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嵩的歷史機遇與一生浮沉無端世路繞羊腸，偶以疏慵得自藏。種竹旋添馴鶴徑，買山聊起讀書堂。開窗古木蕭蕭籟，隱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計少，濯纓隨處有滄海。
如此一首好詩，疏朗，散淡，恬適，自然，用典熨貼不露痕跡，於精簡處現典雅，在隨意間顯大氣。此詩名為《東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學士嚴嵩。然而，正像電影中劉德華的那名台詞：“開好車的，就一定是好人嗎？”寫好詩的，當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國人因意識形態的教育簡單化，總愛唐突古人，往往對任何歷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壞來框定。說起嚴嵩，人們肯定會腦海中浮起京劇中大白臉、聳端肩、斜闊步一個大奸臣面目。其實，真正的歷史人物嚴嵩，絕非是能以好壞忠奸來區分那麼簡單的。每一個鮮活的個體，絕對脫不開那個時代的環境，如果把歷史中的“這個人”從歷史複雜的關係上加以抽離，人，其實也就成為呆板的、符號化的空洞名字。其實，真正的嚴大學士本人，風神像秀，長身玉立，眉目疏朗，音聲宏闊。放在如今，也是讓人一見傾心的“人樣子”。
嚴嵩大學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書特書。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權情況幾近絕跡。所以，嚴氏父子當政握柄，自然為時人側目，失去話語權後，代代流惡，成為巨姦大惡。特別是經過戲曲、話本和說書人的渲染，嚴大學士完全淪為“遺臭萬年”的悲慘角色。
名號紛爭引致的黨爭明武宗好色荒唐這麼多年，竟然顆粒無收。臨崩時，他自己沒有兒子，只能遺詔讓在安陸的堂弟興王朱厚璁繼承皇帝位子。這位小爺時年十五歲，乃明憲宗二兒子興獻王（諡號）朱佑杬的獨子。由於興獻王是孝宗親弟，明武宗死後，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終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繼的傳統。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陸入京。其生父興獻王早死，只有寡母蔣氏與其辭行。蔣氏乃一藩王妃，沒見過什麼大世面。她當時很謹慎，囑咐兒子說：“吾兒此行，荷負重任，不要隨便說話。”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誨”。
朱厚璁不比當年繼位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時受過極其正統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陰沉，又不喜動，屬於那種生來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鄉，接到禮部公文，見上面有讓他入宮先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興，回复說：“遺詔讓我當嗣皇帝，怎麼又出來這種事？”顯然，明廷大臣們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繼統為帝。
給死去的堂兄明武宗當“兒子”，朱厚璁當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後，這位心思縝密的少年堅持不入城。閣臣楊廷和依舊希望這位“嗣皇帝”按禮部規定辦，朱厚璁堅執不可。由於明武宗遺詔中的“接班人”人選天下皆知，再怎樣也不可能另外推一個“嗣皇帝”出來，楊廷和等人拗不過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勸進。
朱厚璁這才答應入城。他由大明門入宮，拜謁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宮後，又見宮內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後出禦奉天殿登上皇帝寶座，改明年為嘉靖元年，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後，同幾乎所有新帝登基後都樣象徵性做的一樣，明廷以皇帝名義下詔，盡革明武宗時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員的同時，處決、懲治了前朝許多跋扈的文武官員。
身登九五龍寶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陸迎取其母的同時，一面下令朝廷禮部官員集議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興獻王。在當時的繼位詔書中，有“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一語。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總覺得這句話顯然是給堂兄當兒子繼承人的意思。為此，他費盡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這種宮廷禮儀，現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會以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當了，怎麼還惦記著如何讓死去的親爹再風光一場，沒意義嗎！不少當代“大儒”也不時譏諷為“大禮儀”拼死廷爭進諫的官員，說那些人死腦瓜子，人家小皇帝愛幹啥幹啥，愛封死爹為皇帝關你們屁事，豁出身家性命爭這些“細微末節”，傻呵。不！當時的這些事情，在古代皆屬“四項基本原則”，是天道大經，為臣子不爭這些原則問題，就是不忠。所以，大臣們才如此紛爭囂囂，數年不絕。
