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2日，海灣危機爆發。伊拉克大舉入侵並佔領了鄰國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將其吞併。一時，各國嘩然，舉世震驚。
事件雖是突發，但並非無跡可尋。這一年的7月下旬，我正好在沙特訪問，準備簽署中沙兩國建交公報。訪問的第一天，我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親王舉行了會談，一切順利，雙方商定第二天正式簽署建交公報。到了第二天，這位大臣忽然不見了踪影，整個白天都找不到他，建交公報也無法按原定時間簽署了。沙特方面只是說，外交大臣今天有緊急事務要處理。我們感到困惑，擔心建交的事情是否有變。到了晚上，費薩爾親王又突然出現了，雙方還是按照約定，在當天夜裡完成了建交公報的簽署。費薩爾親王告訴我，他之所以無法按原定時間來簽署公報，是因為法赫德國王讓他當天急赴伊拉克和科威特，調解兩國發生的矛盾。那時伊科矛盾已經公開化了，但各方都未預料到局勢會迅速演變成兵戎相見。
伊拉克與科威特的矛盾由來已久。歷史上伊、科兩國都曾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後又被英國人統治。 1921年，伊拉克獨立，科威特直到1961年才宣布獨立。奧斯曼帝國時，科威特曾是巴士拉省的一個縣，這大概就是伊拉克覬覦科威特的歷史緣由。兩國的邊界自獨立後一直未完全劃定，不時就要鬧起邊界糾紛。科威特國小民寡，但石油資源豐富，而伊拉克經歷了八年的兩伊戰爭後，欠了一大堆的債，其中相當部分是欠科威特的。進入1990年後，兩國因石油價格而爭執加劇。阿拉伯國家一直在為調解這兩個國家的糾紛而努力，但沒有成功。如今，伊拉克乘科威特人夏季去歐洲度假之機，突然派兵攻占科威特，長驅直入，幾乎兵不血刃。
伊、科兩國同屬發展中國家，與中國都有著友好關係。這次，伊拉克軍事入侵並佔領科威特，是嚴重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事件，絕對不能允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日就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並要求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 8月4日，楊福昌副外長又分別緊急召見了伊、科兩國駐華使節，呼籲伊拉克盡快撤軍，越早越好；希望兩個兄弟的阿拉伯國家通過談判解決彼此分歧。 22日，我在會見來訪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薩巴赫親王時，針對伊拉克已宣布將科威特吞併，強調說，中國堅決反對伊拉克入侵併吞並科威特。伊拉克不管用什麼藉口，武力入侵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強烈要求伊拉克無條件撤軍，科威特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應得到尊重和恢復。
科威特遭受突然襲擊後，保護在那裡的中國公民是一項緊迫而艱鉅的任務，我國駐科使館為此付出很大努力。當時，中國在科威特的勞務人員和僑民近5000人。由於形勢惡化，他們已經失去最起碼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到了8月29日，我們將全部中國公民撤到了安全的地方，其中還包括不少台灣和香港同胞。台灣在科威特有個商務代表處，戰亂發生後，那個機構的負責人就逃之夭夭，自顧自保命去了。 100多名台胞只好向我們使館求助，我們完全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另有一些香港同胞，拿著英國護照，那時不僅不再管用，而且會帶來更多危險。他們也找到了中國使館，我們都設法予以協助，使他們能夠安全撤離。
海灣是戰略要地，那裡一旦出現危機，必然會牽動世界整個局勢的穩定。
聯合國很快做出了反應。安理會在8月2日召開了緊急會議，通過了譴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軍立即無條件撤出的第660號決議，中國投了贊成票。後來，安理會又通過了一系列決議，對伊拉克實施全面的製裁和海空封鎖，還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661委員會，審查決議的執行情況。對於這些措施，中國都是讚成的。
阿拉伯世界對於這場危機更是著急，他們不願意看到兄弟鬩於牆的局面。海灣各國進行了緊急外交斡旋，提出了許多方案和建議。但由於阿拉伯各國的利益和立場不盡一致，對於如何解決這場危機存在著不少分歧，所有的努力都沒能取得進展。
海灣危機發生之時，蘇聯正陷入日益嚴重的國內政治、經濟困境，自顧不暇，難有大的作為。
這時，美國的反應最為強硬。 8月7日，美國總統布什正式簽署出兵海灣的行動計劃，立即開始向海灣地區調兵遣將，大規模增加這一地區的軍事力量。
一時，戰雲密布，局勢危急。
到了那年10月份，海灣局勢非但沒有緩和，反而一步步滑向了戰爭的邊緣。
這一段時間，為求海灣危機能夠和平解決，國際上的各方都在進行緊張的外交活動。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特別是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方面的重要性，開始顯現出來。
許多阿拉伯國家向中國派來了特使。科威特、約旦、沙特的外交大臣先後到北京進行工作訪問。伊拉克也派了第一副總理拉馬丹來陳述伊方的觀點。
更重要的外交舞台是在聯合國。
在那年的9月下旬至10月初，我赴紐約出席聯合國第四十五屆大會。在9月25日安理會外長級會議上，我闡述了中國對海灣問題的立場，呼籲伊拉克正視國際社會的強烈願望，採取同安理會合作的態度，立即停止對科威特的佔領，從科威特撤軍。我指出，中國政府主張海灣危機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支持安理會所發揮的作用，歡迎聯合國秘書長繼續進行調解和斡旋，支持阿拉伯國家在安理會有關決議的基礎上進行廣泛的努力。我還指出，中國原則上不贊成大國對海灣的軍事捲入，因為這只能使局勢更加複雜，呼籲有關國家保持最大克制。針對安理會剛剛通過對伊拉克實行空中禁運的第670號決議，我還強調，有關國家在執行決議時，要嚴格遵守國際法的有關規定，嚴格防止採取任何危及民用飛機和機上人員安全的行動。
聯大期間，中國代表團借用不結盟運動國家的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磋商室作為會議室，那裡成為了一個多邊外交磋商和對話的中心場所。我在那間小屋裡，川流不息地分別會見了60多個國家的外長或領導人，海灣危機是主要話題。
