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困下崇禎帝的自殺選擇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陽，福王府邸。
在宏偉壯麗的飛簷紅牆映襯下，王府中堂廣場尤顯平闊。人聲鼎沸中，烈焰騰騰，珍稀香木製成的無數王府傢俱皆成為柴木，烘燒著一口從洛陽郊外迎恩寺抬來的“千人鍋”。巨大的鐵鍋內，撒滿姜、蔥、蒜、桂皮、花椒以及無數高湯燉煮用料，奇香撲鼻。熊熊烈焰中，最駭人心目的景像是，巨鍋之中，除七、八隻剝皮去角的整隻梅花鹿以外，還有一個光頭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裡面，他盲人游泳一樣瞎扑騰，時而竄上水面，時而沉入水底，邊嚎邊叫，好不淒慘。其間，這個連陰毛都被剃光的“豬油糕”樣大胖人剛剛抓住一隻浮起的梅花鹿屍體喘息，大鍋周圍兩三千圍觀的農民軍士兵立刻用長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慘叫著放開手，重新在已經微微燒開的熱水中“游泳”。
鍋中被剝光剃毛乾淨的巨胖，不是什麼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麼“絕世武功”。此人乃明朝當今皇上崇禎皇帝的親叔父、明神宗最寵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大鍋周圍興高采烈圍觀的人，乃李自成手下農民軍，他們正在欣賞的“活物”，正是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祿（鹿）宴”中的“福”菜。
一個時辰過後，煮得爛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數只鍋中的梅花鹿已經被幾千兵士吃入腹內，成為大家的美味晚餐。
崇禎帝大錯之一枉殺袁崇煥崇禎帝朱由檢是明光宗第五子。由於早年喪母，身邊也沒有任何一個可信賴的家人，他的童年所遭受的孤獨感、被遺棄感、挫折感，決定了日後他成人之後那種猜疑、偏執，固折的性格。崇禎帝惟一比他同父異母哥哥明熹宗要強的，是他酷愛讀書，從小一直受著正統的儒家教育。
繼位後，崇禎帝藥到病除，輕而易舉地剷除了魏忠賢閹黨毒瘤。放鬆之餘，驕矜之氣溢滿胸膛，他頓覺自己是個天縱英明的帝君。
登基之初，崇禎帝對袁崇煥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帥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崇禎元年秋八月，袁崇煥入京覲見，在皇帝面前許諾五年之內可恢復全遼境土。崇禎帝聞言大悅。
陛見後，給事中許譽卿問袁崇煥：“你為什麼說五年可以恢復遼土？”袁崇煥：“聖心焦勞，我作臣子如此說，聊慰聖心。”許譽卿責斥道：“皇上英明聰穎之君，到期後問你成效，你如何應付？”聽此語，袁崇煥自知失言，憮然不樂。
為了亡羊補牢，免蹈熊廷弼、孫承宗受人掣肘之老路，袁崇煥辭行時向崇禎皇帝表示：“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指無力約束朝中科道官員對自己誣衊）。臣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肯定難免，希望陛下為臣作主。”
崇禎帝滿口答應，並賜其尚方寶劍。還應袁崇煥所請，將寧遠、錦州合為一鎮，命祖大壽、趙率教、何可剛等人專受節制，以期克復全遼。
崇禎二年五月，明廷敘功，加袁崇煥太子少保。
崇禎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煥至旅順，殺掉了皮島的明朝大將毛文龍。
毛文龍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毛文龍此人，本為明軍中級都司一類的官員，因援朝鮮而逗留遼東。王化貞巡撫遼東時，毛文龍冒進出兵，襲取後金的鎮江（今丹東），報功於王化貞，造成王化貞與熊廷弼相互猜嫌。由於王化貞竭力推舉，毛文龍得授總兵，累官至左都督，設軍鎮於皮島。皮島亦稱東江島（朝鮮稱椴島），其北岸八十里開外即後金境地，東北方則是朝鮮本土。明朝之所以重視毛文龍，實則想依恃他牽制後金，保衛朝鮮“友邦”不受後金吞滅。
但毛文龍本人在皮島，完全是經營自己的獨立王國。他手中號稱幾十萬的“兵員”，其實絕大多數是明朝遼東難民。為了套取兵餉自肥，毛文龍一直向朝廷虛報兵數。所以，冊報十五萬的精兵，真正能成軍的僅有兩萬人。由於後金勢大，明朝與朝鮮陸上往來斷絕，只能由海上往來。為此，毛文龍海上設卡，對來往船隻索要“稅金”，利潤豐厚，使得毛文龍及其部下將校一下子發家致富，生活奢靡，儼如帝王。毛文龍本人擁金銀財寶無數，美妾九人，侍女如雲。有巨財在手，他一日擺宴五、六次，每宴精饌百餘品，奢侈無度。
這還不算，毛文龍不斷與後金密謀，想要襲取朝鮮，並為後金攻下山東。由於努爾哈赤突然病死，聯繫中斷，而毛文龍在皮島的兵民數十萬皆靠內地及朝鮮供給，他害怕自己被切斷供應，所以暫時未叛。皇太極繼承汗位後，毛文龍積極派人與後金讀判，試圖與後金聯手，他自己獨霸山東、朝鮮，讓後金佔取山海關。
由於後金使者到皮島被明朝中央派去的戶部官員發現，毛文龍被迫執送後金使者入京，此舉使得皇太極喪失了對他的信任，雙方的談判進程停止下來。
毛文龍還是吹牛大王。天啟五年的鎮江之役，雖然只生俘六十多人，殺七十多後金兵，他上報說：“斬虜首五千餘顆”；後金派兵追殺毛文龍，他喪兵五百多人，狼狽逃至朝鮮，卻上報說自己“一日七戰，勝敗相當”；天啟二年，手中只有四千老弱殘兵，毛文龍吹噓自己有“精兵三十萬”；天啟三年，他謊報自己提兵由朝鮮深入後金腹地，以一千兵殺後金兵二萬人，奪馬三千匹。同時，他誇海口，表示說，如果朝廷給自己每歲一百五十萬兵餉，他兩年即可平滅後金；天啟五年，明廷太監王敏閱視皮島，毛文龍冊報兵員十七萬，得到餉額六十萬；崇禎元年，朝廷派員實地調查兵數，查證能戰為兵者僅二萬八千人。而且，毛文龍為了虛報戰功領賞，往往將被後金人強迫剃髮的遼民殺掉，上獻首級冒功。所以，連朝鮮人在忍無可忍之際都數落他：“都督（指毛文龍）不修兵器，不練軍士，少無討虜（後金）之意，一不交戰而謂之十八大捷，僅獲六胡（後金人）而謂之六萬（首）級，其所奏聞天朝（明廷），無非皆欺惘之言也。”
袁崇煥任薊遼督師後，為了加強山海關的正面防守，將旅順以西劃歸寧遠，旅順以東劃歸東江，實際上壓縮了毛文龍的東江鎮轄治範圍。同時，袁崇煥把東江餉道從原來的登萊而出改為從寧遠而出，這就堵住了毛文龍冒餉的漏洞，同時嚴打了他在海上的走私貿易。