大學士楊廷和官場老人，熟諳史籍，對禮部尚書毛澄說：“此事以漢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為依據，敢有異議者皆為諛姦小人，依法當誅！”也就是說，根據前代外藩王入繼大統的事例，新皇帝應以明武宗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為皇考。這樣一來，就只能讓新帝以其生父生母為皇叔父、皇叔母。為了彌補興獻王“無後”的“遺憾”，廷臣們建議讓益王的兒子朱崇仁過繼給死去的興獻王為“兒子”，代替現在給明孝宗當“兒子”的嘉靖新皇帝，這樣一來，那個朱崇仁就只能稱他自己的親爹益王為“叔父”。
看到這種“編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興，“父母豈有能更換的，再議！”
楊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諫，希望新帝以大局出發，兼顧“天理”“人情”，不聽。
新帝登基之際，新科進士張璁是個投機分子，他先透過老鄉、時任禮部侍郎的王瓚當眾散佈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繼大統，並非是以別人“兒子”的身份嗣承帝位，與舊日漢哀帝和宋真宗時代之事不同。楊廷和很討厭王瓚這種賣巧行為，指派言官劾其過失，把他貶往南京，當那裡的擺設“禮部侍郎”。
張璁見勢不妙，沉默了一陣。之後，他聽說新帝不停讓禮部集議對其生父的尊崇之禮，便投石問路，呈上《大禮疏》一篇文章，把“繼統”和“繼嗣”問題拋出，論點論據頗有可采之處：
朝議謂皇上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王妃為皇叔母者，不過拘執（於）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帝）宋英（宗），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為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陛下）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夫興獻王（指嘉靖皇帝的親生父親）往矣，稱之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是指如果以叔母名義想見，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無臣母之義。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
（嘉靖皇帝是興獻王的獨長子），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
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當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
看見張璁這篇東西，鬱悶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場，但畢竟年少讀書不夠多，沒有“理論”依據。至此，如獲至寶之餘，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禮監宦官把疏議送內閣，傳諭說：“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你們這些人怎麼沒有這種想法！”
楊廷和見疏大怒：“書生焉知國體！”這閣臣馬上持張璁之疏復入宮內，想給皇帝擺事實講道理。嘉靖帝趁機，把張璁論疏重頭到尾細讀一遍，歡言道：
“此論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於是，他不理會楊廷和的反對，降手敕給閣臣：“卿等所言，俱有見識，但至親莫過於父母，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康壽皇太后”。
楊廷和身為首輔，很是堅持原則，封還皇帝的手敕，上言道：“皇上聖孝，出於天性。臣等雖愚，豈不知《禮》中所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接著，幾位御史、給事中等言官也交諫張璁議疏的偏狹，希望嘉靖皇帝“戒諭”張璁這等躁進之人。
由於剛登大寶，少年皇帝不敢太與大臣們較勁，只得讓禮部繼續商議此事。
延至十月，嘉靖帝的生母興獻王妃蔣氏行至通州，由於名號位號未定，自己兒子又當上了皇帝，老娘們再無當初小心謹慎之情。她聽說廷臣們想讓兒子尊明孝宗為“皇考”，大怒道：“怎麼這些人竟敢把我兒子當成別人的兒子！”潑婦本色頓現，就賭氣呆在通州不往前走了。
嘉靖皇帝聞此，涕泣不止，忙入內宮對明武宗生母慈聖皇太后張後表示“願避位奉母歸養”，以撂皇帝挑子來軟威脅，眾臣為些惶懼不安。
見施壓起到了作用，少年皇帝獨斷：“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生母宜稱興獻後”，並詔示大臣開大明中門奉迎他的生母蔣氏。當然，嘉靖帝也做稍許退讓，沒敢再堅持讓生母謁太廟。本來明廷有祖制：婦人無謁太廟之禮。
朝臣之中，如兵部主事霍韜等人，見張璁這麼一個新科進士因巧言得達帝聽，也思奉諛升官，開始上疏附和張璁疏奏。嘉靖皇帝觀此，追尊本生父母的決心日益堅固。
首輔楊廷和很討厭張璁這樣的幸進小人，便外放他為南京刑部主事。張璁怏怏而去。
