越不適應了。這時，雙方開始需要考慮互設民間貿易辦事處，以利於開展中韓民間的直接貿易。
不想，這個問題引起了朝鮮方面的強烈關注，直至驚動了中朝雙方的最高領導人。
1988年11月，在朝鮮外長金永南訪華時，我專門與他談了中國與韓國的貿易關係問題，告訴他，中方正在考慮與南朝鮮互設民間貿易辦事處。後來，雙方最高領導人交換了幾次意見。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來北京，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談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來瀋陽，與江總書記再次見面，江總書記又提到了這個問題。這時，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的立場，表示同意。
1990年10月，中國國際商會與大韓貿易振興公社就互設貿易辦事處問題達成協議。 1991年初，雙方都在對方首都設立了貿易辦事處。
貿易辦事處成立後，又遇到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朝鮮南北雙方加入聯合國的問題。
聯合國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組織，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朝方多年來一直反對南北雙方加入聯合國，擔心那樣就會使朝鮮半島南北分裂永久化。當時，朝韓在聯合國里，都只有觀察員身份。但是，韓國一直謀求加入聯合國，而在聯合國成員國中，支持韓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也越來越多。
1991年5月，李鵬總理訪問朝鮮，與朝鮮總理主動談及這一問題，表示說，今年聯合國大會期間，如韓國再次提出加入聯合國問題，中國將難以持反對態度，而一旦韓國單獨加入聯合國後，朝鮮再想加入，可能就會遇到困難。朝鮮總理聽後，沒有當場表態。訪問結束前，金日成主席在會見李鵬總理時最後又談到了這個問題，表示朝鮮會與中國在這一問題上協調合作。此後，朝鮮報紙發表一篇評論稱，朝鮮不反對南北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
根據李鵬總理訪朝時與朝方達成的協議，中朝雙方就朝鮮加入聯合國問題繼續交換意見。為此，我於這一年6月17日至20日專門訪問了平壤，與金永南外長舉行會談，也見到了金日成主席。金永南在會談中說，對於南朝鮮企圖單獨加入聯合國的陰謀，朝方不能置之不理。為了防止在聯合國出現不利於朝方的事態，朝方決定採取主動措施，申請加入聯合國，並主張南北一攬子解決。假如美國要求分別討論南北的申請，希望中國堅決反對；如果美國否決北方，希望中國也否決南方。
當時，朝方最擔心的情況，是韓國加入聯合國的申請順利通過而朝鮮的申請受阻。我在會談中詳細地介紹了聯合國這次審議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的程序，並表示我們將協助做好各方工作，消除了朝方的顧慮。
金主席在妙香山會見我時，也專門談到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他說，南北加入問題，無論如何要爭取一攬子解決，如果分開討論，美國就可能提出核核查問題，行使否決權，那樣的話，朝鮮的處境就更困難了。在聯合國問題上，朝鮮不會讓中國為難，希望中國也不要讓朝方為難。
我向金主席說明，聯合國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對朝鮮半島北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是有共識的，即這個問題是作為一個決議提出的，不會出現朝方所擔心的情況。
就這樣，1991年9月17日，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成為正式會員國。
在漢城開完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回來後，我們著手研究與韓國建交的問題。
當時，盧泰愚總統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於與中國建交，以在任期內實現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標。從半島形勢來看，南北雙方已同時加入了聯合國，還經常一起參加國際會議和體育比賽。國際上，與朝鮮和韓國同時建交的國家已超過100個。中國與韓國建交的條件可以說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按照慣例，我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在歷年的記者招待會上，常有外國記者提問，探聽中國和韓國的關係是否會有變化。我的回答總是，中國的立場沒有變化，我們不會與韓國發生任何官方關係。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變化，我說，我們與韓國建交沒有時間表。敏感的外國記者應該能從中有所感悟。
這年4月，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十八屆年會在北京舉行，韓國外交部長李相玉前來參加。他是第四十七屆年會的主席，按照國際上的習慣做法，我在釣魚台國賓館與他舉行了會談，並設宴招待。
