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爾大學教書時，我每個禮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當地的航天實驗室講課。康奈爾跟這家實驗室互有協議，學校方面派人到他們那裡，晚上開物理課。這件事原本已有人負責，但由於學生傳出不滿的聲音，物理系便跑來找我。那時我只是個年輕教授，資歷很淺，不懂得如何拒絕，便同意了。
他們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機。公司名字是羅賓遜航空公司（後來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記得我第一次飛去水牛城時，飛機師就是羅賓遜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結在機翼上的冰塊，然後我們就起飛了。
總而言之，我一點也不喜歡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
除了基本花費之外，學校還付我35美元的酬勞。我是在經濟大蕭條年代中長大的，所以早就計劃好要把錢存起來，在當時來說，那已經是很大的一筆錢。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確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決定，每次飛到水牛城授課時，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會不會使行程更為值得。
我是個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錢也不知從何花起，於是我請出租車司機帶我見識一下水牛城的娛樂場所，我是在機場搭上這位出租車司機的車，還記得他名字叫馬酷素，駕駛第169號出租車。他很會幫忙，每個星期四晚上當我飛到水牛城機場時，我都特別要求坐他的車。
那天，在正式講第一課之前，我問馬酷素：“哪裡可以找到很熱鬧、很有趣的酒吧？”我以為酒吧都是熱鬧有趣的地方。
“阿拉比小館，”他說：“這是個很有生氣的地方，會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課後我帶你去吧。”
下課後馬酷素來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說：
“到了那兒我總要叫杯飲料。他們有什麼好的威士忌？”
“你就點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
阿拉比小館是個蠻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熱鬧。那裡的女士都穿著毛皮大衣，每個人都很友善，電話響個不停。
我走到吧台，點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邊，介紹我們認識。我買了杯酒請她，我很喜歡這地方，當下決定下星期再來。
於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後， 都坐169號出租車去講課，然後到阿拉比小館，點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這了幾個星期後，只要我一踏進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裡等著我。 “你的酒，先生。”
這成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通常我會把酒拿起來，就像在電影裡看到的鏡頭一樣，一口氣喝掉，好讓其他人知道我是個真正的硬漢。閒坐20秒之後，我再把水喝下去。習慣以後，慢慢的我連水也不必喝了。
那位酒保總是不會讓我身旁的椅子空著，每次都介紹我認識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時，她們都自行離去。我想很可能是因為到了那時，我已醉得很厲害了。
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時，那晚的女伴提議我們去另一個地方，她在那裡認識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築物的二樓，從外面看，簡直看不出二樓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規定所有酒吧必須在兩點鐘打烊，之後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這裡的二樓，一切繼續下去——當然，這是非法的。
我常在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熱鬧，卻又不致於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個常來的傢伙跑到吧台點了杯牛奶。他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潰瘍了——可憐的傢伙。我因此想到一個好主意。
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館時，酒保問：“跟往常一樣嗎，先生？”
“不，給我一杯可樂，只要可樂就好了，”我說，臉上裝出一副很失意的樣子。
其他人圍過來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這真苦呀，費曼，真的很苦。”另一個說。
他們都對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膽走進酒吧里，面對所有的誘惑，只點了杯可樂來喝。這一切當然是因為我要來看我的朋友。我那樣足足裝了有一個月之久，真是夠卑鄙！
有一次我進洗手間，有個醉鬼正在小便。他用一種卑劣的聲音跟我說：“我很討厭你這張臉，我想把你的臉按到你的頭里去。”
我嚇得臉變綠了。但我用同樣卑劣的聲音回答說：“滾開，別擋我的路，不然我就尿在你身上了！”
他又說了些話，情況愈來愈接近打架邊緣。但我從來沒有跟人打過架，不太知道要怎麼打，更害怕會受傷。我只想到一件事，於是趕忙站到離牆壁遠一點的地方，否則如果我被打了，背部又會撞上牆壁，那等於二度被打。
突然我感到眼睛有種奇怪的聲音，並不怎麼痛，我還來不及想，卻已回敬了那傢伙一拳。我實在覺得很有趣，原來自己不用想就有反應，身體裡的機件全都知道該怎樣做了。
“好啦，我們一比一平手了，”我說：“你還想打嗎？”
他往後退，繼而離開。如果他跟我一樣笨，也許我們真會把對方打死的！
我跑去清洗一下，雙手不停發抖，牙齦裡流著血——我的牙齦向來很脆弱，眼睛也痛得要命。鎮定下來後，我大搖大擺的跑回去跟酒保說：“黑白，外加水。”心想這會使我平靜下來。
我沒注意到，剛剛在廁所裡挨了我一拳的傢伙，正在酒吧的另一頭跟三個人談話。一會兒，那三個又高大又粗壯的傢伙跑過來圍著我，居高臨下、威脅地說：“你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要跟我們的朋友打架？”
我實在夠笨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受人恐嚇呢，我只知道是非黑白。我也火起來了，跟他們針鋒相對：“你為什麼不去問你的朋友，是誰開始找麻煩的？”
那些大漢沒想到他們嚇不倒我，全都楞在當場，隨後還轉身走開了。
過了一會兒，其中一個傢伙跑回來對我說：“你說對了，柯里經常跟人家打架，然後叫我們出面替他擺平。”
“當然我對！”我說。那傢伙坐到我旁邊，柯里跟他兩個朋友也跑過來坐在我對面，隔兩個座位。柯里嘰嘰咕咕的說我的眼睛很難看，我回敬他說，他現在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繼續嘴硬，因為我以為酒吧里的男子漢都那樣講話的。情況愈來愈緊張了，酒吧內的人都在擔心會發生什麼事。酒保喊：“這裡不能打架，朋友！冷靜點！”
柯里從牙縫中擠出嘶嘶聲，說：“沒關係，等他出去再整他。”
突然，酒吧出現了個天才。這人跑過來跟我說：“嘿，丹尼！你什麼時候進城裡來的？最近好嗎？”
然後他對柯里說：“餵，保羅！我來介紹我的好朋友丹尼。我想你們會很合得來。幹嘛不握握手？”
我們握了一下手。柯里說：“呃，幸會。”
大天才靠過來輕聲說：“趕快溜！”
“但他們說會……”
“走啦！”他說。
我一手拿起大衣，趕忙溜走。一路上我緊靠建築物的牆壁，以防他們追出來找我。不過半個人影也沒有，我就安全回到旅館了。剛巧這晚是我教的最後一課，往後數年，我也沒再回阿拉比小館了。
（大約10年後，我回去過那裡一次，但看到的阿拉比已面目全非。它不再優雅閃亮了，而是髒亂破落，坐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酒保早已換人，我跟他談從前的日子。
“噢，是的！”他說：“那時候來這裡的，都是賭賽馬的和他們的女朋友。”我才明白為什麼當年那些人都那麼友善體面，更明白了為什麼電話總是響個不停。 ）第二天起床以後，在鏡子中一看，才發現被打過的眼睛已變黑變腫！那天回到綺色佳，我拿一些文件去院長室，有個哲學系的教授看到我的黑眼眶，大叫起來：“噢！費曼先生！你這不可能是撞到門那麼簡單吧？”
“當然不是，”我說，“我在水牛城一家酒吧的男廁所內跟人打架。”
“哈哈哈！”
最麻煩的，是我還得照常上課。我走進教室，頭低下來看我的筆記。準備好開始講課後，我抬起頭來，直直的看著他們，然後說我講課前的一句開場白——但這次口氣較以前凶悍：“有什麼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