袁崇煥對毛文龍冒餉以及潛通後金一事一清二楚，便以閱兵為名，泛海與其相會。當時，袁崇煥並不想殺毛文龍。他與毛文龍歡飲數日，商談軍事，並提出設監司、更營製、杜絕海上走私等主張。毛文龍堅拒不從。於是，袁崇煥暗示他可以“光榮”退休。這位毛大帥大大咧咧回答：“我先前倒想回家退養，但現在朝中大將熟諳遼事的，惟我一人，滅奴（後金）之後，趁朝鮮衰弱，我準備發兵滅其國家。”見毛文龍有割據朝鮮自謀的意思，袁崇煥下定決心要殺他。
於是，袁崇煥以邀毛文龍在山上觀將士射箭為名，把他請到自己帳中，事先設下了埋伏。由於在自己地盤內，毛文龍不疑，率將官兵卒上山。入帳前，其手下士兵均被袁崇煥衛士拒於外面。
坐定後，袁崇煥首先說道：“毛公海外重寄，為國辛苦，當受我一拜！”賓主交拜；他又向跟隨毛文龍入帳的數十親信將領表示：“君等積勞海外，請也受我一拜，望諸君為國盡力！”眾人皆頓首還禮。
袁崇煥落座，忽然變色，詰問毛文龍為何不服從朝命。毛文龍也氣，心想這位袁爺臉變得這麼快，不給自己面子，馬上高聲抗辯。
袁崇煥起身，厲聲責叱，命衛士剝去毛文龍冠帶，把他當眾縛起。
毛文龍手下將官人數雖然不少，事出倉猝，皆不敢有所動作。
毛文龍本人仍舊怒氣勃勃，跳腳高叫。袁崇煥站定，手執尚方寶劍，一一歷數毛文龍的十二斬罪：
“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鬥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為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複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
數畢其罪狀，毛文龍喪魂落魄，啞口無言，只得叩頭乞免。
袁崇煥厲聲詢其部將：“毛文龍罪狀當斬否？”這些人皆被震住，皆惶怖惟惟。
於是，袁崇煥命人把毛文龍推出帳外，以御賜尚方寶劍立斬其首，宣示其罪。
“（毛）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万，憚（袁）崇煥威，無一敢動者。”
轉日，袁崇煥命人取棺厚葬毛文龍，具牲醴拜奠，哭言道：“昨日斬爾，朝廷大法；今日祭爾，僚友私情。”然後，他分毛文龍手下二萬八千兵為四協，分由毛文龍之子毛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分別掌管。接著，袁崇煥犒勞軍士，盡除毛文龍虐政。
崇禎帝聞毛文龍被殺，登時大駭。如此方面鎮將被殺，確實出乎意料。但由於當時正倚重袁崇煥，崇禎帝只得優旨褒答，認定他殺得好，並下詔宣諭毛文龍罪狀。後來，這反而成為袁崇煥被殺的一條罪名：擅殺大將。
當時與後世，均有好事者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是中了後金的反間計，自剪羽翼，親痛仇快。這些人往往以東江鎮日後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為口實，認為皆是由於毛文龍之死引至。其實，袁崇煥殺毛文龍僅僅幾個月，皇太極就從長城逾入內地，為此袁崇煥急忙攜軍救援。崇禎帝偏中皇太極“反間計”，自毀長城，殺掉了袁崇煥。如果袁崇煥不死，依他的指揮控制能力，東江鎮兵將肯定會被打造成為一支恢復遼東的勁旅。而假如毛文龍不死，這個跋扈明將百分百可能會叛明降清，日後也不會附於袁崇煥傳後，肯定會被乾隆帝編入《貳臣傳》。
毛文龍被殺的三個月後，皇太極率兵，繞過山海關，由薊鎮長城的長安、龍井關、洪山口毀邊牆入寇，並攻占遵化、遷安、永平、灤州四城。
後金軍忽然出現在北京城外，對北京展開圍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虜變。”
人們可能奇怪，山海關是後金（清軍）入寇的必經之路，他們又怎能繞到蒙古人的地界到達內地的呢。這，還要簡述一下蒙古諸部的情況。
瓦剌的也先被殺後，韃靼部復起。孛來擁立脫脫不花之子的不麻兒可兒為“可汗”，由於此人當時年少，稱之為“小王子”。此後，相沿成習，明人把蒙古部可汗均稱為“小王子”。明成化年間（1474年），作為元世祖七世孫的達延汗（《明史》中仍稱之為“小王子”）一躍成為蒙古諸部共主，重新統一了蒙古。
他死後，蒙古複分裂為漠北喀爾喀蒙古、漠南蒙古以及漠西的瓦剌蒙古三大部分。
漠北喀爾喀蒙古由達延汗幼子承繼，其有子七人，多受分封，稱為外喀爾喀七部。
漠南蒙古分為東西兩部，由於東部的察哈爾汗是達延汗長孫博迪之後，所以名義上他是全蒙古的大汗。西部是達延汗第三子的後裔，據有鄂爾多斯。期間，又有土默特的俺答黑馬冒出。這些人相互攻殺，最終俺答汗脫穎而出。他西取青海，東並朵顏衛，勢盛一時。由於想從經濟上得到好處，俺答在隆慶年間（1570年）對明朝稱臣，受封為“順義王”。這樣一來，除了每年得到明朝巨額賞賜外，他又可以從互市中得利。俺答還建築了歸化城（今呼和浩特），以吸引漢人定居者。
察哈爾汗受俺答勢力壓迫，被逼東遷至遼東西拉木倫河以北，不時騷擾明朝邊境。
傳至林丹汗（明人稱為“虎墩兔憨”）時，部眾強盛一時，相繼征服喀剌沁等諸部，東起遼東，西至洮河，林丹汗自號“四十萬蒙古”的主人。
明末時，蒙古沿邊強部有三：察哈爾、喀爾喀（內喀爾喀）以及科爾沁，他們名義上的共主自然是有“黃金家族”血統的察哈爾汗。本來科爾沁諸部一直與女真葉赫部聯合攻擊努爾哈赤，皆大敗不果。努爾哈赤稱汗建國後，科爾沁蒙古首先來附。薩爾滸戰役後，後金擊敗喀爾喀最強的宰塞，迫使喀爾喀五部聽命於已。但這些人“時好時壞”，由於貪圖明朝賞金，喀爾喀常常掉頭攻襲後金。他們對後金無信，對明朝也無信。王世貞廣寧大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諸部違約不至，沒有夾攻後金所致。
西征蒙古諸部的林丹汗日益強大，但對諸部無恩，最終使科爾沁部完全投入後金懷抱，並連兵一處，在龍安塔（今吉林農安）大敗林丹汗。林丹汗乃“黃金家族”嫡派子孫，不攙假的元室帝冑。他有勇有智，經地數年經營，雄踞漠南蒙古。可惜的是，既生瑜，何生亮，林丹汗活的不是時候，他準備統一漠南漠北蒙古的時候，後金方興未艾，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龍父虎子，使得林丹汗在東北遭遇到極大阻力。林丹汗此人智商高，情商低下，血液中流淌的滿是鐵木真的殘暴和自以為是，向蒙古諸部巧取豪奪，咄咄逼人，使得其主領的察哈爾一部不僅沒有向諸部催生“大蒙古”的凝聚力，反而形成離心力，使得科爾沁、阿祿等部蒙古紛紛投向後金。 1619年（後金天命四年），林丹汗致書努爾哈赤，以“四十萬眾英主青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居，稱努爾哈赤為“水濱三萬人英主”，威脅對方不要攻取廣寧，否則將興兵鬥抗。其實，“四十萬眾蒙古”是個傳統的概念性數字，泛指漠南漠北大蒙古，如同中國皇帝自稱“華夏之主”、“九州之主”