嘉靖帝得寸進尺，追生父為“興獻帝”後，又下御札，批示禮部在興獻帝、興獻後的稱呼中再加上“皇”字。楊廷和等人力爭，嘉靖帝抬出明孝宗皇帝張氏，說是這位太后指示自己這樣做。楊廷和見爭之不得，自請罷歸，不報。給事中朱鳴陽等百餘官員上章進諫，表示不宜對皇帝的本生父母加“皇”字，不聽。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清寧宮發生火災，楊廷和等人上言，認為這是“天意示警”，小皇帝心動，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一時間他不敢再有進一步舉動，便下詔稱明孝宗為“皇考”，明孝宗皇帝張氏為“聖母”，並稱興獻帝、興獻後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剛剛朝廷消停了幾日，巡撫湖廣的都御史席書上疏勸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際把興獻帝定為“皇考興獻帝”，在大內別立一廟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禮。至於嘉靖帝生母蔣氏，也不應再以“興獻”二字加之，應稱“皇母某後”；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上表，力勸嘉靖帝“當繼統而不繼嗣”，改稱明孝宗為“皇伯”，稱生父興獻帝為“皇考”。
二人疏上，楊廷人等人沮之不報，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見，不顧群臣反對，在安陸的興獻帝廟祭祀時行用太廟一樣的“八滫”大禮。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璁二人經過謀劃，又上疏再言“大禮”，同時，他們附送先前未達嘉靖皇帝御覽的席書和方獻夫二人疏奏作為“聲援”。
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以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武宗之統，奪興獻之宗，夫孝宗有武宗為子矣，可複為立後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建議，論者指為乾進，故達禮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竊念皇上在興國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側，慨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可乎！臣願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則天下之為父子君臣者定。至於朝議之謬，有不足辯者，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範純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皇上奉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承孝宗詔而為之乎？則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明矣。然則（稱皇）考（於）興獻帝，母興國太后（以生母為本生母），可以質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
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再申其說，並錄二臣原疏以聞。
一番“忠勇忘身”醜表功，句句打動嘉靖帝心扉。他覽之大喜，大言：“此事關係天理綱常，文武大臣集議之！”
為了展示追崇本生父母的決心，且坐帝位已穩，嘉靖帝罷免了處處和自己過不去的大學士楊廷和。在此種情勢下，仍有禮部尚書汪俊等朝中大小臣工二百五十多人獨署或聯署八十多篇奏章，請求嘉靖帝依部議行事。反觀張璁、桂萼一方，只有寥寥四個人聲氣相同。嘉靖帝很惱怒，忍了數日。不久，楚王朱榮誠等人及錦衣衛千戶聶能遷等人想討賞討官，上書附和張璁。嘉靖帝感覺到了這股“支持”力量，下詔調桂萼、張璁二人由南京來北京。
時值嘉靖帝生母蔣氏生日，嘉靖帝大擺宮宴，命婦們紛紛上箋祝賀。只過了幾天，又遇明武宗生母張氏生日，嘉靖帝偏心，下旨免命婦入宮朝賀。此舉引起在朝官員不平，紛紛上疏進諫，均被嘉靖帝下旨逮入詔獄拷訊。張太后為人其實很賢德厚道，在嘉靖帝入宮初期，她完全有能力與閣臣一起下詔廢掉這個侄子。
此外，她為人又不會來事，對待以外藩王妃入宮的嘉靖帝生母不是特別客氣，引起當今皇帝小爺的懷恨。日後，張太后弟弟張延齡被人告發不法之事，坐法當死，張太后敝襦席藁作姿態向侄子皇帝請求饒弟弟一命，遭到嚴辭拒絕。不僅如此，嘉靖帝還把太后的另一個弟弟張鶴齡也逮入詔獄刑訊致死。張太后驚恐過多，不久暴崩。嘉靖帝復下旨殺她活著的弟弟張延齡。由此，可以見出嘉靖帝此人本性極差。向使當初張太后反對他入統，皇帝這位位子絕非他能坐上。
四月間，嘉靖帝下令，稱生父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其生母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為此，禮部尚書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讓他平白“致仕”
，切責後罷其官職。
由南京而來的張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見到詔書後，又起新點子，認為詔書內有“本生”的字眼是禮部官員陰謀，佯為親尊，實則疏遠，應該直接稱嘉靖帝生父為“皇考”，前面不宜帶“本生”二字的帽子。嘉靖帝認為他們說的很對，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廷中眾臣聞言，深惡桂、張兩人小人多事，紛紛揚言說二人入北京後要殺掉他們。這兩個書生聞言，入北京後就裝病，不敢出門，怕被群臣當眾毆打。
吏部尚書喬宇、楊慎（大學士楊廷和之子）等人紛紛上言，勸嘉靖帝罷免張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說”，結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張、桂二人為翰林學士，切責喬宇、楊慎等人。
張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職後，益加肆無忌憚，忙不迭上疏言“大禮”，有十三條之多，均為嘉靖帝採納，並命禮部官員施行。