在會見中東地區十餘位外長後，我總的感覺是，大多數國家對可能爆發戰爭感到憂慮，堅決反對伊拉克侵吞科威特，但對如何解決這一危機意見不一。前一段時間，各國曾試圖用阿拉伯方式來化解危機，但成效甚微。他們都讚賞中國的立場，希望此時中國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向我表示，不管是在聯合國名義下打仗，還是美國自己打，都應避免。如果美國執意單幹，那就更危險。他說，當年的朝鮮戰爭就是一次壞的經歷。他不相信美國會把軍隊交給聯合國指揮。
在與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交談時，他告訴我，蘇聯目前擔心的是滯留在那裡的五千多名石油等方面的專家。蘇聯曾派熟悉中東事務的普里馬科夫作為特使，跑了兩趟巴格達，在調解方面，無功而返，只完成了一個任務，就是促成蘇專家回國。他表示，在當前阿拉伯國家分裂的情況下，蘇聯很難發揮什麼作用。
這時，美國正在積極策劃安理會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美國與其他幾個西方國家一起，一方面對中國的立場表示讚賞，另一方面企圖要求中國完全按照他們的步子走。
在會見法國外長迪馬時，當我提出法國應運用其對伊拉克的影響，促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這位外長做出無奈的表情說，有時朋友並不聽話。我向西方國家的外長強調，安理會已通過不少決議，應該再給些時間，讓聯合國、阿拉伯國家和其他方面進行調解。中國對安理會的有關製裁伊拉克的決議都投了贊成票，這是不容易的，因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有三個還正在對中國進行製裁，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
10月15日，約旦國王侯賽因向我們駐約旦的大使提出，希望中國派高級特使訪問伊拉克和海灣地區。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
綜觀世界全局，著眼海灣和平，中央決定由我於11月6日至12日出訪中東，以特使的身份訪問埃及、沙特、約旦和伊拉克。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倡導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從國家安全和利益的角度出發，著重改善了與鄰國間的雙邊關係，並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與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各國，建立起正常的國家關係。
在中東地區，中國沒有什麼直接利害關係，更不謀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獲阿拉伯各國的信任和尊重。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在重大的國際事務中，正贏得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這時出訪中東，尋求海灣危機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對於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擴大在該地區影響，具有深遠的意義。而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外交的一貫宗旨，為避免戰爭而盡一切努力，無論最終結果如何，也是中國對世界和平事業的貢獻。
就這樣，我成為海灣危機期間惟一訪問過巴格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外長。
針對當時復雜的局勢，我們制定的出訪方針是：不帶解決方案，也不充當調解人，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勸說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爭取海灣危機的和平解決。
在出訪準備會上，我強調對不同國家要有不同談話重點。伊拉克是這次出訪的重點，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別國領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勢嚴峻，避免戰爭對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對此要有相應表示。對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們的處境，表明中國反對侵略、主持正義的公正立場，同時說明軍事解決對他們也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應當根據安理會的有關決議來解決危機。至於約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們對伊拉克的實際態度，共同探討和平解決海灣危機的可能性。
我們原定的出訪順序是沙特、約旦、伊拉克、埃及。美國得悉我將出訪的消息後，馬上提出，將去埃及訪問的國務卿貝克希望在開羅安排與我會晤。
這時，美國意識到，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伊拉克動武問題上，他們需要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的一票。這一票至關重要。
10月31日上午，美方從華盛頓傳來信息，說貝克國務卿將於11月3日前往中東訪問，希望於6日下午在埃及開羅安排與我見面。我們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注），表示兩國外長11月6日在開羅的會見將是有益的，將有助於加強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關於伊拉克必須從科威特撤軍並恢復科威特主權的一致立場，以便有可能和平解決海灣危機。
於是，我們將出訪順序調整為埃及、沙特、約旦、伊拉克。後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國王也很希望在我訪問伊拉克後，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達同我會面。這樣，最後的行程就定為：北京—開羅—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達—吉達—北京。
