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23日晚7時許，在巴黎克雷貝爾國際會議中心，一個隆重的簽署儀式正在舉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個國家的外長，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種語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別和國家，籤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們是：以柬埔寨全國最高委員會主席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最高委員會全體12名成員、澳大利亞外長埃文思、文萊外交大臣博爾基亞、加拿大外長麥克杜格爾、法國外長迪馬、印度外長索蘭基、印尼外長阿拉塔斯、日本外相中山太郎、老撾外長奔·西巴色、馬來西亞外長巴達維、菲律賓外長曼格拉普斯、新加坡外長黃根成、泰國外長阿沙·沙拉信、蘇聯外長潘金、英國外交大臣赫德、美國國務卿貝克、越南外長阮孟琴、南斯拉夫外長隆查爾。
作為外長，我代表中國，也在文件上簽了字。
那天，大家莊嚴簽署的，是柬埔寨問題巴黎國際會議所達成的柬埔寨和平協議（注）。
柬埔寨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牽動國際局勢的一個熱點問題，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過中國的對外關係。協議的簽署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正如我在簽字儀式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所指出的那樣，它標誌著延續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戰火終於熄滅了。和平協議的簽署將使柬埔寨恢復其獨立和主權，有利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為和平解決地區衝突在國際上創造了一個範例。
當晚9時，巴黎西南郊的凡爾賽宮燈火輝煌，為慶祝柬埔寨和平協議的簽署，東道主法國在此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晚宴，邀請了所有與會代表出席。
凡爾賽宮，這座歷經200多年滄桑的古老宮殿，曾見證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歷史時刻。此刻，又目睹了另一場戰火平息的歡樂。那天晚上，情緒最為高漲的人是西哈努克親王。他即席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講話，對東道主法國和所有為解決柬埔寨問題做出過貢獻的國家表示衷心的感謝，並代表柬各方表明團結合作的決心和誠意。宴會始終充滿了歡快而喜悅的氣氛。參加宴會的各國外長，也都紛紛即席發表了熱情的講話，為一個地區衝突問題，通過國際間的努力而得以和平解決，表示欣慰和讚賞，並讚揚西哈努克親王為實現柬埔寨和平所做的貢獻。宴會到了結束的時刻，參加者絲毫沒有倦意，不願離去。大家紛紛合影留念、熱情交談，還轉著圈在彼此的菜單上簽名，留做紀念。直到午夜時分，晚宴才在一片互道珍重聲中結束。
柬埔寨和平協議的簽署，作為一個地區衝突通過國際間合作而得以和平解決的成功範例，載入了史冊，但對中國來說，它還有著更多和更深遠的意義。
柬埔寨問題的由來，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它直接影響了中蘇關係，並成為阻礙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之一。
1975年，越南取得抗美戰爭勝利後，當時的越南領導人在蘇聯的支持下，向民主柬埔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無視柬埔寨獨立和主權的要求，導致越柬矛盾激化，隨即發生了大規模邊境武裝衝突。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兵柬埔寨，佔領了首都金邊，隨即成立了以韓桑林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此後，越南派兵駐紮在柬埔寨。
