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了生命能和意念說之後，再來介紹任何其他突出的精神病治療法方面的狂熱迷信，必然會使人感到索然無味。不過，如果不談談波蘭出生的艾爾弗雷德·科爾茲布斯基伯爵的“普通語義學”和羅馬尼亞出生的精神病學者雅各布·莫內諾的“心理劇”，我們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應該說，這兩種活動都沒有達到前兩種迷信的荒謬程度。為此，必須把普通語義學和心理劇看作引起爭論的兩可的例子，它們可能有相當大的科學價值，也可能沒有。
科爾茲布斯基1879年生於華沙。他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俄國的波蘭軍隊中任少校，受過重傷，後作為砲兵專家被派往美國。他留居美國，此後10年他依靠個人的財力寫作和出版了800頁的普通語義學的“聖經”——《科學與神誌健全》。該書於1933年由這位伯爵的“國際非亞里士多德學派圖書出版公司”出版。這部書內容組織很差，繁瑣冗長，從哲學上來說論點幼稚，從有才幹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那裡剽竊來一些重要思想，反來复去，使人膩煩；其中還夾雜著許多神經病學與精神病治療方面的新詞彙、混亂的觀點、無聊的空話和含混可疑的推測。
艾淪·里德寫了兩篇論述“語義學”一詞的歷史和各種不同涵義的學術論文。其中提到，伯爵在《科學與神誌健全》一書的原稿中並未使用這個詞。但是，在該書出版前，有幾位波蘭哲學家採用了這個詞，科爾茲布斯基遂從他們那裡偷來了。
絕大多數使用“語義學”一詞的當代哲學家，把這個詞僅用於研究詞彙和其它符號的意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伯爵把這個詞用得非常廣泛，以致它變得幾乎毫無意義了。正如黑德指出，科爾茲布斯基把植物的向性，比如向上生長而不朝下生長，看作為一種“語義上的反作用”。他在《科學與神誌健全》一書中討論一個嬰兒為了得到第二次餵奶而嘔吐問題時寫道，“嘔吐成了她支配'現實'的語義上的方法。”伯爵的現代追隨者往往把“語義”和“估價”等同起來，對“普通語義學”下的定義是“對人類估價過程的研究和改進”。
科爾茲布斯基不厭其煩地要推翻“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思想習慣，儘管事實上他所謂的亞里士多德學派，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結構，跟那位希臘哲學家的思想方法毫不相干。實際上，這位伯爵對亞里士多德是相當尊敬的（他把自己的書題獻給許多思想家，其中就包括亞里士多德）。但是他認為這位哲學家的推理被用詞習慣嚴重地歪曲了。這種用詞習慣與印歐語結構，特別是與帶有強語調“是”的主一謂形式有密切的關係。伯爵說，“'是'，是毫無意義的”。他顯然沒有認識到，像他不斷使用的“異種同質”這類概念，如不採取數學結構的特徵，是無法定義的。
伯爵猛烈抨擊的另一個“亞里士多德學派”的習慣，是根據“雙值邏輯”來思考問題，這種邏輯的陳述必然是非真即假。誰也不會否認，許多推理錯誤是由於在不能應用“非此即彼”的邏輯的情況下搬用這一邏輯，這是亞里士多德以來的許多邏輯學家早就認識到的。但是伯爵的許多追隨者卻沒有認識到，有一種情況，雙值取向是無法避兔的。在一切已經發明出來的“多值邏輯”中，推論的方式仍然是非“正確”即“錯誤”。舉一個簡單的例於，我們不妨假定一個人有一支自動鉛筆，這種鉛筆只有紅、藍、綠3種顏色。如果有人對我們說他的鉛筆既不是藍色的也不是綠色的，那麼我們的結論是紅色的。這是三值體系中的一種“正確”的推論。如果推論鉛筆是藍色的便是“錯誤”的，因為這和前提之一相抵觸。還沒有人成功地創造出一種邏輯，可以省卻非此即彼的雙值取向，當然也可以給兩分法以其他的名稱。沒有理由對此感到不快，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會看出，普通語義學對雙值邏輯的大量抨擊，只不過是對無害的風車作戰而已。