激於義憤，楊慎在下朝後對群臣講：“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大家紛紛響應，幾百人一齊跪在左順門，還有不少人邊大哭邊高叫“高皇帝”、“孝宗皇帝”，聲達內殿。這一來，惹得嘉靖帝暴怒，命司禮監宦官把哭宮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記上，然後命錦衣衛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獄，其餘八十六人待罪。拷訊之後，下令杖罰五品以下官員，編修王相等十七個人被活活打死，並把楊慎等人謫貶遠荒之地。十月，嘉靖帝下詔改稱明孝宗為“皇伯考”，布詔天下，還準備把他生父興獻帝的靈寢遷入北京，有官員勸說“帝魄不可輕動”，這才沒有搬動死人入京。
可嘆的是，楊慎當時三十出頭正當年，此人濁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狀元郎，中舉時年僅二十四歲。由於帶領群臣哭宮，他被杖打後，又由嘉靖帝下旨貶往雲南永昌衛。偏偏倒霉的是，楊公子趕上這位嘉靖皇帝壽數長，在位四十年，瘴山霧水淒涼地，三十六年棄置身。楊爺這一流就是幾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於貶所。這位十一歲即能詩的大才子，一生創作詩歌二千多首，並著有詩歌評論名著《升庵詩話》。古稀之年，本來回家探親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時日，楊爺竟被“勞改局”官員派人強押回雲南，淒滄之餘，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
鬱恨之餘，病死異鄉。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宮內為其生父“興獻帝”立“世廟”，迎其神位於觀德殿。此時，群臣因高壓反對意見日稀，紛紛表賀，並獻《世廟樂章》。又過了三年，《明倫大典》撰成。始作俑者張璁被封為謹身殿大學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平時奮鬥幾十年才能當上首輔，由於他首議“大禮”，六、七年功夫就竄至權力的頂端。
“大禮儀”之爭，如果書生氣地講，實則是當時居主導地位的程朱理學正統派與王陽明“新學”之間的較量。以楊廷和、楊慎父子所代表的舊臣集團以程朱道學為宗，強調“義理”，而王陽明學派主張“天理”，應向“人心”和“人情”
傾斜，把“理”拉向“氣”。但從當時實際來講，舊臣一派雖然理論僵化並有不近人情之處，但多正人君子，非為謀已謀身；張璁一派雖近“情”，但多是見利忘義貪圖官爵的小人，（王陽明當時還活著，張璁一派的席書、方獻夫等人均是他的學生輩，但王先生深知官場險惡，並未對“大禮儀”明確表態）。就事論事，張璁在“大禮儀”問題上起了一個壞頭，這個人日後表現多有善舉，剛明果敢，廉潔自律，罷休天下各地鎮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貴族豪強隱匿的土地，拒腐反貪，幹過不少好事。所以說，歷史上的個人，極難以“好”“壞”加以絕對性區分。
而且，張璁當時舉人出身，總讓人誤覺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實老哥們時年已經快五十歲了，是個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窮，潦倒的中年知識分子投機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與他臭味相投一同鑽營的桂萼，也是官場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見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燒，很想搏一把以出人頭第。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張璁為人善鑽營，日後又覺自己名字中的“璁”與皇帝名字“厚璁”犯諱，主動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欽賜其名為“孚敬”，字茂恭，所以，讀明朝史有時看到張孚敬，其實那個人就是張璁。
交待了“大禮儀”，就該講嚴嵩了。
嚴嵩的政治際遇嚴嵩，字惟中，號介溪（又號勉庵），1480年（威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鄉間好學的風氣，才使得這個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學而優則仕”
，一步一步走向權力中心。
縱觀嚴嵩的發跡，其實他屬於“為霞尚滿天”類型，六十歲後才飛黃騰達。
弘治十八年（1505年），嚴嵩中進士舉，得入翰林院，時年二十六。小嚴當時考試還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說是乙丑科那一批進士中的第五名，成績優異，一丁點兒不摻水。正當他作為朝廷青年官員後備梯隊準備大干一場時，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轉年，其母親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為先，不以我們現在宣揚的優秀幹部父母臨嚥氣根本見不到甩膀子乾革命的子女，嚴嵩從當時的禮制和道義上必須回家守喪三年。所以，小嚴許多晉昇機會就憑白錯過了。福兮禍兮，明武宗正德年間的政治，筆者在前一章已經講過，前五年有劉謹大公公干政，後十年江彬亂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幾被排除殆盡。嚴嵩正好沒趕上趟渾水，實際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鬥爭，也免遭政治迫害。所以，嚴嵩借守喪之機，在老家鈐山讀書，一隱就是八、九年，整日埋頭寫詩著述，頗著清譽。