越南違背國際法準則的行動，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柬埔寨人民的頑強抵抗，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從此，柬埔寨問題成為國際政治鬥爭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在柬埔寨國內，原民柬政府、西哈努克親王、宋雙三派在柬北部、西部山區展開了抗越武裝鬥爭，並建立了統一陣線，成立了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民柬聯合政府。在國際上，包括東盟各國、中國、美國、日本、西歐各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也都站在柬埔寨人民一邊。從1979年的第三十四屆聯大開始，歷屆聯合國大會都以壓倒多數票通過決議，要求越南無條件從柬埔寨撤軍。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柬埔寨國內戰場進入相持階段。越南和金邊方面雖然在實力上佔據優勢，但也無法打垮和消滅抵抗力量。雙方一面繼續在戰場上角力，一面也開始試探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可能性。
越南陷入柬埔寨戰爭的泥潭，給越南人民帶來沉重負擔，也使越南在國際社會上陷於孤立，越南領導人不得不開始考慮政治解決。 1985年，越南第一次提出了從柬埔寨撤軍的設想，表示要在1990年從柬埔寨撤軍。 1986年3月，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在北京召開內閣會議，提出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八點建議”，表示願意成立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四方聯合政府。金邊方面很快做出了回應，首次表示願與民柬聯合政府舉行談判。越南亦隨即表示，如民柬三方與金邊方面談判並建立四方聯合政府，越南願意與這個政府談判撤軍問題。越南的這個建議雖然遭到民柬聯合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拒絕，但不管怎麼說，雙方都開始做出了願意談判的姿態。
此時，在背後一直支持越南的蘇聯，也因長期的軍備競賽而不堪重負，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謀求對美、對華關係的改善。小平同志抓住這個時機，做出了調整對蘇關係的戰略決策，提出在解決中蘇關係三大障礙的前提下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隨後，中蘇兩國開始了副外長級的政府特使磋商，磋商共進行了12輪，長達六年之久，其中重要的議題就是要求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1985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領導人後，提出了“新思維”的口號，開始全面調整蘇聯內外政策。 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時說，“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越關係正常化，現在是良好的時機，整個亞洲都需要這一點”。蘇聯發出了無意繼續支持越南與中國對抗的信息。
國際局勢的演變，使得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出現了一線曙光。
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後，蘇方在中蘇政府特使磋商時，不再迴避討論柬埔寨問題。
1988年4月，蘇聯、美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喀布爾政權的代表在日內瓦簽署關於政治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協議，蘇聯宣佈於1989年2月15日前從阿富汗全部撤軍。蘇聯方面公開表示，阿富汗問題的解決是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榜樣，外國軍隊應該撤出柬埔寨。
1988年6月，我去紐約出席第三屆裁軍特別聯大期間，會見了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他主動向我談到了柬埔寨問題，說關於阿富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是解決地區衝突的一個突破，意思就是說希望柬埔寨問題也能照此解決。我對他說，蘇聯決定從阿富汗撤軍是件好事，值得歡迎，但中國更關心的是柬埔寨問題。以前蘇方總是說中國找蘇聯談柬埔寨問題是找錯了對象，經過四年磋商，蘇方才同意討論這個問題。柬埔寨問題的解決，對柬、越、蘇、中和東南亞地區、東盟各國都有利。謝瓦爾德納澤表示，在柬埔寨已經出現了民族和解的趨勢，但如果政治解決沒有中國參加，就不會取得成功。我回答說，中國對解決柬埔寨問題一直持積極態度。在這個問題上，蘇方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起到重要影響的。當時，中蘇兩國政府特使第十二輪磋商即將舉行，我對他表示，希望這一輪磋商在柬埔寨問題上取得進展，希望他指示蘇方代表團認真討論這個問題。他很爽快地回答說，蘇聯不但不會迴避這個問題，還要積極參加到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中去。