一樣。努爾哈赤較真，回信中狠狠嘲笑林丹汗一頓，歷數他們元朝當初從北京逃竄時的慘狀，“揭發”蒙古的“四十萬眾”早已喪失天幾，並譏笑林丹汗不過是個貪圖明朝錢財賞銀的“無賴”。發信後，努爾哈赤果斷出擊，一舉攻克廣寧，林丹汗也未敢報復，遠避後金兵鋒。皇太極繼汗位後，三徵林丹汗，萬里追擊，終於在天聰六年（1632年）秋天把林丹汗的察哈爾部完全擊潰，倒霉的汗王本人則遠遁至藏地，失去了大本營老窩。一年多後，窮途末路，眾叛親離的林丹汗因發痘死於青海大草灘，其妻囊囊太后與其子額哲窮蹙來降，並攜傳國玉璽來獻（此玉璽號稱是傳自漢代，不一定是真），漠南蒙古全部臣服於皇太極。
後金努爾哈赤、皇太極在寧遠錦州等地兩次遭受挫敗，本來蒙古諸部均有機會翻盤擊走女真人，均因為內部分裂，喪失大好機會。喀喇沁三十六部蒙古人受察哈爾蒙古人擠逼，向明朝求助未果，便全體投附了後金。如此，察哈爾部不僅被孤立，明朝薊鎮邊外千餘里也頓失屏障。正是在蒙古人引導下，皇太極才能深入明朝腹地，他邊收降殘餘的蒙古部落，邊撲至北京城下。
乍聞後金軍逼近京師，明廷駭震，立刻調諸路兵入京來援。袁崇煥聞訊，在先派出趙率教入援的同時，即刻率祖大壽等人急赴國難，步步為營，途經撫平、永平、遷安、豐潤等諸城，皆留兵營守。
不久，明將趙率教戰死消息傳至，後金兵蜂擁而至。袁崇煥大驚，急引兵趨至北京城下，在廣渠門外立營。雖然袁崇煥手中僅有不到兩萬人，他們鬥志高昂，數次與後金軍交戰，皆得勝而還（清人自己講是“互有殺傷”）。
見袁崇煥營盤艱固，無隙可乘，一直熟讀的皇太極施用“反間計”。恰好營中有兩個被俘的明朝太監楊春、王德成在押，他命令漢人降將高鴻中與鮑承先兩個人趁黑坐在這兩個先前在城效牧馬廠抓獲的兩個明朝太監被困的營帳外，假裝酒醉，放言說城內袁巡撫（袁崇煥）與大金有密議，準備裡應外合。
夜間，哨兵故意縱兩個太監逃脫。
這兩人一回城，兔子一樣跳到崇禎帝面前，把這件“天大的秘密”講與皇帝聽。剛愎自用的崇禎帝竟然上了皇太極這種最簡單的當，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煥，打入詔獄嚴刑拷打審問。
袁崇煥部將祖大壽為此驚惶至極，出城後即擁兵向遼西奔逃。幸虧袁崇煥在獄中寫信召喚祖大壽，他才沒有當時叛變。由於山海關、寧錦一線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後來的孫承宗禦敵有方，皇太極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驚無險。
後金退兵後，明廷開始審查袁崇煥一案。當時，大學士錢龍錫持正，得罪不少暗藏的閹黨成員。閹黨王永光時為吏部尚書，引其同黨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擊袁崇煥，誣稱他暗中與後金議和，擅殺毛文龍，引清兵入口。這些閹黨本意是想以袁崇煥興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順便攀引錢龍錫，大造輿論，講袁崇煥殺毛文龍是由錢龍錫主使。
在獄中，袁崇煥做《獄中對月》一詩：
天上月分明，看來感舊情。當年馳萬馬，半夜出長城。鋒鏑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無限事，宵柝擊來驚。
囹圄中，大英雄更憶親人，作有思念老母的《憶母詩》：
夢繞高堂最可哀，牽衣曾囑早歸來。母年已老家何有，國法難容子不才。負米當時厚可樂，讀書今日反成空。思親想及黃泉見，淚血紛紛灑不開。
最後，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剛過中秋，袁崇煥本人被判凌遲，剮於北京鬧市，其兄弟妻子長流三千里，抄其家產歸公。大學士錢龍錫減死戌邊，勞改十多年。 （同為大學士的溫體仁受過毛文龍不少好處，他也落井下石非要置袁崇煥以死）。
袁崇煥一案，天下冤之。但無知的北京市民信以為真，恨極了這位引狼入室的袁巡撫，紛紛上前高聲責罵，甚至出錢買肉生食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萬剮，明朝就是這樣對待袁崇煥這樣一個大忠臣。
被殺前，袁崇煥作《臨刑口占》，依舊對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仍舊守遼東。
大英雄被剮之時，緊咬牙關，欲哭無淚，只能仰望蒼天，讓冤報嘆息迴盪於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禎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極反間計，甚至連入清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張岱（寫那位），也在書中把袁崇煥列為明朝逆臣。最終為袁崇煥“平反”的，竟然是“韃子”皇帝乾隆。這真是個歷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羅貫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多少年後被一個女真韃酋當“兵書”來使，以“蔣幹盜書”為原型殺掉大明頂樑柱袁崇煥，羅老先生肯定是地下憤怒高呼不已。
《臨刑口占》：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仍舊守遼東。 （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剛過中秋，凌遲袁崇煥——即使蒙冤，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
崇禎帝大錯之二以油澆火的“平賊”
崇禎帝繼位以來，用人不當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觀責任，但罕見的自然災害，也是明朝滅亡重要的客觀原因。壞運氣，是每個王朝滅亡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從朱由檢繼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陝北突遭大旱。十餘年間，陝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蘇、山東，無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繼，蝗災與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幹。由於乏食，最終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明朝“副處級”巡視員一類的小官（行人）馬懋才在崇禎二年所上的《備陳大饑疏》，真實記錄了當時的慘狀：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載，往還數万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
