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禎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兩年多時間內，李自成只有百十號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當土匪瞎轉悠，官府認為他非死即傷，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動向。
當時，張獻忠，“闖塌天（劉國能）”、“過天星”等部農民軍勢大，在官軍大力圍剿打擊下，逐漸不支。懼怕之下，他們提出要投降。如果遇上洪承疇或孫傳庭等人，肯定不吃這一套，農民軍假降詐降不是一兩次，殲此窮冠，可謂千載一時。
可巧，一直吃慣了“安撫”甜頭的熊文燦“總理”見京營軍民屢戰屢捷，自己寸功未立，心裡很急。他一到安慶，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帶活動的張獻忠和劉國能處招降。劉國能首先投降，這位癢生出身的賊頭為母所勸，還是真降。
張獻忠不死心，四處流竄，他本人幾乎被左良玉打死。窮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並送給熊文燦大筆奇珍異寶“孝敬”。
朝中楊嗣昌聽說此事，怕張獻忠詐降，主張趁機剿殺。關鍵時刻，崇禎帝自作主張，下詔主撫。於是，大賊頭張獻忠在谷城外造房數百間，買地種賣，與民間交易往來，看似解甲歸田，實則伺機待動。
崇禎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間，由於張獻忠、劉國能的“示範效應”，農民軍頭目羅汝才、“整十萬”、“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紛紛向熊文燦表示投降。
得到同意後，這些人並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營於當地駐紮“待處理”。也就是說，“受撫”期間，農民軍得到了最寶貴的喘息和休整機會。特別是張獻忠最為狡猾，在獅子大開口向明政府要糧餉的同時，本部人馬高度戒備，刀不離身。
在熊文燦及楊嗣昌等人斡旋下，張獻忠得地，得官，得關防。羅汝才（綽號“曹操”）在房縣，倒沒有索餉，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戰時編制，只是暫時不打官軍不掠民財而已。
一直殺氣騰騰搞“十面三網”殺絕農民軍的楊嗣昌，看主子崇禎皇帝臉色，也附和起熊文燦主撫招降。
當時，也有頭腦清醒的地方官如鄖陽撫治戴東渂秘奏，希望朝廷下令這些賊軍繳械，然後乘機剿殺，以絕後患。
對此建議，明廷未嘗不想。但邊警忽起，皇太極的滿洲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時間顧及不過來認真對付這些閉齒似瞑的群狼。
崇禎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極擅用兵的皇太極自己統領一軍在大凌河一帶做出大舉進攻狀，把不少明軍牽扯在自己附近。同時，清軍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託以及多爾袞率領下，分成數隊，遠攻明朝內地。
岳託一軍直奔密雲，破邊牆而入。依理講，密雲的牆子嶺長城隘口十分險峻，但守此處的明朝總兵吳國俊正給派來軍中當“政委”的鄧公公過生日，兵將們大多正排隊叩頭祝壽，痛飲壽酒。清兵來襲，明守軍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辮子兵們一鼓作氣殺入長城以內。多爾袞所部進展也順利，在青山關口破牆而入。兩部清軍於通州會師，棄北京不攻，到涿州後再分成數部自北而南，在華北平原上縱情馳騁蹂躪。
崇禎帝趕忙下令京師戒嚴，命令各地人馬趕來勤王。滿清此次來，算起來已經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禦作戰的重任，落在了宣大總督盧像升身上。
盧像升，江蘇宜興人，天啟二年進士。雖然文士出身，這位白晰頎長的俊雅男子善騎射，嫻將略，能治軍，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禎六年開始，盧像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討賊，屢立戰功，成為農民軍望風喪膽的方面大帥。清軍入口時，盧像升正丁父憂，聞難奉詔，穿孝服督師。
聽聞朝內楊嗣昌和太監高起潛暗中主持與滿清和議，盧像升痛心疾首，入京見崇禎帝慷慨主戰。心中無底的青年皇帝聞此，為之色動心壯，發內帑萬金犒軍，支持他與滿清軍正面交戰。由於主和的兵部尚書楊嗣昌和太監高起潛暗中阻撓，盧像升的軍事計劃多不得實現。他當時名義上是總督“天下援兵”，其實手中不過一萬多兵馬。由於不久陳新甲（原宣府巡撫，也被“奪情”視事。此時好玩，楊嗣昌、盧像升、陳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盧像升只能又分兵馬與他，這使得自己軍力更單薄。
面對洶洶而來的清軍，盧像升主張合集數路援軍，齊銳共擊清軍，崇禎帝不納。
無援無餉之下，盧像升手下只有幾千疲卒，在鉅鹿附近屯兵。畿南三郡父老聞言，苦請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戰。盧像升感泣：“自從我與流賊相戰，數十百戰未嘗敗績。今手下僅疲卒五千，大敵西沖，援師東隔，事由中製，加之食盡力窮，死在旦夕！死則死爾，為國為民，我不願連累百姓遭兵。”鄉野村民聞言，哭聲雷動，紛紛捐出家中僅存的口糧為盧像升當軍糧。
陰曆十二月十一日，盧像升進至賈莊。當時，太監高起潛擁關寧鐵騎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雞澤（地名），盧像升派人請求求援，高公公怯戰不應。
盧像升行至蒿水橋，突遇大隊清兵，雙方遂戰。從半夜戰至天明，清軍鐵騎數万，里三層外三層把盧像升幾千明軍包圍。盧像升指揮兵士，拼死力戰。 “自辰迄末（六個小時），炮盡矢窮”，最終明軍士兵皆戰死，惟剩盧像升一人，身中數創，仍舊手提三尺劍，親手殺掉數十清兵。刀箭矛槍之下，盧像升壯烈殉國。
如此戰場犧牲的大明烈士，高起潛公公逃回城後，竟掩蓋他的英勇戰死的事蹟。楊嗣昌小人，也想上報“下落不明”來陰構盧像升“臨陣逃脫”。最終，當地父老尋得大英雄屍身，楊嗣昌竟然連扣了八十多天，不驗屍，不上報，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陰。