許多學派的哲學家反對拙劣的語言學的思維習慣的鬥爭，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但是人們發現《科學與神誌健全》一書對這一事實幾乎隻字不提。比如，該書矢口不提約翰·杜威（只是在以後幾版的書目中提到），而近代哲學家對伯爵所謂的“對亞里士多德學派”的鬥爭，幾乎沒有人比他更為堅決或鬥爭的時間更長的了。事實上，除伯特蘭·羅素以外，該書幾乎對每一位當代重要的哲學家都偷偷地誹謗一番。
科爾茲布斯基強烈的自高自大，凡是認識他或讀過他的著作的人都很清楚。他自認是在世的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科學與神誌健全》一書是不朽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頭兩部是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和培根的。他像哈泊德一樣，相信他的治療方法幾乎能治任一種類型的神經機能病症，並且能把絕大多數人的智力提高到像他那樣的天才水平。他認為所有的行業，從法律到牙科學，都應該以一種普通語義學為基礎，因而只有傳播他的思想，才能拯救世界於毀滅。在《科學與神誌健全》第二版的前言中“他呼籲讀者們敦促各自的政府把普通語義學的諸原則付諸實施，並在書中表示了他的這一信念：他的學會終將成為國際聯盟的一部分。
伯爵的“普通語義學研究所”設在芝加哥大學附近，創辦於1938年，經費由芝加哥的一個富有的浴室設備製造商科尼利厄斯·克蘭提供。研究所的門牌號原為1232，後改為1234，以便和“東56街”連寫成為連續的6位數。伯爵總是模仿電視節目那樣的聲調指導他的學生。在講課的過程中，他老是在引人注目的時刻突然停下來，他的學生們就齊聲高喊：“不是！”或“是！”他非常喜歡扮演這種演說家和受人狂熱崇拜的領袖的角色。在許多方面，普通語義學的傳播正像伯爵在《科學與神誌健全》第800頁上所說的“類似偏執狂的語義流行病”。他的追隨者們就在這位領袖的魅力下患上了這種流行病。
按照這位伯爵的說法，當人們腦子裡反映現實的圖景，與真實世界稍不一致時，他們就是“神誌不健全者”。如果內心世界歪斜得厲害，他們就成為“精神錯亂者”。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亞里士多德派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歪曲了現實。比如，它設想一件物體或者是椅子，或者不是椅子，而明明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偏偏把一種東西叫做椅子，它叫不叫椅子，這取決於人們對“椅子”所下的定義。但是要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不可能的。 “椅子”不過是我們起的一個名子，用它來叫一批多少相像的東西，但是它們依連續統向四面八方擴展而成為不叫做椅子的別的東西。正如HG 威爾斯在《最初的和最後的東西》一篇論形而上學的文章中所說：
……想想那些扶手椅，閱讀坐的椅子，餐廳裡的椅子和廚房裡的椅子，變為長凳的椅子，那些已經超出椅子的界限成為長靠椅的椅子，牙科椅子，帝王寶座，歌劇院的長排座椅，各式各樣的座椅，那些擺在工藝美術展覽會地板上礙事的、怪模怪樣的黴菌狀的東西，你就會發現這個簡單易懂的詞，實際上代表一堆怎樣模糊的東西。如果和一個精明的細木工打交道，我保證你就沒有辦法給椅子或椅子一類的東西下個定義。
