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沿海“倭亂”始末2006年初，各媒體均從不同角度報導了這樣一個算不上熱點的非娛樂消息：
安徽歙縣，有日本人出資，為明朝倭寇頭子王直修建墓園。墳墓建好後，浙江麗水學院和南京師大兩名青年教師憤然砸碑。據當地政府稱，他們本來要以“歷史”
搭台，“經濟”唱戲，想把王直墓園搞成個旅遊點，故而與“日本友人”協商，邀請身在日本的明朝大漢奸王直後裔來歙縣立碑修墓。
消息付出，輿論為之小“嘩然”了一把。支持砸墓的人自然從民族大義出發，他們忿忿不平認為：如果王直這樣的賣國賊都都允許修墓的話，汪精衛等人更有理由重建墳瑩（按他的“級別”，都可以建“陵”了）；反對砸碑者自然是不少自詡為“愛仇人”的假世界主義者，認定砸碑義舉是“憤青”的“作秀”。
無論如何，日本人為中國明朝的一個民族敗類修碑，並得到當地干部的大力“支持”，這在我們不少人歷史觀本來就混淆爭執的時候，尤顯刺激國人的神經。
但是，包括南京的一個律師和所謂民間歷史協會的會長，皆從“法律”和“歷史”角度指責二位中國義士砸碑的行為。律師口辨犀利，認為砸碑二人的舉動“行動不理智，程序不合法”，屬於“故意損壞公私財物”；歷史協會“會長”
認為，“倭寇”為中國帶來了“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應該肯定。由此推之，八國聯軍侵華和日本侵華，大概也會被這種“歷史學家”肯定為“打破中國封建社會和獨裁政治的積極力量”吧。
其實，對今人來講，王直這個名字很陌生，“倭寇”一詞又太寬泛。而且，稱王直是“倭寇”頭子，更會有不少人茫然。在一般人頭腦中，日本人應該叫“犬養裕仁”、“尻後直養”、“山本五十六”之類的，怎麼會出來一個“王直”？
這名字如此中國化！再者，如果王直是中國人，依據今天的慣性思維，他最多也就是個偽軍頭目或維持會長，怎麼會成為倭寇頭子呢？
說來，還真是話長。
倭寇源遠流長的禍患明朝倭寇，一般人都以為是中後期的事情，其實，由來已久。早在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就已經數次攻掠蘇州、崇明等地，殺人劫物，猖狂一時。
明代倭寇之禍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洪武至正德年間；第二個階段是嘉靖年間，也是最猖獗期；第三個階段是萬曆年間。
至於對明朝倭寇之患性質的定義，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學者們言之鑿鑿，定性為“日本武裝侵略集團對中國沿海的破壞性掠奪戰爭”。隨著改革開放後意識形成層面的寬鬆，八十年代後至今，不少中國學者忽然增長了“國際視野”，以日本學者的研究者作為準繩，語不驚人死不休，大講明朝倭寇的性質是“明朝東南沿海各階層人民反封建、反海禁的正義鬥爭”，是“明朝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標誌”。
其實，上述二類觀點均矯枉過正，前者把“倭寇”完全說成是“日本人”的侵略，後者聳人聽聞地美化海盜侵掠。
明朝倭患，是以葡萄牙殖民者（佛朗機）為誘因的，以中國沿海商業海盜為首的，以日本浪人集團為輔的盜賊集團，對明朝中國人民燒殺劫掠的非正義戰爭。
早在元朝時期（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已經有日本商盜禁掠慶元（今寧波）的記載。但那時的“倭寇”應該基本上都是“真倭”，中國人很少。元朝末年，恰恰是日本的“南北朝”時期，特別是日本南朝的“征西府”及各地分裂割據的地方大名勢力，誰都不服誰，你殺我伐，使得戰亂中大批日本武士、浪人、海盜商人、流民等等，潮湧至中國沿海。同時，他們又與被朱元璋擊敗的張長誠、方周珍等部相勾結，在大明朝沿海地區不時殺燒劫掠。
雖然海寇猖獗，但當時朱元璋認為心腹之患是北方的殘元勢力，對沿海的外寇入侵只是防禦而已。他下詔加強海防力量，禁止軍民人等“私通海外”，還未完全實施海禁，允許貢舶貿易。
朱元璋初建明朝時，他對日本的情況不甚了了。洪武二年，倭寇犯山東，朱元璋仍舊“天朝”思維，遣使至日本，詔諭其奉表來朝，語氣充滿恫赫。日本南朝的懷良親王乃後醍醐天皇的兒子，見明朝來詔語氣強硬，不吃這套，竟敢殺掉幾個明使並拘押了正使楊載等人。轉年，明使又來，懷良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厚待來使，上貢馬匹及衣物，並向明朝放還倭寇在明州和台州等地搶掠的平民男女七十多人。朱元璋大喜，自以為明朝天威所至，終於使小倭臣服。其實，懷良當時的“服軟”，恰恰是因為日本北朝咄咄逼人，日本南朝疆土日蹙，不想也不敢又樹一大敵，再招惹明朝的進攻。