彼時的嚴嵩，可以說是極富政治智慧。特別是劉謹在朝期間，如果他遷延不去，只有兩種結果，其一是抗衡被殺，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種結果都是一個“慘”
字。而且，劉謹陝西人，其心腹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焦芳河南人，極其排擠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學淺遭受江西籍大臣彭華的譏諷，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極恨江西人），所以，身為江西人的嚴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嚴嵩在老家詩酒自娛，並非真隱，一直敏銳地保持政治嗅覺，與朝野名流李夢陽、王守仁等人往來密切，詩文唱和。古代為官為吏都要有真本事，不似今天什麼司機、保健醫生出身只要伺侯好大領導就能當總經理、董事長一樣。科舉取士，決定了一個人想在官場混，必須是經過十年（或數十年）寒窗苦讀，頭懸樑，針扎腿，個個都是滿腹經綸，才能進入這個圈子。沒有真才實料，只憑捶腿揉腰送東西，還真不能弄來烏紗帽帶，更不能與名流遞上話。
嚴嵩何許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詳今，自然是名譽日隆，又博清譽贊詡，廣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劉謹、焦芳一幫人倒台幾年後，他才重入朝廷。
此時的嚴嵩，已經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靜待機會。當然，也有客觀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這樣清閒之地居“閑職”，想急於出頭也沒太多機會。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駕崩，明世宗嘉靖時代來臨。很快，就是“大禮儀”而引致的紛爭，楊廷和父子等舊臣紛紛被貶斥，朝臣面臨全新洗牌的局面。經過數年爭鬥，嘉靖帝與張璁一派大獲全勝。由此，還要表一下張璁、夏言等人，然後才能把嚴嵩接上。
張璁、桂萼二人得手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的事情得以階段性成功，但也不敢馬上擢拔二人入閣。他們歲數雖不小，資歷太輕，聲望又低，皇帝本人怕再遭閣臣封駁和言官疏論。當時的首輔費宏是官場老油子，表面上他不似楊廷和那樣鋒芒畢現，內心卻極鄙張、桂二人，常暗中使絆。張、桂二人挾恨，便勸嘉靖帝招前朝重臣楊一清入閣替代費宏任首輔。楊一清就是當年和太監張永設計幹掉劉謹大公公的主謀，為人名聲好，又曾經入過閣，嘉靖皇帝在當王子時就對這位楊爺仰慕已久，自然御筆照準，由此老楊重入內閣。但依明朝政府內不成文的律例，首輔一般都要是中舉時三甲的中選人士，費宏是壯元出身，又是現任首輔，楊一清把他即時頂下去，從情從理說不過去。正好，費宏兒子在老家犯法被關，張璁等人抓住這個“軟肋”，聯合幾個言官劾奏費宏。費宏只得自己上章求辭，嘉靖皇帝反正不待見他，很快御批準辭，費宏只好灰溜溜走人。
楊一清任首輔，雖然感激張璁、桂萼推舉，但他和嘉靖帝都知道，依照“廷推”的辦法使張、桂二人一同入閣是不可能的事，這兩位名聲確實很差。但此時首輔是“自己人”，事就好辦多了。嘉靖帝先後以“中旨”自任二人入閣，命張璁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身份入內閣機務，命桂萼以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這樣一來，二位“大禮儀”功臣終於成為核心“閣臣”。
凡是入了官場的人們，皆似冬天擠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不久就會相互刺痛對方。楊一清與張、桂二人相處日久，因處理錦衣衛指揮聶能遷一事意見不同結下樑子，最終發展到在皇帝面前互相攻擊。相比之下，楊一清在嘉靖帝眼中“道德”
形象的份量更重一些，一怒之中，他下詔把張、桂二人削職。但畢竟是自己“心頭肉”，沒過多久，嘉靖帝把二人先後召還入朝。鬱鬱之下，楊老頭憤然退休，老薑終於不敵新蔥。
經過一次忽然打擊，張璁“乖”了許多，對嘉靖皇帝更加謹慎小心，並取代楊一清當上了“首輔”。屁股決定腦袋。 “國務總理”的位子坐好，先前屬於“激進派”的張璁，一改昔時面目，凡事以因循為準則，不想也不必要再搞什麼譁眾取寵之事。後來，嘉靖皇帝日益沉迷道教，又要搞“天地分祀”，張璁不願多事，非常“持重”地勸皇帝沒必要弄“分祀”。
殊不料，長江後浪推前浪，在朝內任給事中（七品言官）的夏言上疏皇帝，大力贊同進行“天地分祀”。張璁聞之大怒，如今角色互換，他變成了昔日楊廷和一般的保守派，便示意心腹霍韜等人擬文肆意辱罵、駁斥夏言。一夥人渲洩暢意，很是痛快。可他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嘉靖皇帝與夏言二人意見相同，罵夏言，實際上就是不給皇帝面子。果然，嘉靖帝覽文震怒，在把霍韜投入大獄的同時，對夏言升官晉爵，以示殊寵，並破格把他擢為侍讀學士。此官雖不是太高，但得以時常面見皇上，屬於高級秘書那種人。夏言為人儀表堂堂，口齒伶俐，進講之時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風，很讓嘉靖帝歡喜。
從朝野兩方面講，張璁先前興“大禮儀”搞事，得罪人無數，獨霸朝局，與桂萼聯手整治異已，又結下無數梁子，在許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氣勢熏炎的“黑老大”。夏言揚眉劍出鞘，無知者無畏，敢於與當朝首輔叫板，大家都傾心於他獨行俠般智鬥張璁的勇氣，根本沒人去想這位夏爺要皇帝進行“天地分祀”其實也是拍馬屁。