非亞里士多德派的看法，實質上是承認上述的基本事實。根本就沒有像純“椅子”這樣的東西。只有1號椅子、2等椅子和3號椅子，等等。這種用數字編號的作法，科爾茲布斯基稱之為“編制索引”。同一把椅子，總是在不斷地變化著。由於經受日曬，風吹雨打，被人使用，等等，這一瞬間的椅子到下一瞬間已不是同樣的椅子了。我們把這種情況稱作“標註日期”。我們說的是1952年的椅子，1953年的椅子，等等。伯爵相信，對於神誌不健全的人，和許多精神錯亂的人，可以教他們用這些方法和類似的非亞里士多德派的方法思考問題，以幫助他們恢復神誌正常。例如，一個神經病患者可能憎恨所有的母親。原因可能是由於童年時代的某種情況使他憎恨自己的母親。由於沒有擺脫亞里十多德的習慣，他以為所有的母親都是一樣的，因為她們都是被人叫作母親的。但是這個詞，正如科爾茲布斯基反复說過的那樣，並不是那個意思。當一個人學會為母親編制索引，就是說，稱她們為1號母親、
2號母親、3號母親時，他才會看出別的母親和他自己的母親並不一樣。另外，即使自己的母親，也不是他童年時的那個母親了。而是1910年的母親、1911年的母親、1912年的母親，等等。懂得了這一切，那個神經病患者對母親們的憎恨情緒就會大大減弱。
當然，非亞里士多德派的取向，不僅限於編制索引和標註日期。例如，為了理解抽象的程度，伯爵發明了一種教具．叫做“結構差異器”。這是一組上面打了孔的小盤子，用繩於和木釘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孔連繫在一起。 《時代》雜誌把它叫做“語義學念珠”。
顯然，為了教授良好思維習慣而設置的各種普通語義學設備，本身沒有什麼“神誌不健全”之處。在精神病學方面，這些設備對於各種學派的醫生在和病人交談或給予指導時，都可能是有用的。不過科爾茲布斯基和他的追隨者們把它們的治療價值誇大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了。在各種會議上，普通語義學家們都要證明一番語義學的治療方法可用於酒精中毒、同性戀、盜竊癖、壞的讀書習慣、口吃、週期性偏頭痛、慕男狂、陽萎以及無數其它神經機能病和心身性病症。在一次會議上，一位牙科醫生報告說，他向病人講普通語義學，使患者情緒更加穩定，從而減少了他們口腔裡的酸液。結果，填料在牙齒裡保持的時間更長了。
科爾茲布斯基關於非亞里士多德思考方法對身體有治療效果的解釋，本是有理論根據的，不過這一理論被他的追隨者們認為在神經病學上不可靠而摒棄了。這種理論與皮質和丘腦有關，認為皮質在合理思考時才起作用，而丘腦則在發生情緒反射時才起作用。在情緒反應的衝動下採取行動之前，科爾茲布斯基推荐一種“語義停頓”法，即從1數到10，使皮質有時間作出和諧的正常決定。一個養成這種自我控制習慣的人，他的神經系統就會產生“神經—語義的鬆弛”，從而達到血壓正常，增進健康。
在這方面有一個事例挺有意思。這位伯爵注意到只要友好地拉一拉學生的胳臂，就能使學生的緊張情緒得到緩和，於是他就發明出一種特殊的肌肉鬆弛法。這就是普通語義學研究所1943年出版的夏洛特·舒恰爾特的《語義學的鬆弛法》所提出的方法，即抓住身體各部分的肌肉，並搖動它們。
現代科學哲學和神經病學的著作，都沒有提及伯爵的這些理論。例如，羅素的專著本來論及一些科爾茲布斯基自以為是大權威的課題，但專著中連順便提到這位伯爵的地方也找不到。這倒不是因為頑固的偏見和正統觀念。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科爾茲布斯基貌似博學地寫出的著作，對於所涉及的任何領域都沒有作出有意義的貢獻。伯爵的大多數追隨者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們堅持認為，他的著作的價值在於對現代科學哲學和神經病學首次作了偉大的綜合研究。
