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長，開始主管蘇聯、東歐事務。 當時，中蘇兩國正處於嚴重的對抗局面：蘇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漫長的中蘇邊界線上陳兵百萬；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這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脅的態勢。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計歷史舊賬，自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間，中蘇兩國經歷了三個“十年”：1959～1969年可以說是十年論戰；1969～1979年是十年對抗；1979～1989年是十年談判。這期間，既有冷戰又發生過熱戰。 但就在1982年初，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跡象，中蘇關係開始醞釀某種變化。 事情要從那年的3月24日說起。

那天，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來到蘇聯的中亞地區，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乾髮表了長篇講話,其中，雖然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蘇關係。 鄧小平同志馬上註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幹講話所傳遞的信息。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8·17”公報——即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著手改善中蘇關係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的爭奪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係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我們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布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發布會。那是3月26日，地點在當時外交部主樓門廳處。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發布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圍。當時擔任翻譯的是現任外長李肇星。 作為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我發布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 “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乾髮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聲明念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就結束了。 這個沒有先例的新聞發布會和三句話的簡短聲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記者的極大關注。 出席發布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對我說：“奧慶哈拉索！”(很好！)他顯然聽出了聲明中不同尋常的意思。 三句話中，重要的是兩個詞，一個是“注意”，一個是“重視”。實際上，就是“聽其言，觀其行”之意。其言可聽，自然是說，你講的話中間，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國對蘇聯所說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裡會聽，更說不上“觀其行”了。現在要“觀其行”，是要對方拿出實際行動來。 這簡短的聲明，第二天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中間位置，表明消息雖短但很重要。聲明在國際上也立即引起了廣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外國媒體紛紛報導，並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著對抗了30多年的中蘇關係，有可能發生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也是最後一次。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從此成了慣例，每週舉行。不過，不再是站著舉行了，而是移到了國際俱樂部，記者可以坐下來了。後來，外交部建了新樓，有了專門的新聞發布廳。 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領導到他家開會，研究中蘇關係問題。陳雲、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場，我作為外交部主管蘇聯、東歐事務的副部長也列席參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但中蘇關係的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聯得做點事情才行。這就提出了要蘇聯主動解決“三大障礙”，即從中蘇邊境地區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見。 中蘇兩國長期論戰，一直在爭論誰對誰錯，我們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蘇聯說我們是“教條主義”，雙方的調門越來越高。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蘇關係改善的條件，卻將現實問題的解決置於首位，重點由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向了國家利益的考慮，顯示出日後中國外交政策調整的趨向。 陳云同志提出了採取什麼方式傳遞信息的問題。信息的傳遞，既要引起對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見使館人員或派人前去訪問，恐怕過於正式，而當時中甦之間又沒有什麼其他的接觸渠道。 小平同志提議，為了不引起外界的無端猜測，可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以視察使館工作名義前往莫斯科，並同時前往波蘭華沙。當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 8月10日，蘇歐司司長於洪亮啟程赴莫斯科。在他啟程前，我們根據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說帖。