以往出訪，我一般都是乘坐民航班機，但這時由於聯合國實施的製裁，伊拉克已無國際航班進出，我就乘坐了民航專機，但專機去伊拉克，也要經過聯合國661委員會的特許。開始，我們計劃飛經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於某種原因，土方婉拒了。我們改變路線，從約旦入境，經沙特回國。
我們是11月6日上午9時離開北京的，波音767型飛機加足了油，連續飛行12個小時，於當地時間下午3時半抵達開羅。貝克也是當天上午到的開羅，正好下午離開。於是，在開羅機場，來訪的中國外長“巧遇”了美國國務卿。
當時，美國還正在對中國實施所謂制裁，雙方仍未恢復高層會晤。海灣危機發生後，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雙方的聯繫和來往迅速增加。
實際上，開羅會晤已經是中美兩國外長自1989年夏天以來的第四次會晤。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當天，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向中方介紹了美方的立場，並了解我們的態度。 8月4日至5日，美方又派了助理國務卿所羅門來北京，就海灣局勢與中方交換意見。布什總統還不只一次給楊尚昆主席寫信，尋求中方的合作。貝克國務卿也多次致信或帶口信給我。我和貝克在1989年7月柬埔寨問題巴黎會議和同年9月紐約第四十四屆聯合國大會期間都進行了會晤。 1990年9月，在第四十五屆聯合國大會期間也見了面。在那次會見中，海灣危機問題是我們商談的主要內容。美方本來想與中方就海灣危機發表一個聯合聲明，我們考慮根據當時的中美關係，單就海灣問題搞個聯合聲明不可取，沒有同意。貝克曾就美國對海灣問題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考慮與我單獨交談過。他告訴我，如果經過很多個月後，制裁仍不起作用，就不得不考慮使用武力。美國將要求聯合國授權進行多邊軍事行動。如果聯合國不授權，美國將不得不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單獨行動。
這次開羅會晤，美方很想確切了解我們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動武問題上的態度。
在埃及方面的協助下，下午4時，我與貝克在開羅機場貴賓室會晤，談了一個半小時。
貝克表示，十分讚賞中國在解決海灣危機中的作用。他說，美國無意在海灣永久駐紮陸軍。危機消除後，美國會立即撤軍，只保留1949年以來一直駐紮在那裡的海軍力量。如果我訪問伊拉克時能使薩達姆認識到中國將最終支持通過決議，授權使用一切適當的方式執行安理會的決議，那麼將增加和平解決海灣危機的機會。他又說，美國將繼續執行已實行了三個月的製裁，並準備向海灣增兵以施加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如果制裁無效，希望中國不要阻撓授權對伊拉克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包括軍事行動。
我向他說明，我此次出訪的主要目的，是同有關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探討和平解決海灣危機的可能性，沒有什麼“方案”，也沒有授權進行調解，只是想在安理會決議的框架內對伊拉克領導人進行勸說。我將坦率地告訴他們正面臨最後抉擇，要么無條件從科威特撤軍，要么就會遭受嚴重災難。我說，目前海灣局勢十分嚴峻，爆發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大，同時國際上要求和平解決危機的呼聲也在加強。中國政府對海灣局勢深感憂慮和不安。
至於中美關係，我說，儘管雙方存在著一些分歧，但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合作還是不錯的。我們認為這對於海灣危機的和平解決是關鍵。我向貝克強調，只要和平的希望還存在，哪怕只有一線希望，國際社會就應力爭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我同貝克還就其他一些解決方案交換了意見。我告訴他，同許多阿拉伯國家一樣，中方也認為把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同中東諸多問題一起解決是不現實的，這樣聯繫也沒有好處。但是，美國如能強調對中東問題的關切，將有助於解除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疑慮。這對爭取阿拉伯人民會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不會轉移人們對解決海灣危機的注意力。
對於有些國家正在醞釀的“部分解決方案”，貝克解釋說，這是指伊拉克撤軍，但換得整個魯邁拉油田或布比延島等出海口，或以科威特合法政府不民主為由不予恢復。貝克稱，美國反對此類方案，因為這將是對伊拉克侵略行動的獎賞。他又說，也有人建議在伊拉克撤軍後立即召開中東問題國際會議。對此，埃及等國堅決反對，認為這將使薩達姆成為解決中東問題的“英雄”。美國將恪守其對以色列安全所做的承諾，但也將同埃及、沙特、摩洛哥等國一起，推動中東和平進程。
會見中，美方最關心的，還是我們對安理會授權動武的態度。貝克認為，目前對伊拉克的製裁是歷史上最嚴厲的，但不知是否能以此迫使伊拉克撤軍。他問我，中方認為應該再給制裁多少時間，如製裁無效，是否即可考慮用其他手段？我回答說，人們很難對製裁奏效所需時間做出精確估計，各國所處的環境不同，看法也不同。中方希望，那些對世界有影響的大國，要看得遠一些。和平解決所需要的時間，也許要長一些，但後遺症會少一些。我也問他，美國派軍隊進駐沙特時稱其目的是保護沙特的安全，現在科威特埃米爾已要求美軍解放科威特。美國若為此採取軍事行動，能否將其限於科威特境內？貝克回答，要解放科威特，就必然需要對伊拉克本土採取軍事行動。
通過這次會晤，我們基本了解了美方的意圖。事實上，我同貝克還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瞭如何改善雙邊關係，並就兩國外長互訪事達成了諒解。對此，他不願對外宣布，我也不強求。後來，對外發布的消息，只是說雙方就海灣問題舉行了磋商。
見過貝克之後，我就正式開始了對中東的訪問。
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久有往來，東漢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止於條支。大秦是當時的羅馬帝國，而條支就是現在的伊拉克、敘利亞一帶。甘英最終未能到達他的目的地。