臣見諸臣具疏，有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以棄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為皇上言之：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上面講述人民苦狀）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盜賊）亦恬不知怪，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不為盜而死？猶得為飽死鬼也。”最可憐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天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 （講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慘狀）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踪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講人吃人的慘景）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弭盜賑饑，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牽而為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薦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於彼，彼處复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偏秦中也。 （講陝西一地的盜賊集中原因）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飢荒則稍次之……天災人禍，小民無生路可尋，加之官員貪污，苛捐雜稅，橫徵暴斂，只能走一條路：造反！
同時，明朝發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勳戚、官紳地主對土地的兼併愈演愈烈，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社會的兩極分化達至驚人地步。而自嘉靖帝開始“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萬曆帝變本加厲，明熹宗有樣學樣，明朝財政面臨破產的境地，只得通過不斷加派賦稅來榨取民財。各級官吏巧取豪奪，竭澤而漁。由於農民紛紛拋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惡性循環下，天災人禍不絕。軍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軍屯、商屯均有名無實，士兵被拖欠軍餉，甚至沒什麼戰鬥力。諸大將除身邊親兵可用外，基本上沒有可信得過兵校。軍紀敗壞下，索餉譁變，就成為明末軍隊中的“主旋律”。
早期農民暴動，無非是一群想找口飯吃的烏合之眾，無組織、無紀律，無任何明確目標，看似成千上萬，實際上是一大幫拖家帶口的饑民流民，正規官軍如果加以認真對付，這些人馬上就會作鳥獸散。而且，領導暴動叛亂的人，不少人是當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邊軍的中下級軍官，為避免事發後暴露身份連累親族，他們紛紛自起諢名綽號。農民戰爭發展到中晚期，賊勢漸熾，賊頭們紛紛以本來姓名示人，“綽號”使用越來越少。
明末農民暴動，最早當推崇禎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縣規模太小，忽略不計），因當地大饑荒，他率楊六、“不沾泥”等人四處掠搶富民家裡糧食，相聚成盜。與白水縣王二會合後，這夥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規模，他們攻破宜君縣城，大肆搶劫一番，竄入延安一帶的黃龍山。殺人魔王張獻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隊伍。
張獻忠本人是延安衛人，年青時可能在延安府當過捕役（刑偵幹警），也可能當過邊兵，在榆林衛洪承疇手下賣過力（這是他1645年在成都當“皇帝”後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絕非一般因飢而反的順民，應該是在衙門或軍門裡混過的有不少入世經驗的老到壞人。由於在與官軍作戰中勇敢能殺，他自己很快有了一隻武裝，自號“西營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張獻忠絕對是“革命”老前輩。
至於李自成，多年來一直說他是“農民領袖”，其實他是一個下崗驛卒，原先是有鐵飯碗吃官家飯的“城里人”。他生於米脂，小名黃娃子，成年後到圁川驛（銀川驛）充當驛卒。明代，十里置鋪，六十里置驛。本來，驛站制度原本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夫役、郵傳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設施。隨著明朝社會的全面腐化，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不少官員謀利的工具。他們往來經過驛站時，常常敲詐勒索驛站，損公肥私，基本上與時下乘坐公家豪華小轎車之餘佔用司機為自己開車同時拿交通補貼的行為差不多。過份的是，明朝驛夫、馬戶為了應付差事，有時甚至傾家蕩產。舉例來講，大驛站一年應該供銀五萬，但實際發下來只有一、兩千，縣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後，剩下的交給驛站。這一點銀子，根本不夠日常開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內有人還打驛站的主意。