盧像升殉國時，年僅三十九歲。其後，其家族死於國難者一百多人，可謂一門忠烈。盧像升詩詞均做得很不錯，其《前調》一詞，壯懷激烈，有岳武穆遺風：“搔首問天摩巨闕。平生有恨何時雪。天柱孤危疑欲折。空有舌。悲來獨灑憂時血。畫角一聲天地裂。熊狐蠢動驚魂掣。絕影驕驄看並逐。真捷足。將軍應取燕然勒。”
清軍大掠河北後，呼嘯奔馳至山東，四處殺掠，並攻陷堅城濟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樞。這還不算，清軍在濟南展開大屠殺，近十六萬人被殺，整個城市被搶個精空。
這時候，各地的明朝勤王軍已有十來萬人，由大學士劉宇亮以及陳新甲統領。
人雖眾，他們怯生生一路尾隨清軍，根本不敢進攻。轉年二月，多爾袞等人攜無數金銀財物及數十萬被擄漢民、牲畜，自天津渡水還東北。明將皆遠遠觀望，沒有一部敢於趁清軍半渡運河時出擊，眼睜睜看著清兵滿載而去。
此次冀魯侵掠，清軍克七十多座城池，殺明官明將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殺二十多萬。清軍此次入口，還圍攻高陽，當時已經退休在家的前閣臣兼兵部尚書孫承宗年逾古稀，仍舊奮髯而起，率全城人民抵抗。血戰兩天后，老夫子被清軍抓住。他望北京方向叩頭，乘守兵不備，投繯自殺。其子侄孫子輩近二十家族男性，皆與清兵格鬥而死。
此後，崇禎十五年深秋，松錦大戰後清軍又攻掠了山東一次，殺掉魯王朱以派（被俘自殺）。清軍轉戰八月有多，俘漢民近四十萬，掠財物無數，飽搶而歸。
這第五次入口殺掠，也是滿清入關前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入侵。
楊嗣昌柄權以來，喪師丟地，言官為此上章彈劾，崇禎皇帝剛愎自用，認為是他本人親自擢用楊嗣昌，聽不得異議，貶逐上書言官。同時，他對這位書生臣子寵眷不衰，讓他負責評議“文武諸臣失事罪”，追窮清兵入口以來各地守官的責任。楊嗣昌十分賣力，詳細列出五等罪：守邊失機、殘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帥、縱敵出塞，然後按罪抓人，大興刑獄，共殺包括巡撫、總兵、總監在內的官員三十六名，而他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揮者，則沒有任何責任。一時間朝野大嘩。
清軍飽掠而去，明廷稍稍鬆了口氣。楊嗣昌不閒著，於崇禎十二年初出主意，欲從各鎮邊兵中抽練精兵，經過“精密”計算，數目可達七十餘萬。崇禎皇帝很滿意這個數字，覺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萬虎狼之兵，平賊平虜應該有足夠的把握。但是，說話容易，行事極難。練兵七十萬，軍餉哪裡出。崇禎十年時加派“剿餉”稅，本來是一年的暫徵，現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筆龐大開支。
楊嗣昌自然有辦法：增派“練餉”。很快搜刮到七百多萬兩白銀。這些人民的血汗錢，絕大多數打了水漂，各地將領、官員玩命虛報兵員數字，無非是藉名搜刮斂財，沒有幾個銀子真正用於“練兵”。更壞的後果時，橫徵暴斂使得饑民雪上加霜，紛紛拋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禎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災害”，實則是加派“練餉”斂賦“大躍進”的人禍。如此，精兵沒練成，更多的農民逃亡，不少人加入賊軍，明政府實際是得不償失。
清兵進犯的壓力減弱後，明廷注意力自然轉向在谷城附近“就撫”的張獻忠等部農民軍，暗中調兵遣將，準備一勞永逸解決掉這群人。
張獻忠大奸巨滑之人，在政府軍內多有耳目，他來個先發製人，在崇禎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縣城。羅汝才等部農民軍聞訊響應，幾路合軍，打下房縣。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帶投降官軍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領恥於反复，歃血為盟，效忠朝廷，這才保證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張獻忠無數金銀財寶的“總理”熊文燦聽說賊軍復反，五雷轟頂，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陽出發殺向房縣。
此部明軍糧食供應匱乏，一路上除殺馬外，不得不採摘野果充飢。明軍苦行軍十天抵達房縣，在播箕寨正落入張獻忠的埋伏圈，一萬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僅帶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農民軍聞官軍敗訊，除王光恩一人外，餘皆叛去。
崇禎帝氣得發瘋，立即削去熊文燦官職，逮之下獄。老熊坐在獄中幾乎後悔死，又撞牆又扇自己耳光，後悔自己在太監公公面前講大話。不然的話，他現在正在兩廣安享榮華富貴。楊嗣昌人精，當然不會再保他（當然，當疏中楊嗣昌也說熊文燦“勞苦功高”，實際上是私庇老熊以哄襯自己無過）。熊文燦被關一年多，問成死罪，秋決時押赴西市砍頭。
思來想去，覺得流賊复熾鬧得遍地燎原太傷腦筋，臣子中實在無合適人才可用，崇禎帝就直接批示給“心肝寶貝”楊嗣昌，讓他以閣臣身份（其兵部尚書一職當時由前四川巡撫傅宗龍代任）出朝督軍，任勦賊“前線總指揮”。
在朝內“諸葛亮”了好幾年，多處大誤皇帝沒加追究，現在指派自己出去幹事，楊嗣昌還真不好也不能藉辭推託。他急趨宮內，醜表功作忠勇狀，奏稱：
“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啟行！”
崇禎皇帝聞言大悅：“卿能如此，朕復何憂！”
君臣二人上演一場讓人“感動”的好戲。
轉天，崇禎下詔賞賜楊嗣昌金銀帛緞大筆，並賜宴送行，親手斟酒三杯，御賜贈詩：“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鹽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擬宰相（內閣大學士），意即指老楊以相爺之尊出為大將，可立漢朝周亞夫（其營上曰“細柳”）那樣的不世功勳，並希望他一舉成功，回朝後仍舊輔帝教養民生。為臣子送行斟酒賜詩，崇禎帝一朝為開天闢地頭一回。楊嗣昌感動得邊拜邊泣，誓要成功。臨別，他又獲皇帝賜膳。