我多次訪問過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但此次心情不同。戰爭的危險迫在眉睫，所有在戰亂年代生活過的人，對和平都會格外珍惜，深知戰爭的殘酷。和平只要有一線希望，就不應該放棄。
11月7日上午，我在開羅先後會晤了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馬吉德。中國和埃及的關係友好，兩國領導人也交往多年，談話進行得坦誠而無拘束。埃方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蓄謀已久的事件，並採用了欺騙手法。 7月24日，穆巴拉克總統訪問了伊拉克、科威特、沙特三國。在與薩達姆會談中，曾被告知，伊拉克不會對科威特採取軍事行動。穆巴拉克將此轉告科威特領導人，並與沙特法赫德國王一起，安排了伊科兩國領導人在吉達的會晤。就在會晤的第二天，伊拉克卻開始攻打科威特。埃及從危機一開始就規勸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和恢復科威特合法政府，但屢遭拒絕。目前局勢非常危險，美國擁有巨大的軍事力量，如果發動進攻，伊拉克是沒有還手機會的。在這一點上，薩達姆的助手沒有向他提供正確的信息。因此，埃及方面希望，我能使薩達姆認識到局勢的嚴峻，讓他明白，不撤軍對其本人和伊拉克整個國家，都會帶來巨大災難，而目前不採取靈活態度，伊拉克面臨的只能是軍事打擊。
我答應埃及方面，將向伊方指出保全自己國家的出路。我也希望埃及利用自己在中東地區的影響，繼續為和平解決危機做出努力。我問穆巴拉克，如果戰爭爆發，中東地區是否將長期陷入動盪？他回答說，如發生戰爭，將涉及整個地區，但以色列不會捲入戰爭。我又問他，有沒有可能不採取流血方式解決危機？他回答道，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現在的問題是，不是沒有保全伊拉克面子的設想，但薩達姆不接受任何理智的做法。如果他不響應國際社會的呼籲，將遭到沉重打擊，那樣科威特被佔領的問題就解決了。
當天傍晚，我們離開埃及開羅，飛往沙特西部的小城塔伊夫。塔伊夫是座山城，氣候舒適，環境寧靜，是沙特的避暑勝地。我們的機組成員都沒飛過那裡，飛行員只好查著航圖飛過去了。
伊拉克入侵並佔領科威特後，科威特的王公貴族都逃到這裡，被安置在當地的一家高級旅館裡，整個政府也隨之搬了過來，一個大臣一套房間，同時也就是一個政府部門。往日的豪華氣派，已蕩然無存了。
當晚，我會見了科威特埃米爾賈比爾和王儲兼首相薩阿德，聽他們訴苦。
賈比爾看起來身體較弱，說起話來聲小氣虛，緩慢無力。他譴責伊拉克領導人背信棄義，蓄意侵占科威特，拒絕執行安理會所有決議。他說，世人不能接受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伊拉克企圖從地圖上抹掉科威特是絕對辦不到的。薩達姆利用阿拉伯的名義，在玩弄手腕，因此，由阿拉伯國家提出解決危機的方案是毫無價值的。薩達姆正在屠殺科威特的人民，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科人民就會被消滅。不能再給伊拉克更多機會了，要向它施加更大的壓力，迫使其執行安理會的決議。
我向他重申，中國堅決支持科威特合法政權，非常同情科威特所遭受的巨大災難。伊拉克的所作所為，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處境非常孤立。伊拉克玩弄的小手法，比如釋放幾個人質，並不能緩解它的困境，只有從科威特撤出軍隊才是出路。如果伊拉克執意走向自我滅亡的道路，那是咎由自取。
大概由於身體的關係，賈比爾講話不多，會見進行了35分鐘就告結束了。
隨後，我與薩阿德王儲繼續會談。薩阿德身體健壯，血氣方剛，講起話來慷慨激昂，顯得相當憤懣和頑強。他圍繞安理會是否應採取新的強硬措施以迫使伊拉克撤軍問題，闡述了科方的意見和願望。他表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來，安理會通過了多項決議，但經濟制裁的效果甚微，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科威特是個小國，危機日趨嚴重，不能久拖。安理會應考慮採取新的措施，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希望中國在內的友好國家，採取一切方式挽救科威特人民。
我回顧了中國投票贊成並嚴肅負責地執行安理會十個決議的情況，並對他說，對伊拉克的製裁正在發揮作用，而且，隨著時間推移，作用會越來越大。
也許他覺得我對“採取一切方式”沒有表態，馬上又拐個彎，提出聯合國應定出製裁的時間表，或者討論新決議案，提出迫使伊撤軍的措施。他問我，中方是否更願意確定制裁時間？這時，陪同會見的科威特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薩巴赫插話說，希望中國不要作為調解人出現，而要使伊拉克領導人明白，伊拉克必須執行安理會決議，才能避免滅亡的命運。
我對此表示同意。我告訴他們，已同美國國務卿貝克就此達成一致意見，不會給伊拉克任何可利用的空隙。
王儲似乎沒有理解外交大臣插話的用意，仍然發問，如果薩達姆不執行決議，安理會是否將討論採取迫使伊拉克執行決議的措施？我笑了笑說:“我想會的。”王儲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滿意，就沒有再提什麼新的問題。談話也就此結束。
會見了科威特領導人之後，我又連夜趕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抵達時已是午夜時分。
第二天下午，我同外交大臣費薩爾舉行了會談。他向我表示，沙特不希望戰爭，正在努力爭取和平，現在是戰是和，完全取決於伊拉克。但目前的事實說明，伊拉克並不想從科威特撤軍。沙特希望中國支持必要時採取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一切措施，迫使伊拉克撤軍。費薩爾還強烈批評了約旦、巴勒斯坦、也門對海灣危機所持的立場。我向他通報了會見貝克、埃及和科威特領導人的情況。我明確地表示，中國將根據一貫支持正義的立場，繼續做出努力。
11月9日晚上，我又飛往約旦。第二天上午，與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進行會談，中午會見了國王侯賽因。
約旦對此事的態度，與埃及、沙特、科威特並不完全相同。約旦領導人向我表示，約旦也一直呼籲伊拉克撤軍，並立即釋放人質，主張危機應在國際框架中和阿拉伯範圍內解決。問題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壓力，使和平的努力無法繼續下去。有人推動阿拉伯國家採取行動，其目的是企圖霸占地區資源。
侯賽因國王還抱怨說，國際社會只對伊拉克一味實行禁運，無人同其對話。接著，他表示了對中國原則立場的讚賞，還希望我能以更好、更易為伊方接受的方式，與伊拉克領導人展開直接的對話。