“群眾”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張璁知曉了什麼叫做“小不忍則亂大謀”，朝議清議已勢如潮水，老哥們感覺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顧，只得悻悻然辭去，退休回家。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張璁雖去職，並未惹嘉靖帝深恨，畢竟他是這位皇帝初入皇宮時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張璁患重病，皇帝還不時遣宦官到其家中送醫送藥，並賜皇帝自己平時服用的“仙丹”。又過三、四年，張璁終於病死於老家。嘉靖帝聞之震悼，認為這位臣子當初能“危（已）身奉上”，定其諡號為“文忠”，追賜太師。
張璁一去，按順序閣臣翟鑾升居首輔。夏言於轉年入閣，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身份參預機務。雖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崔鑾和李時，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鑾又是一個像皮圖章加橡皮泥一樣的官場“老好人”，因此，實際主持政務的非夏言莫屬。
經過“大禮儀”、楊一清主政、張璁執政，再至夏言入閣，一系列的政治鬥爭，牽涉無數人員的利害關係，時而製衡，時而聯動，派系和山頭林立。當一個朝代趨至鼎盛後，政治中心內部肯定會因權力分配滋生門戶黨爭，量變、質變，最終侵蝕王朝的機體。
夏言當了實際的首輔，他又是江西人（貴溪），同為老鄉的嚴嵩自然感到了機會。在中國，同鄉情誼是所有官場關係中最易結攀的條目之一，“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挎”，閻錫山的老鄉“政治”，其實是兩千多年中國政治的具體而微者。此時的嚴嵩，經過官場多年曆練，讀書人的散淡早已凝結成趨炎附勢的勢利和“臣妾意態間”的柔和。低眉順目加上老鄉之間交談中的親切鄉音，使夏言這樣一個從中下級官員直竄入閣的性格執拗之人一見傾心，刻意對嚴嵩加以提拔。
不過要注意的是，不是老夏提拔小嚴，而是小夏提拔老嚴。嚴嵩從進士入科方面講是夏方的“前輩”，比夏言早四科，入仕當然早得多。而且，從“成績”
方面講，嚴嵩是那一屆進士第五名，夏方的排名在他那一科一百多以後，如在“學歷”
方面比，夏言要差嚴嵩好多。但機遇不同，命運不同，嚴嵩入仕正值正德年間，一下子就耽誤近十年。夏言出頭就打“紙老虎”張璁，一下子深得帝眷，後浪新人，反居其上。
嘉靖七年，嚴嵩以禮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皇帝生父“興獻帝”在安陸的顯陵，回奏時大稱在當地看到的數項“吉瑞”之兆。好吉兆的嘉靖帝大喜，升其為南京禮部尚書。嚴嵩本人雖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他在新帝心目中的印像一直特別好。
由於欣賞嚴嵩對自己誠惶誠恐，恭順有加，夏言便把這位老鄉搞到北京薦拔為禮部尚書。聽上去是部長級別的官員，其實當時也可有可無的角色，替夏言這個“國務總理”打雜而已。但“打雜”弄不好也出事。嘉靖十七年，嚴嵩差點惹火上身，激起皇帝的惱怒。這年夏天，嘉靖帝心血來潮，又想讓自己生父興獻帝像正式皇帝一樣稱“宗”，把神位遷入太廟供奉。當然，過場還要做，他就把此事下禮部集議。此時的嚴嵩精神上還殘留些書生正氣，知道張璁先前“大禮儀”
之舉在朝野留下“媚君要寵”的罵名，但如果明白反對，肯定官帽不保。好歹在官場混了二十多年，嚴嵩想打馬虎眼，上疏言事時模棱兩可，與禮部官員議事時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訣把事情擱置下來。
嘉靖帝眼裡不揉沙子，大惱之餘，勤奮創作，親寫《明堂或問》一文，遍示群臣，氣急敗壞地書面質詢大臣們“為何朕爹不能入太廟？”
嚴嵩嚇壞了。惶恐揪心地節骨眼，畢竟轉舵快，他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廟的立場，並詳細考訂古制，撰寫入廟禮儀的每一個步驟和細節，從優從崇，使得“入廟禮”盛大而隆重，終於博取了嘉靖帝的歡心。
禮成後，嚴嵩獲賜金幣，深得皇帝眷寵。一不做，二不休，嚴嵩又上疏，建議“尊文皇帝稱祖（朱棣），獻皇帝（嘉靖生父）稱宗”，皇帝採納，朝廷下詔，尊太宗文皇帝朱棣為“成祖”，嘉靖生父獻皇帝為“睿宗”，這個王爺生前只是王爺，沾了兒子與嚴嵩的光，死後得以進入太廟與明朝諸帝一起大吃冷豬肉。
此次以後，嚴嵩鐵定心要以皇帝為指南針，知道所謂的“正直”是不能升官的累贅，“清議”如同涼風吹過後就無用處，惟有皇帝的眷念和呵護才是腳跟立穩朝堂的最佳保險。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廟大禮後不久，嚴嵩上奏說天上出現“慶雲”，認定是皇帝孝德感動上天。他奮筆疾書，呈上兩篇馬屁文章《慶雲賦》和《大禮告成頌》，嘉靖覽之甚悅，命人把兩篇文章珍藏於史館之中，並加嚴嵩太子少保。不久，嚴嵩從幸做陪臣參加各種禮儀，獲得的賞賜數目已經與幾個閣臣一模一樣。所以，迎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也成為嚴嵩政治生涯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
凡人，皆有酸葡萄心理。夏言見嚴嵩如此受寵，心中很不是滋味，開始對這位老鄉疏忌起來。嚴嵩深知現在還不能與夏言鬧翻，事之愈謹，每每置酒，邀夏言宴飲。夏言常不理不睬，有時答應去，嚴嵩賓客請柬都發齊了，眾僚滿堂，老夏又忽然推拖有事爽約；好不容易夏大爺親臨一次，“薄暮姑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讓嚴嵩丟盡了面子。嚴嵩恨得牙根癢癢，仍舊一臉誠敬，大事小事皆拿給夏方參決。一次，有緊急公文需待夏言批复，恰值這位夏爺有小病在家休養，嚴嵩屁顛顛親自把文件送上門去。夏言心情不好，推辭不見。老嚴顫巍巍派隨從在夏言內宅的院子裡鋪上席子，高捧公文，“跪而讀之”。隔窗望見年近花甲的半老頭子直腰跪在那為自己朗讀文件，弄得夏言心中好不落忍，也覺自己過份了些。同時，他心中踏實下來，覺得自己薦擢的老鄉確實一直把自己當恩人，從此不再特別存心刁難、整治他。