於是，楊嗣昌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率軍高舉“鹽梅上將”的旗標，浩浩蕩盪從北京出發，直達襄陽城。陰曆八月二十九日，楊嗣昌在襄陽建大本營。十月初一，大誓三軍，湖廣巡撫方孔詔、總兵左良玉、陳洪範等人咸來拜見聽命。
由於左良玉言辭慷慨，能言善論，楊嗣昌對這個武夫很是欣賞，上疏崇禎帝準備專門讓他掛“平賊將軍印”，予以殊榮，一來可以以將製將，二來買好弄人情讓左良玉這塊料日後為自己賣命。
左良玉得到崇禎皇帝從大內發出的“平賊將軍”印，打了強心針一般，出奇的賣命，不聽從楊嗣昌讓他把主力集結於興安（陝西安康）一帶的命令，集合生力軍從漁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瑪瑙山（今四川萬源縣境內）把張獻忠打得大敗。
老張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軍活捉。
張獻忠大賊頭一敗再敗，一個月後，他在逃跑途中遭陝西官軍賀人龍部截殺，其左右營將率兩千多人投降。蒼惶之下，張獻忠只能竄入深山老林，大猩猩一樣以摘採野果度日，身邊僅有殘卒數百人。
楊嗣昌聞報，也來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將剩勇追窮寇”，讓他一舉殲絕張獻忠殘部。左良玉悍將，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聽調遣，高臥營帳，再不肯派兵窮搜山林密谷。
楊嗣昌狹隘小人，立刻寫信給當時朝中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建議以陝西總兵賀人龍代左良玉掛“平賊將軍”印。此印很有威力，誰掛此印誰就可以“總統諸部”，平級的將官也要聽掛印人指揮。崇禎帝對楊嗣昌言聽計從，下詔照準。但楊嗣昌胸無主骨，覺得臨陣易將是戰爭大忌，就又改變主意，上報朝廷要求收回成命。這一來，他把兩個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奪印之心，賀人龍恨他說話不算空放屁。如此之後，兵將與統帥各攜貳心，誰都不賣力征剿，大賊張獻忠終於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帶躲藏起來。
崇禎十三年，連連大敗的羅汝才（曹操）與張獻忠殘兵會合，商議過後，兩人達成一致意見，覺得湖北官軍雲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楊嗣昌得報，立刻發文讓四川方國安部官軍“迎頭痛擊”這兩股人數僅三、四千的農民軍。但是，農民軍腳快，先於方國安部下渡過昌江。當時，守淨堡的川軍有五千之多，全都龜縮於山頂，避敵不戰，張獻忠、羅汝才軍得以從容入川。
本來，楊嗣昌原有計劃是驅敵入川，他以為蜀地峻山險壑，賊軍被逼入後可以陷其死敵。豈料，張獻忠、羅汝才等人入川後反而如魚得水，更加勢盛（詳情見本書《徒持金戈挽落暉》）。
四川處處陷沒，賊勢大熾，川撫邵捷春及陝西總督鄭崇儉充當替罪羊，一個被殺頭，一個被革職。
在四川燒殺劫掠了小半年的張獻忠等部農民軍士氣高昂，他們於崇禎十四年年底，拖著數部官軍轉來繞去玩了好久之後，準備掉頭再入湖廣。明將猛如虎在開縣黃侯城追趕張獻忠，求功心切，他不顧手下兵疲將惰，揮軍進攻。結果，官軍大敗，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沒於陣。
左良玉由於深恨楊嗣昌，完全不聽命，本來他應該出湖北鄖陽入川堵住賊軍，但他卻指揮部下軍隊向陝西興安開進，故意避開張獻忠。農民軍乘勝，出夔門經巫山重回湖北。
張獻忠部農民軍急行軍抵襄陽後，獲知襄陽城內防守軍人數很少，就精選二十騎化妝成官軍模樣，持從明軍處繳得的符信進入襄陽。陰曆二月初四夜間，這二十個人在城內首先持刀砍殺守門士兵，然後大呼喊殺，先前埋伏於城內的百十號人乘勢而起，四處縱火，襄陽城內火光沖天。城內大亂驚擾，城外賊軍大部隊從洞開無人守備的城門一湧而入，楊嗣昌苦心經營、號稱銅牆鐵壁的堅城，一夕即為張獻忠所有。其間軍資儲備堆如山積，至此全部成為張獻忠的戰利品。數千守軍，蒼猝不及戰，一時間解甲投降。
張獻忠在宏麗壯偉的襄陽王宮倨坐，喚人把已經嚇得軟成一癱泥的襄陽王朱翊銘押至堂上，自己親自斟滿一杯酒，獰笑著走下座位，說：“王爺，我其實不恨你，也不想殺你，只想殺楊嗣昌。此人遠在蜀地，我一時殺他不得，只能藉您項上人頭一用，楊嗣昌就會因犯'陷藩'之罪被殺。王爺走好，請盡飲此酒。”
襄陽王哆哆嗦嗦端過酒杯，剛一低頭欲飲，張獻忠抽出鋼刀，猛揮之下，王爺身首異處。然後，張獻忠從兵士手中接過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陽王府燒成白地。同時，他下令殺貴陽王朱常法以及襄陽府中所有男女眷屬，盡掠宮女為營妓，日夜供弟兄們姦淫，開拔前皆殺而食之。
為顯示自己的“仁義”，張獻忠臨走前開庫，放銀十五萬兩賑濟饑民。
在此一個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剛剛殺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來是富有之鄉，但連年災害，加之明廷七藩封於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貧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為盜”。李自成進入河南之始，手下僅有一千左右兵士，勢單力薄。由於明朝官府強斂賦稅，當地人難忍官府壓榨紛紛造反，幾個月就發展到數万人，農民軍一舉攻克宜陽、永寧、偃師、靈寶、寶豐等地，殺明朝宗室萬安王以及各縣官員數百人。也恰恰在此時，宋獻策和朱金星這兩個“知識分子”加入了李自成農民軍。朱金星是犯法被貶戌的“舉人”，宋獻策是江湖術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別是宋獻策，首獻“十八子主神器”讖語，讓李自成極感高興：“姓李的該當皇上了！”至於姚雪垠先生小說中極力渲染的李岩，歷史上應該沒有這個“實人”，僅靠歷史筆記中的矛盾記載混編而成。
農民軍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標自然是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寵妃鄭貴妃所生，他在當時幾乎奪了明光宗當時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
