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軍方千方百計地想徵召大家充當駐德國的軍隊。之前，他們容許某些人可因體格以外的理由延緩服役（我因參與原子彈的製造而得以延緩服役），但現在他們政策大改，每個人都得接受體檢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紐約州商納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異（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貝特工作，記得我還要坐蠻久的車——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體檢。
到了兵役處，他們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後到各個檢查站接受檢查。第１站檢查視力，第２站檢查聽力，另外一處替你抽血等等。
最後來到第13號檢查站：心理檢驗。我一邊在一張長板凳上坐下，一邊看看他們在做些什麼。那裡有３張桌子，各有一名心理醫師坐在桌後面，而“被告”就坐在醫師對面回答問題，身上只穿著內褲。
那時候有很多以心理醫師為題材的電影，例如《意亂情迷》（Spellbound）就是個好例子。電影中有個原本很會彈鋼琴的女孩子，雙手忽然扭曲，姿勢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個心理醫師來。於是你看到心理醫師陪著她一起到樓上的房間，房門在他們身後關上；而在樓下，她的家人則議論紛紛，不知會發生什麼事，然後她出現了，雙手仍然維持著那奇怪的姿勢，很戲劇化地從樓上走下來，在鋼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鍵盤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彈琴了！老實說，我沒法忍受這些廢話，我認定這些心理醫師都在騙人，我絕不要跟他們打交道。而這就是快要輪到我接受檢查時的心態。
我坐在桌前，心理醫師開始翻閱我填的表格。 “哈羅！
狄克！ ”他用一種充滿歡樂的聲音說，“你在哪里工作？ ”
我想：“他以為他是誰呀？憑什麼叫我的暱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納塔迪。”
“你替誰工作呢，狄克？”他說，再次展現笑容。
“奇異公司。”
“你喜不喜歡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說，臉上還是掛著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聲好氣地問了3個問題，第4個問題卻完全不一樣：
“你覺得別人在談論你嗎？”他的聲音低沉，十分嚴肅。
我精神來了，說：“有呀！每次我回家時，媽媽經常告訴我，她跟朋友談起我。”心理醫師並沒聽我接下去的說明，他只在表格上寫了些東西。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嚴肅的聲音問：“你覺得別人盯著你看嗎？”
我正準備說沒有，他卻突然說：“比如說，你覺得坐在那邊板凳上的人，有沒有人盯著你看呢？”
還沒輪到我時，我確實注意到那里大約有１２個傢伙坐在板凳上，等著給這３個醫師檢查，而他們哪有什麼東西好張望的？於是我用３去除１２，也就是說，每個醫師分到４個，不過我的估計很保守，於是回答：“有呀，我猜他們之中，總有兩個人在看我們吧。”
他說：“好，那你轉過頭去看看”——但他自己卻懶得看一眼！
我轉過頭去，真的有兩個人在看我們，於是我便指著他們說：“對呀——就是他，還有那邊的傢伙都在看著我們。”
當然，我那樣轉過頭去指指點點的時候，其他人都開始看我們了，我繼續說：“現在他，那邊又有兩個——現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還是沒有抬起頭來看，他只忙著在我的文件上寫東西。
然後他說：“你腦袋裡出現過說話聲音嗎？”
“很少。”我正準備告訴他發生過的兩次情形，他又問：
“你會自言自語嗎？”
“會呀，有時候我在刮鬍子或想東西時候會，偶爾吧。”
他又寫下了更多的東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還會跟她談話嗎？”
這個問題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氣，說：
“有時候，當我在爬山或做什麼時，我會想她。”
他寫的更多了。然後繼續問：“你的家族裡，有沒有人進過精神療養院？”
“有呀，我有個姨媽在瘋人院裡。”
“你為什麼說是瘋人院？”他說，一副反感的樣子，“你為什麼不稱它為精神療養院？”
“我認為都一樣。”
“那麼你認為發瘋是怎麼一回事？”他憤怒地說。
“這是人類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種疾病。”我老實回答。
“這不會比盲腸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駁說。
“我不同意。我們比較了解盲腸炎的成因或過程，發瘋卻複雜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複我們辯論的細節了；重點是，我認為發瘋是生理上的一種特殊異象，他卻以為我指的是社交活動上的特殊異象。
一直到這個時候，我還是實話實說，儘管我對他不怎麼友善。可是，當他要我伸出雙手時，我再也忍不住要玩個花招了。這是排隊抽血時，一個傢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機會玩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雙手，一隻手掌朝上，一隻朝下。
心理醫師沒有註意到。他說：“把手翻過來。”
我把手翻過來，原來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現在朝上，而他還是沒有註意到；因為他從頭到尾都只細看一隻手掌，看看有沒有發抖的現象。這個把戲居然沒發生作用！
最後，問過這些問題之後，他又變得友善起來了。他輕鬆地問：“狄克，原來你有博士學位。你在哪裡唸書？”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頓。你又在哪裡念的書？”
“耶魯和倫敦。你念的是什麼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麼？”
“醫學。”
“這算是醫學嗎？”
“是呀，你以為這是什麼？過去那邊坐下，再等幾分鐘。”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個在等著的傢伙湊過來說：“天呀！你在那裡待了２５分鐘！別人才５分鐘呢。”