我向他們指出，中國在海灣危機問題上並無私利，只是希望危機能和平解決。海灣危機如能較好地解決，將為解決中東其他問題創造條件。我還強調，如發生戰爭，對伊拉克將是毀滅性的災難，伊拉克的鄰國也會受到牽連。當前，國際社會對解決海灣危機已有共識，如果伊拉克能採取一些靈活行動，尤其是在撤軍問題上有明確表示，將有助於國際社會爭取和平解決的努力。
11月11日中午，我飛抵巴格達。由於實行製裁，巴格達的機場空蕩蕩的，看不到一架飛機，與半年前我到巴格達時所見到的飛機起降、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已經完全不同了。
當天中午和晚上，我與伊拉克副總理兼外長阿齊茲接連舉行了兩輪會談。雖然在一個穆斯林國家，阿齊茲卻是一個基督徒，他擔任外長多年，被認為是薩達姆的親信。
我先向阿齊茲介紹了我此次訪問的情況，包括與科威特領導人和美國國務卿貝克會晤的情況。我告訴他，佔領科威特是不可接受的。現在局勢嚴峻，戰爭隨時可能爆發，而戰爭將是一場災難，伊拉克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選擇。國際社會希望和平解決海灣危機，為此，伊拉克應在撤軍問題上表現出靈活態度。
阿齊茲講了一大通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理由，認為科威特故意壓低油價是對伊拉克發動經濟戰，又說中東地區最危險的不是8月2日伊拉克攻打科威特的事件，而是巴勒斯坦問題。會談中，阿齊茲最關心的，還是美國是否會真的動武，以及中國對安理會可能授權動武的態度。
我向他重申了中方對解決海灣危機的原則立場，並對他說，我們支持由聯合國召開中東問題和會，但把海灣危機與中東其他問題聯繫起來是很困難的。我告訴他，美國動武，也並非一定要經過安理會授權。貝克已經有過這樣的暗示。
在我與阿齊茲會談時，伊方有兩個速記員，輪換著記錄，交替著出去，估計是在隨時打印記錄，立即上報。可見薩達姆並不是不了解情況，相反，而是時時刻刻在了解動態，親自掌握著一切。
12日上午，我去見薩達姆。伊方派來兩輛車，把我們接去。車上沒有什麼標誌，但一路通行，開得飛快。車子開到一個看起來像是兵營的地方，停了下來，請我們下車，進到裡面先休息一下。然後，換了另外的兩輛車，開車的人也都換了。車子又飛跑了一陣子，才到會面的地方。
大約在11時左右，我見到了薩達姆。在那年的3月初，我訪問伊拉克時，曾見過薩達姆。不過，這次他一身戎裝，腰上還別了一把手槍，讓人感到幾分戰爭將臨的氣氛。差不多兩個小時的會談中，中間曾有片刻休息，那時，他才把手槍取下，放在桌旁。
我首先向他表明了中國政府對海灣地區緊張局勢的關切，希望能和平解決危機。我說，目前爆發戰爭的危險越來越大，想听聽他的看法。
薩達姆說起話來，沒有客套，直截了當，但強詞奪理，不時顯出蠻橫之態。
他說，科威特自古以來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如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接著，他詳細講述了伊、科的歷史關係，並稱伊拉克從未在法律上正式承認伊、科邊界。他對科威特政府提出了種種指責，說“8·2”事件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就對伊拉克施展陰謀，而科威特與美國、以色列有勾結。又說，別看科威特人口少，力量弱，但擁有經濟優勢，可以用經濟戰搞垮伊拉克，所以，“8·2”事件是伊拉克的自衛行動。
薩達姆還說，中東地區的根本問題是巴勒斯坦問題，處理中東地區問題，應採取同一個標準而不是雙重標準。當前的問題應同美國撤軍、停止制裁等一系列問題的解決聯繫起來。伊拉克一直是為實現和平而準備做出犧牲的本地區的重要國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氣氛中，伊拉克願意以開放和大方的態度，與各方進行對話。在沒有事先得到保證的情況下， 伊方的任何靈活態度，都可能導致嚴重後果。
對他把科威特說成如同香港屬於中國一樣，我嚴肅地指出，香港問題完全不同於伊、科關係。香港一直是中國的領土，只是被英國通過鴉片戰爭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國仍是採取和平方式與英國談判，最終達成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協議。而伊拉克與科威特有外交關係，互設使館，都是聯合國成員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成員，無論如何，伊拉克軍事佔領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我對他說，中東問題從長遠看，都應解決，但當前迫切的問題，是由於伊拉克佔領科威特而形成的緊張局勢，正使戰爭的危險在日益增大。
這時，薩達姆轉換話題問我，美國是否真的要打仗？
顯然，像阿齊茲一樣，這是他心裡最關心的問題。
我說，一個大國，集結了幾十萬大軍，如果沒有達到目的，是不會不戰而退的。
我告訴他，中國不准備提出方案或充當調解人。為了避免戰爭，應當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決方案。
談話中，薩達姆沒有表示出任何願意撤軍的意思，但陪同會見的阿齊茲告訴我，此次薩達姆的表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靈活了。至於薩達姆說希望進行平等對話，阿齊茲私下向我解釋說，這可以先從小範圍對話開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內的三四個阿拉伯國家，伊拉克也願同美國開展對話。
如今看來，薩達姆後來的一系列戰略失誤，都是基於當時的一個錯誤判斷，以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緩和姿態，美國就不會真的動武。
12日，我還應約會見了巴勒斯坦國總統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強調，海灣危機應在阿拉伯和國際組織範圍內和平解決。美國不僅要打伊拉克，而且還要摧毀阿拉伯的經濟、軍事力量。美國控制海灣石油資源，也是為了對付歐洲、日本、蘇聯以及中國。為此，美軍將在海灣地區長期駐紮。他認為，應以互讓的精神解決伊科爭端。阿拉法特還說，他不要求同時一攬子解決中東的所有問題，但應有個協議，先從科威特問題著手，然後召開國際會議，按先後順序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和中東其他問題。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問題同海灣危機掛鉤是不現實的。
結束了對伊拉克的訪問，我於當晚再赴沙特，在吉達分別會見了沙特國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費薩爾。
