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為外長以中國國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禮，在東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參加葬禮活動和同日本政府領導人接觸外，我同前來參加葬禮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哈托就中、印尼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了會談，達成“三點一致意見”，從而打開了關閉23年之久的兩國外交關係的大門。這條消息一時成為東京各媒體的頭條，引起了廣泛關注。有的評論說，中國在日本東京進行了一場成功的“葬禮外交”。
先說說在東京參加葬禮的情況。
1989年2月24日上午，裕仁天皇葬禮在東京新宿御苑舉行。新宿御苑坐落在東京新宿區和澀谷區之間，是一座大型的國家公園。江戶時代，屬於信州（今長野縣）高遠藩主內藤家的領地。當時由於玉川上水經過，被稱為玉川園。 1872年，那裡作為農業試驗場而被收為國有土地，1879年，又成為宮內省管轄的新宿植物御苑。 1906年，由一法國人設計，建成了一個法式庭園，面積為58萬平方米。整個御苑包括西洋式庭園、日本式庭園、兒童遊樂場，還設有溫室。 1949年，這裡成為國家公園，對外開放。天皇去世後，天皇葬儀委員會就在新宿御苑內專門搭起一座黑白雙色的帳篷，作為葬禮的主會場。
那天，天皇的葬禮從上午7時30分開始，持續到晚上8時50分，一共進行了13個小時20分鐘。
儀式分兩部分，先是宗教儀式（注），只由皇族人士參加，現場用一塊大幕布隔開；然後是“大喪之禮”，也就是國葬，由明仁天皇、首相、議長等致悼詞，外賓悼唁。
據報導，為保證葬禮的順利進行和來賓的人身安全，日本警方出動了3.2萬名警察，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戒備措施。東京街頭，尤其是皇宮和葬禮主會場周圍，可謂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記得當天清晨，天空灰暗，細雨濛蒙，東京的早春天氣，還是相當寒冷的。在大帳篷內等待的外賓，都穿上了大衣，豎起衣領，日方特別備有暖手紙袋，發給客人。
上午9時30分，靈柩車從皇宮出發，經國會議事堂、赤坂御所等駛向新宿御苑。 10時10分，靈柩車抵達新宿御苑。在新宿御苑先舉行皇族參加的宗教儀式，明仁天皇及皇室成員供奉祭品，並向裕仁天皇遺體告別。
然後，“大葬之禮”開始。明仁天皇、竹下首相、眾議長、參議長、最高法院長官（院長）等先後致悼詞。隨後，各國參加葬禮的貴賓，按唱名前往靈柩前默哀致意。葬禮結束後，數十名禮賓人員抬著靈柩，緩步走向新宿御苑門口，將靈柩抬進靈車，直駛東京的皇族武藏陵墓地入葬。
當天晚上，竹下首相在赤坂迎賓館舉行招待會，對前來參加葬禮的各國貴賓表示感謝。
值得注意的是，葬禮前夕，日本國內出現了不少否定日本侵華戰爭侵略性質和為裕仁天皇開脫戰爭責任的言論。裕仁逝世後，日本媒體大量報導其生平事蹟，渲染裕仁如何與國民“同甘共苦”、關心國家和平繁榮的“崇高品德”。 2月14日，竹下首相在國會回答在野黨議員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和性質的質詢時，竟然表示，上次大戰是不是侵略，應由後世史學家來評價。同日，日本內閣法制局長官味村治在國會答辯時也說，不論從國內法，還是從國際法看，裕仁天皇都是沒有戰爭責任的。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有關裕仁天皇不負有戰爭責任的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立即做出反應，強調指出，日本軍國主義過去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日本當局理應採取尊重歷史事實的正確態度。任何模糊戰爭性質、推卸戰爭責任的言行，都是違背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原則及精神的，也必將傷害中國和亞洲其他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歸根到底，對日本自身也是十分不利的。
我國人大常委、著名歷史學家劉大年還對日方推脫戰爭責任的言論進行了批駁。
事實上，天皇裕仁是侵華戰爭的元兇。他從小受武士道精神教育，1921年11月起攝政，1926年11月即位。日本於1931年侵占中國東北三省，製造偽滿洲國，於1937年發動長達八年的侵華戰爭，所有這些，都是在裕仁天皇作為日本最高統治者和軍隊統帥時進行的，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國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最大受害國，我國派不派人和派什麼人去參加天皇的葬禮，一直是各方面關注的焦點。
不少群眾和海外僑胞紛紛來信、來電，要求中方出席天皇葬禮的規格不要過高，有的甚至建議不要派人出席。一些反華分子，更是藉題發揮，別有用心地對中國進行謾罵和攻擊。
經多方權衡和考慮，中央決定由我作為外長以國家主席特使身份參加葬禮。這一決定既顧及了國際上正常的外交禮儀，也考慮到廣大群眾包括海外僑胞的感情。對此，國內外反應正常，大都予以理解。日本官方人士也表示日本重視對華關係，感謝中方派人出席葬禮。