蘇方對我們蘇歐司司長突然出現在莫斯科，並要求在使館面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的行動，給予了特別的重視。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應邀來到我國駐蘇使館，第一遠東司司長賈丕才特地中斷休假，從莫斯科郊區別墅急忙趕回，陪同前來。 會面時，於洪亮同志向對方口述了長達1000多字的說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來，幾乎一字不差。 在說帖中，中方指出，中蘇兩國關係不正常狀況已經存在多年，中蘇兩國人民都不願意看到這種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現在是為改善中蘇關係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了。當然，問題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解決，但中方認為，只要中蘇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誠意，完全可以通過協商，逐步實現公正合理的解決。中方建議先從蘇聯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做起，也可以從解決影響兩國關係的其他問題，如減少中蘇邊境地區武裝力量做起。與此同時，雙方還應考慮找到一個有關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來解決蘇聯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撤軍的問題。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問題上能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總之，只要雙方站得高，看得遠，有使兩大鄰國恢復睦鄰關係的誠意，從解決一兩個重要問題入手，就可以為兩國關係打開一個新局面。至於交換意見的形式，雙方可以協商。

伊利切夫瞇著眼睛仔細聽著。他資格很老，赫魯曉夫時期曾任蘇共中央書記，當過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和《消息報》、《真理報》主編，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赫魯曉夫下台後，他退出中央領導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長。他為人穩健，處事謹慎，說話時字斟句酌，給人的印像是過於嚴謹而稍欠靈活。聽了我方的說帖後，他做出的回應仍是慣常的外交辭令。他說，你的想法，不管是從內容上，還是從主動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時，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態，好像並未完全覺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實含義。倒是當時在座的中國通賈丕才比較敏感，捕捉到了說帖中的新東西，表示這件事可能起到某種積極的推動作用，並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是我們這些人所能解決的，要報告政治局和最高領導。

這次會見以後，於洪亮即轉赴華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專程來莫斯科的，同時也給蘇方考慮和準備回答的時間。 8月18日，當於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會見伊利切夫時，伊利切夫談話的態度有所變化，口氣也緩和多了，稱已將中方的想法報告了中央，蘇方將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蘇聯第一副外長馬爾采夫約見我駐蘇使館臨時代辦馬敘生，交來一份作為正式答复的備忘錄，表示蘇方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級別上同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係問題，以便“消除關係正常化的障礙”。 蘇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礙”，這與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們認為，蘇方對我方信息的反應是積極的。小平同志隨後找我和於洪亮去他家裡，親自聽取了有關傳遞信息的詳細匯報，當即決定同意重開中蘇談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開幕前，中蘇雙方已內部商定，由兩國副部長級的政府特使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政治磋商。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為中國政府特使，參加中蘇政治磋商。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重要而又極富挑戰性的使命。蘇聯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談判對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為主管非洲事務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從未主管過中國事務，但卻同喬冠華、韓念龍、餘湛、王幼平四位中國副外長先後進行過長達十年的中蘇邊界和中蘇國家關係談判，被蘇聯外交界視為談判高手。 第一輪磋商於1982年10月5日開始在北京舉行。我們一開始就對磋商做了長期較量的思想準備。遵照小平同志關於同蘇聯打交道彎轉得不要太急，不要急於求成，太急了會為蘇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報告所闡明的對蘇原則立場和政策，我們擬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針，即立足戰略全局，堅持原則立場，著重提出要求蘇聯認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在策略上，舉起改善兩國關係和維護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旗幟，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輪磋商進行了半個月，從5日開始到21日結束，共舉行了六次會議。談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不放，指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根本途徑在於雙方共同努力，紮紮實實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礙發展兩國關係的嚴重障礙。障礙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暢通了。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就可望逐步恢復兩國之間的睦鄰友好。 伊利切夫則反復重申改善兩國關係的願望，但對我們所提出的“三大障礙”，則盡力迴避，拼命反駁。蘇方的論點也主要有三個：一是指責中方為磋商設置“先決條件”；二是提出中蘇關係正常化，應當“不損害第三國利益”；三是宣稱蘇方“從不威脅中國”。他一再建議共同製定蘇中關係基礎文件，先就促進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個領域關係的改善和發展達成協議。 針對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礙稱之為是“先決條件”，我指出，不存在什麼先決條件。我們提出來希望討論的某些問題，不是先決條件。如果事先確定哪些問題可以提出討論，而另外一些問題不能討論，這在客觀上等於設置了先決條件。在磋商過程中，對所有問題進行無拘束的討論，正是沒有先決條件的表現。 針對蘇方所主張的“不損害第三國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訴伊利切夫，中方提出來討論的一些問題不是有損而是有利於蘇方所說的第三國利益，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我們同這些國家的關係。蘇聯特使在第一次發言中提到，中國和蘇聯是兩個大國，中蘇兩國的關係會影響到亞洲和世界的局勢。那麼，在磋商中是會涉及第三國的。