過了好久，朱元璋才知道所謂的“日本國王”懷良不過是個親王，日本還有一大半地方歸於“北朝”統治，於是他派使臣前往日本想與日本北朝聯繫。在懷良阻撓下，明使一直不能北行。過了近兩年，明使才與實際主持北朝政事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源道義）聯繫上，進入日本王京商議兩國“友好”之事。足利義滿為人還很有長遠思慮，他派使臣攜貢物而來，但老朱皇帝認定日本來使沒有正式稱臣稱藩的官方表疏，拒絕接受貢品。他厚賞日本使者，詔遣歸國。
日本方面，南北朝大致是這樣形成的：1318年，即日本文保二年，後醍醐天皇即位，他屬於大覺寺皇帝系統。借將軍幕府內部發生內訌之機，他想推動“倒幕”來使自己的虛位變實。結果，幕府將軍一派先下手，把後醍醐天皇流放到隱歧（今島根縣）轉而擁立持明院一系的皇室後代光嚴天皇即位。後醍醐天皇的兒子懷良親王與大阪武士楠木正成等一些人立刻起兵相抗，發起倒幕戰爭。開始時，懷良親王一派非常順利，甚至把他天皇爸爸也從隱岐救出。幕府一派大將足利尊本來是奉命鎮壓，但他中途倒戈，支持後醍醐天皇，回軍滅掉了鎌倉幕府的北條氏。如此一來，光嚴天皇退位，後醍醐天皇復辟，實行天皇親政。
君臣相處日久，天皇想下手把他的“恩人”足利尊也乾掉，可這位足利尊不是吃素的，他先下手，再次逮捕了後醍醐天皇，扶立持明院系統的光明天皇繼位。
後醍醐天皇跑到吉野，與光明天皇並立，所以，日本出了“南北朝”局面。
後醍醐天皇一派轉為“南朝”，光明天皇一系稱為“北朝”。這種對峙，一直延續五十多年。當然，大明不知道日本還有什麼“天皇”，暮爾小邦，不過是募仿大唐高宗皇帝的“天皇”稱謂，自娛自樂而已。
明初倭寇，真倭居大多數，多數來自日本列島的薩摩、長門、博多、鹿八島等地，入侵道路和以往入貢道路一樣，由高麗趨山東，在四、五月間趁東南風沿海揚帆而至。所以，山東、遼東半島的倭患在明初最嚴重，其次是浙江。當時受倭患困擾最大的，還有明朝的藩屬國高麗（朝鮮）。但李氏王朝建立後，朝鮮國內政治局勢好轉，倭寇連連受挫，就把入侵重點轉向中國沿海。
胡惟庸案發生後，朱元璋因為此案涉及日本人參而面龍顏大怒，對日本深惡痛絕，遣使痛責。不料，南朝的懷良親王覺得山高皇帝遠，派人送來表文，語意傲誕無禮：
臣聞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臣聞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
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老朱皇帝閱畢，氣得哇哇大叫。但最終還是以元朝徵倭失敗為前鑑，沒有發兵征討這個海外狂妄小國。朱元璋本身就是個偏狹之人，由些對倭人滿心痛恨。
洪武二十七年之後，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已經統一了日本，並以太政大臣的身份當上了日本實際的主人。他派人主動來向明朝示好，皆被老朱拒絕。當然，朱元璋不敢輕視海防，他下詔“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
陸陸續續下來，幾十年間，洪武一朝共在遼東、山東、南直肅、浙江、福建、廣東等地設立了五十八衛及八十九所，置兵數十萬，有兵艦千餘艘，嚴防倭寇。
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其孫朱允炆即位，也就是建文帝。日本的足利義滿忙趁機遣使表示友好，在正式表文中有“日本國王臣源（道義）”的自稱，也就是以藩國身份向大明稱臣。建文帝厚報使者，熱情接待。
但是，日本使節再來明朝時，大明皇帝已經變成了朱棣。明成祖朱棣雖然篡了侄子的江山，對日本的態度卻沒有變化。他非常熱情，特別是足利義滿的“稱臣納貢”，讓這位野心家十分舒坦。為此，明、倭兩國友好關係建立，約定日本十年一入貢，人數每次不超過二百人，並給予日本人“永樂勘合”。