由於中國以及國際社會對日方為裕仁天皇開脫戰爭責任表示出了強烈不滿，2月21日，竹下首相緊急召集內閣主要成員商討對策，決定通過外交渠道向有關國家說明情況，以求得諒解。
次日，日本駐華大使中島敏次郎就竹下首相在國會答辯事向中方做了說明。他表示，竹下首相對過去那場侵略戰爭曾做過明確表態，至今沒有任何變化。竹下首相的認識是：一、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鄰近各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害。對日本的上述行為，國際上認為是侵略戰爭並進行了嚴厲批判，這是事實，日本要充分認識這一事實；二、日本政府對過去行為的認識，曾在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中表述過，這一認識至今毫無變化。對侵略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三、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為了不使這樣的事情重演，將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2月24日，我在東京飯倉公館會見日本外相宇野宗佑時，他代表日本政府，再次對竹下首相在國會關於過去戰爭問題的答辯未能表達真意表示遺憾，強調日本對戰爭性質的認識已寫進日中聯合聲明，並說首相對此問題的表態沒有任何變化。我說，中日關係發展到今天，來之不易，需要珍惜。由於歷史原因，對中日間的一些敏感問題，應當慎重對待。只有正確對待歷史，才能開闢未來，才能避免傷害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同日下午，竹下首相在其官邸會見我時表示，他對發展中日友好有著一貫的信念，強調願堅持在日中聯合聲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上發展兩國關係。我對他說，只有正確對待歷史，才能堅持中日友好。當晚，日本政壇的元老伊東正義一個人專程到中國駐日本使館來見我，表達對我來日本參加葬禮的感謝，並表示願為日中友好盡力。
次日，日本各大報均詳細報導了我與日本首相和外相會見的情況，並發表了一些評論。有的報導說，竹下首相在此次葬禮外交活動中，緊急會見中國外長實屬破例之舉，說明首相本人及日本政府已深刻認識到有關戰爭責任問題發言帶來的嚴重後果，急欲藉此機會再次說明日方立場，求得中方理解。有的評論提醒說，日本應從中認識到，在與亞洲鄰國打交道時，不能只從民族特性差異這個角度來簡單地處理歷史問題，而要切實採取一絲不苟的態度。
此後，竹下首相又在2月27日的國會答辯上對他上次發言做出修正，明確表示上次戰爭給鄰國造成重大損害，其侵略的事實不可否認。
實踐證明，我國政府決定派人參加天皇葬禮的決定，以及出席葬禮的人選，是恰當和穩妥的，既不失外交禮儀，也有利於增進兩國關係，同時，推動日方在戰爭性質問題上進一步表明態度，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這次去東京參加葬禮，雖然主要著眼於中日關係，但真正取得突破的，卻是中國與印尼的雙邊關係。
在東京的葬禮上，我會晤了印尼領導人，使兩國中斷了23年的關係得以迅速恢復。這是一次利用特殊機會而取得外交突破的成功談判。
這場“葬禮外交”的意義，也許從中國、印尼兩國關係跌宕、複雜的演變過程中才能看出。
中國和印尼是近鄰，兩國之間有著長期友好交往的歷史。近代以來，兩國人民在反抗殖民主義和外來侵略的鬥爭中，患難與共，相互同情，互相支持。新中國成立後，印尼是最早同中國建交的國家之一。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又稱“萬隆會議”），詳細闡明了我對外關係中堅持執行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隨後，周恩來總理對印尼進行了正式訪問，雙方簽署了《關於雙重國籍的條約》，為解決中國同其他國家之間雙重國籍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範例。中國一直支持印尼收復西伊里安等正義鬥爭，印尼堅決主張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但是，1965年9月，印尼發生了“9·30”事件。隨後，印尼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與中國的關係迅速惡化，直至中斷關係。
所謂“9·30”事件，根據印尼方面的報導，是指1965年9月30日，以印尼總統警衛部隊第三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一批軍官，以陸軍“將領委員會”陰謀發動軍事政變為由，逮捕和打死了包括陸軍司令雅尼在內的六名將領。印尼陸軍幾名將軍立即採取反制措施，挫敗了翁東中校等的行動。印尼隨即開始嚴厲鎮壓和清除印尼共產黨和親蘇加諾總統的政治勢力。
中國對“9·30”事件事前一無所知，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未對印尼政局表態，但印尼軍方從一開始就指責中國策劃和支持了“9·30”政變，干涉了印尼內政，並發展到派軍隊搜查中國大使館商務處。到了1967年，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直至10月30日，兩國外交關係中斷。