問題在於，是有損於這些國家的利益，不利於改善同這些國家的關係，還是有利於這些國家的利益，有利於改善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呢？我進一步指出，只講改善中蘇關係不應損害第三國顯然是不全面的，作為一個原則，我們主張不損害所有第三國利益。 對於蘇方宣稱從不威脅中國，我指出，蘇聯在中蘇邊境、在我們共同的鄰國蒙古人民共和國和阿富汗駐紮大量軍隊，把那麼多用現代化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擺到我們面前，我們當然感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和嚴重不安。 我特別就消除“三大障礙”從何入手問題做了重點闡述。我說，我國領導人在我們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列舉了妨礙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一些障礙。消除這些障礙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們認為，首先從解決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是因為：第一，從這裡入手是至關重要的。坦率地說，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派軍隊佔領柬埔寨，不僅給柬埔寨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給越南人民帶來了不應有的痛苦和犧牲，使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寧遭到了戰火的破壞，而且加重了中國的不安全感，使本來惡化了的中蘇關係變得更加緊張、尖銳和復雜，為中蘇兩國關係的正常化設置了新的嚴重障礙。盡快解決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是維護東南亞和平與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實現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關鍵性步驟。第二，從這裡入手也是比較現實可行的。眾所周知，蘇聯在印度支那地區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這樣一件事情。蘇聯方面想來應該注意到，我們沒有苛求蘇方，現在我們所提出的僅僅是要蘇聯運用自己的影響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出軍隊。在這裡，不存在蘇聯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問題，也沒有涉及別的東西，雖然我們完全可以要求蘇聯方面做些別的事情。中國方面這種合情合理的主張，應當能夠得到蘇聯方面的積極響應。人們也都清楚，蘇聯擁有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蘇聯方面冷靜地權衡利弊，具有遠見，做出政治決斷，並採取必要措施，問題並不難解決。 至於蘇聯堅持先從共同製定蘇中相互關係原則文件做起的問題，我告訴伊利切夫，中蘇關係正常化不是簡單地發表一個表達這種願望的聲明或文件就能辦到的。這正好從實質上說明，中國方面對擬訂兩國關係原則文件是真正重視的並持慎重態度的。我們認為，當兩國都用自己的行動證明我們都忠於所主張的原則，並都遵守這些原則的時候，兩國關係原則文件就擺到了我們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就是說，中蘇兩國關係原則文件只能是兩國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應當是從兩國關係的具體實踐中歸納出來，並用以指導兩國關係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們雙方最迫切的任務，或者說我們雙方的主要精力，應當放在紮紮實實做一些消除兩國關係發展障礙的實際事情上，為將來擬訂兩國關係文件創造條件。 整個磋商過程中，雙方針鋒相對，唇槍舌劍，氣氛有時很激烈，雙方都是事先準備好稿子，相互批駁。伊利切夫由於長期主管意識形態工作，自己還是哲學博士，當時正在編哲學辭典，發起言來，不但態度強硬，而且很有理論色彩，喜歡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繞來繞去，但教條而空洞，令人不勝其煩。後來，他曾專門送給我一本他編寫的哲學辭典，顯示出他的理論功底。當然，中方對他也毫不客氣，常常高調回應，將蘇方的主張稱之為“水中月”、“鏡中花”，強調不解決“三大障礙”而想改善中蘇關係，那完全是癡心妄想。 磋商期間，除了正式談判外，還有許多遊覽參觀活動，雙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在外交鬥爭中，有些話必須在正式場合說，有些話卻可以在下面說。正式場合講的正式的話，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場合講的非正式的話，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場合吵夠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氣一些，有些信息，雖不入記錄， 卻可更直接地傳遞給對方。 為了給緊張的磋商創造一點寬鬆的氣氛，我特意邀請伊利切夫及其隨行人員一同遊覽密雲水庫，到那裡呼吸新鮮空氣，賞景嚐鮮，並增加雙方的交談和接觸。伊利切夫說他以前去過那裡，只吃過魚，但沒在那兒釣魚。看來，他心存疑慮，有點擔心怕我們引他上鉤。但他感謝我的邀請，說這樣可以給他時間考慮考慮磋商中的問題，以便答复我們。 遊覽水庫那天，秋高氣爽，風和日麗，觀千頃碧波，看鳶飛魚躍，令人心曠神怡。在品茗賞景之時，我對伊利切夫說，希望蘇方能正確理解我方的意見，中方發言中有新東西。比如，在減少中蘇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問題上是雙方承擔義務。在蘇聯從蒙古撤軍問題上，我們提出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只是要求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並不涉及蘇聯與越南之間的雙邊關係。蘇聯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僅使印支地區局勢緊張，而且也給蘇聯造成沉重負擔。解決這個問題對蘇聯、對越南都只有好處而無損害。我們不理解蘇聯方面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有什麼困難。 伊利切夫斂容細聽，顯然聽懂了我的話，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礙”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但他毫不鬆口，只是重申了蘇方對“三大障礙”問題的一貫立場。儘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這裡有什麼“圈套”，被視為雙方討論過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一再聲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談”，建議今後磋商中“雙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談話內容”。 中蘇兩國政府特使第一輪政治磋商是一場互相摸底的前哨戰，雙方可以說是爭吵不休，翻來覆去，各說各的，沒有大的進展。但這次磋商啟動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標誌著不對話狀態的結束，預示著兩國關係將由長期緊張轉向長期對話。 中蘇第二輪政治磋商於1983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在會談中， 雙方在探尋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依舊各說各的，在實質問題上沒有找到任何共同語言。 