中蘇政府特使第十二輪磋商時，蘇方主動建議中蘇就柬埔寨問題進行副外長級的專門磋商。 8月底，蘇聯副外長羅高壽與田曾佩副外長等在北京就柬埔寨問題舉行了磋商。雙方雖然還有分歧，但都同意這個問題應儘早政治解決，外國軍隊必須儘早撤出柬埔寨。蘇方還表示，願意根據自己的可能為此做出努力。
1988年7月1日，中方發表了一項外交部聲明，提出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四點主張，表明了中國的立場：盡快解決越南撤軍這個關鍵問題；越南撤軍後柬埔寨建立以西哈努克為首的四方臨時聯合政府；臨時聯合政府成立後在柬埔寨舉行自由選舉；對上述進程進行有效的國際監督。
就在同時，越南在柬埔寨問題上的態度也出現了變化。 1986年7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去世，12月，阮文靈當選為新的越共中央總書記。越南新領導人總結經驗和教訓，開始調整內外政策，著手尋求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途徑。 1988年5月，也就是關於阿富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簽署一個月之後，越南做出了公開承諾，表示要在1989年從柬埔寨撤軍5萬、1990年前完成撤軍，並同意與柬抵抗力量三方、金邊方面一起，參加在雅加達舉行的關於柬埔寨問題的“雞尾酒會”。
當時，東盟樂於看到柬埔寨問題盡快解決，便由印尼牽頭，在雅加達舉行非正式會議，邀請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及相關國家參加。因為是非正式會議，各方可以無拘束地交換意見，故大家就稱此會議為“雞尾酒會”。考慮到調和各方的立場，這一稱呼倒也傳神。
1988年7月，柬埔寨四方和越南終於參加了在雅加達舉行的“雞尾酒會”，但由於越南拒絕對撤軍進行國際監督，堅持將越南撤軍與停止對柬埔寨的“外來干涉”聯繫在一起，金邊方面也拒絕同時解散金邊和民柬政權，並堅持排斥“紅色高棉”（注），“雞尾酒會”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不過，越南和金邊方面與柬抵抗力量三方有機會一起討論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這還是第一次。
此後，在有關柬埔寨問題的國際談判中，“紅色高棉”在柬埔寨未來權力架構中的地位，逐漸成了矛盾的焦點。
鑑於雅加達“雞尾酒會”的調和不成，1988年9月，西哈努克親王在參加第四十三屆聯大期間向法國總統密特朗提出，希望在法國召開有關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
西哈努克親王提議在法國召開這一會議，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考慮。從歷史上說，法國與印支三國有著很深的歷史關係。 19世紀後期，法國在印度支那半島建立了殖民統治，越南、老撾、柬埔寨先後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人民的頑強反抗下，法國才撤出印支半島。從現實上說，與其他大國相比，法國在柬埔寨問題上捲入較少，選擇在法國召開討論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容易為有關各方接受。
西哈努克的這個設想，可以說正合法國之意，1989年正好是法國大革命200週年，總統密特朗想有所作為，如果能在柬埔寨問題上做些事，不失為法國在世界舞台上表現的好機會，自己也可在法蘭西曆史上留名。
這時，隨著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可能性不斷增加，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炒作所謂的“紅色高棉”問題了。對於“紅高”的力量，蘇聯、越南自然是一貫反對，而西方各國，在柬埔寨未來權力安排中也一直排斥“紅高”，主張將“紅高”拒於柬埔寨問題政治解決進程之外。但美國等西方各國也看到，“紅高”在柬抵抗力量三方中實力最強，要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離不開抵抗力量的武裝鬥爭。因此，他們在“紅高”問題上，起初還比較低調，而到了籌備巴黎會議時，排除“紅高”就成了他們的主要考慮。
美國開始了外交活動。 1988年6月，我在紐約出席第三屆裁軍特別聯大時，美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阿馬科斯特來見我，主要來談柬埔寨問題。他說，美方估計柬埔寨問題外交談判的步伐，可能在今後一年內加快。現在美國擔心，如果越南撤軍太快，“紅高”就可能重新掌權。因此，他建議必須考慮採取某種辦法，引進國際部隊，解除“紅色高棉”的武裝。美國希望就此與中國、泰國坦率交換意見。