20世紀7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中美關係明顯緩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西歐、拉美和非洲許多國家也紛紛與中國建交。特別是1973年初，關於在越南恢復和平的巴黎協定簽署後，美國結束了對印度支那的侵略戰爭，撤出軍隊，開始收縮在東南亞的軍事力量。在國際格局出現明顯變化的情況下，東盟對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調整，東盟與中國關係開始從相互敵視走向友好合作。東盟六國中的三國，即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相繼同中國建交。
這時，作為東盟六國之首的印尼，與中國的關係如何發展，成為決定東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關鍵。
1978年末，鄧小平同志對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進行了正式友好訪問，這是中國高級領導人首次訪問東盟成員國。雙方就維護東南亞和平與穩定、中國同東盟各國的關係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增進了相互了解，減少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從此，中國與東盟各國關係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反對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以及維護東南亞和平方面，雙方持有共同主張，有著密切良好的合作。
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各國的經貿關係快速增長，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
1988年11月，李鵬總理在訪問泰國期間又宣布了中國政府關於建立、恢復和發展同東盟各國關係的四項原則，即：（一）在國家關係中，嚴格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二）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三）在經濟關係中，堅持平等互利和共同發展的原則；（四）在國際事務中，遵循獨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則。
在這種形勢下，印尼對華關係也出現了鬆動，雙方接觸開始增多。 1975年蘇哈托總統曾表示，鑑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相繼同中國建交，印尼也正在準備改善對華關係。 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會代表團參加了廣州交易會。 1985年4月，應印尼政府邀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率中國代表團赴印尼參加了萬隆會議30週年紀念活動。
印尼是東盟中最大的國家，在東盟中起著領導作用。在柬埔寨問題上，印尼同其他東盟國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場。印尼曾於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兩次主持召開關於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非正式會晤——當時稱為“雞尾酒會”。由於各方分歧嚴重，會議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為柬埔寨問題巴黎會議兩主席之一，印尼感到為尋求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必須同中國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識之士認為，作為大國，中國的實力是這個地區重要而又不可改變的現實，印尼不能再拒絕同中國打交道了。
國際環境的改變和共同的戰略利益，使印尼在對華態度上出現了積極變化。
1988年3月，蘇哈托總統在談及兩國復交問題時，放棄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國就所謂中國捲入“9·30”事件進行“公開道歉”的要求。 1989年初，印尼外長阿拉塔斯通過印尼駐聯合國代表蘇特雷斯納大使，面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將全力促進中、印尼復交進程，政府各部門的協調已經恢復，並表示想同中國外長儘早會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薩特雷斯納大使，中方讚賞印尼方為推動兩國復交進程所做的努力，中國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儘早恢復中、印尼外交關係。中國外長也希望儘早與阿拉塔斯外長會晤。