崇禎二年，給事中劉懋奏言整頓驛站。他出發點不錯，通過整頓、精簡，可以節省國家經費開支，抵銷新餉。搞了一年多，裁撤數万驛卒，共省下六十八萬兩左右的白銀——這區區六十八萬兩白銀，事後證明，恰恰成為明王朝滅亡的代價——由於裁減驛卒，李自成下崗，這位爺無奈之下參加農民軍，“奮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給事中的一紙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歷史黑暗的深淵的進程中使勁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饑民齊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轉掠四方。由於在政府部門做過事，他很會組織安排，十來天內就發展到數千人，往來奔竄，自號為“闖將”。
（由於“闖將”的名號，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內，不少當代和明末清朝的學者均認為李自成是“闖王”高迎祥手下，其實二人根本沒有關係，更不是舅甥關係。他後來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無關。）“闖王”、“闖將”皆造反諢名，並列關係，不是從屬關係。
饑民四處造反，府縣官員們都是一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總是上報說是“饑民”餓極了惹事，認為到轉年春天有活干有糧食有指望時，事情會自動平息。
可巧老天弄人，陝西等地連年干旱，飢荒越鬧越大，造反越來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視這件事時，小打小鬧搶糧食的饑民暴動已經發展成有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造反了。
崇禎皇帝為解決問題，派左副都御史楊鶴去任陝西三邊總督。由於剛剛經歷了皇太極破邊入口殺至京城腳下的危機，各地抽調了不少精銳部隊抵至京畿地區。
楊鶴眼見陝西各處農民軍規模龐大，手中兵少剿不過來，就主張以招撫為主，提出要實實在在解決饑民的吃飯問題，然後使饑民解散，由政府發給耕牛農具，讓農民規規矩矩種田當順民。這種安撫策略雖然花錢多，但效果大，農民各安其業，不再會復出為盜。農民耕田有收成，生產恢復，政府可從賦稅中回收銀兩，良性循環，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崇禎皇帝覺得有理，發詔照準。由於當時不少農民軍已經竄入山西境內，陝西只有“神一魁”勢力最大。聽說官家招安，自己能當“幹部”，神一魁率著六七萬人就到了寧州，正式投降，被楊鶴授與守備一職（上校團長）。入夥的饑民紛紛領取“印票”（回鄉證），領銀子後各自回家。
當時，幾乎陝西境內所有的賊頭，包括“點燈子”、“滿天星”這樣的“老革命”，無一不受撫，得到相應官職。但是，得官後的農民軍頭頭們留有後手，他們各自私留武器，佔據要地，不時派人四處劫掠富戶，號稱“打糧”。另一方面，由於明政府只撥十萬兩白銀賑濟，杯水車薪，仍舊有大多數農民窮餓至極，這些人自然也不願意就這樣回鄉等著餓死，仍舊團結在頭頭們身邊，戀戀不去。
在此種情況下，朝內“主剿派”群攻楊鶴一方的“主撫派”，指斥他浪費了大筆國帑，最終造成“屢撫屢叛”的局面。
崇禎帝是個急性子，見花了銀子不見立馬成效，大怒之下罷去楊鶴官職，重新確定剿殺方針。
殺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亂趁勢又起。 “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寧塞縣城。
不久，農民軍頭領們互攻，“神一魁”被殺。
由於膽識過人的洪承疇被委任為總督，陝西叛亂相繼被鎮壓，郝林庵、“可天飛”等人逐一被殺。這位洪總督愛使招降和收買的手段，“以賊殺賊”，鐵角城、錐子山等叛民大本營一一被端掉，明軍斬獲數万級，陝西境內基本看不見大股農民軍。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農民軍不是被殺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裡轟轟烈烈乾了起來。
應該交待一下的是，當崇禎朝臣盡力剿殺陝西饑民暴動的同時，東北地區的皇太極發動進攻，摧毀了大凌河城。
崇禎四年（1631年），得知明軍在大凌河中左千戶所（距錦州四十里，今為大凌河鎮）加緊築城的消息，為防止明朝藉此步步推進，皇太極親自率六萬大軍自瀋陽出發，於八月六日突然包圍了大凌河城。
當時，城內僅有一萬四千多官兵及一萬多平民，守城明將是祖大壽和何可綱等人。由於經過數次攻城挫敗，後金已經在戰法上有所改變，他們不再急於以人肉作為代價拼死攻城，十分耐心地堅持“圍城打援”戰略方針，在把大凌河城包圍得水洩不通的同時，在城外各處挖掘層層壕塹，一方面阻止寧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內明軍奔逸逃出。更為重要的是，後金軍隊也擁有了自己的“紅衣大將軍炮”。用於此戰的，有這種大砲四十門，威力相當大。如此一來，先前明軍在熱火器一面倒的優勢已經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佔據上風。
明朝派出四萬大軍來援，結果在錦州東南的長山山口遭受後金截擊，惡戰之下，明軍不支，三十三員將領以及四万精兵被後金全殲。
即使如此，祖大壽仍舊堅守孤城。幾個月後，大凌城內開始斷糧，馬肉鼠肉雀肉食盡之後，開始出現人吃人現象。供役築城的近萬名工匠最慘，他們首先被軍士當作“軍糧”吃掉。
皇太極也不著急，十拿九穩之下，他派人勸降。由於先前皇太極的堂兄阿敏在攻打北京撤退時盡殺永平、遷安的明朝降官，祖大壽等人不敢投降，深恐降後仍不免於一死。
皇太極展開攻心戰，“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妄殺一人”，並告訴祖大壽亂殺人的阿敏已受幽禁處分（這倒是真的，此人乃“四大貝勒”之一，因其威脅到皇太極地位，故藉此故被幽囚）。
思前想後好一陣子，祖大壽暫時決定投降，並送兒子祖可法到後金營中為人質。由於祖大壽的家屬大部分在錦州，他表示投降後希望後金不要聲張，再替後金賺開錦州城。可怪的是，守城諸將，除何可綱以外，這些與後金血戰多年的漢子們都願意隨祖大壽投降（明帝殺袁崇煥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冷了這些人的心）。
為了取信後金，祖大壽等人把何可綱押至城外，當著雙方軍將的面，把這位英雄砍頭。何將軍臨死大笑：寧為大明鬼，不為韃子奴！