在這次磋商期間，我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會見和交鋒頗具意味。葛羅米柯擔任蘇聯外長達27年之久，從斯大林到契爾年科，歷經五代蘇聯領導人，人稱“不倒翁”。他有著一副西方人所說的“撲克牌面孔”，就連聽人說話時也面無表情。不論什麼場合，他都顯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鬥，似乎隨時準備跟人進行一場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記者形容為是一位“說'不的先生”。 會見時，他竟接過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脅的主張，令人驚奇地聲稱，此點可成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接著，他大罵了一通美國人，說美國人不可信，又說美國要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裡根總統要從地球上剷除社會主義，並以教師爺的口吻說，中國完全可以從美國推行的消滅社會主義的政策中，推導出應該同蘇聯還是同美國建立何種關係的結論。 當時，他年事已高，有點倚老賣老，我對他的這番議論做了簡單明確的回應。我說：“談到國際上的緊張局勢，這是客觀存在。我想在這種形勢下改善中蘇關係不僅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亞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於談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同美國進行過長時期的較量，我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講話，知道如何同美國打交道。”葛羅米柯一時語塞，顯得有點尷尬。 此後，中蘇兩國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兩次，分別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舉行。這是一場馬拉松式談判，是韌性和毅力的較量。我們始終堅持只有排除障礙才能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原則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駁斥蘇方一成不變的論點，破除蘇方的幻想，力促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作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結束第八輪政治磋商，雙方仍沒在“三大障礙”問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不過，磋商得以繼續下去，保持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客觀上對中蘇雙邊關係起著推動作用。 回想起來，磋商沒有取得具體進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間，蘇聯國運不昌，幾乎每一兩年就要死一位領導人，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羅波夫（1984年2月9日）、契爾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繼病逝。據說，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個小時，打打電話，無法正常視事。接任的安德羅波夫，人聰明而精幹，當過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況，想有所作為。他痛感蘇聯政府官僚主義氾濫，人人愛喝酒，而不認真做事，認為喝酒誤國，下令禁酒，把酒廠改為果汁廠，並四處嚴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蘇聯的“國情”，難以實行。他重病纏身，只當政了一年多。契爾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體更壞，執政的時間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國，其主三易，對外難有作為，自然一時無力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這樣重大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中蘇兩國的接觸卻因三次蘇聯領導人的葬禮而提高了級別。 當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傳來後，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黃華外長作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參加葬禮。這是在中蘇高級接觸中斷多年後所採取的非同尋常的舉措，旨在抓住時機做蘇方工作，試探新領導的對華政策走向，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黃華啟程以後，小平同志又指示，要發表一個簡明的談話，對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簡單批一頓，也不能光說好話。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喬木同志起草了談話稿。談話回顧了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指出中蘇關係從50年代後期就逐漸惡化，60年代末以後，這種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 60年代末以後正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勃列日涅夫對中蘇關係嚴重惡化是負有責任的，但考慮到這次活動是弔唁，就沒有點名。同時，對他不久前關於改善兩國關係的講話表示讚賞，這是寄希望於蘇聯新領導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係得到改善。這篇稿子作為黃華離開首都機場時對記者的談話發表了，同時外交部立即將此事通知我國駐蘇使館。黃華外長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離京時還有這樣一篇公開的談話。 這一次，黃華外長見到了蘇聯新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外長。中方強調要使兩國關係得到真實的改善，蘇聯必須在消除障礙方面採取實際步驟，先做一兩件事。而蘇方雖然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卻只強調雙方應先做出努力，促進經貿、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來往。看來，蘇聯新領導將繼續勃列日涅夫開始的改善兩國關係的勢頭，但還未下決心採取重大步驟。 隨後兩年內，我先後陪同萬里副總理和李鵬副總理赴蘇聯參加了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中方利用高層接觸機會再次做出努力,在談話中，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予以評價和支持，推動蘇方在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方面拿出實際行動。 在正式的各輪磋商中，中蘇雙方就像聾子對話，完全對不上。雖是相互扯皮，達不成任何共識，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義。