在這次會談中，雙方除了就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外，我單獨和李相玉談了中韓關係問題。我告訴他，中韓正式談判建交的時機還不成熟，但雙方可以先建立聯繫渠道，就兩國關係問題進行接觸。李相玉當即表示同意。雙方商定任命副部級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級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領工作班子，儘早在北京和漢城開始會面商談。韓方在這次會談前，曾多方探聽我們的立場，既想通過這次外長見面取得突破，又擔心步子邁得過大而適得其反。現在，他們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
這次外長會談後，中韓雙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為副外長徐敦信，韓方是外務次官盧昌熹。雙方的工作班子分別由中方的張瑞傑大使和韓方的權丙鉉大使牽頭，各有六七個人。 5月開始商談，為了保密，韓方建議先在北京舉行，說在漢城，眼睛太多，難免會洩露出去。
第一次接觸安排在釣魚台賓館14號樓。這座樓比較僻靜，不易被外界發覺。韓方人員是分頭經第三地來京的，住下後，連樓門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觸中，我方本來想先一般談一談，摸摸韓方的想法，可是韓方很著急，寒暄之後，馬上提出商談建交問題。於是，從一開始接觸，雙方就談起建交問題。
我們對此也有準備，提出了我們的建交原則，要求韓方與台灣斷交、廢約、撤館。韓方最初不同意，與我們討價還價，設想只把台灣的“使館”降為“聯絡處”，我們當然不會同意。第一次的接觸就這樣結束了。
第二次談判，仍在北京舉行。我們重申了建交原則，這次，韓方有所退讓，只是強調因為韓台之間的關係時間太久了，要我們同意在中韓建交後韓國與台灣可以保持某種特殊關係。我們感到，這是韓方的最後一張牌，只要我們堅持既定方針，談判有可能突破。於是，我們提出第三次談判在漢城舉行，韓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談判中，韓方接受了我們的建交原則，雙方就建交問題達成協議，包括一項不供發表的備忘錄。
三次談判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6月底就結束了工作，只等雙方首席代表見面，草簽建交公報，並確定外長正式簽署和發表日期了。
中韓建交問題，對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和維護亞太地區穩定，有著積極的影響。為此，在與韓國接觸時，我們一直注意及時向朝方通報情況，爭取它的理解。
1992年4月，中韓還未接觸之前，適逢楊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參加金日成主席80壽辰慶祝活動，受中央委託，楊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報，分析了國際形勢和我們的對外關係，告訴金主席，中方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問題，同時強調我們將一如既往支持朝鮮的統一事業。金主席聽後表示，現在朝鮮半島處於微妙時期，希望中國能協調中韓關係和朝美關係，請中方再多做考慮。楊主席回國後，將金日成主席的意見上報了中央。
這年6、7月間，我陪同楊尚昆主席到非洲訪問，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澤民總書記到人民大會堂來迎接我們。
歡迎儀式結束後，江總書記請楊主席和我留了下來，在人民大會堂裡，專門商談了中韓建交的事情。他說，經反復權衡，為最大限度地體現對朝方的尊重，中央決定讓我去平壤一趟，面見金主席，轉達他的口信，通報我們決定同韓國建交的立場。
時間緊迫，不容遲疑，在徵得朝方同意後，三天之後，我乘空軍專機前往平壤。
這不是一次輕鬆的外交訪問。在專機上我心裡一直不太踏實，不知道朝鮮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們的立場。雖然金主席答應見我，但我們所通報的內容，會不會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會做何反應呢？
北京平壤之間的距離很近，還沒來得及多想，專機就平穩地降落在平壤順安機場。
以前每次到朝鮮訪問，朝方都在機場組織群眾歡迎，氣氛熱烈。這次飛機停在機場的偏僻之處，來迎接我們的只有金永南外長。
握手寒暄後，金永南告訴我們，還要去外地，並帶著我們走向不遠處停著的一架直升機。
登上直升機，只見裡面放著一張小桌，我和金永南對面坐著，其他人員則分坐兩側。正值炎夏，直升機裡如同蒸籠一般，熱不可耐。
直升機飛了不久，就降落在一個偌大的湖邊。同去的熟悉情況的同志告訴我，這裡有金主席的別墅，他夏天常來此地休養。
下了飛機，我們被帶到一幢別墅休息。
約在上午11時，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別墅裡會見了我們。他在會見廳門口迎接，與每一個人握手，然後，大家隔著寬大的會談桌相對而坐。
我首先感謝金主席在百忙中會見我們，並轉達了江總書記對他的問候。接著，我轉達了江總書記的口信。