正是在這時，出現了“東京葬禮”的時機。但是，我們得知，阿拉塔斯外長不隨蘇哈托總統赴東京，兩國外長會晤難以實現。為了抓住時機，我們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國外長將會作為特使，前往日本參加裕仁天皇的葬禮，這將是雙方會晤的好機會，如果方便，中國外長也願意拜會蘇哈托總統。 2月13日，印尼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告知中方，國務部長穆迪奧諾將陪同蘇哈托總統參加天皇葬禮。因阿拉塔斯外長不在隨行人員之列，穆迪奧諾部長將同中國外長會談，並說，蘇哈托總統願會見中國外長，具體安排將通過雙方駐日本使館商定。
印尼方還說，穆迪奧諾雖是國務部長，但對中、印尼雙邊情況相當熟悉。
穆迪奧諾是位少將，自當上尉時開始，就協助蘇哈托工作。蘇哈托執政後，他在內閣秘書處工作，後任內閣秘書、副部長和國務部長，並兼任印尼對華關係統籌委員會主任，負責處理對華的重要事務。他深受蘇哈託的器重，是印尼高層智囊團的重要成員之一，也是印尼內閣中的實權人物。他所掌管的國務秘書處與總統府僅一牆之隔，主要職責是負責起草總統演說和頒布政府各項法令與條例，協調總統與政府各部門之間關係，實際上擔負著上下溝通的重要角色。每週的內閣會議之後，一般都由他向媒體吹風或發布重大信息，故有“小總統”之稱。可以看出，印尼決定由穆迪奧諾出面商談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是一項經過深思熟慮的安排。
中國、印尼的東京會晤，是雙方多年努力的結果。當時我們分析，此次會晤也許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印尼方對兩國復交問題會採取較前更為積極的態度；或是由於內部仍未協調好，提出中、印尼關係正常化分步走的方案。
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我們都設想了應對之策。我們的基本態度是，充分利用這次機會，積極推動兩國復交的進程。
2月23日下午，按雙方事先商定的時間，我在印尼代表團下榻的東京帝國飯店，先會見了穆迪奧諾部長。這是我同穆迪奧諾的首次見面。他為人隨和，談吐直率，機敏而不失幽默。
會談中，我先回顧了雙方近年來開展直接貿易和在柬埔寨問題等國際事務方面的良好合作，闡明了中國對當前國際和亞洲形勢的看法。我表示，中、印尼同屬亞洲大國，中國有11億人口，印尼有1.7億人口。我們兩國都面臨建設自己的國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務，都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兩個大國，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建設，並一同致力於和平，那將是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
我還專門向他解釋了中國對外關係中所遵循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我說，五項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互相尊重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我們不僅在處理國家關係上是這樣，在處理黨的關係上也是這樣。我們始終認為，每個黨的事務都屬於這個國家的內政，每個國家都有權自己處理這方面的問題。中國絕不會利用黨的關係來干涉別國的內政。
關於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我對他說，兩國復交的時機已經成熟，中方對此一直持積極態度。今天利用這個機會，我願聽取閣下的看法。
穆迪奧諾贊同我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接著說到印尼國內兩次政變（注）給印尼造成的重大影響和嚴重危害。他說，剛才閣下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尼在處理國內問題方面也有個五項原則，那就是“建國五基”，即：信仰真主、公正與文明的人道、國家統一、民主和社會正義與繁榮。他接著說，印尼的國家哲學和意識形態可能與別國不同，但我們願同其他國家發展關係。印尼尊重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同時也希望其他國家尊重印尼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尊重上述印尼處理國內問題的原則。他還強調，印尼至今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在談話中，穆迪奧諾未再糾纏過去所謂中國捲入“9·30”事件等問題。