首先是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和觀點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雙方關係沒有更緊張下去。 總之，不斷扯皮比互不往來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來。那時，有人形容兩國關係是一個使館、一架飛機、一列火車。說的是兩國關係只剩下這些聯繫，雖保持外交關係，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車，但來往很少。有時，從蘇聯回國，整個航班和列車車廂裡都是空空蕩蕩的，看不見幾個人。隨著中蘇政治磋商的持續進行，兩國的經貿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開始交換留學生，組團互訪。 這中間，1984年底，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應姚依林副總理的邀請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具有特別意義，這是60年代後期兩國關係嚴重惡化以來蘇聯派出的最高級別的訪華代表團。 20世紀50年代，阿爾希波夫擔任蘇聯援華專家組組長，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做出了貢獻。他對華友好，在兩國關係惡化年代，也從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中方給了阿爾希波夫很高的禮遇，鄧小平予以接見，陳雲、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過的老朋友都會見了他。故友重逢，相見甚歡，情景十分感人。 記得陳云同志為準備同阿爾希波夫會見，請姚依林、陳楚和我去他住處匯報，談得十分高興。當晚，他手書“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條幅，派人送給我，以陸游的名句，表達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感受和對兩國關係前景的期望。 阿爾希波夫訪華期間，我全程陪同他參觀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漢鋼鐵公司、武漢長江大橋和深圳特區等地。我不時提起蘇聯援建的一些項目，還向他介紹深圳特區在小平同志直接關懷下，堅持改革開放，取得驚人發展的歷史。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和飛速的發展，印像極為深刻，不時由衷地讚歎，同時也流露出對當時蘇聯社會現狀的失望和不滿。 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中蘇成立經濟、貿易、科技合作委員會協定》，使兩國中斷多年的經濟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復。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總理回訪蘇聯。姚副總理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舉行會談，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雙方在發展經貿合作方面談得很順利，簽署了《中蘇關於1986～1990年交換貨物和付款協定》等文件，中蘇貿易額則從1984年的26.5億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億。雙方對兩國的高層交往和貿易的大幅增長表示滿意，我方同時敦促蘇方在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上拿出行動，指出障礙不消除，兩國關係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如何從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僵局裡面走出來呢？中方堅持消除“三大障礙”，這是兩國關係根本改善的基礎，而蘇聯的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均避重就輕，企圖繞過“三大障礙”，通過發展經貿合作，增加相互往來，實現所謂兩國關係正常化。戈爾巴喬夫上台初期，也無意在克服“三大障礙”問題上向前邁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會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時指出，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消除“三大障礙”，首先應從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件事做起。只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都好解決。為推動中蘇關係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蘇舉行高級會晤的設想。小平同志請齊奧塞斯庫帶口信給戈爾巴喬夫：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辦到的話，他願同戈爾巴喬夫會見。小平同志說，他出國訪問的歷史使命雖已完成，但為這個問題，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蘇方答复說口信收到了。 23日，蘇方表示，蘇中舉行最高級會晤和恢復黨的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建議兩國最高領導在蘇聯遠東地區或中國境內舉行會晤，討論蘇中關係正常化問題。 1986年7月28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崴發表長篇講話，表示蘇聯願在任何時間、任何級別上同中國十分認真地討論建立睦鄰關係的“進一步措施”。他宣布，當年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出蘇軍六個團，蘇聯全部撤軍則取決於外部干涉是否繼續下去，並透露蘇聯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當數量”的蘇軍問題，還表示願同中國討論削減中蘇邊境地區的陸軍。同時，他也談到了柬埔寨問題，聲稱越柬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越關係正常化，是中越雙方的事，蘇聯只能希望中越恢復對話，言歸於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國在中蘇邊界談判中所持的立場，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線劃分阿穆爾河（黑龍江）邊界線走向，希望不久的將來，邊界成為和平友好的邊界。 同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歷次講話相比，這次講話顯示蘇方的立場有了重要變化。 在“三大障礙”問題上，這次沒有重彈“不設先決條件”、“不損害第三國利益”、“從不威脅中國”等老調，不再迴避從阿富汗、蒙古和邊境地區撤軍問題，有所鬆動。在越柬問題上，語氣也比較平和，說現在是解決問題的有利時機。 由於歷史原因，中蘇兩國邊界在黑龍江（阿穆爾河）一段，在清朝時，只是簡單地以江為界，沒有嚴格劃定。蘇聯一直站在當年沙俄蠻橫的立場上，聲稱中國的邊界應當劃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線。這樣一來，江中的島嶼自然就劃歸了蘇聯，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成了蘇聯的內河。我方當然不會答應。中國主張，按國際法準則及國際實踐，應當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線為兩國國界。 