果真如此嗎？幾乎沒有哪位哲學家或職業的神經病學家會這樣認為。在有關邏輯學、數學、科學和認識論的問題上，《科學與神誌健全》與其說是作了成功的綜合研究，還不如說是對大量近代著作的剽竊。伯爵的著作倒更像是從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資料中抄來的一些概念集成的大雜燴。伯爵的許多想法之所以給人一種新鮮的假象，僅僅是因為他給它們發明了新的名稱。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921年出版的《人類的成年期》，把植物說成“能量結合器”，把動物說成“空間結合器”，把人說成“時間的結合器”。翻譯一下，意思就是植物靠能量生長；動物與植物不同，能在空間到處活動以滿足它們的需要；而人則靠過去的經驗得到進步。這一切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不過是些陳詞濫調罷了。
誠然，科爾茲布斯基也作了一次勇敢的嘗試，想把科學哲學與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合而為一。不過，恰恰是因為這個，他的研究才滑進了迷信與偽科學王國去了。根據大多數精神病學者的看法，教病人普通語義學，根本沒有伯爵的追隨者們所認為的那種治療價值。伯爵講對了的東西，都是他抄襲來的，而他所獨創的東西，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是“神誌不清”的產物。
在許多方面神誌都比伯爵更為正常、更為健全的早川一榮，仍然在芝加哥揮舞著普通語義學的旗幟。 1946年科爾茲布斯基把他的總部遷到康涅狄格州的萊克維爾。在這之前不久，早川一榮就和這位伯爵分道揚鑣了。早川繼續編他的生動活潑的小型雜誌，和“國際普通語義學協會”一道工作。這個協會是1942年在芝加哥創建的，和萊克維爾一夥沒有關係。他在1941年出版的《行動中的語言》（1949年改名為《思想和行動中的語言》）仍然是介紹科爾茲布斯基觀點的通俗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一天晚上，在芝加哥一處爵士樂演奏會上（早川一榮是狂熱的爵士樂方面權威），有人問他跟伯爵的分歧在哪裡。早川沉吟片刻（可能是為了讓理智與情感在神經上集中起來）之後答道：“是用詞”。
伯爵於1950年逝世後，他的迷信影響似乎正在減弱。越來越多的人，包括早川一榮，都發現科爾茲布斯基自命不凡的著作，幾乎每一種有價值的觀點都可以在別人的著作中找到更為詳細的闡述。正因為如此，他從科學幻想小說迷隊伍中爭奪來的許多讀者（特別是在加利福尼亞），也拋棄了普通語義學而迷戀上更為誘人的意念說。
洛杉礬的範·沃格特的情況，是這種新動向的一例。範·沃格特是通俗科學幻想小說的作者。他的許多小說都是描寫超人一類人物的。其中有一部名為《A的世界》，講的是一個A社會，或者說，科爾茲布斯基的非亞里士多德式未來社會的故事。幾年前，範·沃格特提出普通語義學應以支部為單位轉入秘密活動。他擔心美國可能會發生另一次大蕭條，從而落入反對科爾茲布斯基觀點的共產黨人的手中。他甚至提出成立普通語義學教會和建立普通語言學聖書的主張。但這個想法後來證明是失敗的，一無結果。這時，範·沃格特失去了原來對語義學和貝茨醫生的目力訓練的熱心。他是意念學運動加利福尼亞分會的領袖。
雅各布·莫雷諾的心理劇運動似乎也已度過了極盛時期。不過，對心理劇的迷信從來也不十分熱烈。心理劇是一種治療形式，把病人置於同他神經症或精神變態有關的即興式戲劇情節中。它與廣泛用於對兒童神經病患者診斷和治療的“戲劇療法”方法有密切關係。
心理劇是在一個比較空蕩的圓形舞台上演出，舞台按同心圓分為三層，每層有不同的象徵意義。既沒有佈景，也沒有幕布，背景只有兩根柱子，台上有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樂隊約80人。為富有輝煌幻想的病人設有高高的包廂。第一個這樣的劇院是莫雷諾醫生1922年在維也納創辦的。心理劇研究所的總部在紐約，在曼哈頓的貝爾維尤醫院和華盛頓的聖·伊麗莎白醫院也有類似的劇場。
病人可以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自己的父親、母親、自己的童年、哈姆雷特、上帝，等等。如果患者的病情涉及一場三角戀愛，也可以設法使三個真正的當事人同時出現在舞台上。人們不難想像，他們親自現身的反應常常是戲劇性的。有時也使用彩色燈光，以烘托感情氣氛。因此，如果一個病人想要扮演魔鬼，就向舞台上單單投射深紅色的燈光。這會給他一種在地獄中被血紅火焰包圍的感覺，從而增進治療效果。