我先向費薩爾通報了訪問約旦、伊拉克的情況，主要是薩達姆的態度。費薩爾逐一駁斥了薩達姆的觀點，惟一沒有駁斥的，就是美國在阿、以之間奉行雙重標準的問題。費薩爾重申，海灣危機沒有阿拉伯的解決辦法，只能依據國際法解決。
法赫德國王會見我時，已是晚上10時30分了。法赫德首先談到的是沙中兩國關係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後才轉到海灣危機。他顯然已經了解我與費薩爾的會談情況，有針對性地談了幾個問題。
對於伊方所說願同沙特對話，他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後，他曾多次與薩達姆聯繫，試圖阻止入侵。後來，又多次促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但薩達姆始終不願同他見面。他強調，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個嚴肅的原則問題。阿拉伯和國際社會沒有人會接受這個結果。他還批評薩達姆故意混淆科威特問題和巴勒斯坦問題的不同性質，認為巴勒斯坦問題是個民族獨立的問題，而科威特問題是一個阿拉伯國家對另一個兄弟國家的侵略。法赫德還以薩達姆處理同伊朗關係為例，說明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並不會是件難堪的事。薩達姆如果想找出路，就應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無條件從科威特撤出。
我向他介紹，薩達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證，伊拉克可以採取靈活態度，但他沒有明確說想得到什麼保證。法赫德聽後，若有所思地說，薩達姆如果想得到保證，是讓伊拉克人民不受損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薩達姆是個負責任的人，就應該做出個人犧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個地方去。事情是他幹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糾正。
會見後，費薩爾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趕往機場，專機起飛時，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東之行算是結束了。
這次中東的穿梭訪問，使我進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國在這次海灣危機中立場不盡相同，一時難以採取一致行動，來化解危機。而薩達姆留給我的印像是，他是一個打著維護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旗號的有野心的冒險家。當伊朗內部出現混亂時，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兩伊戰爭。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棄義，以強凌弱。但他對形勢估計錯了。
看來戰爭已經不可避免。
我們通過外交渠道，將我這次出訪的情況，向有關國家做了通報。各方的反應是積極的，認為這次訪問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嚴肅負責的精神，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
我訪伊後不久，伊方也擺出了一些緩和的姿態。薩達姆發表講話，表示希望進行對話，願分批釋放伊拉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質。他有關準備為和平做出犧牲的說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測。不過，薩達姆到頭來，沒有任何實質性行動。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貝克的一封信。信中說，他本人對我們在開羅的會談感到非常滿意，布什總統在聽取匯報後，也有同感。美國正在考慮下一步驟，希望能很快再次與我接觸。同一天，我們通過駐美使館，向美方通報了我訪問伊拉克的情況。
11月20日下午，貝克又從法國巴黎打來電話。主要是談兩件相互有關聯的事，一是美國要在安理會搞個事實上是授權動武的決議；二是希望我出席將於11月28日舉行的安理會部長級會議，並邀請我會後正式訪問華盛頓。
貝克國務卿多年經商，又擔任過政府財政部長，所以無論辦什麼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歡“做個交易”。他把兩件事連在一起，顯然也是一樁交易。
貝克說，美國正考慮在安理會通過一個決議，授權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來解決海灣危機。決議中不會出現“使用武力”的措辭，但包含這樣的意思。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個安理會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和六個非常任理事國表示贊成這種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贊成票，至少不否決。
他說，知道中國政府需要時間仔細考慮，但希望我能給他一點暗示，即中國政府將以肯定、積極的方式處理此事。如果中國要行使否決權，那美國就不會向安理會提出這一決議。美國不願看到所提出的決議被否決。
我說，在當前海灣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和平解決和政治解決的呼聲很高，國際社會應保持並加強對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經濟的壓力。把對一個國家採取戰爭行動這樣重大的問題提到安理會討論，應當十分慎重。對於決議案，在中方沒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給予明確答复。