阿馬科斯特一方面提出要解除“紅色高棉”的武裝，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在越南撤軍之前，“紅高”又是打擊越軍的重要力量。美國知道這是一個微妙的問題，處理時需要平衡。
我對阿馬科斯特說，中方不贊成柬埔寨今後由哪一派掌權，也不贊成排斥哪一方。我們公開講話只能講到這個程度。我們支持真正以西哈努克為首的聯合政府掌權，至於如何做到這一點，相信是能夠找到解決辦法的。
1989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訪華時，又向小平同志提出了“紅高”問題。小平同志對布什說，中國提出柬埔寨各派軍隊都裁減到1萬人，這樣，任何一派都不可能鬧事。小平同志還明確地告訴布什，中國支持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四方聯合政府，今後對柬埔寨的國際援助都應該通過西哈努克親王。
1988年12月初，我應邀訪問蘇聯。柬埔寨問題是會談的中心議題。在和謝瓦爾德納澤會談時，我主要提了三點：中蘇在越南撤軍的時間表問題上應該有一致的主張，並且要促其實現；在越南全部撤軍後，所有外國都應停止對柬埔寨各派的軍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內戰；建立以西哈努克為首的四方臨時聯合政府，凍結、削減以至解散各派軍隊，向柬埔寨派遣國際維和部隊，對越南撤軍和柬埔寨民族和解進程實行嚴格的國際監督和國際保證。
謝瓦爾德納澤表示，蘇方希望儘早解決柬埔寨問題，但越南撤軍還是要有一定的條件。
經過反复商談，我們達成了兩點內部諒解：雙方希望並將努力促使越南在短時間內，比如1989年下半年，至遲年底，全部撤軍；同意隨著越南在國際監督下撤軍，有關各國逐步減少直至停止對柬埔寨各派的軍事援助。蘇方還主動提出，來年謝瓦爾德納澤訪華時，兩國外長發表一個關於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聯合聲明。
在這次訪問中，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還向我表示，蘇方希望中國與越南直接談判。
這次訪問後，中央決定與越南就柬埔寨問題直接進行談判，並確定了談判的方針。
其實，在1988年，越南外長阮基石已兩次提出希望訪華，當時我們考慮到越方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立場還沒有出現實質性的改變，因此拒絕了他。這一年年底，阮基石又來信，再次表示希望訪華，說“越中兩國坐在一起的時機已經成熟”，希望雙方合作“為柬埔寨各方在民族和解的基礎上達成妥善的政治解決辦法創造條件”。
我們研究後認為，越南在柬埔寨問題上的立場已出現新的鬆動，可以和越方就中越關係問題尤其是柬埔寨問題進行接觸。但是，考慮到外長會晤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舉措，時機尚不成熟，因此，我們答复越方：兩國外長會晤還有許多準備工作要做，建議越方先派一位副外長來北京，就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舉行內部磋商。
越南方面接受了我方的建議。 1989年1月，越南副外長丁儒廉訪問北京。在與劉述卿副外長的磋商中，丁儒廉明確表示，越南將從柬埔寨全部撤軍。中越雙方在停止外界對柬各方的援助、保證柬埔寨中立和不結盟地位、實行國際監督和國際保證等方面，也縮小了分歧。只是在對撤軍後如何保證柬埔寨國內和平問題上，越方不願承擔責任，推託說，這是柬埔寨內部問題，應由各派自己去解決，而不應由中越兩國來討論。
針對越方態度，在隨後同丁儒廉的會見中，我特別指出，柬埔寨問題當然應該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由柬四方自己解決。但作為柬埔寨問題當事國的越南，以及與柬埔寨問題有關的蘇聯、中國、泰國，對這個問題應該有明確的主張，即在外國軍隊撤出柬埔寨、停止對柬各派的援助後，柬埔寨應該實現四方聯合，實現民族和解，不再發生內戰和動盪。有關國家對此都應該承擔責任，越南更應如此。
丁儒廉表示，早日解決柬埔寨問題和實現中越關係正常化，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這是越南的長远战略。我表示，有關柬埔寨問題的一些基本方面如果得到解決，中越關係的改善和正常化將是自然的結果。
在中國和有關各國的積極努力下，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條件逐漸形成，西哈努克提議的巴黎會議確定於1989年7月底召開。
作為東道主，法國外長迪馬在1989年6月給我來信，邀請中國參加這次在巴黎召開的有關柬埔寨問題的部長級國際會議。
正在此時，北京發生了那場政治風波，西方國家政府紛紛採取制裁中國的措施，很快又在西方各國，特別是輿論界，掀起了更大的反華浪潮。
這期間，法國在反華問題上表現惡劣。那時，過往法國的中國旅客，在機場都會受到法方警察的無端歧視，甚至被限制行動，不許同使館進行電話聯繫，不給水喝，不許上衛生間。
剛剛來信邀請我出席巴黎會議的法國外長迪馬，這時也在議會高調表示，要中止中法之間的所有訪問，他也不會會見中國外長。對於邀請我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議，他表示那是一次國際會議，他同我見面，不算是外長見面。