1969年，中蘇兩國的珍寶島流血衝突，蓋源於此。戈爾巴喬夫的表態不能說不是一個積極的姿態。 同時，作為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第一次公開肯定了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方針，表示理解和尊重。他還提出了擴大和加深經濟技術合作的具體設想。 中央決定抓住這一時機，採取相應對策，對戈爾巴喬夫的講話表示了審慎歡迎的態度，但在“三大障礙”問題上不鬆口，繼續保持壓力，同時做出積極姿態，接過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的提法，同意恢復邊界談判。 為此，8月13日，吳學謙外長約見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費多托夫，做瞭如下表態：戈爾巴喬夫總書記7月28日海參崴講話中對中國和就中蘇關係所表述的意見，我們予以認真的評價和重視。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過去沒有說過的話，對此我們表示歡迎。蘇聯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國方面關於消除“三大障礙”以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立場和具體主張，而戈爾巴喬夫這篇講話與消除“三大障礙”距離尚遠，特別是沒有提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我們是不滿意的。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公正合理地解決柬埔寨問題是中國方面最感關切的問題，也是去年鄧小平同志通過齊奧塞斯庫傳話的核心。中方真誠地希望早日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希望蘇方認真考慮中方的意見。對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宣布中蘇東段邊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中方表示歡迎。據此，中方認為，在適當時候恢復中蘇邊界談判是適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國記者華萊士電視採訪時，又一次談到了中蘇關係，強調指出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是改善中蘇關係的關鍵，並說，如果戈爾巴喬夫在越柬問題上走出紮紮實實的一步，消除了這個障礙，他願意破例地到蘇聯的任何地方去同戈爾巴喬夫見面。我們在9月7日正式對外發表了這一談話，把中方的立場公佈於世，實際上是對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的講話做出了公開的答复。 為了推動蘇聯在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基礎上向前邁步，我們一連做了幾件事情：邀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計委主席塔雷津訪華；恢復了中蘇邊界談判；在其後舉行的第十二輪的中蘇政治磋商中重點就越柬問題談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訪華的。訪問期間，雙方探討了蘇聯向我們提供政府貸款，在廣西合作建設鋁廠、擴建本溪鋼鐵生產、修建新疆鐵路；還探討了合資辦廠、補償貿易和來料加工、擴大邊境貿易、增加供應傳統貨物等一系列推進兩國經貿合作的問題。塔雷津還探詢我們對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的進一步態度。中國領導人則表示，戈爾巴喬夫的講話有些值得歡迎的方面，但明確指出他在中國最為關切的越柬問題上沒有新意，敦促蘇方在這一事關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上儘早做出政治決斷。 根據中方關於恢復邊界談判的建議，中蘇外長1986年9月在紐約會見時達成協議，兩國邊界談判於1987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團團長，蘇方代表團團長是副外長羅高壽。此前中蘇於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後舉行過兩次邊界談判。第一次談判中，雙方交換了地圖，就東段邊界走向口頭上達成了一些共識，但沒簽署任何正式協議，會談等於沒有取得結果。當年l0月，赫魯曉夫下台後，邊界會談未再恢復。第二次邊界談判持續了九年，雙方在討論維持邊界現狀協定草案時一直圍繞爭議地區問題激烈較量。 l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邊界談判中斷。如今，第三次邊界談判開始，戈爾巴喬夫的海參崴講話，公開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線作為蘇中東段邊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場，使談判有了基礎，得以在比較好的氣氛中進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兩輪會談，此後的會談是由田曾佩副外長主持的。在中蘇舉行高級會晤前，雙方就東段邊界走向大部分達成了原則協議。至於復雜的西段邊界，雙方就劃界原則取得了一致意見，並同意成立專家工作組具體討論西段邊界走向問題和成立聯合攝影小組進行共同航攝，等等。第三次中蘇邊界談判的進展有助於緩和兩國邊境對峙形勢，成為促進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組成部分。 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後，中蘇於1986年10月舉行第九輪政治磋商，直到中蘇高級會晤前夕，兩國一共進行了多達12輪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輪。 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長，中蘇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長田曾佩擔任。在最後四輪磋商中，蘇方在阻礙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上逐漸表現靈活，不再迴避討論柬埔寨問題，但稱這個問題只能政治解決，後來又承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是個重要因素。蘇方雖不承諾將促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卻表示將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進柬埔寨問題的解決進程。由此可以看出，蘇聯在有意進行戰略收縮並做出從阿富汗撤軍決定後，基於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決柬埔寨問題，態度變得較前積極。 在第十二輪磋商中，蘇方提出願就柬埔寨問題同中方進行專門討論並達成諒解。根據當時形勢，為推動蘇聯對越南進一步施加影響，我們決定接過蘇方的建議。 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長與蘇聯副外長羅高壽在北京專門就柬埔寨問題舉行工作會晤。最後，雙方達成了一定內部諒解，找到了一些共同點和相近之處，當然，分歧仍然存在。會晤表明，蘇方在促越撤軍問題上立場有所鬆動。出於內政外交需要，蘇方確實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問題這個包袱，並藉此推動中蘇關係的改善，實現高級會晤。 中蘇政治磋商結束後，我就不再和蘇聯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後也沒機會再見到他。