，追根溯源，皆與此人與其母大有關係。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愛子為福王，婚費達三十萬金，在洛陽修蓋壯麗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費。億萬錢財，皆入福王藩圍，神宗皇帝一次就賜田四萬餘頃。就國之後，福王橫徵暴斂，侵漁小民，千方百計搜刮，壞事做絕。崇禎即位後，因這位福王是帝室尊屬，對他很是禮敬。
這位重達三百斤的肥王爺終日閉閣暢飲美酒，遍婬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韜光養晦吧。陝西流賊猖熾之時，河南又連年旱蝗大災，人民相食，福王不聞不問，仍舊收斂賦稅，連基本的賑濟樣子都不表示一下。四方徵兵隊伍行過洛陽，軍士兵紛紛怒言：“洛陽富於皇宮，神宗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卻讓我們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賊手，何其不公！”當時退養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入王府勸福王，勸他說即使只為自己打算，也應該開府庫拿出些錢財援餉濟民。福王與其父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不聽。
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軍以大砲（拋石機）攻洛陽。
畢竟洛陽城極其堅固，農民軍軍攻了整整一個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內有數百明兵在城牆上縱馬馳呼，城下農民軍響應。於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揮守城的王胤昌綁在城上，準備獻城投降。
總兵王紹禹聞訊，急忙趕來諭解。譁變士兵大叫：“賊軍已在城下，王總兵您又能把我們怎樣！”一時間叛兵動手，殺掉守城明軍數人，不少人因驚墮城。
城外農民軍見狀，趁亂蟻附攀城，譁變的明軍伸手引梯，洛陽即時陷落。王胤昌見勢不妙，掉轉馬頭就跑（崇禎帝把他逮捕，凌遲於市）。
巨胖福王與女眷躲入郊外僻靜的迎恩寺，仍舊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腳快，縋城逃走，日後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權”。
別人逃的了，福王沒有這福份。很快，他就被農民軍尋跡逮捕，押回城內。
半路，正遇被執的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呂尚書激勵道：“名義甚重，王爺切毋自辱！”言畢，呂尚書罵賊不屈，英勇就死。福王熊包一個，見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頭如搗蒜，把腦袋磕得青紫，哀乞饒命。
李自成也笑，看見堂下跪著哭喊饒命的三百斤肥王爺，他靈機一動，讓手下人把他綁上，剝光洗淨，又從後園弄出幾頭鹿宰了，與福王同在一條巨鍋里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農民軍中各行各業能手應有盡有，幾個昔日大廚子出身的兵卒聞言踴躍，持刀上前，輕刮細剃，先把福王身上毛髮盡數刮乾淨，然後撥去指甲，以藥水灌腸排去糞便，里里外外弄乾淨後，送大閘蟹一樣把他放入大鍋中慢燉，笑看他在白湯佐料間上下翻滾，肥肉與鹿肉齊飛，湯水共花椒一色，終成一頓美餐。
事後，李自成手下搬運福王府中金銀財寶以及糧食，數千人人拉車載，數日不絕，皆運空而去。
洛陽、襄陽連陷，二王被殺，身在湖北沙市督軍的楊嗣昌驚悸異常，畏罪服毒自殺，時年五十四。 《明史》中記載他“不食而死”，又有筆記講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確切。失陷兩藩，他自知再無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實，楊嗣昌不可謂不勤奮，但屬幹吏小才，行事過於繁碎，一切軍情大小事情均親自料理，千里待報，坐失機會。他掌兵柄數年間，陷盧像升於死，排壓孫傳庭，擠兌洪承疇，加餉殘民，實際上自絕明朝國脈。
事聞朝廷，崇禎帝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還以“勦賊功”追贈他為太子太傅。清初，其子楊山松不是省油燈，又作《孤兒籲天錄》，極力掩辯，謂其父乃正常病亡，不是畏罪自殺，想左右寫《明史》的清朝史官看法。可幸“館臣未受其誤（導）”，並未把楊嗣昌描寫成“有勞無過”的忠臣。日後，張獻忠攻陷武陵，把楊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棄，派兵士用大刀把楊嗣昌夫婦屍體大卸八塊，然後用棺木焚燒。
佔據襄陽，奇襲僥倖。張獻忠爽過一把後，生怕鄖陽一帶的左良玉部明軍來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燒後即涉漢水而東，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後，折入湖北克隨州。接著，他率部竄至信陽一帶。
左良玉率軍入河南追剿，張獻忠部乘機殺至鄖陽。而羅汝才部在河南沒動，與李自成聯軍，改換門庭。張獻忠失去一條有力臂膀，軍力大減，不久在信陽遭遇老對手左良玉部，交手大敗，幾乎全軍覆沒。
由於從前在滎陽大會時與李自成有過節，張獻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轉去安徽劫掠，與“革裡眼”等部聯手。攻掠廬州和無為州之後，“革裡眼”等人向河南開拔投奔李自成，張獻忠只得準備重入湖北。但潛山一戰，他被明將黃得功擊敗，一時龜縮在原地不敢動彈。
由於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漢陽等地大敗官軍，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貴池），這給予了張獻忠一個好機會。他即刻率軍從潛山出發，一直向西挺進，連克黃梅、蘄州，並在攻破蘄水後殺掉了寄住在那裡的熊文燦的家屬幾十口人。