儘管形勢突變，事態復雜，我們還是決定，中國一定要參加這次有關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議。在當時西方的一片反華聲浪中，有一種輿論，說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後，中國已經自顧不暇，不可能再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了。我們的出席正好是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態度的好時機。同時，巴黎會議也是當時中國與西方各國保持公開接觸的惟一場合，利用這一場合，可以多做工作，以便打開外交僵局。
在柬埔寨問題上，雖然國際上有關各方都支持召開這次國際會議，但各自的想法、要求和打算並不相同，特別是在柬內部問題上，分歧很大。爭議的焦點仍是“紅色高棉”問題。越南、金邊方面以及其他某些國家，主張西哈努克和洪森（現譯“雲升”）聯合，排除“紅色高棉”。柬抵抗力量三方和東盟等，則堅持建立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四方臨時聯合政府。我們知道，會議上的鬥爭將會很激烈，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想達成一項全面解決的協議幾乎是不可能的。
巴黎會議召開之前，我已抵達博茨瓦納，開始對南部非洲六國的訪問。為了參加這次會議，我在訪問途中，特意從博茨瓦納轉道倫敦，於7月30日中午飛抵巴黎。
當天下午，我就會見了會議東道主法國的外長迪馬。一見面，我就嚴肅地問他：你在議會上宣布不會見中國外長，我是中國外長，你是不是不該見我？接著，我又指出，在這場反華浪潮中，法國推波助瀾，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最不文明，也最不講禮貌。這從過境法國的中國旅客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上就可以看出。
迪馬有些尷尬，只好表示道歉，說他說的那些話是應付議會和輿論的，請不要在意；又強詞辯解說，法方最近的有些行動，不是出於反華，而是出於對中國的“友好”，因為中法關係很好，建交也最早，所以，反應激烈了點兒。說這是“愛之愈深，責之愈切”。後來，迪馬陷入了法國售台武器的醜聞，不知他又會如何自辯？
1989年7月31日，柬埔寨問題的部長級國際會議如期在法國巴黎召開了。
我在巴黎會議的第一天作了發言，中心的意思是：柬埔寨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國家出兵侵略另一個主權國家，並實行長期軍事佔領所造成的。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關鍵，一是外國軍隊必須在國際監督下完全撤出；二是撤軍後柬埔寨要保持和平，防止內戰，實現民族和解。這兩個基本問題緊密相關，缺一不可。中國在柬埔寨問題上不謀私利。如果國際會議達成協議，中國將同有關國家一道承擔義務，停止對任何一派的軍事援助，並尊重柬埔寨未來自由選舉的結果。
會議召開前，美方提出國務卿貝克希望在會議期間與我會晤，討論雙邊關係和巴黎會議的有關問題。當時，美國正在加緊制裁中國，生怕這次會見引起國內媒體的責難，因此提出會晤限於小範圍，而且，要確保內容不對外洩露。
在和貝克的會見中，除了中美雙邊關係問題，我們著重討論了柬埔寨問題。貝克表示，雙方在會議上的合作，不僅表明兩國在柬埔寨問題上立場一致，也說明美中之間有共同的政治、戰略利益，希望兩國一道對柬埔寨問題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他還提了三個問題：中國可否向波爾布特等人提供庇護？希望中國考慮停止對“紅高”的軍事援助；美國希望保證柬埔寨難民在遣返時有選擇的自由。
對美方所提的三個問題，我的答復是，民柬方面沒有人向中方提出過庇護的要求；越南全部撤軍、柬埔寨問題解決後，中國願與其他國家一道承擔停止軍援的義務；難民事務是柬各方與泰國之間的問題，與中國無關。
在會議期間，我還會見了11個國家的外長，其中包括英國外交大臣梅傑、日本外相三塚博、加拿大外長克拉克。這是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第一次高級別公開接觸。這之前，歐共體首腦會議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都剛剛宣布停止與中國的部長級及以上的高級會晤。但是，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離不開中國的參與，在討論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上，必須和中國打交道。他們只好找理由說，這是國際會議，是多邊往來，不是雙邊接觸。在客觀上，巴黎的國際會議為我們打破西方的製裁提供了機會。