貝克聽後，當即在電話中將草案念給我聽。在案文的執行部分第一段中有兩個括號，即兩種用語的選擇：（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貝克在電話中還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紐約，參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會成員國部長級會議，並邀請我在會後正式訪問華盛頓。貝克說，如果中國能對美國提出的決議案投贊成票或不加以否決，將為我訪美創造合適時機。他進一步表示，我對華盛頓的正式訪問，將是兩國恢復高級互訪的良好開端。布什總統將於12月1日出訪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會見我。貝克還說，他本人也期待著明年到中國訪問。
我們分析，美國政府力圖在11月美方擔任安理會主席期間通過一個新決議案，使聯合國授權必要時可以對伊拉克動武。為換取中國贊成或不否決美國的議案，主動邀請我正式訪問美國，說明美方在這個問題上有求於中方，但又企圖把中方對這個議案的態度與恢復中美正常關係緊密掛鉤。
中國在外交上一向堅持原則，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也越來越有影響。在目前的海灣危機中，中國主持正義，力爭危機能夠和平化解，但我們反對戰爭，並不是支持薩達姆的侵略行為。中央決定，中國將對決議草案投棄權票。這時也是推動中美兩國恢復正常關係的有利時機，於是，我們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將出席安理會部長級會議，並在會後應邀正式訪問美國。
貝克因為喜歡“做交易”，自然也擅長“討價還價”。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請後，馬上又改變了態度。 11月25日下午，美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轉交一封貝克給我的信。在信中，貝克除再次強調我參加安理會部長級會議的重要性外，又說，由於沒有邀請所有安理會成員國或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外長訪問華盛頓，因此，希望在紐約雙邊會晤之後再宣布我對華盛頓的訪問。貝霖還補充說，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贊成美國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決或棄權票，那將對我訪美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美國方面出爾反爾，提高了要價，把訪美安排與投贊成票掛鉤。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在雙方的外交談判中必然會有某種互諒互讓的做法，這是很自然的。對各方來說都有取有予才能達成協議，但決不能說話不算數，搞小動作。
我們當即回答，美方違反了11月20日兩國外長電話談話達成的協議，並要求美方查閱並確認我與貝克的談話記錄。同時表示，美方如改變立場，我就不去開會了。
26日美方態度軟了下來。貝霖又轉述貝克的話，認為中方對11月20日電話的理解是準確的，但美方仍強烈希望中國投贊成票。貝霖還解釋說，美國國務院的低級官員由於不了解情況，前一天給他發來的指示是錯誤的。
11月27日，布什總統又分別給江澤民總書記、楊尚昆主席、李鵬總理寫了內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們支持美方提出的決議草案，並說，即將進行的安理會投票表決以及我對美國的訪問，將為實現雙邊關係的重大進展提供決定性的機會。
11月28日，我們乘CA981航班離京赴紐約，隨同我去參加安理會會議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長張毅君、亞非司司長王昌義、國際司司長秦華孫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霧，航班一再推遲，似乎預示著此行還不會一帆風順。
飛機到中午才起飛，抵達紐約時已是半夜。美國國務院來接機的官員告訴我們，貝克正在飯店等候。
我們一行來到華爾道夫飯店，走進會客室，只見貝克等美方官員坐滿了一屋子。
會談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勸說中方投贊成票。我對貝克說，動武事關重大，必須慎重。對美方來說，採用軍事手段，問題解決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許需要更長些時間。但是，戰爭方式造成的損失會比較大，後遺症會有很多。接著，我說，中國人民對當年美國以聯合國軍的名義進行的朝鮮戰爭記憶猶新；美國現在仍在對中國實施所謂制裁，而中美關係尚未恢復正常。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對有關決議，不予否決，已是最大的照顧了。
投票當天上午，在我忙於會見一些國家的外長時，貝克又多次打電話給我，轉達布什總統的口信，繼續勸說中方對決議投贊成票。
中方的投票立場已經確定，不可能再改變，我拒絕了貝克的要求。
下午3時40分，安理會部長級會議開始。這次會議的主題就是討論和表決美國提出的第678號決議案。草案的關鍵內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會各有關決議，否則授權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聯合國會員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並執行安理會有關決議。
那天會場上的氣氛很緊張，不僅旁聽席坐滿了人，連兩邊的走道上也站滿了人。大家最為關注的是中國的態度。如果我們投了否決票，決議案就通不過了。
5時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場做了解釋性發言。首先表明中國既反對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張和平解決，反對訴諸武力的原則立場。接著，我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在海灣地區沒有也不謀求任何私利，惟一關心的是維護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中國力主和平解決海灣危機，這樣做時間可能長一些，但造成的損失可以小一些，後遺症也會少一些。一旦爆發戰爭，各有關方面都將蒙受重大損害，不僅對海灣國家，而且對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以及對世界經濟都會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我說，這個決議草案採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辭，實質上是允許採用軍事行動，而這一內容有悖於中國政府力主和平解決的一貫立場，因此，中國代表團難以對這項決議案投贊成票；另一方面，海灣危機是由於伊拉克入侵和吞併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從科威特撤軍這個關鍵問題上採取實際行動，這項決議草案同時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會660號決議和其他有關決議，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從科威特撤軍，對於這一點中國是讚成的，因此中國對這個決議草案也不投反對票。
