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如果不教書我還能過得下去。原因是，這樣就算我一點東西都想不出來時，我還能跟自己說：“至少我還活著，至少我還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貢獻。”——這是一種心理作用。
20世紀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頓的期間，親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內那些卓越心靈的下場。他們都具備了聰明絕頂的頭腦，因此特別被選中，來到坐落在森林旁邊的漂亮房子裡，整天悠哉游哉地閒坐——不用教書，沒有任何約束或負擔。但等過了一段日子，他們想不出什麼新東西來，每個人心裡一定開始感到內疚或沮喪，更加擔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還是如舊，仍然沒有靈感。
會發生這種情況，完全是因為那裡缺乏真正的活動和挑戰：他們沒有跟做實驗的學者接觸，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什麼都沒有！
在任何思考過程中，當一切進行順利、靈感源源不絕時，教書確實是一種妨礙，十分討厭。但有更多的時候是腦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麼、又沒做什麼，那真會教人瘋狂！你甚至不能說：“我在教書呀！”
而且，在課堂上時，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經很清楚的基本東西。這些知識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溫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沒有更好的介紹方式？有什麼相關的新問題？你能不能賦予這些舊知識新生命？基本的東西思考起來並不難；而如果你沒想出什麼新東西來，沒關係，以前想過的已足以應付講課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麼新想法，能從新角度看事物，你會覺得很愉快。
學生問的問題，有時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們經常提出一些我曾經思考過、但暫時放棄、卻都是些意義很深遠的問題，重新想想這些問題，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學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層次；但他們問我這個問題，卻往往提醒了我相關的問題。單單靠自己，是不容易獲得這種啟示的。
因此對我來說，教書以及學生，使我的生命繼續發光發亮，我也永遠不會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樂樂的不必教書。永遠不會！
但有一次我接到這樣的邀請。
二次大戰期間，當我還在羅沙拉摩斯時，貝特替我爭取到康奈爾大學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當時另外還有機構提出更高薪資，但因為我喜歡貝特，於是我決定到康奈爾，而不考慮錢的問題。貝特非常關心我，當他發現別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動跟康奈爾談，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時還未開始上班呢！
康奈爾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數學物理；同時告訴我，應該在11月6日到校——確實日期記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點奇怪，我從羅沙拉摩斯坐火車到綺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曼哈頓計劃的報告。我還記得火車到了紐約水牛城之後，我才開始計劃講課內容。
你必須明白在羅沙拉摩斯的壓力：每個人都盡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完成。因此，在開講之前的一兩天，我才在火車上開始準備課程，已經是習慣成自然的事了。
對我來說，教授數學物理是最理想不過了。在戰爭期間，把數學應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沒用。在那樣拼命工作、花了４年在應用數學技巧上之後，我真的是經驗豐富了。我列出了各個數學項目以及處理方式。到今天，我還保留著當時在火車上做的筆記。
到了綺色佳，我走下火車，像平常一樣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個傢伙喊：“要搭出租車嗎，先生？”
我從來都沒想過要坐出租車，我那時候年輕、沒錢，又喜歡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現在當教授啦，必須要有點尊嚴才行。”於是把行李放下來提在手上，說：“好呀。”
“去哪裡？”
“旅館。”
“哪一家旅館？”
“隨便哪家旅館。”
“你有預定房間嗎？”
“沒有。”
“現在房間不好找呢。”
“我們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館門口等我。”
我試了“綺色佳旅館”，沒空房間。我們跑到“出外人旅館”，還是沒有。我跟司機說：“這樣在城裡開來開去是不行的，那樣得花太多錢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館，便四處亂逛找房間。
我碰到另一個亂逛找房間的人。原來周圍的旅館真的都沒希望了。沒多久我們逛到某個山坡上，慢慢發現已經走到大學校園附近了。
我們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戶敞開、裡面有些雙層床。這時已經是晚上了，於是我們進去詢問能不能睡在那裡，他說：“來吧，就在這裡睡吧！”
我覺得那樣不太好，跟偷竊好像沒兩樣。如果他們回來發現我們睡在他們的床上，會惹上麻煩的。於是我們離開那房子，繼續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燈下有一大堆落葉。
當時已是深秋，葉子大概是從草坪上掃到這裡來的。我說：
“嘿！我們可以躺在葉堆上睡呀！”我試了試，感覺軟軟的。我厭倦了那樣逛來逛去，在落葉上睡覺簡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會因此惹上麻煩。早在羅沙拉摩斯時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麼的——說康奈爾不知道請來的是什麼樣子的教授，還說我一定會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莊重點，最後很不情願地放棄在那堆樹葉上睡覺的念頭。