後來聽說，他先是喪妻，惟一的兒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後無人，就將自己一生收藏的許多書籍和油畫等，分別捐贈給了家鄉的博物館。他於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發去了唁電。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為外長，應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的邀請，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自1957年之後，30多年來中國外長第一次正式訪問蘇聯，主要任務是為中蘇首腦會晤做準備。 此前，兩國外長也有一些接觸，但都是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進行的會見。這次外長訪問，從相隔時間之長和任務之艱鉅來看，可以說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訪問蘇聯的，有當時外交部蘇歐司司長戴秉國、新聞司司長李肇星。我們乘坐的中國民航班機，於12月1日中午抵達莫斯科，謝瓦爾德納澤外長到機場迎接，並陪同坐車去賓館。 我們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寧山上的柯西金街11號賓館。正值嚴冬，莫斯科大雪紛飛，寒風刺骨。蘇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鑑於兩國關係的特殊和環境的複雜，我和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不便在室內商議談判對策，清晨時，只好冒著寒風，踏著厚厚的積雪，在賓館的庭院裡不停地漫步。無法運籌於帷幄，只能策劃在穹廬。 我抵達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宮會見了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當時，他剛剛提出自己的“新思維”理論，給人以年輕有為的印象。也許因為有了“新思維”，他特別愛說，話很多，會見進行了1小時40分鐘。戈爾巴喬夫主動表示，對過去發生的事情蘇聯也有過錯。在談及中蘇高級會晤時，他主動提出，考慮到各種情況，他準備到北京去。我向他轉達了中國領導人歡迎他於1989年訪華的邀請，並表示，對於兩國關係，中方主張著眼於未來，不糾纏歷史的舊賬，向前看，探討建立新的關係。 訪問期間，我同謝瓦爾德納澤外長舉行了三次會談，共約六個半小時。會談的重點是柬埔寨問題。 關於柬埔寨問題，雙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蘇副外長工作會晤和9月兩國外長紐約會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見，同時進一步闡述了各自主張。我著重指出，越南軍隊應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從柬埔寨撤出，中蘇在越南撤軍時間表問題上應有一致的主張並促其實現。同時，在越南全部撤軍後，所有外國（包括越南）都應停止對柬埔寨各派的軍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內戰。關於柬埔寨內部問題，我沒有深談，只簡要重申了中方關於建立以西哈努克為首的四方聯合政府，凍結、削減以至解散各方軍隊，派遣國際維和部隊，實行嚴格國際監督和國際保證等主張。蘇方表示希望儘早解決柬埔寨問題，越南應儘早全部撤軍，但認為，越南撤軍、國際監督機制和國際保證的建立，同不恢復柬埔寨過去的政策、實現柬埔寨內部各派之間以及印支與東盟各國之間的繼續對話，應是平行的進程，主張柬埔寨各方達成政治解決協議後，所有國家應立即停止對柬埔寨任何一方的軍援。 蘇方不願明確承諾的是促越南撤軍的期限，稱蘇聯“無法對越南發號施令”，但蘇方轉達了越方同我們直接討論時間表問題的願望，希望中越直接對話，以加快政治解決進程。看到雙方的意見在接近，我們提出，可將越南自柬埔寨撤軍的時間表，確定為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間。雙方就此達成了協議。 最終的結果是，中蘇兩國外長指派的工作小組經過反复磋商，雙方就柬埔寨問題以《共同記錄》方式達成內部諒解，並經我和謝瓦爾德納澤確認。其核心內容是：中蘇雙方主張儘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雙方希望越南軍隊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遲在1989年底之前，從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蘇雙方表示願意做出自己的貢獻，以促使上述目標的實現。 我和謝瓦爾德納澤還討論了關於蘇聯在蒙古駐軍、兩國邊境地區駐軍裁減、邊界談判等問題，也取得了一些進展。 1989年2月2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對中國進行回訪，目的是為高級會晤做準備。我同他舉行了兩次會談，重點仍然是討論柬埔寨問題。我接過蘇方的建議，同意在已經達成的兩次《共同記錄》的基礎上繼續討論，並就柬埔寨問題公開發表一項聲明，概述中蘇在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上的一致主張。這個聲明及舉行高級會晤的時間將作為一攬子協議共同發表。 在雙方商定戈爾巴喬夫訪華日期後，蘇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爾反爾，表示不願意發表雙方已經達成的協議，而只宣布戈爾巴喬夫訪華日期。 2月3日，謝瓦爾德納澤抵達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將接見他。深夜，蘇方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不同意發表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共同聲明。 面對蘇方的要挾，我們立即反擊。 4日清晨我們通知蘇方，鑑於雙方分歧較大，同意暫不發表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共同聲明，但同時也先不公佈雙方商定的5月中旬舉行高級會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會見謝瓦爾德納澤前，我向他匯報了蘇方在柬埔寨問題上立場後退的情況，並建議關於中蘇高級會晤的日期也暫不公佈，由雙方繼續商談。小平同志表示，“中蘇高級會晤的日期不能變，但是我今天不說訪問日期，這由你們去談”。 會見時，謝瓦爾德納澤一上來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爾巴喬夫建議5月15日至18日訪華，昨天我同錢其琛外長談了這個問題”。他的用意顯然是先請小平同志確認高級會晤的日期，使之成為既定事實，從而繞開柬埔寨問題，再壓中方讓步。 小平同志馬上做出反應，說，“你們兩位外長的談話還未結束，希望你們繼續工作，日期由你們商定，我聽你們指揮”。 接著，小平同志在談話中再次強調了早日解決柬埔寨問題的重要性。 謝瓦爾德納澤眼見自己的打算未能實現，只好表示柬埔寨問題還是可以繼續討論。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飛機上，兩國副外長再次進行了商討，但仍相持不下。謝瓦爾德納澤原定到達機場後立即轉飛巴基斯坦，但到達北京後，就直奔蘇聯使館，離京的時間一推再推。我採取在機場守候的辦法，堅持要求雙方達成協議後同時發表共同聲明和戈爾巴喬夫訪華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謝瓦爾德納澤到了機場，我們在候機室裡進行了最後一次會晤。我表示，你的訪問是成功的，雙方的會談，以及同中方領導人的會見，都有成果，但說話做事不應出爾反爾，要知道，我們兩國關係還沒正常化呢！發表共同聲明，是蘇方提出來的建議，我們同意了，雙方的工作小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現目前這種情況，出乎我們的意料。