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色、條紋、小花紋、斑點
中世紀的人格外關注表面的物質性和結構。結構主要供他辨別位置和物體，區分區域和層面，確定節奏和順序，進行組合、對比、安排、歸類和分級。不管是牆壁和土地、織物和衣服、日常生活用具、樹葉、獸皮還是人體本身，一切表面，不管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都是分類符號的載體。文章和畫像給我們提供了無數例子。經過研究可以把表面結構歸為三大類符號：單色、小花紋和條紋。後兩類表現為大量的變體（例如，異色方格對於中世紀人的感官來說不過是條紋的最高形式）。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三種結構以及它們在圖像和物體上的表現形式。
真正的單色很少見，因此也更引人注目。一方面，在許多物質上，中世紀的技術無法得到均勻、平滑、乾淨的單色表面（例如，織物就是這種情況）。另一方面，藝術家和工匠對留下大片空白感到猶豫，常常忍不住要用緯紗、影線、彩色來填滿或“遮蓋”它們，這樣就要與織法、密度、亮度或由此形成的物質的反差打交道。在畫像中，完全的和均勻的單色表面絕非普通，而是一種特例，是為了體現具體意圖，為了強調畫像的某一因素。事實上，單獨使用時，單色是平淡無奇的。不過，當它與條紋、斑點、格子，甚至無論什麼加入了緯紗或進行過加工的表面進行對比時，它總是表示強調，不管是正面強調還是反面強調。
相反，小花紋總是受到人們青睞，它是增加了稠密度和提高了身價的單色。它是在單色平面上分佈的間距相同的小圖案，或者是幾何圖案，或者是藉鑑紋章的經典圖案：尖頂、金色或銀色圓形圖案、星星、小環、小十字架、三葉草、百合花。規則排列的圖案的顏色常常比作為它們背景的表面的顏色淺。星羅棋布的小花紋幾乎總是表達某種莊嚴、偉大、甚至神聖的含義。因此用在某些王室的徽章和聖人的長袍、許多禮拜儀式所用的物品、大量表示神聖場面的圖畫上。特別是聖母與小花紋裝飾總有某種特殊的關係。至於法國國王們“裝飾有金色百合花的天藍色”徽章，人們可以在他們的盾牌、旗幟以及其他載體上看到，它們是中世紀的小花紋最典型的例子。這是權力的標誌、宇宙的裝飾、聖母瑪利亞的特徵、王權和繁殖力的象徵［24］。此外，在肖像中，所有小花紋都是靜止的圖案，固定在其載體上。面對著觀眾，它不進述自己，它不描繪自己，它就在那裡。
斑點是不規則的小花紋。不但這些小圖案的分佈雜亂無章，而且它們自己的形狀也不規則：不再是星星、金色或銀色的圓形圖案、小十字架，而是變形的裝飾圖案或者簡單的斑點。這樣的斑點表達的是無序、混亂和反抗的概念。從視覺上講，星羅棋布的小花紋與不規則斑點之間的區分界線不很明確；不過，從象徵意義上說，這是兩個互相對立的世界。一方是神聖的，另一方是魔鬼般的。在人和動物的身體上，斑點用於表示多毛、不潔或疾病的意思，斑點常常與生膿胞、患瘰癧和得淋巴節炎有關。在一個皮膚病既是最嚴重最常見和最令人恐懼的疾病的社會裡—想想“麻風病人們”的命運吧—斑點表示腐爛、破壞社會秩序、死亡的前兆和地獄。事實上，在畫像中，魔鬼和魔鬼般的創造物常常是帶斑點的［25］。
這些創造物也可以是帶條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含義比較模糊。事實上，條紋是單色和斑點的反面，常常與二者對立。不過，它可能還是別的什麼東西：它是有節律、有活力、有表現力的表面，它表示行動，表示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在13世紀的細密畫中，魔王和叛逆的天神身上常常有橫道，這是表示他們的墮落的生動符號。這些條紋也是為了強調：觀眾的目光不能不被條紋表面所吸引。在所有畫像中，條紋都是最醒目的。 15～16世紀的佛拉芒繪畫有時運用一種將穿條紋服裝的人置於圖畫或油畫的中心位置或焦點位置的方法，一看到作品，觀眾的目光就會被這個人物吸引。有時這個帶條紋的人就像是真人一樣。梅姆靈、博希、勃魯蓋爾和其他幾個人特別善長這種手法：不是用於刻畫主要的舞台人物或歷史人物，而是第三等級的小人物。這個人物惟一的作用就是讓我們的目光暫時離開畫面上更重要的需要細細品味的區域。在著名的《背負十字架》（1563）這幅刻畫了500多個人物的巨幅圖畫中，布呂熱爾在幾乎靠近作品中心的位置上畫了一個不知名的無足輕重的農民，他步履匆匆，戴著無邊軟帽，穿著白色和紅色斜條紋長袍。由於這些條紋與周圍的環境形成了強烈的視覺反差，因此觀眾首先看到的是這個農民而不是畫面前排在約翰和聖女們攙扶下憂傷的聖母，更不是畫面後排在十字架重壓下跌倒的耶穌，他淹沒在冷漠的人群中，似乎被遺忘了［26］。