8月1日，巴黎會議結束，沒有取得成果。次日我飛往萊索托，繼續我的南部非洲之行。劉述卿副外長則率領中國代表團留在巴黎，繼續參加對如何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實質性討論。
從整體來看，大多數與會國在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會議期間，我們對民柬三方做了大量工作。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民柬三方代表團經常到我國駐法國使館做客，交流情況，商討對策。西哈努克親王對中國領導人有著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信任。他們對會議的進展抱著樂觀的態度。我們與美、英、泰、新、日、加等國也進行了密切磋商，在重要問題上，步調基本一致，主導了會議的進程。
但是，由於各方在“紅色高棉”問題上的分歧太大，會議最終沒能達成協議。不過，巴黎會議是所有與柬埔寨問題有關的國家以及柬四方第一次坐在一起討論柬埔寨問題，為柬埔寨問題的最後解決，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不久，我在出席聯大時，又會見了法國外長迪馬。他對巴黎會議的失敗表示失望，情緒有點消極。我對他說，巴黎會議雖然沒有達成協議，但還是有益的，大多數國家已經取得了一致，關鍵的問題是越南的態度比較僵硬。法國應該期待越方態度的改變。中國支持巴黎會議在條件具備時復會。
會見迪馬的前幾天，我再一次會見了美國國務卿貝克。在我赴紐約前，貝克向我國駐美大使韓敘表示，他在巴黎會議期間同我談得很好，希望在聯大期間再次見我。這一時期，我同西方各國外長的會見，幾乎都在多邊場合，但接觸的渠道一直保持。
9月28日晚上，我與貝克舉行了會談，貝克先談起了中美關係，說兩國關係比巴黎會議時已有所改善，布什總統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視美中關係，希望雙方能通過繼續對話盡快使兩國關係恢復正常。在柬埔寨問題上，貝克表示，美對兩國在巴黎會議上的合作感到滿意，但在“紅高”問題上，仍有很大保留。美方本來是持排斥“紅高”的立場，主張柬三方解決方案，只是由於西哈努克親王認為柬埔寨未來的權力架構中，有必要包括“紅高”，美國雖然不情願，也還是勉強接受了。貝克說，現在令人不安的是，柬埔寨問題正從政治解決轉向戰場解決。希望中國發揮重要作用，壓“紅高”接受政治解決。如果“紅高”企圖在戰場上解決問題，美國和東盟國家都將不會允許“紅高”在柬埔寨未來政府中發揮作用。
我先對貝克表示，中方也對中美在巴黎會議上的合作表示滿意。然後，我重申了中國在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我說，所謂“紅高”獨家掌權的可能性並不存在，中國也不支持這樣做。如果蘇聯和越南真正停止向金邊方面提供武器，中國就會停止向民柬抵抗力量提供武器。現在的問題是，越南宣布的撤軍沒有國際監督，人們有理由懷疑其真實性。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應該明確支持由西哈努克親王來主持柬四方聯合政府，至於各派的席位分配等細節問題，應該由柬四方自己去解決。
貝克說，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已經向他表示，如果有關各國停止向柬各派提供武器，蘇聯也可以停止向金邊方面提供武器。美方認為，蘇、越應該壓洪森接受某種分權安排，而中國則應該向“紅高”施加壓力，使它的期望變得現實一些。單靠柬四方，永遠也不會就其內部問題的解決達成協議。因此，中、蘇、美、東盟應該為柬內部問題的解決搞個方案。他提出了一個設想，如果由西哈努克親王任元首，洪森任總理，各派都有兩人任部長，外交、國防、內務等重要部長之職，可以由西哈努克和宋雙派人士擔任，這樣就可以保證西哈努克有實權。如果大國對這樣的安排達成一致，並讓柬四方同意，越南也就可能同意。
我回答說，這要看柬各派是否接受他的建議，特別應該先徵求西哈努克親王的意見。西哈努克親王反對大國一方面請他擔任國家元首，同時又把事先做好的一些安排強加給他。
1989年8月的巴黎會議後，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進程一度低落，柬埔寨國內戰場上，各派的較量也趨於激烈，一時和平無望。
為了打破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僵局，1990年1月至8月，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在巴黎和紐約舉行了六次副外長磋商，制定了全面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框架文件。這個框架文件基本上滿足了各方的最低目標和要求，得到有關各方的認可。