這件事本來是謝瓦爾德納澤做了手腳，現在，他見事情無法收拾，就趕緊做出埋怨羅高壽副外長不會辦事的樣子，同時又向我訴苦，說蘇方在涉及柬埔寨問題上確有難處，事情複雜。見我不為所動，最後，他不得不同意留下兩位司長，繼續同中方商談，自己先乘飛機離去了。 次日，雙方工作小組連夜工作，達成協議。 2月6日，雙方同時發表了有關柬埔寨問題的聲明和戈爾巴喬夫的訪華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農曆的正月初一。 五年後，我應邀到格魯吉亞訪問，在那裡又見到了謝瓦爾德納澤。此時，他已是格魯吉亞共和國的總統了。我受到了高規格的禮遇，他親自舉行歡迎宴會，並到機場送行，比當年在莫斯科時熱情多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如期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 40多年來，中蘇兩國關係，見證了幾代人的努力，經受了火與血的考驗，充滿了坎坷曲折和戲劇性的變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蘇聯時，還是一個26歲的青年，前後在蘇聯度過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為特使，參加了長達七年、有著許多不眠之夜的中蘇政治磋商。今天，終於迎來了兩國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時刻——中蘇高級會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動。 中蘇領導人的會晤，是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對此次戈爾巴喬夫來訪的接待禮儀，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講究適度，見面時“只握手，不擁抱”——這言簡意賅的六個字，表達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禮儀問題，而是準確地概括了當時中蘇關係的性質， 形像地勾勒出兩國未來關係的定位。 至於雙方會晤的主題，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語言明晰的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5月16日上午10時至12時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同戈爾巴喬夫舉行了歷史性的會晤。記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鑠，情緒極好。他的記憶力驚人，談話不用稿子，但條理清晰，用語簡潔準確。他先從兩個方面回顧了歷史：一是近百年來中國在列強壓迫下遭受的損失，二是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最大的威脅來自何方。小平同志總結了幾十年風風雨雨的中蘇關係，強調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又說，雖然如此，中方從未忘記，蘇聯在新中國建立的初期曾幫助中國奠定工業基礎。至於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小平同志說，他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回過頭來看，雙方講的都是空話。那些爭論，我們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對的。講到這裡，他特別強調，講這些過去的事，目的是為了前進。不是要求再和蘇方進行辯論了。這些歷史賬講了，問題就一風吹了，重點是放在未來。 戈爾巴喬夫表示，關於俄國、蘇聯與中國關係是如何形成的，有些東西蘇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評價，但在不太久遠的過去，蘇中關係的有些方面，蘇聯是有一定的過錯和責任的，並贊同過去的問題就講到此為止。 當時戈爾巴喬夫的表態是比較得體的，他顯然也是有備而來的。前蘇聯駐華大使特羅揚諾夫斯基在其名為《跨越時空》的回憶錄中寫道，戈爾巴喬夫曾對其陪同人員說，他打算像晚輩同長輩談話那樣去同鄧小平會談。作為歷史人物，戈爾巴喬夫的功過，自有後人去評價，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歷史使命，在中蘇關係史上，應當被濃墨重彩地記上一筆。 所謂開闢未來，是指兩國關係正常化後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間關係，明確今後兩國新型關係的具體內涵和應當遵循的準則。小平同志深刻總結了國際共運的歷史教訓，強調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係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戈爾巴喬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和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認為，“蘇中高級會晤標誌著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兩國關係將建立在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普遍原則以及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之上。我們的出發點是，蘇中關係正常化不針對第三國，不損害第三國利益，它同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有機地結為一體”。 高級會晤結束時發表的聯合公報正式確認了兩國最高領導人一致確定的兩國國家關係準則。這樣就形成了既不同於20世紀50年代的那種結盟，更不同於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種對抗狀態，而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睦鄰友好的正常國家關係。其後的歷史發展表明，這種完全新型的國家關係不僅最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通過這次高級會晤，中蘇兩大鄰國終於結束了幾十年來的不正常狀態，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國家關係。 如今回顧起來，當時把握住了歷史時機，實現了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意義十分重大。此後，國際風雲變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進入了一個動盪多變的非常時期。當年確立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框架，成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識形態的睦鄰友好關係的基礎，進而發展為建設性夥伴關係，直至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如果當時錯過了有利時機，後來兩國關係的發展，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那天，正當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中蘇高級會晤在人民大會堂進行時，人民大會堂外面卻已經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的情況，並最終形成了一場政治風波。 中國的外交，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和考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