可以思索一下，與其他表面結構相比條紋的這種“視覺優先”的特點。條紋比單色，比星羅棋布的小花紋，甚至比斑點都更醒目。這是西方人特有的感覺現象嗎？或者這是所有文化，甚至是人類和某些動物的共同之處？在這樣的現像中，在生物和文化之間有一條界線嗎？如果有的話，它在哪裡？對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將試著在本書結束時做出回答。
人們可以確定的是中世紀條紋與多樣性概念之間的聯繫，即與中世紀的拉丁語中Varietas的聯繫。有時條紋（virgulatus、lineatus、fasciatus等）和變化（varius）是同義詞，作為變化的同義詞的條紋完全是一個貶義詞。事實上，就中世紀的文化而言，varius總是不潔的、挑釁的、不道德的或迷惑人的。有“varius”名聲的人不是狡詐的或愛撒謊的就是殘忍的，或者是病人，特別是有精神病或皮膚病的人。此外，varietas這個名詞本身就是指欺騙、兇惡和麻風病［27］。我們已經看到在畫像中，背信棄義的人（該隱、猶大）、殘忍的人（劊子手）、染上“瘋病”的人（宮廷小丑，《詩篇》裡的瘋子）、或本身有殘疾的人（麻風病人、偽君子）常常被穿上條紋服裝，這是很自然的。在我們現代人的感覺與中世紀人的感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我們覺得“變化”有積極的含義，包含有年青、歡快、寬容、好奇的意思，他們主要賦予這個詞輕蔑的含義。一個好基督徒、一個正直的人是不能“varius”的，“varietas”與罪惡和地獄有關。
動物也一樣。皮毛上有條紋（tigridus）或斑點（maculosus）的動物是令人恐懼的。它們可能是殘忍的和嗜血成性的，比如老虎、獵狗和豹子（中世紀的豹子與同名的真正的貓科動物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常常是危險的獅子的代名詞［28］）；也可能是小偷小摸的，比如鱒魚和喜鵲；或者是狡詐的，比如蛇或胡蜂；以及魔鬼般的，比如貓或龍。甚至連文藝復興時期的動物學家們喜歡拿來做文章的斑馬在中世紀末也成了危險的動物。的確，作者們從未見過斑馬，對它們的了解非常少（他們以為斑馬是驢或野驢的一種），不過因為他們知道斑馬身上有條紋，於是他們就認為斑馬是一種兇殘的令人恐怖的動物，像魔鬼一樣的動物［29］。稍後，我們會談到這種不被人賞識的動物在啟蒙運動時期是如何被人重新認識的。
此外，拋開異域他鄉的動物不談，所有皮毛顏色不純的馬都是令騎手蒙羞的坐騎。在文學作品中，特別是在騎士小說中，騎著白馬的英雄與騎著雜色馬（即有藍色和銀色交替毛皮紋的馬、帶灰色和白色斑點的馬、有深色條紋的馬、有黑白或紅白兩色毛皮的馬、粟灰白相間的馬和棗紅色的馬等等）的叛徒、私生子或外國人形成鮮明對比［30］。類似的價值體系，儘管存在於完全不同的背景中，但可以在中看到。毛皮上有條紋（獾格蘭貝爾）或斑點（貓蒂貝爾）的動物與毛皮呈棕色的動物（狐狸列那、松鼠盧梭）是一丘之貉，它們是一夥騙子、小偷、淫蕩的或貪婪的動物。對動物社會來說，如同人類社會一樣，棕色、條紋或斑點差不多是同一個意思。
長期以來對身上有斑點或條紋的動物的不信任甚至害怕在西方人的想像中留下了印跡。即使到了18世紀，在1764～1767年間引起奧弗涅和維瓦賴地區一片恐慌的著名的熱沃當之獸還被看到過它的人或自以為看到過它的人描述為一隻背上有寬大條紋的身材龐大的狼［31］。這只熱沃當之獸—魔鬼般的動物，不能不是一隻身上帶有條紋的動物。在這以後的幾十年間，甚至一直到19世紀中葉，其他熱沃當之獸也被認為是身上有條紋的動物，它們弄得人心惶惶，令法國外省鄉村陷入不安之中［32］。再看看今天的老虎吧。現在只有在動物園裡才能看到它們了，它們的皮毛令我們讚歎不已，不過在現代神話中，老虎仍然是極度殘忍的象徵。
從符號學的角度看，中世紀文化將條紋與斑點看作是同一類東西，這使得人們對錶面結構概念本身進行思索。對我們來說，結構只能從三維分佈開始。相反，對中世紀的人來說，二維與三維、四維、十維等等沒有任何區別。一方面是單色—法語和16世紀流行的諷刺詩中叫做plain，另一方面是非單色的一切：斑點、條紋、格子……所有最終體現同樣價值的結構。這種等同性存在於顏色領域，在這一領域裡，雙色和多色沒有任何區別。就穿紅色和黃色條紋長袍的妓女和衣服上有3種、10種、20種、100種不同顏色的格子或菱形圖案［33］的江湖藝人和小丑而言，他們的衣服都傳達出同樣的混亂、無序、嘈雜和不潔的意思。兩種顏色與10種顏色是同一個意思；兩條條紋相當於10個方格或100個菱形。條紋、斑點、各式各樣、五顏六色在視覺上也許有所不同—主要是有一個層面問題，［34］在談到紋章時我們會看到這一點—但在觀念上和社會意義上並無區別。它們只是反映同一狀態的不同程度，即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