我強調說，我們尊重印尼在國內所採取的原則，同樣我們希望雙方都共同信守國際關係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我們充分注意到印尼在處理國家關係中對不干涉別國內政特別關心，坦率地講，中國同印尼共產黨已經沒有任何联系，就連現在有沒有這樣一個黨我們也不知道。過去有些印尼人住在中國，如今大部分已離開了，剩下的人很少，最多幾十人，其中有的已年老退休，有的就業工作。作為外國在華僑民，我們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關於如何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這一目標，如果閣下認為可以討論這個問題，我建議雙方可通過各自駐聯合國代表團繼續進行討論，同時，兩國外長見面時也可商談。聯合國渠道的討論可更具體一些，為兩國外長會晤做好必要準備。
穆迪奧諾感謝我所做的說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出的建議，由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一步磋商，必要時，兩國外長可以直接會晤。
說到這兒，他看了一下手錶，主動提議休會片刻，並沒說什麼理由。實際上，他是到隔壁房間，去向蘇哈托總統匯報我們兩人的會談情況。大約5分鐘後，他回來了，笑著對我說：“總統閣下要單獨會見外長閣下。”
蘇哈托總統給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滿頭銀髮的老教授，說話溫文爾雅，待人彬彬有禮。實際上，蘇哈托是一名軍人，行伍出身。他少年時代曾在清真寺附設的學堂讀過書，19歲時就去當兵，從一名士兵一步步晉升到將軍。 1965年“9·30”事件後，蘇哈托接管了蘇加諾的總統權力，任陸軍臨時負責人、主管恢復治安和秩序的司令、內閣部長和陸軍司令等職。從1968年至1998年，七次蟬聯總統，成為印尼的政治強人。
有輿論分析說，在蘇哈托統治下，印尼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印尼共已經成為歷史，當時，他已決意要與中國恢復關係。但在蘇哈托當政的年代，對華僑華人實行了嚴格的限制和歧視政策，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他下台以後。印尼華人所處的環境，直到前總統蘇加諾的女兒梅加瓦蒂接任總統，才有較大的改善。
不過，在那次單獨會晤中，蘇哈托態度友善，情緒很好。我先向他轉達了中國領導人的問候，介紹了我同穆迪奧諾會談的情況，讚揚印尼在他領導下為發展民族經濟所取得的成就。
蘇哈託對此表示感謝，請我轉達他對中國領導人的問候。他表示，印尼一直遵守萬隆會議達成的十項原則，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發展平等的關係。他說， “9·30”事件後，印尼在國內取締了共產黨，但這不意味著印尼對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採取敵對政策或有什麼敵意。如果兩國政府、兩國人民、兩個國家的黨都奉行和平共處、尊重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兩國發展實質關係與合作的道路，就可以說是暢通的。蘇哈托還表示，印尼一直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今後在政治領域磋商時，應在我們兩國之間進行，不需要通過第三國。現在要做的是一件小事，即消除兩國間的相互懷疑。他贊同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可繼續進行接觸，必要時兩國外長還可直接會晤。
我對他說，中、印尼兩國把相互關係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不僅符合兩國利益，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平，並將為本地區的國家樹立一個榜樣。
同蘇哈託單獨會晤後，穆迪奧諾鄭重其事地說，現在要解決一下最為迫切的問題了。大家聽後，一開始覺得莫名其妙，接著又都笑了起來。他的意思是，讓大家先“方便一下”，再繼續工作。也許是雙方的會談和與總統的會晤十分順利，他有心情開開玩笑了。
隨後，雙方商談的主題是如何向新聞界發布雙方會晤的消息。印尼方建議雙方共同會見記者，向新聞界發表一個共同商定的新聞稿。於是，我們擬定了一個關於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三點一致意見”：（一）雙方同意，進一步採取措施，實現關係正常化；（二）兩國關係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的基礎上；（三）雙方決定，通過駐聯合國代表團就兩國關係正常化進行具體商談，必要時，兩國外長舉行會晤。
穆迪奧諾問，如記者問及此次東京會晤是如何實現的，該怎樣回答？我表示，可以說是通過聯合國渠道商定的。他又問，如果記者追問是誰採取主動的呢？我表示，可以說雙方都有這一願望。我還建議，這次會見記者，主要是宣布我們共同的意見，時間不宜過長，以盡量避免外界對我們復交談判的干擾。
經商定，我們共同會見記者，由他做開場白，宣布上述“三點一致意見”，然後，由我做補充說明，對此次會晤表示滿意，強調兩國關係正常化已經開始。
由於事先沒有透露任何消息，會談後，要舉行新聞發布會，無法及時通知所有記者了。一些日本主要媒體記者紛紛趕到現場，而中國記者卻沒來得及參加。