現代人聽見中國古代四周的小國紛紛入貢，覺得倍儿自豪，泱泱大國自尊心一下子得到滿足。其實，這些蠻夷小國的所謂“入貢”，變相打秋風撈便宜而已，真正的稱謂應該是“貢舶貿易”或者“勘合貿易”。以倭國為例，其使臣所攜“貢品”，中國肯定要依其價值“回賜”金銀，往往是一根蘿蔔換回人參錢。只要你小國承認我大明為天朝，我們就厚賞金錢買臉面；使臣們除“貢品”外，又搭載不少官方貨物在當地販賣，為體現“天朝”寬仁，明朝基本是予以“免關稅”
對待，即不對貨物“抽分”，以此來達到“懷柔遠人”的目的；最後，來使們個個夾帶私貨，上至正使，下至船夫役傭，都揣私貨來販，天朝當然對此不聞不問，任其貨殖取利。所以，各個蠻夷小國特別喜歡和中原王朝打交道，叫聲爺爺能換那麼多好處，傻瓜才不干。所以，雖然規定“十年一貢”，每次二百人為限，但日本貢舶船一年就來幾次“入貢”。
為了向大明示忠心，足利義滿也在國內搜捕倭寇，並派兵到對馬諸島，全殲了數百劫掠中國沿海的賊人，獲賊頭二十人。而後，趁永樂三年入貢時，把這些“倭寇”全部交予大明朝處置。明成祖朱棣自然高興，對足利義滿予以重賜，但他拒絕收倭虜，讓日本使節自己處置。
日本使節很“懂事”，回行至寧波時，他指揮手下，把二十個倭寇頭子全部入放立於海邊的大鐵鍋內，統統小火蒸熟，然後拋入海中餵魚。自然，此舉又獲明廷賞賜大筆金銀。
永樂六年，足利義滿病死。他的兒子新任幕府將軍。這位足利義持是反明派，斷絕了兩國的正常關係，倭寇來犯加頻。但後來隨著足利義教的繼任，日本恢復了與明朝的友好關係。所以，自永樂至正德的近一個世紀內，中日官方關係大局上是友好的。即便如此，明朝沿海倭患時有發生，日本各地大名諸侯或武士、浪人集團常常冒充貢使貢船，在中國沿海一帶騷擾搶掠。
永樂十七年（1419年），明朝遼東總兵劉江在望海堝一戰大敗倭寇，斬首千餘，活抓數百，一時間倭寇的活動大有收斂。
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四十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倭船趁明軍不備，忽然發動襲擊，在浙東殺掠官兵平民數万人，登陸後焚屋掘墳，無惡不作。最令人髮指的是，這一夥真倭把嬰兒挑掛於竿頭，用滾水澆燙，以聽小兒慘嚎為笑樂。
每當他們抓到孕婦，鬼子們就三五成群，互相打賭孕婦腹中是男是女，然後用刀剖開視看以為戲耍。當是時也，浙江許多地區“流血成川，積尸如陵”。種種惡行，在二十世紀的中日戰爭中，這些倭寇的後代們變本加厲，又在中國重新上演。
對此，明朝政府極其重視，派重分守要地，增置堡壘，添置大船，在沿海嚴備，使得“寇盜稍息”。
明朝與日本政府官方之間，仍舊保持貿易往來，但也都是薄來厚往的不平等貿易，日本人從中賺取了高額利潤。以日本刀一項為便，這種刀器，品質好的在日本國內可能最多值1500文，而到了明朝，至少也要一萬文賣出。由於刀劍這種東西不佔地方好攜帶，日本的“貢使”們紛紛愛帶這種貨物進入中國。事實上，刀劍等武器本來是嚴禁作為商品入口的。明政府還是委曲求全，就怕小不忍則亂大謀。有時候，明朝官員偶爾因日本使臣攜帶刀劍太多表示拒絕購買，日本人就會威脅說：“如果大明嫌棄我們的貨物，我們國王肯定大大的不高興，到時候海寇聞風而至，不知誰能擔此罪責？”由此，明廷在與日本的貿易中，經濟負擔日益沉重。加上對這些羅圈腿矮子每次成百上千人的“接待費”，明廷確實有苦難言。日本人是那種欺軟怕硬的典型，這些持有勘合的商隊在中國各驛站被好吃好喝伺侯著，仍舊不知足，時常凌侮驛官驛夫，甚至多次趁酒醉毆死中國人。過分到這種地步，明政府總是息事寧人，諭令日本使臣把“人犯”帶回自己國家審訊，以示“朝廷寬宥懷柔之意”。中國人一向有此傳統，即對外國人無比“寬大”
、“寬容”、“博愛”。二十世紀中期日本戰敗後，我們仍舊把雙手沾滿國人鮮血的戰犯錦衣玉食地供養，而我們的看守中不乏父被日本殺母被日本人奸的人，他們都對日本人表現出超出人性範疇的“寬仁”。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一個目的：讓日本戰犯流淚懺悔。結果，這些矮子們被放回國後，馬上著書立說，基本最後都變成最凶狠的右翼勢力。
從明初期的倭寇入侵可以見出，明朝“禁海”不是倭患的原因，而是倭患的結果。明廷當時並非斷絕了市舶貿易，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貿易，並非是“閉關鎖國”。