嚴嵩方面，上有帝寵，下有群僚請他辦事，連宗藩王爺請卹乞封也要送大筆金寶予他，自然腰桿日硬。同時，他還有個極會走通關節、聯絡關係的兒子嚴世藩。小嚴一時間在府上收錢辦事，撈得不亦樂乎。御史、言官們當然不會閒著，紛紛交章彈劾嚴氏父子納賄等事。嚴嵩很會來事，每次為人辦某事他都會事先在嘉靖帝前有意無意的透露，所以，皇帝認定諸事嚴嵩皆關白過，言臣捕風捉影而已，反而更信任老嚴辦事得體，沒有事情瞞著自己。實際上，當時的嚴嵩收錢胃口並不多，幾千兩銀子而已。最“危險”的一次，是共和王死後，其庶子與嫡孫二人爭襲王位。共和王庶子乃小老婆所生，暗中送嚴嵩三千兩銀子，老嚴就答應他襲爵。結果，共和王王妃認定嫡系的孫子當承襲，派人入北京大理寺擊鼓喊冤。
事情敗露後，嚴嵩忙入見嘉靖帝，“坦白”了自己收受銀兩的事情。由於嚴嵩先前幹事一直賣力，嘉靖帝很可憐這位能臣一臉惶恐的樣子，對他說，“你安心做事好了，不要介意這件事”，明白表示原之不問。
當然，嘉靖皇帝對嚴嵩的眷寵，絕非僅僅是好印像或者嚴嵩能依順已意辦事麻利，最最關鍵之處在於：嚴嵩擅長撰寫嘉靖帝醮祀時必用的“青詞”，他是好道的皇帝須臾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現在的人，如果把“青詞”是什麼講給他聽，肯定不屑一顧甚至可笑：所謂青詞，就是嘉靖帝在拜禮道教“上帝”時表達自己敬崇“心聲”的表章，一般用朱筆恭寫於青藤紙上，所以叫“青詞”。皇帝本人恭讀後，禮拜，然後把“青詞”
焚燒，以使這些諛諂道教天帝們的表忠心辭語上達天聽。雖然“青詞”純屬誕妄無聊的東西，但撰寫這玩藝要極高的藝術素養和那種類似漢賦駢體長文的功夫，不是一般只讀經學文章的文人所能寫出的。再者，嘉靖帝本人文化修養極高，又五迷三道地迷信道教，對“青詞”要求非常高，絕對是既要有華麗的詞藻做形式，也要有深刻的實在語言表達他自己的“心聲”。每次醮祀，“青詞”均是他一個字一個字拜禮時念出，可稱是“字字珠璣”，所以，對大臣們來說，撰寫幾萬字的軍國大事建議書，反而不如絞盡腦汗寫千把字“青詞”給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後世人一說嚴嵩多壞多諂媚，往往拿“青詞”說事，諷刺他是“青詞”宰相。
殊不知，就連好稱“清正”的夏言本人，起先也是因贊同“天地分祀”、以撰寫青詞才深得皇帝青睞，當初夏言沒這一手，也沒有日後入閣的可能。
說起嘉靖帝沉溺道教，還有好大一段可講。入宮的第二年，嘉靖元年夏天開始，年方十六歲的小皇帝已經開始對寺觀佛道等事感興趣，但他當時的宗教觀處於起步階段，未能定型。轉年，有暖殿太監崔文，他本人信道教，便引誘嘉靖帝參觀各種道教儀式，聲稱信道可以長生不老。從此，嘉靖帝開始了他長達四十多年的尊崇道教的路程。他先以乾清宮為“大本營”，不時在宮中建醮，日夜跪拜祈禱，並下令道士訓練十數個小太監盡習道教諸儀式，賞賜無算。當時，首輔楊廷和就上疏規諫，不報。 “大禮儀”稍稍告一段落後，自嘉靖五年（1526年）起，嘉靖招江西龍虎山道士邵元節入宮，封為“真人”，日夜大興醮禮。當時的大學士楊一清，曾進言說皇帝不宜在宮內祀天，嘉靖帝稍稍收斂。楊一清致仕後，張璁依承上命，在欽安殿為皇帝建醮，祈禱早生皇子。夏言得進，也正是因為他受任為“醮壇監禮使”，大寫“青詞”，給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嘉靖十五年，宮內大興隆寺發生火災，御史以“天變”為由諫勸。為此，嘉靖帝竟然把火災原因“嫁禍”於佛教僧人，令大興隆寺僧人還俗，並把明成祖朱棣軍師和尚姚廣孝的神位從太廟配享中撤出。同時，他又加邵元節道號為“致一真人”，官為二品，歲給高俸，賜田三千畝，並派錦衣衛四十人供其差遣。這位邵元節其實是個氣象學家，會觀天氣，常常假裝祈禱得“雨”得“雪”，故為嘉靖帝所重。可巧的是，這一年年底皇帝真有兒子生出，一切又都歸功於眾人的“醮祀”，邵元節首當其功，官至一品，加授“禮部尚書”銜。崇道的同時，嘉靖帝大肆打擊佛教，在皇宮禁城盡撤佛殿，並把宮內數代收藏的金銀銅像盡數拆除熔毀，共重一萬三千多斤。同時，又下令把“佛首佛牙”之類的“靈物”“舍利”一類的東西盡數從宮內撤毀。本來夏言建議把這些東西在京郊野外找地方一埋了事，嘉靖帝倒有“遠見”，表示說：“朕觀此類邪穢之物，有智者必避之不及，但小民愚昧，肯定會內心以此為奇異，偷挖出後找地方供奉以招誘百姓獻財，不如在京內大道上燒毀，使百姓盡知！”可悲的是，毀佛方面嘉靖帝“唯物主義”得非常到位，結果走向另一個極端，對道教沉迷得不行，以一害易另一害，根本不是什麼好事。
可能有人奇怪，怎麼大凡皇帝崇道，必毀佛；皇帝崇佛，必毀道。道理很簡單，尊道的皇帝身邊一群道士“真人”，自然對自己的“傳統”競爭對手大肆抨擊；尊佛的皇帝，宮內必羅致不少“高僧”“大德”，肯定要“揭發”道教的荒妄。所以，佛道兩家，多年來一直沒有“和平共處”過。
嘉靖十八年，“真人”邵元節“升天”了，正在裕州巡幸的嘉靖帝聞之“大慟”，敕以官葬，喪儀如伯爵。這位能“呼風喚雨”的特異功能大家，怎麼也逃不了一個“死”字。老邵死後，嘉靖帝又招方士陶仲文（又名陶典真）入宮，一心迷崇道教。
嚴嵩在一心一意討好嘉靖帝的同時，時刻準備傾陷夏言。夏言有所察覺，就囑託自己當言官的黨羽上章彈劾嚴嵩。但是，當時的嚴嵩深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們越彈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認定老嚴正是因為他不遺餘力站在自己身邊，這才惹來言官的攻擊。
在喜歡嚴嵩的同時，夏言越來越讓嘉靖帝不待見。這位帝君常在宮內西苑齋居，入值官員進見，皆像道士一樣乘馬而入，惟獨夏言擺譜，每次皆讓人抬肩輿把他抬入苑內。嘉靖帝不悅，隱忍未發。同時，嘉靖帝愛戴道士們所戴的香葉巾，就讓尚衣局仿製五頂沈水香質地的小冠，賜給夏言和嚴嵩幾位尊顯近臣。夏言不識抬舉，上密疏表示：“此冠非人臣法服，我不敢當”。這下可把嘉靖帝惹得怒火中燒。反觀嚴嵩，老哥們每每於召對之日，頭頂香葉冠，並在上面罩輕紗以示自己對皇帝賜冠的誠敬，使得皇帝龍心大悅。嚴老頭也是老美男子一個，長身挺拔，眉目疏朗，香葉冠那麼一帶，輕紗那麼一飄，舉止瀟灑，仙風道骨，嘉靖帝看著就舒服。另一方面，夏言身居道輔之位，政事繁多，自然對皇帝交予的“青詞”任務就難免有怠慢，不僅詞采失色，有時竟然圖省事把幾年前寫過的內容雜揉一下又獻上去哄弄皇帝。偏偏這嘉靖帝記性特別好，每篇青詞他都親自朗誦過，見夏言如此敷衍自己，更是氣不打一處來。