這次聯合新聞發布會所發布的消息，成了次日日本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電視台也迅速反複播映有關鏡頭，輿論界一致認為，中國同處於東盟領導地位的印尼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外交的又一勝利”，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將產生巨大影響。
中國、印尼之間的東京會晤，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強烈關注。竹下首相在同我會見時，對此表示歡迎。這位特別喜歡用數字說明問題的日本首相說，世界上一億人口以上的國家，有六個在亞洲，除中國之外，有印度、印尼、日本、孟加拉、巴基斯坦。現在，所有一億人口以上的亞洲大國，都和中國建交了，這是一件大事，值得慶賀。中、印尼兩國領導人的東京會晤，是中國的一次成功的“葬禮外交”。
東京會晤後，為加快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我們通過聯合國渠道，重點就以什麼方式解決復交問題，同印尼方面進行商談。我們建議，雙方先以適當方式發表一個複交公報，關於公報內容、何人簽署、何時發表等問題，願意聽取對方的意見和建議。有關兩國關係中需要討論解決的具體問題，可在復交後，進一步磋商。
但是，1989年6月，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在國際上掀起了反華浪潮。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美國政府和國會先後四次發表聲明或通過決議，攻擊中國，並宣布中止中美間高級官員互訪、阻止國際機構向中國貸款等一系列制裁措施。國際上的兩個“富國俱樂部”——歐洲共同體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也先後發表聲明抨擊中國，並宣布暫停同中國的高級接觸、凍結正在談判的合作項目等。
在此形勢下，印尼對兩國復交事項表現出了觀望的態度。
面對複雜而嚴峻的國際環境，中國外交堅持原則，務實靈活，在國際間，折衝樽俎，沉著應對，迅速打破了西方國家的製裁，並贏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理解，使不少國家改變了立場，恢復了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這時，印尼對兩國復交的態度又積極了起來。雙方除通過聯合國聯繫渠道繼續保持接觸外，還利用一些國際場合，就如何儘早完成複交手續等問題交換意見。
1989年8月，我在出席柬埔寨問題巴黎會議期間，會晤了阿拉塔斯外長。這是自2月東京會晤後，兩國外長的首次見面。
阿拉塔斯對我說，東京會晤已在最高層做出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決策，剩下的只是就必要的技術性問題達成協議。從印尼方面來說，復交準備工作已接近完成，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可在本屆聯大前繼續進行磋商，聯大期間，兩國外長再進行會晤。
我表示，只要時機成熟，我們應該抓緊完成這件工作。我還提出，由於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對技術性問題不太熟悉，可以考慮在聯合國代表保持接觸的同時，開闢另一個渠道，由雙方派小組直接商談，到北京或去雅加達都可以，這樣解決問題更容易一些。
10月初，我與阿拉塔斯在紐約再次會晤，雙方商定由各自外交部司局級官員率領七八人的代表團，於11月或12月在雅加達會晤，討論和解決兩國復交的技術性問題。如有必要，可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晤，達成協議並經兩國政府批准後，再正式簽署復交公報。同時，雙方還同意10月底前,通過各自駐聯合國代表交換需要討論的問題清單。
12月4日至8日，外交部部長助理兼亞洲司司長徐敦信，同印尼外交部政治總司長羅哈納佩西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技術性問題在雅加達舉行會談。雙方審議了兩國過去締結的條約、協定，並就雙方重新互設使館時為對方提供方便和各自使館規模和人數問題、關於雙重國籍和華僑問題、關於印尼欠中國的債務和償還問題以及雙邊關係中的其他問題進行商談。
坦率地說，當時中國與印尼之間所需談判的技術性問題很多，而且相當複雜，一一解決起來，需要許多時間。
我們考慮到，印尼是東盟國家的老大，在東盟國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爭取早日同印尼復交，不僅可帶動另外兩個東盟國家新加坡和文萊同中國建交，有利於進一步打開我們同東盟國家的關係，還可以有效遏制台灣當局竭力推行的“彈性外交”，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製裁。為此，我們對兩國復交中技術性問題的談判，採取“堅持原則，適當靈活”的方針，對一些較為複雜的問題，大體商定原則後留待復交後繼續商談。