當晚，祖大壽親自出城，入皇太極“御營”謁見。諸貝勒一里外相迎，待之非常恭謹。行至帳前，皇太極本人出帳迎接。祖大壽剛要行跪拜禮，皇太極止之，與他行“抱見禮”。這種滿族禮儀，在民國初的北京、天津市面上還可見到――兩大老爺們見面，拱手打揖後，趁前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後相抱交頭，難看至極，簡直在今天人的眼裡就是大滑稽。但在當時的女真人眼裡，此禮乃見客的最高禮儀。二人入帳後，皇太極親自斟酒遞與祖大壽。
對方飲畢，也酌酒跪獻，表示降服。
轉天，皇太極聽信祖大壽建議，命八旗諸將率四千多人著明軍服色，跟同祖大壽的三百多人一起作潰逃狀，希望賺開錦州城門。由於天降大霧，後金軍自己相互失散，不果而還。為此，祖大壽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機斬殺明將後再擁兵獻城（清人自己記載是皇太極主動提出放祖大壽，表明這位“太宗”事前諸葛亮的英明）。皇太極信以為真，派祖大壽與其侄子祖澤遠帶二十名明軍前往錦州。
祖大壽回錦州後，派人至後金營報稱錦州明軍太多，表示要“從容圖之”，希望皇太極善待其留在後金營中當人質的子侄。皇太極無奈，反正破大凌河城的目的已經達到，就率兵回返。十年之後，祖大壽才真正歸降皇太極。但他的兒子（一說是其養子）祖可法對後金百分二百的真心孝順，為皇太極出了無數上好的“壞主意”，他在《貳臣傳》中“名位”也遠遠在洪承疇和祖大壽之前。
祖大壽回錦州後，對巡撫邱禾嘉說自己是突圍而出。不久事泄，邱巡撫上奏崇禎帝。由於邊地需要祖大壽這樣的勇將，崇禎帝沒有下令殺他，下敕讓他入京面君。祖大壽心中有鬼，一直不敢入京，皆藉故推辭。但觀其日後所為，他確實斷絕了與後金方面的聯繫，一心守土，直到錦州大戰時才真正降附滿清。
大凌河之戰，明軍精銳數万被殲，大量先進火器喪失，損失不可謂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極粉碎了明軍步步為營東進的戰略，迫使明朝往後退縮。
後金天聰七年（1633年初，因憤恨巡撫孫元化徵兵渡海，被袁崇煥殺掉的毛文龍原先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三人均為遼東人）在登州叛變，乘船率萬餘兵士及家屬在鎮江向後金投降。皇太極大喜過望，待以厚禮，立封孔有德為都元師，耿仲明為總兵官，讓二人在朝中與八和碩貝勒共列一隊朝見，以示殊寵。同時，明令二人自領所統漢軍，具有類似旗主的權利。日後，皇太極稱帝，封二人為王爵，專為他們所統漢軍設漢軍二旗，成為日後漢軍八旗的前身。皇太極這一舉措意義深遠，一是用漢將統漢兵，這些人熟諳水戰，深曉地利，成為滿清的鷹犬前驅，二是漢軍人旗（以及蒙古八旗）的建立，可以削弱滿州八旗旗主這些人的獨尊地位，對他們予以牽制，更增加了皇太極一人獨大的不二地位。
崇禎七年（1634年），皇太極發兵二次入關打擊明朝，總共進行三個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帶大肆殺劫，擄搶百姓、牲畜不計其數，洋洋而去。
崇禎帝大錯之三輕信農民軍投降見陝西境內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給臨洮總兵曹文詔，讓他帶統陝西、山西諸將，去山西勦賊。曹文詔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從甘肅慶陽開拔，經潼關、過黃河，率先擊殺蒲州、河津一帶的農民軍。
到崇禎六年冬，從各地調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帶的圍剿官軍人數，已達三萬多。一直號稱“英明”的崇禎帝，此時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沒老二的太監公公到各部隊當監軍。
明末農民軍之所以被稱為“流賊”，就是因為這些人善於四處遊走，東打一下西殺一下，讓官軍四顧不暇。但華北地區多為大平原，叛亂者們無險可據，無山可藏。官軍勢大，進攻不懈。最後，大部分農民軍被壓迫於河南界內的黃河以北地區不能動彈。
見突圍無望，年底隆冬時分，“闖塌天”、“滿天飛”、張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稱要投降，向京營總兵王朴遞信。王朴和軍中“政委”太監楊進朝大喜，立刻製止各部官軍的圍剿，向朝廷上報了六十多位即將接受“招安”的降賊名單，自認為兵不血刃立下奇功。
“投降”名單上人名很有意思，一半像上面的，一半象《智取威虎山》裡面的：
賀雙全、新虎、九條龍、闖王（高迎祥）、領兵山、勇將、滿天飛、一條龍、一丈青、哄天星（當為混天星）、三隻手、一字王、闖將（李自成）、蝎子塊、滿天星、七條龍、關鎖（當為關索、八大王、皂鶯、張妙手、西營八大王（張獻忠）、老張飛、詐手、邢紅狼、闖塌天（劉國能）、馬鷂子、南營八大王、胡爪、哄世王（當作混世王）、一塊雲亂世王大將軍、過天星（惠登相）二將、哄天王（當作混天王——引者）猛虎、獨虎、老回回（馬光玉）、高小溪、掃地王、整齊王、五條龍、五閻王、邢闖王、曹操（羅汝才）、稻黍桿、逼上路、四虎、黃龍、大天王、皮里針、張飛、石塌天（當系射塌天李萬慶）、薛仁貴、金翅鵬、八金龍、鞋底光、瓦背兒、劉備、鑽天鷂、上天龍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計六十一名。
明軍放鬆警惕後，不少兵卒還與即將“投降”的農民軍做起買賣來，偷出軍營裡軍靴、棉衣、兵器等物賣與對方。
數名農民軍頭領暗中早有串聯，趁詐降機會大大地修整一番。然後，他們吃飽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濟源之間黃河封凍之機，縱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黃河天險，衝出明軍包圍圈，忽喇喇出現在中原大地。
由於河南地方官員沒有平賊經驗，四戰之地又便於馳騁，農民軍水銀瀉地一樣，四處竄擊，不僅河南全境遭受劫害，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廣等地均處處開花。由此，局部農民戰爭，一下子變成了全面的禍患。
特別是河南連年大旱，當地人活不下去，見當“賊”能吃飽飯繼續存活，不少人紛紛入夥，農民軍軍勢益熾。於是，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部進入盧氏山區，與當地偷掘礦藏的“礦賊”合夥，直下湖廣，連破襄陽、上津、房縣等地，如入無人之境。而“掃地王”、“滿天星”、“橫行狼”等人西入武關，連陷山陽、鎮安等地，然後北上雒南，殺向西安。待洪承疇率軍來截殺時，他們南下四川，攻城略地。
橫行數月，農民軍主力最終大多回到了陝西。
為了統一事權，明廷任命陳奇瑜總督五省軍務（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他在河南陝州會師後，統軍南下，打得在均縣、竹山一帶活動的張獻忠、李自成等部紛紛退卻，轉往陝西。