“倭寇”大興嘉靖時代的巨患自嘉靖中期開始，明朝沿海倭患忽然大增，無論是規模、數量以及入侵次數，宛若狂潮來襲。這一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從“外部”來講，即日本方面，明朝進入嘉靖時代，日本是步入其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君弱臣強，各地大小諸侯狗咬狗亂殺一團。在如此分崩離折的國度中，上自將軍，下到浪人，各個都成為海上冒險家，爭相湧入中國沿海搶劫殺掠。當然，其間還有葡萄牙（佛朗機）等西方殖民者的推波助瀾。他們手法多多，形式多多，但目的只有一個，垂誕大明王朝巨大的物質財富。從“內因”方面看，浙閩一帶沿海的官宦豪強勢力靠走私積累起巨大的財富，又憑金錢買通朝官為自己在京城“代言”，政治、經濟能量巨大。這些人一直庇護海盜組織。同時，以大漢奸汪直為首的海盜頭子與日本人及佛朗機人勾打連環，裡應外合，攻打起中國來熟門熟路。這些，再加上沿海悍猾奸民為暴利紛紛從倭，以致於“倭寇”
來勢洶洶。當然，內因方面最關鍵的，還應推嘉靖朝廷政治的腐敗與官員的貪黷，他們一級一級地爛下去，文官要錢，武官惜死，每次他們都藉“平倭”為名大撈好處，剋扣軍餉，中飽私囊，巧取豪奪，橫徵暴斂，最終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言及嘉靖時代的平倭過程，一定要提到如下數位：王忬、朱紈、張經、趙文華、胡宗憲、餘大猷、戚繼光。可嘆的是，今人談起明朝倭寇的平滅，只知道“民族英雄”戚繼光，其實當時比他抗倭早、名聲大的武將還有不少。以俞大猷為例，當時就人稱“俞龍戚虎”，無論資歷功勞，俞大猷都在戚繼光之上。
含冤而死的朱紈談嘉靖年間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爭貢事件”。
日本內部，將軍幕府當時已經成為幌子，勢力最大的是兩個“戰國”大名：
大內氏、細川氏。雙方皆垂誕於對明貿易所獲的巨利，他們最終達成妥協：大內氏每次貢二船，細川氏每次貢一船。雙方所攜勘合也不同，大內氏持正德勘合，細川氏持弘治勘合。嘉靖二年初夏，大內氏一方的貢使宗設謙道率三艘大船抵達寧波。很快，細川氏貢使鸞岡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細川氏船少勢弱，其中卻有個華人宋素卿充當副使。這位宋爺深知中國官場的“規矩”，剛到寧波，他馬上攜大筆珍寶買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監賴恩。賴公公有銀子就是爹，馬上特殊照顧細川氏一行使節，不僅先給他們一大船貢物驗貨放行，在設宴接待還讓宋素卿等人坐於上座。大內氏的貢使宗設謙道怒從心起，幾杯紹興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竄上去先把與自己爭座的細川氏貢使鸞岡瑞佐捅個透心涼，然後他指揮從人開始殺人，沿路放火，追殺宋素卿等人。明朝地方政府沒有任何準備，任憑宗設謙道一夥人拔刀追逐，如入無人之境。殺得性起，這夥野蠻倭使從寧波一直殺到紹興。宋素卿多虧腿腳快，才有幸撿得一命。這種外國使臣商團在別人國家殺人放火之事，實屬罕見。所以，明朝地方武備官員根本猝不及防。宗設謙道一行人殺燒過後，搶奪了幾艘明朝軍船逃往海上。其間，明朝卻指揮劉錦率水軍去追，也被倭人以勁弩射死。
事聞，明廷震怒，逮治貪污受賄的太監賴恩和惹事生非的細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對殺人放火後逃走的宗設謙道無可奈何。
大內氏聽宗設等人回來訴說詳情，心中也懼，怕明廷翻臉斷絕往來貿易。那樣的話，好處就損失大了。於是，大內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鮮，希望朝鮮充當中間人調停。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將軍幕府又托向明朝入貢的琉球世子代轉陳情，希望明廷恢復市舶入貢。明朝回复，讓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禍的宗設謙道。幕府當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沒有恢復與日本正常的入貢往來。
為了便於約束日本，明朝要求日本交出他們擁有的二百多道弘治、正德勘合，表示要換發新勘合。由於權不一出，日本方面無能為力。嘉靖三十年，大內氏頭子大內義隆被手下人刺殺，勘合俱失，延續了百年的日明市舶貿易正式終結。