經過數輪會談，雙方在幾個主要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簽署了會談紀要。會談氣氛友好，進展順利。由於會談前我們對問題理解準確，所提的預案富有建設性，對方感到了我們的誠意，使有關復交的技術性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1990年3月和5月，雙方專家小組又在北京和香港就印尼所欠債務數額和償還方式舉行了多次會談，通過核查和協商，最終達成協議。
至此，兩國復交進程中的全部技術性問題的談判順利結束。
1990年7月1日, 阿拉塔斯外長應我的邀請來華訪問。這是自1967年10月兩國中斷外交關係以後，印尼外長首次訪華。
江澤民總書記在接見他時說，籠罩在兩國上空長達23年之久的烏雲過去了，晴天已經來臨。
訪問期間，我同阿拉塔斯舉行了兩輪會談。在代表團抵達當日的下午，根據印尼方建議，兩國外長就復交問題還先進行了一次“單獨會談”。
阿拉塔斯開門見山地說，去年2月東京會晤後，經過幾次技術性會談，有關兩國復交的問題都已解決。關於復交的時間和方式，蘇哈托總統指示，在今年內合適的時間完成。阿拉塔斯強調，鑑於兩國50年代已建立外交關係，現在不是建交，而是複交，就是重開大使館。因此，方式可以簡單些，以互換照會的形式進行，當然，儀式可以隆重些，以強調其重要性。他說，蘇哈托總統有意邀請李鵬總理訪問印尼，復交可以在這次訪問中宣布。訪問時間可在8月17日印尼獨立日之前，也可在今年其他雙方方便的時間。
阿拉塔斯還說，考慮到外界對他此次訪華十分重視，雙方有必要簽署一項公報，內容包括兩國關係正常化日期、互派大使和李鵬總理訪問印尼等內容，同時還可發表一項新聞公報。他向我提交了復交公報和新聞公報文本，供中方考慮。我當即表示，同意以互換照會的方式來實現復交，讚賞蘇哈托總統把復交和高層訪問結合起來的建議。
緊接著，雙方舉行了第一輪正式會談，會談的重點卻是柬埔寨問題。
阿拉塔斯說，印尼和中國都致力於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雅加達曾幾次是關於柬埔寨問題非正式會晤的地點，試圖為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尋求一個大致的框架。因在停火方式、由誰主持國際監督機構、過渡時期政權和越南移民等問題上，與會各方沒能達成一致意見而陷入困境，如今不得不休會。但雅加達的這些會晤，導致了巴黎國際會議的召開。他認為，去年巴黎會議的基本精神，是柬埔寨問題必須得到全面解決，現在的問題是，太多的廚師都來做同一道菜，有關各方又提出不同的新方案，結果使柬埔寨問題的和平解決失去了勢頭和方向。他強調，停火必須同全面解決聯繫在一起，要警惕部分解決的危險。他希望中國繼續做西哈努克、宋雙、喬森潘三派的工作，勸說各方下定決心，面對核心問題，接受公正、合理的妥協。
我說，我們對印尼為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讚賞。在尋求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上，中國和印尼有很多共識。我們贊成印尼關於柬埔寨問題必須全面解決的立場。任何部分解決，都不可能使這一問題得到真正的解決，相反，還將留下很多後遺症。我表示，中國將盡力做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的工作，希望柬埔寨問題能在巴黎會議的框架內獲得全面解決。
第二天，我們舉行了第二輪正式會談。這次是就兩國復交問題進行磋商，並十分順利地達成了幾點一致：（一）雙方決定於1990年8月8日恢復兩國外交關係，同意互派大使，並為對方大使館的重新開設提供方便。 （二）李鵬總理將在兩國復交之際於1990年8月6日至9日對印尼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三）關於台灣問題，中方讚賞印尼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但這對中國是一個敏感問題，有必要達成內部諒解。如需要進一步討論，中方可於7月之前派小組赴印尼磋商，就此達成內部諒解備忘錄，李鵬總理訪問印尼時簽署。 （四）鑑於阿拉塔斯希望李鵬總理訪問印尼時雙方簽署貿易協定，中方向印尼方提交了協定草案供對方研究。 （五）雙方商定7月3日簽署復交公報，並共同舉行記者招待會。
阿拉塔斯表示，印尼理解台灣問題對中國的重要性，相信能找出適當的文字加以表述，並同意中方派小組就內部諒解備忘錄進行磋商。在整個會談過程中，阿拉塔斯與在雅加達的穆迪奧諾不斷通電話，保持聯繫。這表明復交談判是在蘇哈托直接遙控下進行的。
7月3日下午6時，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園，舉行了中國、印尼兩國復交公報和關於解決印尼所欠中國債務問題協定的簽字儀式。上百名記者湧到現場，採訪了這一重要事件。
整個簽字儀式不過十多分鐘，可這包含著雙方多年來的艱苦努力。中國、印尼關係從此揭開了新的篇章。
簽字儀式後，我和阿拉塔斯聯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我首先宣布，1950年建立、以後又中斷23年之久的中國和印尼的外交關係將於1990年8月8日恢復。兩國人民長久以來的共同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強調，亞太地區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關係正常化，必然會對這個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產生深遠的、積極的影響。這件大事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是由於兩國領導人的遠見卓識。我相信，不久以後李鵬總理對印尼的訪問，將使得複交後的兩國關係充滿新的活力。