大部農民軍在明軍的圍追堵截下，誤入漢中棧道險地車廂峽。由於兩個多月的陰雨天氣，農民軍弩解刀銹，衣甲多日不干，缺糧少食，幾乎喪失基本戰鬥力。
如果明軍趁勢進攻，這幾萬人只有等著挨宰的份兒。情急之下，李自成、張獻忠等人齊集商議，各自拿出先前搶掠的金寶，運了幾十匹騾馬，送入陳奇瑜營中遍賄明軍上下軍官。在左右力保下，陳奇瑜答應用撫招降，準備接受農民軍的“投降”。
由於朝中兵部尚書張鳳翼也主撫，崇禎皇帝信之，下詔招安。結果，陳奇瑜派出明軍小頭目，一對一百，對“投降”賊軍登記整編，準備盡遣這些人回鄉安置。
眼見大夥都成“良民”了，明軍鬆懈，捧著農民軍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飲，摟肩搭背瓦訴衷腸，都表示不打仗好。
結果，一夜之間，農民軍在統一佈置下忽然翻臉，盡殺安撫官（一百殺一個，太容易），奪馬奪兵器後四處出擊，立呈燎原之態。
可見，明政府對農民軍“偽降”、“詐降”一直沒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絕處逢生，化險為夷。
諸部農民軍脫險後，自漢中逸出，回奔陝西、甘肅攻掠。
崇禎帝大怒，撤掉陳奇瑜，改任洪承疇為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務。屋漏偏逢連夜雨，明軍西寧士兵譁變，洪承疇不得不首先處理西寧軍變。等他回來時，“流賊”們都東奔入河南。
農民軍在河南集結後，共七十二營三十萬左右的隊伍，各推首領，於滎陽大會，商議共拒官軍事宜。
崇禎八年初，過了一個肥年的農民主力由河南汝寧入安徽，攻克穎州後，直殺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鳳陽。鳳陽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沒敢建城牆，怕壓住龍脈。結果，正月十五元宵節，農民軍轟哄而至，殺掉當時守軍數千，並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墳”（其實朱元璋父母早就丟於亂墳崗，皇陵僅是像徵性建築）。
然後，龍興寺和皇陵宮殿均被農民軍一把火燒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禎帝氣得發瘋，在下“罪已詔”的同時，殺掉鳳陽巡撫等多名高官。然後，他調集七、八萬大軍，發足軍餉，命令洪承疇在半年內一定要消滅掉所有農民軍主力。
恰恰是在鳳陽，李自成與張獻忠二人結下樑子，從此分道揚鑣―――攻破鳳陽皇陵後，張獻忠俘獲了在皇陵充當樂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張獻忠就讓這些小閹人為他吹吹打打，以樂佐酒。李自成看著眼紅，就向老張索要。老張先是不給，李自成固請，多次派兵上門來索取。老張大怒，派人砸毀所有樂器，讓兵士把小宦者們輪姦（雞姦）後送給李自成。
李自成看見小宦者們個個捂著屁股雙眼哭成鮮桃，非常惱怒。再問樂器下落，回言張大王已經砸毀。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劍，把十二個小閹人均捅死在當地，以洩胸中憤恨。
由此，李、張二人失和。
半年內平滅農民軍，說來容易做起難。各路農民軍返回秦地，饑民紛紛相從，規模幾近二百萬人。李自成率部堅持在陝西發展，並在進攻甘肅真寧（正寧）時殺掉明軍猛將曹文詔，給予諸路明軍以極大的精神打擊。高迎祥、張獻忠、“老回回”馬守應等人吃盡當地糧食後，又從陝西東出潼關殺回河南，幾十萬人忽來忽去，似蝗蟲一般，到哪裡就把哪裡吃個乾淨，搶個乾淨。
眼見洪承疇一個人忙不過來，明廷只得讓湖廣巡撫盧像升協助，讓他剿東南，洪承疇專剿西北。高迎祥、張獻忠等人東下安徽，對滁州展開圍攻，盧像升立刻領兵去救，但撲了個空。
農民軍軍在密縣、登封一帶與官軍交手得利後，復回陝西。洪承疇本來在甘肅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過氣來，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滅時，明軍駐寧夏固原的政府軍因缺餉發生兵變，洪承疇只得趕過去救火。李自成逃出生天，奔回陝西老家。
沮喪之餘，明廷終於得到一個好消息。崇禎九年夏末，在孫傳庭、洪承疇二部明軍的圍堵下，“闖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如此大賊頭被擒，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遲處死。高迎祥之死對農民軍打擊很大，張妙手、“蝎子塊”
等頭目紛紛乞降。這次，他們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為免蹈前車之覆轍，幾個農民軍頭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軍斬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綏德一帶休整後，本來想渡河進入山西，見明軍有備，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寧夏、甘肅一帶殺掠。
崇禎九年初，李自成與十餘隻農民軍軍聯手，從秦州出發，想攻取漢中。但明朝總兵曹變蛟早已設伏，把農民軍軍擊得大敗。
見入漢中不成，李自成便轉頭進攻四川，攻破廣元後，連克數十州縣，所向披糜。吃足搶足之後，見明朝政府軍雲集川地圍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殺入甘肅境內。
在崇禎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殺農民軍時，東北的皇太極改國號“大金”為“大清”，年號由“天聰”改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鮮使臣羅德憲、李科二人反感這些“韃子”們的儀式，站立不拜。皇太極大怒，但他並未殺人，而是在打發二人回國時撂下一句話：“爾國王若知逆順，當送子弟於我國為人質。不然的話，我必興兵，直到把爾國打服為止。”
在動手擊朝鮮之前，夏五月，皇太極先派十四弟多爾袞等人率十萬大軍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並明示此次進攻目的只在搶掠明朝京畿地區，搶人掠物為主，不計城池得失。明廷以為清軍會從山西入京，豈料清軍選擇延慶，入居庸關後，殺入昌平，焚毀了明熹宗的德陵（這位皇帝在陰間估計也找不到木頭做傢俱了）。