也恰恰在這一時期，東南沿海賊人們方興未艾，金子老、李光頭等中國人勾結佛朗機（葡萄牙），王直、許棟勾結倭人，他們四處劫掠，在海上和沿岸設立“根據地”，準備大干一場。
從嘉靖十八年起，倭寇們幹得熱火朝天，每次均以華人賊寇為嚮導，或冒夜竊發，或白日行凶，鬼影一樣突然冒出於富邑大城，殺人越貨，無惡不作。嘉靖二十一年，倭寇自瑞安（今屬浙江）入台州（今浙江臨海），攻杭州；二十四年，數十艘倭寇戰艦泊於晉江（今福建泉州），四處搶掠；二十六年，倭寇各集部伍，在漳州、泉州一帶海域專搶收過往商船、民船；二十六年，倭寇大搶寧波、台州，肆掠而去。
日久遷延，明朝的海防非常糟糕，昔日戰艦十不存一，兵額嚴重不足。漳州、泉州那麼大一片海防，從前舊額是二千五百人，到嘉靖二十六年僅剩一個兵不到，且多為老弱殘兵。
在這種情況下，明廷起用右副都御史朱紈為浙江巡撫。朱紈，正德十六年進士出身，久歷地方，很有遠略。他到任後“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同時，由於他佈置有方，明朝將領盧鏜率福清兵奮勇殺敵，很快就討平了盤踞於覆鼎已一帶的倭寇，並在九山洋水戰中打敗王直。接著，明軍在雙嶼築置堡壘，擒斬真假倭寇不少，連大盜李光頭也落網被殺。
但是，福建、浙江等地沿海豪民皆在朝中有代理人。他們看見朱紈嚴行海禁，搜殺內賊，極其駭怕，紛紛託人上告，誣稱朱紈捕獲的許多海盜是“良民”。
朝中與沿海豪民有關係的御史立刻出面，劾奏朱紈“舉措乘方，專殺啟釁”
，說他阻止了正常的對外貿易。
朱紈聞之激憤，上書爭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指地方豪強）尤難。”
明廷不辯是非，罷朱紈官職，派人到軍中審問。朱紈慷慨流涕，表示：“我貧且病，又負氣，肯定不能忍受審訊之辱。縱使皇上不想殺我，閩浙姦豪勢力也要置我於死地。如此，我自決之，毋須他人！”於是，在兵部審訊官到來之前，朱紈仰藥而死。朝廷不罷休，逮捕先前打仗賣力的盧鏜等人，均送入死牢嚴加看管。
自朱紈死後，朝廷又罷地方巡視大臣，於是“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由此，海寇、豪民們彈冠相慶，迎來了他們走私販掠的大好時光。
遠見卓識的王忬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夏，倭寇進犯台州，破黃岩，在像山、定海一帶大掠。這時的“倭寇”，主角其實皆是中國人，其中以王直最為“著名”。
王直，安徽人，出身海上走私世家，他手下有不少倭人“僱傭兵”，甚受日本浪人愛信。而且，王直幾大幫倭寇的中級指揮官也多為浙江、福建一帶的沿海走私者和海盜。反觀他們手下的倭人，“勇而憨，不甚別死生。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揮而前，無能扞者。”這些髮型醜怪、奇形異狀的壯矮漢子，確實對明朝軍民有一種心理威懾。所有這些“倭寇”集團中，大的數千人，小的有數百人，王直最強，徐海居次，其餘還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餘個海上匪幫。他們往來近海，為害日烈。這些人不僅具有超強的戰鬥力，還善設伏兵，常常以少擊眾，弄得明朝地方政府焦頭爛額。
明廷震怒下，只得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當時王忬正在山東巡視，聞命即赴浙江。由於浙江本地軍人“脆柔不任戰”，王忬便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腹，徵調少數民族的狼兵、土兵到沿海，增修堡壘，嚴陣以待。
由於知人善任，指揮得當，轉年，即嘉靖三十二年春，明軍就在普陀大破倭寇。王忬不僅使用俞大猷、湯克寬這樣的智謀勇略心腹，他還上奏朝廷釋放出因受朱紈案牽累下獄的盧鏜。同時，他發銀犒兵，激以忠義，所以將士用命，皆願效死。
這樣，官軍合力，夜襲倭寇巢穴，首戰就斬首一百多，生俘一百多，倭寇落入水中溺斃的也有兩、三千人。本來此役可以一舉擒獲王直，不料，海上忽刮大風，官軍水營大亂，王直趁機遁走。
此次普陀大捷，雖然獲勝，卻也打草驚蛇，使得倭寇由原先的大群集團活動改為分散襲擾。此後，溫州、台州、寧波、紹興等地均不時受到嘯然忽至的倭寇殺掠，大為當地之患。