我們又再遊蕩了一會，看到一座很大、看起來很重要的建築物。走到裡面，發現走廊上放了兩張沙發。與我同行的人說：“我要在這裡睡！”隨即倒在沙發上。
我實在不想惹麻煩，終於在地下室找到一個清潔工，問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發上睡。他說：“當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之後，趕忙打聽什麼時候開始上課。我跑進物理系辦公室問：“什麼時候開始上課？我缺課了嗎？”
裡面的人說：“你什麼都不用擔心，８天后才開始上課。”
我震驚極了！然後我的第一句話是：“那麼你們為什麼叫我一個星期前就跑來？”
“我以為你會喜歡早一點來熟悉環境，找地方安定下來等開學。”
我從羅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卻完全搞不清楚情況！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學生中心去解決住的問題。那地方很大，很多學生在那裡轉來轉去。我走到一張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說：“我剛到這裡，我要找個房子。”
那傢伙說：“朋友，綺色佳的房子難找得很呢。事實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個教授還不得不在這裡的沙發上睡！”我周圍一看，原來是同一個地方！我轉過身來說：“我就是那個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這樣再來一遍。”
在康奈爾的前幾年很有趣，有時甚至很滑稽。到學校之後沒幾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說通常到了學期末我們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請者非常、非常優秀的話，我們會收他。然後他遞給我一份申請書，要我評估。
他回來時問：“怎麼樣？有什麼想法沒有。”
“我覺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收他。能找到這樣的學生是我們的運氣。”
“是的，但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麼關係？”我大叫起來。
“沒有啦，先生！很高興聽到你那樣說。我只是想試看看我們的新教授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賞我那樣跟他直來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來的，說話最好小心點。”我腦筋沒動那麼快、想到那麼多；我的反應很直接，想到就說。
還有個傢伙跑到我的辦公室，要跟我談哲學。我不大記得他說過些什麼了，他們想找我參加一個教授聯誼會——這可是個反猶太的團體，他們認為納粹並不那麼壞。他努力解釋猶太人做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話說完，然後跟他說：“你曉不曉得你犯了個大毛病了：
我就是生長在猶太家庭裡的。 ”他出去了，從此我卻對康奈爾大學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這時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開始，我希望能結交一些異性。而當時社交舞會很流行，康奈爾也不例外，特別是針對大一新生及舊生而設的舞會。
我還記得我參加的第一個舞會。在羅沙拉摩斯期間，我已經有三四年沒跳過舞了，甚至沒什麼社交。因此，我在這個舞會中賣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錯，從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難看得出來。
我一邊跳舞、一邊跟舞伴閒聊，她會問問我的事情，我也反問幾句。但當我想跟跳過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時，我得到處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對不起，我得透透氣。”或者“哦，我要到化妝室去。”——都是藉口，連續兩三個女生都如此！我怎麼了？我的舞藝太差了嗎？我的人格低劣嗎？
我又找另一個女孩跳舞，大家重複同樣的寒喧：“你是大學部的，還是研究所的學生？”很多學生看來年紀頗大，因為他們當過幾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麼？”
“理論物理。”
“你大概還研究過原子彈呢！”
“是呀，戰時我都待在羅沙拉摩斯。”
她說：“你真是個該死的騙子！”就走開了。
那讓我鬆了一大口氣。什麼都清楚了，我跟每個女孩子說那單純、愚蠢的實話，卻一直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很明顯，從頭到尾我都表現得很有禮貌、自然又大方，有問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後突然“呼！”的一聲，什麼都不靈了，一個個女孩都離我遠遠的，直到這個女孩說我是騙子之前，我真的是一頭霧水。
之後我便迴避所有問題，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個新生嗎？”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乾什麼的？”
“我不要說。”
“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我不想說……”——她們就一直跟我談下去！
結果那天晚上我帶了兩個女生到家裡，其中一個告訴我，其實我用不著為了只是個大一新生而尷尬，有很多跟我一樣年紀的也才剛開始念大學，這真的沒什麼關係。她們是大二生，都盡力發揮母愛，努力地給我心理建設；但我不願看到這許多歪曲及誤會；於是讓她們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們很生氣，覺得被愚弄了，在康奈爾當年輕教授的那些日子裡，我確實碰過不少麻煩。
總之，我開始講授數學物理課，也還開了一門電磁學，計劃做些研究。戰前當我在修博士學位時，我發明了一種新方法，用路徑積分來做量子力學，還有一大堆題目想研究。
但那時候，除了準備課程之外，我經常跑到圖書館去，讀《天方夜譚》，偷看身邊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時，我便無法專心工作。我覺得有點累，提不起興趣，我無法做研究了！這種狀況好像持續了好幾年。記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瑪射線的問題，寫了一兩行便寫不下去了。我深深覺得，由於戰爭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經油盡燈枯了。
