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約瑟夫的緊身長褲
事實上從千年前開始，西方的肖像就習慣於保留條紋服裝的貶義特徵。首先被穿上條紋服裝的人物—最早是在小彩畫中，隨後是在壁畫中，再以後是在其他載體上—是《聖經》裡的人物：該隱、達里拉、掃羅、撒羅米、猶大。正如棕色頭髮一樣，條紋服裝也是《聖經》中叛徒的一般特徵。誠然，正如他們並不一定都是棕色頭髮一樣，他們也並不一定總穿條紋服裝，比如說該隱和猶大，但他們穿條紋服裝的機會比《聖經》中其他人物多。這些條紋一旦出現就足以突出他們不忠誠的性格特點。 ［19］
從13世紀中葉開始，如此著裝的“壞人”名單顯著加長了，特別是在世俗的細密畫中。除了《聖經》裡的叛徒外還有上一段中提到的敘事作品和文學作品裡的叛徒—最有名的例子是加內隆，《羅蘭之歌》中的叛徒—以及大量各式各樣被社會排斥的人和被天主棄絕的人，主要是那些我在談論中世紀末期的著裝規定時提到的社會群體，從此，肖像和城市社會都以共同的表現法則為依據。在肖像中和大街上，條紋衣服或標誌常常用來表示那些處於社會秩序之外的人，或者是因為被判刑（造假者、偽幣製造者、發偽誓者、罪犯），或者是因為有缺陷（麻風病人、偽善者、頭腦簡單者、瘋子），或者是因為從事下等人的工作（僕人、傭人）或有損名譽的職業（江湖藝人、妓女、劊子手，此外還有三種令人蒙羞的職業：鐵匠、巫師、屠夫，他們是嗜血成性者，還有磨坊主，他們是囤積糧食讓人挨餓的人），或者因為不是或不再是基督徒（如穆斯林、猶太人、異教徒）。在他們看來，所有這些人都破壞社會秩序，正如條紋破壞顏色和服裝的秩序一樣。
因為條紋從不單獨出現，條紋要“發揮作用”，要獲得其全部意義，就必須與其他表面結構進行結合或對比，特別是單色和小花紋圖案，但也有對分為二的圖案［20］、異色方格圖案、有許多小斑點的圖案、菱形圖案。在一幅畫像中，條紋服裝總是表示差異、區分，通過服裝來突出穿條紋服裝的人。這樣的突出常常表示否定。不過，有時，規則更細緻，不那麼善惡分明，條紋包含有情緒矛盾甚至模棱兩可的含義，而不是完全表示貶義。約瑟夫的肖像便是這樣一個例子。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約瑟夫在西方是一個身份低微的人物，他不過是個不說話的配角，令人生厭。在中世紀的宗教劇中，他甚至很可笑，人們認為他身上有很多可笑的毛病，是《福音書》裡找不到的：愚蠢（他不會算數）、笨拙、吝嗇，特別是酗酒。同樣，在遊行中，約瑟夫的角色常常由村里或教區裡的傻子扮演，在整個18世紀有時還會出現這種情況［21］。他的形像不管是畫的、雕的還是刻的，一直到中世紀末期都不外乎是一個禿頂的和顫顫巍巍的老頭子，從來不單獨出現在畫面上，從不曾佔據首要位置（即使在誕生日場景中也一樣）。與聖母和聖子相比，甚至與三王、聖女安娜，還有聖女伊麗莎白相比，他都處於次要位置。事實上要等到文藝復興時期才能看到約瑟夫的地位真正得到提高，儘管如此，這也與聖約瑟家庭地位的提高有一些聯繫［22］。他從一個老糊塗蟲漸漸變成了一個更體面的人，正值盛年，是奶公或木匠的形象。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的形象仍然模糊（認為耶穌是私生子是一種異端邪說）。事實上，從反改革運動開始，由於有了耶穌會和巴羅克藝術，聖約瑟夫的地位才最終得到提高。不過，一直到1870年他才被宣告為所有教會的主保聖人。
就條紋問題而言，約瑟夫的肖像最令人感興趣的時期是15世紀和16世紀初。從那以後約瑟夫不再像中世紀上半期或封建時代那樣讓人瞧不起，但又還沒有完全翻身，還不那麼受人尊敬。因此，在他的肖像中運用了一些手法和標誌來強調這一特殊身份，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給他穿上條紋緊身長褲。這一服裝標誌14世紀末出現在莫扎納和萊茵河沿岸地區，逐漸流行於德國北部、荷蘭、萊茵河谷和瑞士，一直到1510～1520年，在彩畫玻璃窗、小彩畫和護牆板上的圖畫中留下了相當多的證據。此後比較少了，但在17世紀的版畫中還可以看到幾個孤立的例子［23］。
緊身長褲上的條紋比起狹義衣服上的條紋來不那麼引人注目。如果給約瑟夫穿上佈滿條紋的長袍、長衣或大衣顯然會使他名聲掃地。給他穿上條紋緊身長褲只是為了突出他的性格特點。在這裡，條紋的作用主要是表示模糊而不是表示無恥。約瑟夫既不是該隱也不是猶大，他與背叛不沾邊。他只是“雜”，正如15世紀的法語所說的，他不像聖母那樣聖潔，不像普通人那樣普通，在某些方面高尚，某些方面低微，他既是父親又不是父親，既必不可少又令人尷尬，他身份特殊、處境微妙，與眾不同，條紋在15世紀的畫像中充分錶達的一切都體現在他身上。事實上，條紋不只可以表示破壞社會秩序或道德標準，區分僕人與主人、劊子手與受害人、瘋子與正常人、入地獄的人與上帝的選民，它還可以讓人更細膩地感受到在不那麼明確的價值體系內部的某些細微差別和特殊方面。因此，條紋似乎既是肖像的規則又是視覺感受的規則。其雙重特性值得我們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