通常，病人參加演出，其他角色或者由別的病人扮演，或者由受過訓練的男女演員扮演。在心理劇的行話中，擔任扮演其他角色的人物叫做“輔助配角”。如果病人由於某種原因不好意思演出或拒絕參加演出，可以由一個輔助配角代替他，病人則在觀眾席上觀看演出，這叫做“反映法”。
戲劇情節既用於診斷，也用於治療。有時病人在表演時會達到弗洛伊德的感情淨化狀態（滌除了神經病的傾向）。有的時候，這種感情淨化作用來得遲些，要在治療者評論和分析了劇情時才產生。為了能夠更準確地評論劇情，還常常進行錄音和錄像。觀眾從觀看演出中也會體驗到治療的好處，這就可能成為一種廉價的集體治療方式。
當然，要充分探索心理劇的理論，這一點描寫未兔太簡略了，因為這種療法幾乎和意念說一樣的複雜。這裡有許多新詞彙，象遠視、準備動作過程、社會劇、觀眾群、心理音樂、自然劇等，但本書限於篇幅無法—一探討。
莫雷諾已出版的著作，再沒有比燈塔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天父的話》更令人莫明其妙了。這本書號稱是來自上帝的新的啟示。莫雷諾在前言和註釋中聲明，以前的一切啟示僅是神的真理的局部表達。這一本書才是“最後的和完全的表達”。有史以來，上帝第一次用“第一人稱”講話。當然，這些話是通過人，通過“本大陸某地一位與人隔離的、不知名的人”說出來的。莫雷諾寫道，他的名子沒有出現在封面上，正如一棵樹不在它的樹幹上留下園丁的名子一樣。原因就是這個啟示和大樹一樣，都是來自上帝的。
聽了這樣的宣傳，人們就會以戰栗的豐指一頁頁翻去，期待著不朽的思想。天哪，原來不過是一些宗教上的陳同濫調！每一頁的上端用大寫字母印著幾個短句，周圍全是空白。上帝的開場白是：
我是上帝
天上的父
世界的創造者
這是我的話
天父的話
下面就是天父的話，印在原書第128頁的全部內容是：
你們不能侍奉
兩個主
要侍奉我
莫雷諾的方法大體上很像賴希療法，屬於一種新的趨勢，不是讓病人消極地躺在沙發上，而是讓病人扮演積極的、能動的角色。在粗知弗洛伊德學派皮毛的更為乖戾的人中間，正在出現上百種新的治療把戲。比如洛杉礬的精神治療家弗朗西斯·裡加爾戴醫生，對病人採用的一種治療就是誘他們嘔吐。用他的說法叫做“引起作嘔反射”。下面是這位醫生對這種有價值的新方法的描述，引自《情結》1952年冬季一期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積極的精神療法》。
這種軀體治療的第二步是用一個壓舌板和一個腰盤，讓病人反胃。通常，病人感到為難，並極力抵制。只要向病人作一番簡略的解釋，或者，治療者乾脆說明這不是進行理智討論的時候，要討論也必須等到以後，一般說來病人是會照辦的。我的辦法是，根據病人的反應情況讓他嘔上十幾次。嘔吐的方式是抑制器官能力強弱的極好的標誌。有的人嘔得很文雅，沒有聲音。可以肯定地說，這種病人最難對付。他們的性格甲胄幾乎是無法穿透的，他們的個性，刻板到了僵化的程度。對於這樣的病人應該鼓勵他們大聲反胃，不要掩飾自己的不適和厭惡，要他們盡情作嘔。另一些人會咳嗽和吐唾沫，但仍是嘔不出來。還有的人會嘲笑，認為這套作法不過是一種惡作劇。但是也有些人會把五臟六肺都嘔出來。
裡加爾戴的病人中如有人產生敵意，那就鼓勵他“用各種辦法盡情地發洩。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直接引導他直率地寫出他所學到的一切骯髒話和猥褻話……”。
這位醫生使用的其他發洩怒氣的方法，是讓病人捶枕頭，撕電話簿，或者用拳頭猛擊那些下面裝有沙袋的充氣橡皮小丑玩具。關於橡皮小丑，他寫道，“……每個月都需要更換兩三個。但是從這種辦法所達到的感情的發洩，卻是完全異乎尋常的。在我從事精神療法的12年多的時間裡，我可以十分誠實而謙卑地說，我從未見過這樣令人畏懼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