這時，越南在柬埔寨問題上的態度也有了更加積極的變化，中越朝著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1990年9月初，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部長會議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顧問範文同應邀來中國，與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在成都舉行內部會晤。越南領導人表示，願意接受聯合國對越南撤軍的監督與核查。雙方都讚成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框架文件，並同意共同努力，推動柬埔寨有關各方也接受這些文件，以推動全面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進程。
之後，中越雙方立即各派代表赴雅加達，向正在那裡舉行非正式會議的柬四方做勸說工作。柬四方終於宣布接受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一攬子方案，並決定成立由四方組成的12人全國最高委員會。
11月，巴黎會議工作小組將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框架文件具體化，完成了全面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協議、附件及有關文件的起草工作。這時，金邊方面突然覺得自己吃虧了，隨即又提出要對框架性文件進行修改，增加柬全國最高委員會中金邊方面的成員，或由金邊方面出人擔任最高委員會的副主席。
這樣一來，柬埔寨問題的最終解決又拖延下來。
為了盡快簽署協議，中國再一次發揮了重要作用。中方和有關國家一道，就柬埔寨政府的未來權力安排，與柬四方不斷協商。 1991年7月，柬最高委員會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金邊方面同意西哈努克親王任柬最高委員會主席，不再堅持設副主席和增加金邊方面成員。 8月，越南副外長阮怡年訪華，與徐敦信副外長就柬埔寨問題和中越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磋商。我會見了阮怡年。隨後，中越雙方發表新聞公報，一致表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框架文件不能改動，巴黎會議工作小組的協議草案可做修改，但不能超出框架文件的內容。 9月，越南外長阮孟琴訪華，這是十多年來中越兩國外長之間的首次會晤。我們就柬埔寨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都一致表示將繼續為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而積極努力。
1991年9月14日，西哈努克親王12年來首次率領由柬四方組成的柬埔寨代表團抵達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標誌著柬埔寨新的聯合政府即將成立。
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巴黎會議兩主席國和所有參加國的外長、聯合國秘書長代表與柬最高委員會成員就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達成了最後框架協議，為1991年10月在巴黎重新召開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創造了條件。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和平協議終於在巴黎正式簽署，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最終得以實現。
在當時非常複雜、動蕩的國際形勢下，柬埔寨問題能得到和平解決，實屬不易。多年來，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曾不斷努力，試圖解決全球各地出現的種種地區衝突問題，但失敗的多，成功的少。柬埔寨問題之所以能夠解決，是因為有關的各國，特別是相關的幾個大國，在解決這一地區衝突的問題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在一個多極的世界中，大國間的共同利益，往往是維持地區穩定和平衡的關鍵因素。
有意思的是，在柬埔寨和平協議正式簽署時，蘇聯因發生“8·19事件”，政局不穩，一直參與柬埔寨問題談判的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已經離任，代表蘇聯在文件上簽字的是當時誰都不太認識的新外長潘金。
和平協議簽署後，西哈努克親王回到了他闊別13年之久的柬埔寨首都金邊。聯合國也很快向柬埔寨派出了駐柬臨時權力機構和2.2萬名聯合國維和人員。經過各方一年多的努力，1993年5月，柬埔寨舉行了20多年來第一次全國大選，西哈努克被各派一致擁戴為國家元首，9月24日，又再次登基為國王。 “紅高”方面因為拒絕參加大選，於1994年被宣佈為非法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