阿拉塔斯接著說，今天我們所取得的重大進展，預示著兩國關係將開始新的一頁，兩國復交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利益，而且將對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做出重大貢獻。他還說，我們這次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李鵬總理即將對印尼的訪問將是歷史性的，一定會把兩國關係推向高峰。
接著，我們分別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有記者問，新加坡方面曾表示，只有等中國同印尼恢復外交關係以後，才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現在中國和印尼已經復交，中國方面是否已著手同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的工作？我回答說，中國方面和新加坡方面，目前都在著手準備這一工作。
在回答印尼同中國復交之後兩國間經濟合作問題時，阿拉塔斯說，在1985年，印尼和中國就建立了直接貿易往來，從那以後，兩國貿易關係得到了顯著發展。現在關係恢復之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準備擬定新的貿易協定，雙方都已經為此做了準備。印尼和中國，作為亞太地區兩個重要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合作不僅限於貿易領域，復交之後，在別的領域的交往也必然會有發展。已經得到發展的貿易，當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還有記者問，印尼與台灣有著廣泛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印尼和中國之間是否已確定了某些原則和規定來處理此類事務。阿拉塔斯說，同其他東盟國家不同，印尼在50年代就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而且是基於堅定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基礎上，甚至在兩國關係中斷時，也沒有改變。印尼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後，以及關係暫時中斷期間，印尼都同台灣有著經濟和貿易關係，但印尼一直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印尼承認只有一個中國，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和印尼的複交，在國際上，特別在東盟國家中，引起了良好反響。新加坡外交部於7月4日發表聲明，歡迎中國和印尼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並重申，一旦中國和印尼實現關係正常化，新加坡將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泰國外交部表示，中國與印尼復交，將有助於東盟與中國之間各方面關係更趨完善和全面發展，並將使東盟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尤其是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立場，更趨一致。菲律賓等國官方及輿論也紛紛發表談話或評論，歡迎中國與印尼復交。
在同印尼恢復外交關係的推動下，我國於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後同新加坡和文萊建立了外交關係。至此，我國實現了同東盟成員國全部建立外交關係。 1991年7月，東盟首次邀請我出席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二十四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並與東盟六國外長磋商；1994年7月，東盟接納中國參加“東盟地區論壇”；1996年7月，中國成為東盟的正式對話夥伴；1997年底，我們與東盟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十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於2010年建成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雙方還簽署了或發表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等文件。我國同東盟國家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