現在，我卻看得比較清楚了。首先，年輕人往往無法意識到準備一堂精彩的課要花多少時間，特別是第一次教書的時候；更不用說還要實際進教室上課、出考題、想想考題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課教得很好，每堂課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於是我就坐在那裡讀《天方夜譚》，覺得自己油盡燈枯，不斷地自憐自艾。
這段期間，有不少大學或工業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當時的高。但每次發生這種事情時，我就會更加沮喪。我跟自己說：“他們給我這麼多好機會，但他們完全不知道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哪裡能接受這些聘約呢？他們會期望我有所建樹，但我什麼鬼也建樹不了！我什麼也想不出來……”
最後，信箱裡出現一封來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信，他們邀請我到那裡。愛因斯坦、馮諾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們寫信給我，邀我到那里當教授！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麼的，他們知道我對高等研究院的感受：
像太注重理論啦、缺乏真正的活動及挑戰等等。他們在信內寫道：“我們充分了解你在實驗和教學方面都有相當的興趣，因此我們特別安排了一份教職，如果你願意的話，一半時間在普林斯頓大學，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別安排！職位甚至比愛因斯坦的還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謬了！
這是真的很荒謬。其他的邀約令我情緒低落，但只到某個限度。他們只不過期望我會有所建樹。但這項邀請是那麼的荒謬，這是我永遠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離了譜。
其他人不過弄錯了，但這是天大的荒謬！我一邊刮鬍子，邊想邊笑。
然後我想：“他們把你想得那樣神奇，你卻覺得無法做到名副其實，但你沒有責任要滿足他們的期望啊！”
這是個極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沒有責任要做到其他人覺得你應該做到的地步。我沒有責任要符合他們的期望，這是他們的錯，可不是我失敗了。
高等研究院以為我是那麼優秀，並不是我的失敗；很明顯，這是個錯誤。而就在我想到他們可能看錯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識到這個道理可以應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處的大學。我就是我，如果他們預期我有那麼優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麼他們該自認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蹟出現了。也許是剛巧聽到我跟人討論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對我了解甚深，總之，當時在康奈爾實驗室當主管的威爾遜把我找去，很嚴肅地跟我說：
“費曼，你教書教得很好；你很不錯，我們覺得很滿意。
當我們聘請一位教授時，我們會負起所有風險，如果不夠好，也沒話好說了。但你不應該擔心你在做些什麼以及沒在做些什麼。 ”當時他說的更加精彩，總之這番話把我從罪惡感中解放出來了。
接著我又有一個想法：目前我有點厭煩物理，但從前我很能夠享受物理的樂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從前我都在跟它玩遊戲。從前我隨興之所至——我不會憂慮這究竟對核子物理的發展是否重要，只會想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還在念高中時，看到水龍頭流出來的水流逐漸變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線，而我發現那並不難。事實上，我根本沒必要去研究它，它對科學發展也無關重要，何況那問題早有人研究過了。但對我來說毫無分別：我還是會發明些什麼，為了覺得好玩而做物理。
這就是我的新人生觀。好吧，我筋疲力盡，我永遠不會有多麼偉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學這份教職很不錯，我頗能自得其樂。那麼就像讀《天方夜譚》一樣，讓我來玩玩“物理遊戲”。什麼時候想玩就什麼時候玩，不再擔心這樣做有什麼意義。
就在那個星期內某天，我坐在餐廳裡，旁邊有些人在玩耍，把一個餐碟丟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時，我注意到它邊飛邊擺動，邊緣上的紅色康奈爾校徽也轉來轉去，而且校徽運動的速度比碟子轉動的快。
我反正閒著，於是著手計算碟子的運動。結果發現當角度很小時，校徽轉動的速度是擺動速度的兩倍，剛巧是2比1，而這是從一個很複雜的方程式推算出來的。我想：
“有沒有更基本的方法來處理這現象，例如從力或動力的角度來了解為什麼剛好是2比1？”
我記不得過程細節了，但最後我計算出碟子上各質點的運動，以及所有加速運動怎麼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剛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貝特說：“嘿！我發現了些很有趣的現象，當餐碟這樣轉時……是2比1，原因是……”我告訴他加速運動等等。
他說：“費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麼重要？你為什麼要研究它？”
“哈！”我說：“那沒什麼重要，我只是覺得好玩而已。”他的反應絲毫沒有使我洩氣，我已經下定決心，我要享受物理，隨興之所至。
我繼續推算出盤子轉動的方程式。隨後我思索電子軌道在相對論發生作用的情況中會如何運動，接著是電動力學裡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來是量子電動力學。我還來不及細想究竟怎麼回事（事情發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實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愛、但因為到羅沙拉摩斯而中斷研究的題目，以及許多老舊、但美妙的現象。
一切是那麼毫不費力，這些題目玩起來是那麼容易，就好像打開瓶蓋一樣，所有東西都毫無阻塞地流出來。我差點產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無意義，可是結果呢，卻恰好相反：後來我獲頒諾貝爾獎的原因——費曼圖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來自那天我把時光“浪費”在一個轉動的餐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