這個決議案，最後以12票贊成、2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
中國投了棄權票。古巴和也門投了反對票。
當天晚上，貝克宴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外長，表面上談笑風生，底下卻通過工作人員通報說，明天去華盛頓，因為布什總統忙於處理海灣危機，不能安排時間會見我。當晚，美國務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國駐美使館。
我們判斷，慣於“做交易”的貝克，顯然是覺得這次“交易”中，自己虧了，心有不甘。
此時，如果我們賭氣不去訪問，會顯得有點小家子氣了；去了華盛頓，總統不見，也不合適。大家商量的結果是，去還是要去，去了還要見到總統。
為此，我國駐美大使朱啟禎星夜驅車從紐約趕回華盛頓，於午夜3時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通了電話。斯考克羅夫特於凌晨6時答復稱，歡迎我按原定時間訪問華盛頓，布什總統期待著與我會晤。
我們於11月30日上午9時30分由紐約乘飛機抵達華盛頓。 11時與貝克舉行會談，隨後他設午宴歡迎我。
會面時，他告訴我，布什總統將於當日宣布邀請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訪美，並準備派貝克本人去伊拉克見薩達姆。我說，美方的這一步驟是重要的，有積極意義，我們支持。我在訪問巴格達時，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與美國直接對話。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議，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與薩達姆本人談。貝克稱，他把我的意見當面告訴了布什總統，這也是布什總統做出這些決定的原因之一。
他還向我解釋了有關會見布什總統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說，由於中國未投贊成票，他個人覺得，安排布什總統會見似乎不妥，不過，現在這些事都過去了，布什總統已決定會見。我聽後笑了一下，轉換了話題，對他說，美國為爭取安理會通過決議，國務卿先後訪問了12個國家，和這些國家的外長會晤。美國強調中國作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起著重要作用，卻不到中國去訪問。我向你發出過到中國去的邀請，結果只接到你一個電話，電話交流是容易發生誤解的。我仍歡迎你到中國去訪問。
11月30日下午1時40分，貝克午宴結束後，我乘車直接去白宮會見布什總統。
與布什總統的會見，進行了45分鐘。布什表示，他重視美中關係，希望兩國關係逐步改善，直至恢復高級領導人的互訪。對於中國投棄權票，雖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謝中國在海灣問題上同美國的合作。棄權也使決議生效了，這才是重要的。
我對他說，中美在海灣問題上進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國對安理會十個有關決議都投了贊成票。中國這次做出投棄權票的決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國領導人曾就此進行過反复考慮。
我又向他介紹了訪問伊拉克的情況。我說，在敦促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的問題上，中美沒有分歧。中美今後在國際事務中要進行合作的領域還很多，儘管兩國處境不同，對問題採取的態度和方法不同，但雙方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還是能找到共同點的。
這次訪問結束前，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會上記者的提問大都集中在中美關係問題上，並對布什總統會見我的安排感到驚奇。
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時，在老布什總統的圖書館會見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羅夫特。我們談及海灣危機時，還回憶起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記得很清楚。我對斯考克羅夫特說：“對不起，那天把你從睡夢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雖然第678號決議在安理會通過了，但世界上多數國家還是希望能夠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國和伊拉克未能就兩國外長互訪的安排達成協議後，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有意去見薩達姆，為和平解決做最後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給予協助。得到這個消息時，我正在海南島出差，當即讓外交部指示駐伊大使鄭達庸，約見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轉達了秘書長的意願。伊方同意秘書長去訪問，但德奎利亞爾最後的斡旋也沒能成功。
第一次海灣戰爭至今已過去了12年。當時，薩達姆錯估了形勢，不聽各方勸說，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做出了一個不明智的決策，沒有遵照安理會的有關決議從科威特撤軍，結果遭受到軍事打擊，使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難。不想，事情還未完結，在撰寫本篇之時，戰爭再次降臨了伊拉克，薩達姆的統治被推翻。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