老張真是黑心，當年他假投降時入熊文燦大營，只要老熊一聲令下，他的腦袋就會搬家。今日恩將仇報，殺了從前主張招撫他的老熊全家，一個不剩。
勢如破竹之下，至崇禎十六年夏，張獻忠一舉攻下重昌武昌，殺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華奎也是個財迷，王府金銀百萬千萬，一個子兒也捨不得拿出來募兵發餉。結果，武昌失陷後，張獻忠看見楚王府那麼多金銀，大發嘆息：“這朱老頭真是愚蠢，這麼多錢捨不得用來招兵買馬，放在這裡等人搶！”於是，他命人在朱華奎身上塞了數塊銀錠，把大鬍子老王爺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張獻忠把所有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青壯男子簡選為兵，把漂亮年青婦女挑出送入軍營輪姦，然後大開殺戒，在武昌城內屠戮。由於人太多，賊兵殺得胳膊都腫，於是想出一計，開漢陽門假裝放人。百姓以為可逃性命，紛紛從此門奔出，張獻忠賊兵以鐵騎蹙逼，把數万人擠入江中淹死，“自鸚鵡洲達於道土洑，浮屍蟻動，水幾不流踰月，人脂厚累寸”，數十萬武昌人民，被賊軍盡皆殺死。
佔據武昌後，張獻忠建立“大西”偽政權。由於李自成軍隊已經據有漢陽，張獻忠知道自己打不過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殺向湖南，全取湖南，並向江西發展。
崇禎帝大錯之五松錦大戰錯誤指揮清軍數次入口，大肆劫掠，擄人奪財殺人雖多，土地基本一塊未得，天氣一熱就退回關外。為此，“皇帝不急太監急”，皇太極與大群滿洲貴族不著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張存仁這些漢人降官降將卻憂心忡忡，深覺滿清偏隅一方當土皇帝沒出路，應統殺入中原推倒明朝為正統，這樣一來，這些“漢奸賣國賊”們也好成為新王朝的開國功臣。
大約在1640年（崇禎十三年），滿清的“都察院參政”張存仁獻“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搗北京，割據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關，切斷北京與寧錦之間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廣寧，穩步奪取寧錦土地。
此時，由於蒙古察哈爾的林丹汗也被清軍擊敗，漠南蒙古盡屬於已，皇太極更無後顧之憂。
皇太極思前想後，最終決定採用張存仁的最後一策：奪取寧錦。為此，祖可法、張存仁這幾個漢奸立刻忙乎起來，先在義州修城，以此為前哨，屯田練兵，為將來的大戰保障穩固的後勤支援。義州在廣寧與錦州之間（距錦州僅九十里）。
於是，1640年夏，皇太極本人親自到義州一帶觀察地形，並率軍殺至錦州，用紅夷大砲猛轟城內明軍。趁明軍閉門嚴守不敢出之際，清軍把城周的糧食盡行割光，運回義州作為軍糧儲備。
義州這個重要戰略要地，明遼東巡撫方一藻三年前就上書朝廷建議重修，無人過問。至此，反而成為清軍的攻擊落腳處。
北京的崇禎皇帝聽說皇太極又有動靜，立命薊遼總督洪承疇趕緊出關前往錦州。本來，洪承疇一直在陝西等地與流賊作戰，由於他極富韜略，陝西巡撫孫傳庭又與他合作，在崇禎十一年屢戰屢勝，曾一度把李自成等軍幾乎趕盡殺絕。但是，由於受楊嗣昌排擠，他在崇禎十二年被外派為薊遼總督，戰爭對手由農民軍變成了滿清軍。
洪承疇確實是明朝少有的真正有將略的文臣。他到山海關巡視後，立刻抽練兵卒，置精兵於山海關之外的前屯衛和中後所，以能將吳三桂為總兵官，信用遼東本土將官祖大壽等人，在錦州、松山、杏山、塔山、寧遠、前屯衛、中後所、中前所等八城屯精兵近八萬人，大大加強了寧錦防線的實力。
面對洶洶而來的皇太極滿清軍，洪承疇審時度勢，在得知吳三桂等一萬明軍分赴松山、杏山馳援消息後，他又下令總兵曹變蛟、馬科等人率二萬人出關，於五月十六日抵達寧遠。
先行抵達杏山的吳三桂非常勇敢，率軍與清軍交戰，可惜先勝後敗，幾乎陷沒於陣，數千明兵被殺。
清軍此次攻圍寧錦非常有耐心，已經有打“持久戰”的準備，並定期三個月輪換士兵，保證士氣和進攻能力。同時，清軍按部就班，逐步清除錦州城外的明軍堡壘。
錦州城內明軍並不示弱，屢屢出城與清軍交手，雙方殺傷相當，誰也不佔大便宜。
清軍、明軍雙方源源不斷運糧運攻具於寧錦，大打消耗戰。
在環圍錦州的情況下，清軍仍多疏漏，近兩萬石糧食在交戰期間被明軍運入城內，極大鼓舞了明軍士氣。
七月間，洪承疇本人自率曹變蛟、馬科、吳三桂、劉肇基四位總兵官帶兵四萬至杏山，與清軍大戰，吳三桂一部獨勝，清軍退卻。由此，清軍全部集中圍打錦州的企圖受挫，明清兩軍在松山、杏山與錦州之間形成戰略相持。
洪承疇在杏山首戰後非常有信心，急忙上奏朝廷，請求派十五萬大軍以及運送能供一年的糧草到位，才能最終取得戰爭勝利。同時，他調動靈活，為節約糧食，只留吳三桂一部萬餘人馬於松、杏一帶，拖住清軍，其餘兵馬即刻回關內休整養銳。他還下令宣府、大同、密云三總兵出關，準備轉年待諸軍集結完成後畢其功於一役，與清軍決戰。
漢奸張存仁對滿洲主子可謂用心良苦。他發現清軍包圍錦州有多處缺口，即刻苦口婆心勸說皇太極從嚴從重懲罰鬆懈的清將，加強圍困，在錦州城外深挖嵌壕，多築戰台，並先取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
皇太極“知罪就改”，下死命令嚴防明軍從錦州以外運糧草等物入內，把城圍得水池不通。
由於誘降了明軍鎮守錦州外城的蒙古軍頭領那木氣，兩營蒙古兵連家屬六七千人向清兵投降，錦州城外一度為清軍攻占。多虧祖大壽率兵死戰，最終奪回外城。但是，外城不少城垣遭受破壞，錦州防禦能力大大降低，基本上明軍只能憑內城守禦。
膠著之間，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從宣府、大同等地抽調出關的明兵譁變逃亡，亂了好大一陣才撫平。
得知錦州已經完全被清軍隔絕，北京的崇禎皇帝十分焦急，怕丟掉這座戰略要地，死催洪承疇即刻進兵。無奈之下，洪承疇只能力催各道兵加緊出關，最終於四月中旬齊集於寧遠城，共計為大同總兵王朴、山海關總兵馬科、東協總兵曹變蛟、中協總兵白廣恩、陽和總兵楊國柱以及王廷臣和吳三桂七個總兵官，共十二萬多人。
四月二十五日，明軍與清軍在錦州以南十五里開外開戰，雖然是在地勢上以低攻高，明軍英勇，清軍雖頑強，仍然傷亡慘重。
六月間，洪承疇揮兵六萬攻清軍於松山，奪其三營，殺傷清兵甚眾。從當時情況講，明軍已經取得戰爭主動權，圍困錦州的清軍開始動搖。