江總書記代表鄧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江總書記指出，目前中朝兩黨兩國關係正在很好地向前發展，中方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和滿意。當前國際形勢動盪不定，隨時都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在此情況下，我們宜抓緊時機，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增強國力。中朝兩黨兩國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斷增進友好合作關係，具有重要意義。關於中國與韓國的關係，經過這一段國際形勢和朝鮮半島形勢的變化，我們認為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的考慮和決定，相信會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們將一如既往，努力發展中朝兩黨兩國在長期鬥爭中結成的傳統友誼，支持朝鮮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自主和平統一，推動半島局勢進一步緩和，推動朝美、朝日關係改善和發展。
金主席聽後，沉思片刻，說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解中國獨立、自主、平等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仍將繼續努力增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繼續自主地堅持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金主席請我回國後轉達他對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問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們帶來的禮品，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
在我的記憶中，這次會見，是金主席歷次會見中國代表團中時間最短的，會見後，也沒有按過去的慣例舉行宴會招待。
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金日成主席著眼於中朝關係大局和朝鮮半島的局勢，理解了中方的立場，做出積極而明智的決定，表現出了老一代領導人的胸懷和眼光，不能不讓人欽佩。
金永南外長陪我們簡單吃了個午飯，我們就乘直升機返回平壤。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當天往返，專機正在機場等候。我們向主人告別後，就登上專機，直飛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點，我們直接驅車去了中南海江總書記的辦公室。江總書記正等在那裡。我將情況詳細地做了匯報。江總書記聽後，問了幾個問題，感到很滿意。
這次中央派我去見金主席的任務，至此算是完成了。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時，我與韓國外長李相玉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園正式簽署了中韓建交公報。兩國電視台現場向全世界進行了實況轉播。國際媒體和輿論對此高度重視，迅速報導，並紛紛發表評論，表示祝賀。
中韓建交在國際上也受到廣泛歡迎。惟獨台灣氣急敗壞，指責韓國“忘恩負義”，並於前一天撤走在漢城的“大使館”。
建交後一個月，即9月下旬，盧泰愚總統應楊尚昆主席的邀請訪華。對方主要陪同人員中有李相玉外長，我特地從聯合國趕回來，參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應邀正式訪問了韓國。當時，韓國政府剛換屆，我和新外長韓昇洲舉行了會談，並會見了新任總統金泳三。
轉眼之間，中韓建交已經十多年了，兩國關係的飛速發展，超出了預想。作為近鄰，中韓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不斷增進相互理解，推動了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到2002年，兩國貿易額突破了400億美元，中國成為韓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而韓國則是我國的第五大貿易對像國。同時，韓國對華投資已超過100億美元，並在繼續擴大。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中，雙方的合作正在加強。在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和無核化方面，中韓也有著共同的語言。
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訪問漢城，代表中國政府，參加了韓國新總統的就職典禮，分別會見了卸任總統金大中和新任總統盧武鉉。
自中韓建交至今，韓國政府已幾經更換，但中韓兩國的關係，由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直在平穩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