由於湯克寬率兵捕剿，倭寇便移舟北向，侵入松江、蘇州等地。這些地區一直以富庶喜稱，倭寇們飽掠八方，滿載而歸。其中以華人蕭顯為頭目的一部四百多人的倭寇組織為害尤烈。他們攻破南江、川沙兩地後，盡屠當地居民，並在松江城下紮營，氣勢十分囂張。不久，此部倭寇包圍嘉定、太倉，四處殺人放火，殘虐無極。最終，還是明將盧鏜能戰，率部掩擊，陣中斬殺蕭顯，其殘餘倭眾遁入浙江，被俞大奠部明軍完全殲滅。
同年八月，太平府知州陳璋率兵在獨山破倭寇，斬首千餘人，餘眾乘船而遁。
年底，倭寇嘯集兩、三千人，齊攻太倉州。攻城不克，他們便分掠四境，當地居民慘遭荼毒。明朝官軍圍追堵裁，效果不明顯，而沿海走私成習慣的奸民有不少人乘勢化裝成倭寇模樣，四處搶劫殺人，“真倭不過十之二三”。轉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初，倭寇從太倉州潰圍而出，搶奪民船入海。他們不是逃往外洋，而是大掠通州、如皋、海門等州縣，又把明朝在當地的鹽場焚掠一空。
其中，有數艘賊船上數百倭寇因海上大風被吹至青州、徐州一帶，這些人上岸後，逢人就殺，見屋就燒。山東大震。
倭勢看上去似乎很盛，實際上在王忬的打擊下只剩下虛火。王忬嚴格監察沿海通倭的華人土豪，建築堡壘，廣發間諜，使得倭寇頭子們很難摸清岸上明兵佈置的虛實，往往乘船漫無目的漂於海上，糧食吃光後，他們只能遁返日本諸島或竄至荒島。
可惜的是，杭州等地官民不堪勞苦，對王忬常常讓他們持兵登城守衛的輪流值班很惱火，抱怨他擾民，上奏朝廷，說他數舉烽火嚇唬人。明廷不深究，從表面上看到倭寇四處竄擾，認為王忬在沿海抗倭行事不力，就調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撫大同，改派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為右金都御史，暫代他的位置。
王忬一去，浙江一帶倭患复熾。
慶幸的是，王忬離開之前，留下了兩位重要的抗倭大將，即浙直總兵俞大猷和參將盧鏜。
戰勝卻遭殺頭的張經張經是福建侯官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戶科都給事中出身，作言官時多有論劾。後來，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總督兩廣軍務，大敗藤峽賊；繼而撫定安南，進為右都御史。不久，因丁憂回籍。復起後，被明廷任為三邊總督。還未赴任，即有朝廷言宮劾其在兩廣任上剋扣餉銀，明廷為調查此事，追回對他的任命。調查一陣，查無實據，但對張經仕途已產生不利影響。他被改任南京戶部尚書，不久改為南京兵部尚書。
鑑於沿海倭寇猖獗，張經有深厚的作戰指揮經驗，明廷便在把王忬調走後，派張經為總督大臣。當時，給他的權力很大，“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張經到任後，首先徵調兩廣一帶少數民族狼兵和土兵入浙江等地，想憑藉這些人的戰鬥力一舉剿滅倭寇。
明朝徵兵未至，倭寇卻先一步大舉入侵。五月間，大批倭寇自海鹽出發，直趨嘉興。幸好當地有猛將盧鏜守侯，賊寇稍卻。第二天，倭寇與明軍在孟宗堰大戰，中途佯裝不勝敗走；明軍追擊，正中埋伏，官軍被殺四百多，溺死幾千人。
倭寇乘勝，入據石墩山為大本營，然後分兵四掠。不久，寇眾聚集，合攻嘉興府城，明將陳宗夔率兵抵禦，把倭寇擊退，燒掉敵方不少船隻。
倭寇遁入乍浦，幾股人馬合集，在海寧諸縣遊走殺掠。數日之內，賊寇們東掠入海抵至崇明，夜襲得手，攻破城池，殺崇明知縣。接著，倭寇乘以銳勢，進逼蘇州，在四郊大掠大殺。
七月間，另一批倭寇從吳江出發，直抵嘉興。王江涇一戰，明朝官軍大敗，都指揮使夏光陣中被殺。而包圍蘇州的倭寇抄掠至嘉善，轉掠松江，然後揚帆出海，準備把“勝利品”運回海中的島嶼分肥。他們行至吳淞，被總兵俞大猷截擊，明軍小胜。
九月間，參加李逢時、許國在嘉定附件的新涇橋與倭寇相遇，明軍初戰時取勝，但二將爭功，衝鋒時遭受埋伏，反而被倭寇擊敗。此戰，明軍被殺、淹死數千人。
明廷聞報，不思籌畫禦敵擊敵的方略，反而跑出一個嚴嵩黨羽趙文華。這位身任工部侍郎的奸臣上言：“倭寇猖獗，請派臣去禱祀東海以鎮之！”如此荒唐之舉，竟然馬上得到崇信道教的嘉靖帝批准，下詔讓趙文華到東南沿海一帶請道士做法事。如果僅派老趙跳大神、燒神紙，也不會出大亂子，嘉靖帝還讓他“督察沿海軍務”，這樣一來他成了口含天憲的欽差大臣。