關鍵時刻，皇太極手下的漢族將領石延柱獻上“妙策”，竭力勸說主子皇太極不要為小敗而產生沮喪情緒，把“圍城打援”當成作戰原則，堅持下去肯定勝利。
洪承疇此時很清醒，他上奏朝廷，決定應該在保持戰場優勢的情況下，在松、杏一帶與清軍相持。多年與女真人交手的祖大壽在錦州城內也向京城送信，囑誡明軍切勿輕易與清軍野戰，即使交戰，也應用車陣逼之，使其騎兵不得馳擊。
同時，他還表示錦州城內糧食充足，大可支持半年。
戰地統帥洪承疇與錦州守衛主將祖大壽如此表示，朝內的兵部尚書陳新甲卻堅持速戰。這個吏選入朝當尚書的無謀淺視之人被小胜沖昏頭腦，力勸崇禎帝下詔催諸將速戰速決。崇禎帝偏聽偏信，經不住陳新甲激勸，立刻下旨讓洪承疇馬上進兵解錦州之圍。陳新甲為了大張其事，還派出親信往軍中監視，死催出兵。
松山之地，位於錦州與杏山之間，實是寧錦防線的咽喉要地。洪承疇得到御旨，不敢不遵，只得下決心在松山與清軍展開決戰。
由於清兵在錦州南的乳峰山東結營，洪承疇就下令曹變蛟率軍屯於乳峰山西，以鬥其勢。明軍數万大軍，在松山與乳峰之間連扎七座大營，遍掘長壕，密排火器，列馬布陣，旗甲鮮明。
進圍錦州的清軍見明軍如此勢盛，不少人內心十分惶恐。
錦州城內祖大壽敢戰，他於八月二日首先開城自城內殺出，與圍外入內的明軍聯手，予以包圍錦州的清兵嚴重殺傷，但宣府總兵楊國柱也在戰中陣亡，明軍損失不小。
雙方大戰七、八天，各自損兵折將，基本持平。
身在瀋陽的多爾袞坐不住，他不顧自己嚴重的鼻出血，用大棉花團子塞住鼻子，自率三千精騎，“御駕親征”，飛馳六天六夜趕到松山前線，親自指揮戰鬥。
清軍不惜血本，後備軍預備隊一齊上，總共十二、三萬人馬。與之相較，連同守城明軍算在內，松山一帶的明軍大概也是這個數，雙方軍力差不多，都無明顯優勢。
雙軍相較，就看精神頭了。
皇太極在松山結陣。他登高察望，仔細觀察許久，與左右滿漢將領切磋半天，終於找出明軍漏洞：洪承疇明軍過於集中，前鋒兵甚銳，後守薄弱。於是，皇太極立刻佈署，決定斷絕明軍糧道，下令清軍在松山與杏山之間多處立營，挖壕築台，圍困明軍。
如此一來，清軍由被動變為主動，整盤皆活。
如果此時撤兵，洪承疇可能不會損失太大。但崇禎帝不表態，洪承疇只能死扛。當時，大同監軍張斗看出些清軍端倪，建議分出一隻兵馬在長嶺山駐守，以防止清軍包抄明軍後路。洪承疇沒有採納。即使如此，他此時趁清軍新來援兵立足未穩賭一把大的，果斷命令明軍即刻出擊，興許還能出奇制勝。但他沒有，呆等“戰機”。 “戰機”不來，清軍卻把杏山、松山切割開來，明軍後路被堵。由此，自寧遠經塔山運抵杏山的糧道也就塞掉。
明軍上下得知此事，軍心立刻動搖。
洪承疇不愧是謀劃老帥，他本來安排諸將在城內稍事休整後，轉天白天傾銳一戰。由於馬上要絕糧，這就等於“背水一戰”，士兵只要有必死之心，在兵力相當情況下，興許能殺敗清兵。
恰恰就在這時，朝廷兵部尚書陳新甲派出的心腹監軍張若麒在寧遠發來一封急信，讓洪承疇率諸將先回寧遠就食，吃飽後整兵回戰。先前他一直死催洪承疇出戰，這節骨眼他又要洪承疇撤軍回寧遠，完全是瞎指揮。最要命的是，他這一封信，大大動搖了松山城內的各位明軍將領，不少人不想冒險，要求率部先回寧遠休整持糧，再回來解錦州之圍。
洪壽疇堅持已見，諸將議論紛紛。洪承疇無奈，只得自己守松山，聽任諸將分道突圍。
大同總兵王朴先逃，各總兵趁黑胡亂出城遁走。結果，嚴陣以待的清軍在半路迎頭截殺，殺死全無鬥志的明軍無數。由於夜深看不見道路，不少明軍在海邊逃走時正遇漲潮，淹死許多。明將曹變蛟英勇，轉天深夜，他率所部自乳峰山而下，盪清營數次，有一次還奔入皇太極御營，幾乎要了這位清帝性命。可惜夜見昏黑，曹變蛟本人中箭，只得帶傷逃回松山城中。
松山、杏山一帶，到處都是明軍的屍體。明軍約六萬人被殺，只有三萬殘兵逃回關內。可稱的是，清兵隨後三日搜殺，明軍殘兵大多視死如歸，基本無投降者。據被皇太極當作人質帶在自己身邊的朝鮮世子回憶：“漢人視死如歸，鮮有乞和者。（他們）擁荷其將，立於海中，伸臂翼蔽，俾（將領）不中箭，不失禮敬，死而後已……漢兵（明兵）初勢極壯，用兵亦奇，乃以無糧分兵出送，取此喪敗，氣挫勢窮”。
大勝之後，清軍在進圍杏山的同時，把松山圍成鐵桶一般。
明廷雖下令范志完代洪承疇為薊遼總督，逃出的吳三桂又在寧遠一帶招集敗亡殘兵，但一直沒能再有力量組織一隻有力援軍，明廷聽憑松山、錦州被圍。
松山城內，此時還有萬餘精兵。洪承疇與曹變蛟、王廷臣以及遼東巡撫丘民仰一共守城。堅持數月，一直到轉年正月（崇禎十五年），城內食盡，並無任何明朝援軍到來的消息。結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將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疇等人活捉，然後開門獻城。
當時，皇太極已回瀋陽。聞勝訊後，他即刻下令，將洪承疇押解瀋陽，其余明將，包括曹變蛟、王廷臣以及明軍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萬二千餘人，全部就地處決，平毀松山城。
別人不講，曹變蛟乃明朝大將曹文詔的侄子，驍勇絕人，在陝西等地曾經大破賊軍上百次，農民軍對之聞名喪膽。特別是南原一戰，曹變蛟率軍攻殺，農民軍屍骸相疊，李自成僅與七騎走免，餘眾皆降。正是由於他的英勇，洪承疇出任薊遼總督時特意帶他出關。至此，竟然被奸賊所執，遭滿人殺害，明廷又失一棟樑。
曹變蛟、王廷臣兩人乃明朝總兵，其實還有求生機會，清將要二人剃頭易服，歸降清朝。二人表示“頭可斷，發不可剃！”於是相繼被殺。
松山大戰中，喪亡的將士皆是明朝邊地百姓精兵，可稱是最厚的老底軍隊，均在此役中賠光。
松山一失，錦州再也無望。三月八日，祖大壽率守城兵將七千人出降。這一次，他是真降，即刻被送入瀋陽。皇太極善待之，並未翻臉殺他。但是，錦州守兵沒那麼好運，除祖大壽親信部將數十人以外，幾千明軍士卒皆被處決。同時被殺的，還有一直忠於明朝的兩千多蒙古士兵。這些蒙古人力大，滿清兵騙去他們的兵器，以招宴為名，在城外以鐵騎逼之，箭射刀砍。蒙古兵再勇武，赤手空拳，打不過刀槍箭矢，皆格鬥而死。
繼錦州後，塔山、杏山兩城，相繼落入清軍之手。明朝山海關以外的八座堅城，如今已失其半。
祖大壽入瀋陽後，在大清門外下跪請罪，向皇太極表示罪該萬死。有漢人降將進言，說祖大壽反复，應該殺掉。皇太極認為可以用祖大壽在日後招降他的外甥吳三桂，不聽，仍然待之以禮，讓他日後“竭力事大清”。日後，祖大壽一系兄弟子侄皆成為滿清鷹犬，為之前驅效力，立功不少。直至順治十三年，祖大壽才病死，清朝葬以一品官員禮。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他作為人質留在清營的兒子祖可法（有稱為其義子），翻蹄亮掌為滿清忙乎多年，也在祖大壽病死的同一年病死，當時的爵位是子爵。這兩父子，也是明清之間的一個奇觀。