身任總指揮的明廷兵部張鳳翼要謀無謀，要膽無膽，雖然手中有尚方寶劍，也調動不了膽戰心驚的明軍將領，眼巴巴看著清軍數月之間遍掠畿內，五十六戰皆捷，俘掠人畜二十萬，於秋九月從冷口從容退軍，並派人在塞上砍去樹皮，以墨寫上“各官免送”，羞辱膽怯的明朝軍將。由於皇陵被毀，諸近京縣城遭受嚴重劫掠，兵部尚書張鳳翼和總督梁廷棟深知罪責難逃，在崇禎帝派太監要他們項上人頭前雙雙服毒自殺，總算死得舒服些，免去砍頸之痛。
同年秋，皇太極說話算話，自統大軍跨過鴨綠江，對朝鮮展開大攻勢。九月十日，清軍揮軍渡江，攻陷義州，一路勢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國王逃出漢城，三十日，清軍佔領漢陽。身在南漢山城的朝鮮國王無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這位絕望的朝鮮爺們只得親自出城入清軍軍營投降，正式向皇太極稱臣，答應如下幾項條件：一、斷絕同明朝的關係；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進貢；四，把朝鮮國王世子送入清國為質子，常年呆在瀋陽；五，懲處主張與清朝交戰的大臣。還好，皇太極並未殺王滅國，訂立誓約後即於二月二日撤兵，朝鮮國王率群臣跪送。由此，清朝再不用耽心朝鮮反复，又可從這個“大倉庫”
徵調無數人力、物力以對付明朝。
崇禎帝大錯之四誤用楊嗣昌按倒葫蘆又起瓢。崇禎帝深感朝中無干事能臣。挑來選去，他選中了楊嗣昌。
楊嗣昌，字文弱（聽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其父不是別人，正是崇禎初年力主撫議最後被革職下獄的楊鶴。
崇禎七年，楊嗣昌任宣大總督，由於自詡知兵，他向崇禎帝上奏不少條陳，有一些確實管用，比如官方開礦招工以瓦解私礦礦徒造反等等。由於其父楊鶴病死，楊嗣昌丁憂在家。丁父憂剛要滿期，其母又死。這時，崇禎帝見兵部尚書一職空缺（張鳳翼畏罪自殺），就詔起楊嗣昌“奪情”視事。這位楊爺進士出身，工筆札，有口辯，在崇禎帝面前朗朗開言，天文地理五行兵書無所不通，確實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對，君臣二人都會密談良久，崇禎皇帝常常慨嘆：“恨用卿晚！”
面對當時“賊”滿天下的局面以及滿清虎視眈眈的危脅，楊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這一點不錯，內部不安，何談對付外來異族入侵。對於剿殺農民軍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網”，即“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由此構築成“十面之網”，讓“流賊”插翅難逃。憑公而論，楊嗣昌的戰略在理論上沒什麼漏洞，但壞就壞在紙上談兵。而且，明朝各地將領、官員的執行是否到位，也是檢驗這種策略的“法寶”。
要實現“十面之網”打大仗，必然要有錢，因為“十面之網”需要增兵十餘萬。有兵，就要有餉，餉銀哪裡來？崇禎皇帝已經明確告訴他：“內帑空虛”，大內無錢。這樣，就只有把餉銀進行攤派和轉嫁。如果是按以前盧像升的建議實行“因糧”（即田多的地主應該多交銀），不算是壞事。要命的是，楊嗣昌病急亂投醫，他改“因糧”為“均輸”，即平攤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來，為叢驅雀，為淵驅魚，使得無數本來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鐵下心加入“流賊”隊伍。
崇禎用楊嗣昌是錯，而這楊嗣昌用人更是錯。他認為總督河南的王家楨軟弱無能，就推薦福建巡撫熊文燦代任。
熊文燦大言虛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專以金銀財寶實施“買通”的安撫政策，招降海盜鄭芝龍等人，然後“以賊殺賊”，依賴鄭芝龍之力大平閩地的海賊。
兩廣總督任內，他還是僅恃鄭芝龍，平滅大海盜劉香。
由於在閩廣之地為官日久，熊文燦手中奇珍異寶無數，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權門貴府，想自己能久鎮嶺南，坐享一方富貴，其間，崇禎帝懷疑海盜頭子劉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監以採買貨物為名前往廣東察驗虛實，同時觀察熊文燦為人。
公公到後，身為“中央特派員”，熊文燦金山銀山地招呼，留飲十日，極盡奉承巴結。特派員公公高興，言及中原“流賊”方熾，當時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罵：“諸臣誤國！如果我熊文燦前去，豈能令鼠輩猖獗如是！”大公公聞言大喜，起身托手：“我來此地非為採買貨物，實是奉皇上之命觀察您熊公的為人。
熊公有當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殺平中原流賊。 ”
熊文燦一下酒醒，傻眼了，後悔得要自己大嘴巴，情急之下，他馬上湊弄出自己去中原勦賊的“五難四不可。”
大公公也樂，說：“熊公您甭推辭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辭大任。”
崇禎帝知道此事，就問楊嗣昌。楊嗣昌立刻推薦，說熊文燦絕對是人才。其實，楊嗣昌對老熊為人一無所知，他在朝中有個好友姚明恭與熊文燦是姻親，勸他把老熊當成心腹助手來用，故而有此推薦。
於是，明廷詔下，拜熊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
熊“總理”得詔後，聞知明將左良玉兵精，立刻調其六千精兵為自己貼身護軍，又招募廣東當地人二千多攜“高科技”火器赴任。過廬山時，熊文燦見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隱，大和尚勸他說：“流賊不同海賊，招撫之計不可輕用。如果師出不勝，性命不保。”熊文燦悔得腸子發青，只能硬頭皮前行。
左良玉桀傲宿將，其下屬與廣東兵雞同鴨講，天天邊走邊互罵毆擊，亂成一團。不得已，熊文燦只得打發粵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聽他指揮。楊嗣昌知道情況後，另調五千邊兵歸熊文燦調度。
楊嗣昌在崇禎面前拍胸脯說：“三月平賊”。他自己確實賣力，嚴肅紀律，大用賞罰，加上陝西總督洪承疇、陝西巡撫孫傳庭以及曹變蛟、賀人龍、左光斗、黃得功等將領有才略有勇氣，在甘肅、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連連敗退，幾乎全殲農民軍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