這位老小子到浙江後，凌辱官吏，胡亂指揮，公私受擾，益無寧日。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田州瓦氏土兵率先抵達。土兵兵鋒正銳，皆欲速戰。張經持重不可。不久，東蘭土兵等少數民族兵相繼到達。張經皆把這些人分來隸俞大猷、湯克寬等人屬下掌管，分別屯軍於金山衛、閔港、乍浦三地，分軍抗倭，互成犄角，並想等永順軍、保靖軍二軍匯合後一同戮力進伐倭寇，爭取以打大仗的方式盡快、更多地對倭寇實施滅頂式打擊。由於張經謀略遠大，加之他以前的戰功卓著，當時“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都認為他的成功指日可徒。
三十四年（1555年）春，枳林一帶的倭寇大集攻掠杭州一帶，蹂躪諸村鎮，使得杭州城外數十里流血成川。先張經來浙江的巡撫李天寵手中兵少，無可奈何，只得堅壁清野，燒掉城外民居建築，以免使倭寇踏房攻城。
奸臣趙文華新至，很想立功。他與浙江巡撫胡宗憲友善，二人商議後，趙文華就死催身在嘉興的張張經立刻出兵進擊倭寇。張經持重之人，力言不可，非要等永順軍、保靖軍到來後一起合擊倭寇。
趙文華再三催促，張經皆不聽，他自以為資歷比趙文華老，但他忘了趙文華在朝中有嚴嵩撐腰。
趙文華惱怒，馬上寫密疏送予嘉靖帝，誣稱張經如下罪名：“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待倭寇掠足遁逃之機剿餘寇報功”，竭力請求朝廷立刻逮治張經。
朝中，由於趙文華是自己乾兒子，嚴嵩立刻進言於皇帝，指稱張經在蘇州等地勞師費餉，擾民亂政。嘉靖帝大怒，下詔逮捕張經以及當時守衛杭州的李天寵。
當趙文華密奏張經“不作為”時，永順軍、保靖軍皆已抵達嘉興。見時機已到，恰好有大批倭寇來犯，張經指揮盧鏜、俞大猷等人，先於石塘灣大敗倭寇，又在王江涇復大敗倭寇，斬首數千，賊寇淹死數千。剩餘倭寇見勢不妙，慌忙逃回老巢柘林，縱火盡焚所掠財物，然後駕船二百餘艘往海上逃竄。 “自而有倭患以來，此為戰功第一。”
捷報上聞。但逮捕張經、李天寵的詔書已發下。兵科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能讓張經將功贖罪，留任於當地繼續抗倭。嘉靖帝先前聽嚴嵩之言，此時怒氣未消，罵道：“張經欺誕不忠，聽說趙文華上章劾奏，他才勉強一戰，此人不可輕饒！”
過了幾天，皇帝又覺不對味，喚嚴嵩入朝究問實情。嚴嵩自然全力為趙文華回護，表示說：“大臣徐階等人都是江浙一帶人，他們也說張經養寇不戰。至於近日大功，乃趙文華、胡宗憲二人合謀之力，張經只不過是冒功罷了。”有了老嚴這句話，實際上是判了張經死刑。
張經被逮入朝後，備言進兵始末，並稱自己任總督半年，前後俘斬五千倭寇，乞求皇帝原宥其罪。
嘉靖帝偏執，認定張經欺君，並於當年秋決之時處斬了張經以及巡撫李天寵。
“天下冤之。”
張經死後，都御史週珫接任。他上任僅三十四天，就為趙文華所劾，楊宜代其任。由於趙文華督察軍務，楊宜知道自己兩個前任一死一貶，非常小心，天天曲意奉承趙文華。雖如此，趙文華還朝後，仍覺楊宜不是自己人，推薦胡宗憲代楊宜為剿倭的總指揮。楊宜由於伺侯小心，只遭“奪職閒住”的處分，沒有遭遇大禍。
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倭寇入侵，明朝蘇鬆地區的巡撫共有十個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黃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抵任。任丁憂，（陳）洙以才不足任別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提督軍務。蘇、松巡撫之兼督軍務，自（屠）大山始。閱半歲，以疾免。尋坐失事下詔獄，為民。繼之者（週）珫。繼珫者曹邦輔。以文華譖，下詔獄，謫戍。次眉州張景賢，以考察奪職。次盩厔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江陵陳錠，數月罷去。次翁大立。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為亂，竟罷職。無一不得罪去者。