至於洪承疇，剛剛被俘時確實大罵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還為他立祠紀念，以為他已經壯烈殉國。到瀋陽後，不知為什麼，這位崇禎皇帝的信臣腰一軟，決定降了，剃髮後穿滿服跪於崇禎殿外向皇太極乞罪：“臣將兵由松山援錦州，曾與天兵數戰，大犯天威。聖駕一至，眾兵敗沒。臣坐困松山，糧絕兵疲，城破被擒，分當受死。蒙皇上矜憐不殺，臣知罪大，不敢入殿。”
皇太極諭之曰：“彼時爾與我軍交戰，各為其主，朕豈介意！朕之大勝，實乃天意。朕恩養於你，上合天道，望你盡心圖報即可。”
洪承疇叩頭不止。他隨即被編入鑲黃旗漢軍。但終皇太極之世，洪承疇與祖大壽均未被重用，形同軟禁。
當時，由於皇太極最寵愛的關睢宮宸妃病死，使這位女真爺們如喪考妣。先前他在松山大勝後匆匆回瀋陽，也是為見她最後一面。所以，接見洪承疇和祖大壽等一批降臣降將時，皇太極還沉浸於悲痛中不能自拔。這位宸妃為皇太極生過一個兒子（皇八子），可惜二歲而殤。崇德六年九月十二日，皇太極在松錦前線正加緊指揮對明軍的戰鬥。宸妃病重消息傳來，這位皇帝轉天即上路，催馬揮鞭往瀋陽趕。十七日，剛剛駐馬喘口氣，聽聞宸妃病危，皇太極夜間趕路，縱馬奔馳。入瀋陽後，得知宸妃已經嚥氣。大刺激之下，皇太極數日水米不進，神經病一樣，二十三日痛哭，一口氣喘不上來，竟然昏死過去，差點“殉情”。此後，皇太極每每觸景生情，大哭不止。這位宸妃，她的妹妹是電視劇《康熙皇帝》中的“孝莊”孝莊文皇后（即順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死後諡“孝莊”），當時，這位“孝莊”是皇太極的“莊妃”。這姐倆與姑姑博爾濟吉特氏均為科爾沁蒙古人，皆為皇太極的“夫人”。不過，姑姑是皇太極“大福晉”，即日後的“孝端文皇后”。科爾沁蒙古與後金結姻，原本目的是為了一起抗擊察哈爾蒙古（此部曾與明朝結盟）。
皇太極還真是個情種，這麼野蠻的一個滿清皇帝，因思成病，竟然病入膏肓，轉年11月撒手西歸，死了。
《清史稿》中講，皇太極親自入洪承疇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為他披上，耐心溫言勸降，其實子虛烏有，乃《清史稿》寫作者抄襲昭槤的筆記《嘯亭雜錄》
的內容。直於說皇太極派莊妃色誘洪承疇，完全是《清史演義》等小說中的“瞎編”，沒有任何歷史根據。洪承疇本人在皇太極活著那段時間，連個正式的官職都沒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謀劃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後多爾袞信用他，才日益顯出這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皇太極病死前數月，還有件重要事情可表：崇德七年陰曆十月，西藏的達賴五世派使者迢迢趕至，奉滿清為“正朔”。這件事讓皇太極又意外又驚喜，本來他不信佛教，如今他一反常態，一個一口阿彌陀佛，向達賴五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並遣使奉大批珍寶回訪藏地，向達賴及班禪示好。
崇禎帝的大錯之六猶豫不決的和議皇太極松錦大戰一舉擊破明軍十多萬，依當代人的心態，他該問鼎中原，策馬直驅。其實不然，滿清雖然大勝，皇太極仍舊非常想與明朝講和。
明清（後金）之間，長久一來，對和議最積極的，一直是後者。努爾哈赤時代不講，小酋長剛剛得志，得地擄人日多，很想過過安穩日子與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從經濟上給自己好處，偃戈息兵絕非天方夜譚。自皇太極登位後，亦抱如是觀點。
松錦大勝後，明廷派人來接觸，皇太極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就這樣講：“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為不多，疆域不為不廣。彼（明朝）既請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諸王、貝勒或謂明朝時勢已衰，正宜乘此機會，攻取北京，安用和為。但念征戰不已，死傷必重，固有所不忍。縱蒙天眷，得或一統，世豈有長生之人，子子孫孫寧有世守不絕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統，今安在哉！”這些話，無一不實。清入中原後無不增飾描繪清太祖、清太宗“夢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後諸葛亮的錦上添花。 1642年剛剛殲滅十餘萬明朝精兵的皇太極，絕無入據中原一統天下之意，於他而言，瀋陽東遼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擁有如此一片廣闊大地足可為國。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統，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歷史和傳統，必定會全然消泯。凡事福禍相倚，日後滿清問鼎中原，雖吸收金、遼滅亡的不少歷史經驗，在漢化同時穩守“傳統”，不過是延長國祚而已，事實上的女真民族（滿）基本上成為歷史的陳跡。
從明朝方面講，天朝上國，自大觀念極其嚴重。特別是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異族政權而定國，民族意識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則。長期以來，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對與“犬羊”的蠻夷講和，因為這讓他們想起靖康恥，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煥出於權謀與後金假裝講和，他被殺時這一點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誤國。所以，明廷上下談和色變，和議絕對是一個最為忌諱的話題。誰講“和議”，誰就是賣國賊。