同時，嚴嵩又與皇帝身邊老道陶仲文關係搞得又密又近，陶老道常在皇帝面前說嚴嵩的長處以及夏言的短處。為了給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二人同時入對時，嚴嵩常故意惹夏言不高興，老夏每每勃然，當著嘉靖帝訓孫子一樣叱責老嚴。見此狀，嘉靖帝心中更是不平。結果，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六月的一天，君臣二人交流融洽之機，嘉靖帝向嚴嵩詢問他對夏言的看法。老嚴早就等著這一天，卟咚一聲跪地，淚如雨下，老臉哆嗦，盡訴夏言種種跋扈欺凌之事（夏言先前與外戚郭勳不和，互相傾軋，也引起嘉靖惱怒），大怒之下，嘉靖帝立刻手寫敕令，歷數夏言“罪狀”，指斥他把持言路，輕慢君上，詔令夏言“落職閒信”，連個“巡視員”差事也不給。一朝首輔，直落為民，夏言可謂喪盡臉面。
夏言一去，嚴嵩得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的身份入閣，時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陰曆秋八月。花甲老頭，終於實現了他人生的“理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現在的人，讀書浮躁，總愛望文生義，以為“大學士”就是當朝“一品”大員了。非也！明代自始至終，大學士秩止“正五官”，其官仍以本人所兼的“尚書”一職為重，他們掛牌署銜也是本銜在下，兼銜的尚書官名在上：“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明初廢相後，設內閣大學士，其實當時只是給皇帝當高級筆墨顧問和秘書。由於這些人得在大內授餐，侍天子於殿閣之內，故稱“內閣”。
而“內閣”一詞真正定型的，出於明成祖之後明仁宗始，“內閣”權力逐漸加重。
最初明朝大學士共“四殿”、“兩閣”。四殿者，中極殿大學士（原為華蓋殿），建極殿大學士（原為謹身殿），文華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嚴嵩即以此名。
西閣者，文淵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
嚴嵩入閣後，引起很大爭議，給事中沈良才和御史童漢臣等人文章劾奏這位新相爺奸險貪污，不堪大任。嚴嵩以退為進，自己上章求去。嘉靖帝當然不允，手詔百餘言慰留，並親書“忠勤敏達”四個大字賜於嚴嵩。為示殊寵，嘉靖帝又為嚴嵩家中藏書樓賜匾曰“瓊翰流輝”，道教祈祀閣匾曰“延恩堂”，並加嚴嵩“太子太傅”，旗幟鮮明地支持這位青詞老臣。為了安慰嚴嵩，嘉靖帝不久又把上章彈劾的童漢臣等人外貶。
花甲翁入閣後，精神亢奮，天天朝夕在內宮西苑簡陋的報房值班伺侯皇帝，“未嚐一歸洗沐”，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老嚴不停奮筆疾書代替皇帝“創作”妄天的青詞，達宵不寐。當時的名義首輔是翟鑾，但嘉靖帝總是把嚴嵩當首輔對待，崔鑾惟惟而已。很快，嚴嵩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組織”大權落於嚴老頭手中，也算是“天道酬勤”吧。
翟鑾雖是個木偶，嚴嵩仍不能容他，囑心腹言官以其二子有罪彈劾他，老崔竟被削籍而去。這一點，嚴嵩確實不厚道，剛拗如張璁，激越如夏言，都容得老翟當擺設，輪到嚴嵩，竟對這個“老實人”也不相容，顯然過分。
嚴嵩入相的這年冬天，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陰曆十月二十一日夜，皇宮中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謀弒事件，以宮女楊金英為首的十多名小姑娘，竟然在深夜準備把皇帝勒死，幸虧幾個人慌亂之間把繩子結成死節，踏進陰曹半只腿的嘉靖帝才最終得活。對於此事的經過，《明史》中的《后妃傳》中簡單記敘了幾句，《明實錄》中也是草草敘述，大概是為尊者諱，不想多說。記載此事最詳細的，當屬當時任刑部主事的張合。張合文人，退休後著書《宙記》，記載了此事的詳細經過：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方皇后的命令）：“好生打著問！”
得（逮捕）楊金英，系常在、答應（低級宮婢）供說：“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長（指王嬪、曹妃即端妃，這是方皇后冤枉她，此人因貌美被嘉靖帝寵幸，對謀弒之事根本不知情）在東稍間點燈時分，商（量）說：”咱們下了手罷，強如死在（皇帝）手裡！ '楊翠英、蘇川藥、楊玉香、邢翠蓮在旁聽說，楊玉香就往東稍間去，將細料儀仗花繩解下，總搓一條。至二十二日卯時分，將繩遞與蘇川藥，蘇川藥又遞與楊金花拴套兒，一齊下手。姚淑翠掐著（嘉靖帝）脖子。
楊翠英說：“掐著脖子，不要放鬆！'邢翠蓮將黃綾抹布遞與姚淑翠，蒙在（嘉靖帝）面上。邢翠蓮按著（嘉靖帝）胸前，王槐香按著（嘉靖帝）身上，蘇川藥拿著（嘉靖帝）左手，關梅秀拿著（嘉靖帝）右手，劉妙蓮、陳菊花按著（嘉靖帝）兩腿，姚淑翠、關梅秀扯繩套兒。張金蓮見事不好，去請娘娘（方皇后）來。
姚淑翠打了娘娘一拳。王秀蘭打聽（當作發）陳菊花吹燈。總牌（宮女官名）陳芙蓉說：“張金英叫芙蓉來點著燈。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把燈打滅了。
'芙蓉就跑出叫管事牌子來，將各犯拿了。 “嘉靖帝被數個宮女這麼一勒，當時處於休克狀態，方皇后喚來數位御醫，沒一個人敢用藥，都怕擔責任被誅九族。最後，太醫院使許紳顫巍巍調了一副“峻藥”，給已成死人的皇帝灌下。就這樣，數個小時後，嘉靖帝吐淤血數升，緩過命來，靜養多日，才能視朝。其間，方皇后自作主張，認定曹妃和王嬪二人率宮女作逆，把數人凌遲闢割處死。嘉靖帝病好後，聽聞自己美貌的曹妃被片片割肉而死，心中對方皇后產生極大怨恨。五年後，皇宮內發生火災，宦官們請示皇帝要去救方皇后，嘉靖帝不吱聲，任由方皇后被燒成一截人肉炭。這位方皇后，是嘉靖帝第三個皇后。他第一個皇后是張氏，因妒忌失禮遭夫君足踹，流產血崩而死。他第二個皇后也姓張，以色得幸，嘉靖十三年，色衰而廢，兩年後鬱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