張經所指揮的王江涇大捷，其實給予了倭寇沉重打擊。正是由於嚴嵩、趙文華一夥人的背後拆合，加上張經死後入江、浙一帶的狼兵、土兵不聽調遣，倭患逐漸轉劇。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間，百餘倭寇自上虞登岸，在當地造成巨大驚擾。同時，又有一夥倭寇百十號人突現杭州，西掠於潛、合化，直至嚴州。在明軍圍捕下，這夥人突入歙縣，沿路剽掠，徑直太平。很快，他們忽然東向，直犯江寧，殺明指揮朱襄等數百人。特別駭人聽聞的是，這一拔倭寇到江寧時人數不過八、九十人，竟然衝破千餘名明軍防守的秣陵關，流劫溧水、溧陽等地，趨宜興、無錫，一晝夜狂奔一百八十里，殺抵滸墅關。明軍攔截，死傷數百人，只殺掉倭寇十九人。接著，這夥狂賊又往太湖方面奔，準備在水上奪船逃跑。幸虧明軍數千人大集，在楊家橋一帶包圍了這幾十號人馬，終於盡殲其人。可嘆的是，這百十號倭寇，自紹興開始流劫各地，經行數千里，殺傷明軍四五千人，猖狂八十多天，才被徹底消滅，可見明軍的指揮和戰鬥力何等糟糕。
由於從各地徵召的少數民族狼兵、土兵擾民剽掠，明廷下令遣送這些人回鄉。
雖然俞大猷等部明軍小有斬獲，倭勢並不減弱。
趙文華回朝復命，為了彰顯已功，便上奏“水陸成功”，謊報軍情，最終使倭患更加嚴重。
遷延數日，嘉靖帝漸知趙文華沒有據實上報，屢次質問嚴嵩。嚴嵩曲為回護，趙文華順勢把過錯皆推諉他人。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明廷以胡宗憲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各地兵民抗倭。
不得其死的胡宗憲後世言及平倭，總是講戚繼光、俞大猷、張經等人，其實，平倭最得力、立功最大的，非胡宗憲莫屬。可惜的是，他為人油滑，在朝中交結趙文華、嚴嵩，致使後人對他的品行大打折扣，影響了他平倭的勳勞。
胡宗憲，字汝貞，南直隸徽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此人為官，一步一個腳印，由知縣、御史、巡按，這樣，他不僅在地方歷練，軍隊中也久經“鍛煉”
（巡按宣府、大同）。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憲巡按浙江。當時，張經為總督，李天寵為巡撫，這兩個人對朝廷派來祭海兼督察軍務的趙文華皆不買帳。惟獨胡宗憲深曉官場三味，一心奉迎趙文華。趙文華大喜，與胡宗憲暗中謀劃，齊力傾陷張、李二人，並最終把他們送上法場。但實話來講，明軍王江涇大捷，雖然總體上講是張經指揮有方，胡宗憲本人出力不少。當然，報功時，最終在趙文華的陳說下，大功皆歸於胡宗憲一人，他被超升為右僉都御史，代替李天寵為浙江巡撫。後來，也是在趙文華努力下，胡宗憲竟能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充任總督一職，取代楊宜。
胡宗憲任上一直很賣力，絞盡腦汁想平定倭患。他先派出手下人蔣洲、陳可願到日本活動。這兩位爺乃胡府門客，皆能講一口流利倭語，是純熟的外交人才。
二人入日本，首先見到王直的養子王滶. 由於大家是大同鄉，自然一見意氣相投，並由王滶引見，蔣陳二人得與王直會面。
王直並不在日本本土居住，他佔據日本沿海五個島嶼，擁眾自保。他手下財物山積，人員上萬，儼然一方國王。王直最初在日本吃得很開，島民們紛紛在他率領下侵入中國沿海殺掠，獲利頗豐。後來，由於明兵征剿，死人多多，甚至出現過一個小島上幾百男性倭人出海無一人生還的事情，倭人逐漸對王直產生了怨恨情緒。為此，王直心裡不踏實，所以他近年一直居於自己能控制的海中島嶼上。
憑藉與王直同鄉的關係，胡宗憲首先把關在金華監獄中的王直老母和妻子釋放出獄，好吃好喝養起來，供奉甚厚。如今，蔣洲、陳可願又來致意，王直心動，對二人講：“正是俞大猷對我下手太重，想趕盡殺絕，我才跑到這裡。如果朝廷赦免我，恢復通市，我肯定會歸國效力。”
於是，蔣洲自己做人質留在島上，王直派養子王滶與陳可願一起回國。
王滶並不是單身與陳可願回到沿海，而是率一隻千餘人的船隊回去。胡宗憲面見王滶，激以忠義，厚賞財寶，讓王滶“殺賊立功”。
結果，深曉倭寇行踪的王滶出手不凡，在舟山等地大敗倭寇（王滶本人和他的手下人，無論是華人或倭人，皆倭寇打扮，所以容易迷惑對方）。
胡宗憲把捷聞送達於朝廷，以“中央”名義賞賜王滶等人財物，並做出言之必信的姿態，聽任王滶等人受賞後揚帆回日本。
王滶又喜又感激，回去後積極做工作。不久，他就派人送信給胡宗憲，告訴說另三個倭寇頭子徐海、陳東、麻葉三人要來攻襲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