松遼大戰失敗後，明王朝內地形勢更是一天緊過一天。那一年初，洛陽、襄陽被農民軍攻克，福王、襄王被殺，輔臣楊嗣昌自殺，前兵部尚書傅宗龍（時任三邊總督）又死。年底，開封被流賊包圍，中原勢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讓崇禎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為皇帝本人，崇禎帝是個自尊心、虛榮心極強、極好面子的人，他很想與滿清議和，攘外必先安內，誰都清楚，這樣才能騰出手來一一剪除內部流寇。最終，趁兵敗之際，一直有意議和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主動作出表示，並讓大學士謝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禎帝大鬆一口氣，有“大學士”級別的閣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負責任，無論和談成敗，均可找出退身進步的藉口。於是，他就讓陳新甲安排，派職方郎中馬紹愉等人出關與皇太極議和。
這一使團，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議和使團。當然，明廷架子還是擺得挺大，敕書中仍舊以天朝自居，目滿清為屬夷。皇太極見書不滿，明使周旋，又回京換敕書，來來往往。糾纏其間，松山、錦州、塔山、杏山堅城均落入清國之手，明朝在談判桌上越來越被動。所以，待馬紹愉一行到瀋陽時，已經是崇禎十五年陰曆五月十四日。那時候，洪承疇、祖大壽作為清人“階下囚”
，也在瀋陽。
對於明廷的主動議和，皇太極和不少滿清貴族認同而重視，而上竄下跳反對最歡的當屬漢人降官張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們認定明朝是以和議為緩兵之計，勸阻皇太極不要輕和。即使與明朝講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國，最大限度侵奪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銀，對明朝削之弱之，最後再亡之。可見，漢奸的大陰之心，比他們的滿洲主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皇太極不這樣想，他認定自己應堅守東北為國，並不惜居於明朝屬國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饋贈”萬兩黃金、百萬兩白銀即可。作為回報，清國上貢明朝每年貂皮千張、人參千斤。至於“國界”，皇太極想以塔山為清國界，以寧遠雙樹鋪中間土嶺為明國界，在連山一地設立互市的集散地。
從這些條件方面看，皇太極絕對沒有獅子大開口。明朝出這些錢綽綽有餘，基本就是先前“賞賜”明朝各邊蒙古人的數目。如今，滿清已經遍服蒙古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順水人情，把這筆開支換個收家而已。
為表禮敬，明使馬紹愉出關，滿清隆重歡送，宴飲極歡。
馬紹愉行至寧遠，立即把與滿清議和的詳情一五一十寫下來，秘報人在北京的兵部尚書陳新甲。
陳新甲仔細閱後，思慮重重，把秘報放置於桌案，自己隨後入書房寫條陳做“功課”。陳新甲家僮很勤快，見那封秘報，以為是日常必須對外公佈的“塘報”
，馬上送人拿出傳抄散發。這一來不得了，言路嘩然，群情激憤，一起上言上書攻擊陳新甲的“賣國”。
邸報、塘報都是官方所辦類似今天“大內參”、“小內參”一類的東西。邸報乃首都朝內的政情大匯總，記載皇帝旨諭和朝臣奏議；塘報內容多為地方軍政大事要聞輯錄，一般通過官方驛遞系統在京城衙門府署送遞並發至四方官署。
崇禎帝甫聽消息，內心極惱，他還以為陳新甲故意洩漏和議之事。於是，在隱忍一段時間後，他就附和眾議，嚴旨切責陳新甲。如果這位老陳懂事，嚴加自責，把皇上從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攬責任聲稱完全是在於自己一個人，保命肯定沒問題。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優游山林。當然，官是保不了。但陳新甲此時特較真，認為自己受皇帝面授機宜，當然不會承受“賣國”之罪。鬱悶之下，他洋洋灑灑萬言敷陳，力訴自己有功，廣引崇禎帝的敕諭中言辭，拉著皇帝這根救命大樹不放。
最愛面子的崇禎帝忍無可忍，親下諭旨，把陳新甲在任期間四座邊城失陷、兩個藩王被殺以及河北、山東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躪的“罪過”，全按在他頭下。
最後，歸結一個字：斬！
殺陳新甲，自然明清之間的和議，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對付內患的惟一歷史機會。歷史的黑色偶然性，在這一刻又露出了它猙獰的笑臉。假使陳新甲的家僮懶一點或是拉肚子，沒有把那份和議的密報當“塘報”抄出去，今天的歷史，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明末內憂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詡，以成大用。所謂唇吻韜略，竟成金紫之資，亦為殺頭之源。這些人中，好壞參半，賢愚夾雜，熊廷弼、楊鎬、袁崇煥、盧像升、孫傳庭、楊嗣昌、熊文燦、洪承疇、陳士奇、陳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時的文人統帥。特別崇禎一朝，由鄉試而至巡撫大員者竟多達十人（崇禎以前整個明朝間僅有三人）。也算是“時勢造英雄”吧，“知兵論武”在時勢多艱的情況下比走科舉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陳新甲、何騰膠、宋一鶴、丘民仰、劉可訓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兩、三年就做到別人正常途徑要在官場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文人“論兵”、“知兵”這種高級“玩票”，只有明末這種衰世才會特別突出。當然，比起南北朝時期和“戎服講經”，明末士人要踏實一些。可悲的是，在熱兵器逐漸成為主流的時代，士大夫們仍然把“韜略”當作萬能藥劑，醉心於“諸葛亮”的帷幄算計之戰，卻忽力略了武備和士氣的重要性，本末倒置，還沉浸於“羽扇綸巾”於談笑間讓強虜灰飛煙滅的夢囈中，此種傳統儒學陳舊意識導致的虛驕習氣，也正是他們大多下場悲慘的主要原因。
歷史機會的一再喪失，明朝，不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