“是呀。”
“嘿，”他說，“你想知道怎樣愚弄那些心理醫師嗎？
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這樣。 ”
“那你為什麼不那樣咬你的指甲？”
“噢，”他說，“我想參加軍隊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醫師？”我說，“你只要把你這句話告訴他就行了。”
過了一會兒，他們把我叫到另一張桌子去見另一個心理醫師。前面那個心理醫師很年輕，看起來很純潔的樣子；可是現在這個心理醫師頭髮灰白，看來很有權威——很明顯地位較高。我覺得是要把誤會澄清的時候了，可是我也決定了，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這個心理醫師看了我的資料，臉上堆出笑容，說：“哈羅，狄克。我看到這裡說，戰時你在羅沙拉摩斯工作過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學校，對不對？”
“對的。”
“學校裡的建築多不多？”
“只有幾幢。”
３個問題——用同一個技巧——但接下來的問題就完全不一樣了：“你說你會聽到腦袋裡有說話聲音，請你描述一下。”
“這不常發生。有時當我很專心聆聽帶有外國口音的人說話後，入睡時就會清楚聽到他的聲音。第一次是當我在麻省理工讀書時。我聽到瓦拉塔教授說：'這個，這個電場啊。'
另一次是戰時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講解原子彈的原理時。
我對各種現像都很有興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為什麼一方面我沒法學他們那樣講話，但另一方面卻能清楚聽到他們那些外國口音……其他人偶爾也會出現這種情形吧？ ”
心理醫師把手蒙在臉上，從他的指縫間，我卻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絕回答我的問題）。
接著他查問其他事情：“你說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說話。
你都跟她說些什麼？ ”
我生氣了，心想這關他什麼事，就說：“我告訴她我愛她，希望這不礙著你！”
繼續針鋒相對地爭辯一回後，他說：“你相信超正常嗎？”
我說：“我不懂什麼叫'超正常'”。
“什麼？你，一個物理博士，不懂什麼是超正常？”
“沒錯。”
“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門徒所信奉的。”
這不算什麼提示，但我想出來了：“你是說'超自然'。”
“喜歡的話，你也可以這樣叫它。”
“好，我就那樣叫它。”
“你相信心電感應嗎？”
“不信。你呢？”
“我嘛，我對此保留虛心無偏見的態度。”
“什麼？你，一名心理醫師，保留虛心無偏見的態度？哈！”
類似的對話持續了好一陣。
問話快結束時，他問：“你覺得你的生命有多少價值？”
“64。”
“為什麼你說64？”
“生命價值能用數量的嗎？”
“不！我是說，你為什麼說'64'，而不是——比如說——'73'？”
“如果我剛才說'73'，你也會問我同樣問題呀！”
談話結束之前，他再問了３個問題，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個心理醫師一樣。他把我的資料交給我，我就轉到下個檢查站去。
我一邊排隊，一邊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們寫的檢查結果。完全出於頑皮，我把表格給站在旁邊的人看，而且用一種傻裡傻氣的聲音問他：“嘿！在'心理檢驗'那一欄你得了什麼評語？嘿！你拿了個'Ｎ'。其他的我都拿'Ｎ'，只有在'心理檢驗'我拿'Ｄ'，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嘛？”我當然知道那是什麼意思：'Ｎ'是正常（normal），“Ｄ”是有缺憾（deficient）。那個傢伙拍拍我肩膀說：
“朋友，沒關係，這是毫無意義的，不要擔心。”然後他走到屋裡另一角落，一副嚇壞的樣子：那是個瘋子！
我開始細看那兩個心理醫師寫些什麼，按他們所說情況很嚴重呢！第一個傢伙寫道：
覺得別人在談論他。
覺得有人盯著他。
出現聽覺催眠幻。
跟自己對話。
跟去世妻子對話。
姨母在精神療養院。
眼神怪異。 （我知道這是什麼回事——那是當我說：
“這算是醫學嗎？”時的眼神。 ）第二個醫師很顯然較為偉大，因為他的字更潦草難懂。
他寫了些“證實有聽覺催眠幻象”一類的話。他還寫了許多好像很專業的筆記，看起來很糟糕的樣子。我想我還是得向軍方澄清所有的誤會，否則不大妙。
體檢完畢後，有個軍官負責決定我們要不要服役。比方說，如果你的聽覺有毛病，他便要決定那是否真的嚴重到影響服役。而由於他們正在拼命搜括役男，這位軍官不會隨便放過任何人，嚴格得很。排我前面那個傢伙的頸背上，有兩根骨頭突出來——好像是脊椎移位——軍官便站起來伸手去摸他後頸，以確定真假！
我盤算著這就是我澄清誤會的時機了。輪到我的時候，我把表格交出，準備說明一切；但他頭也不抬，看也沒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檢驗”旁邊的“Ｄ”，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沒問我任何問題；他只在我的表格上蓋上“拒收”，然後擲還給我，卻還在看著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處，坐上公車回商納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發生的荒唐事件，想著想著便笑出來——大聲的笑。我跟自己說：“天呀！要是他們現在看到我，他們便更加確定我是個神經病了。”回到商納塔迪，我跑去找貝特，他坐在辦公桌後，見到我便半開玩笑地問：“怎麼樣，狄克，及格了嗎？”
我拉長臉孔，慢慢地搖頭：“沒過。”
他突然害怕起來，以為體檢結果發現我有什麼嚴重的健康問題。他很關心地問：“怎麼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著腦袋。
他說：“不會吧！”
“會呀！”
他大叫起來，“不——會——的！！”他笑得如此厲害，奇異公司的屋頂差點也被震下來了。
我跟很多人談到這個故事，大家都覺得好笑，除了少數幾個人。
回紐約時，父親、母親和妹妹都在機場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訴他們發生的事。聽完之後，母親說：“我們該怎麼辦，邁爾？”
父親說：“別傻了，露西。這太荒謬了。”
事情好像就這樣過去了，但後來妹妹告訴我，當我不在場時，父親對母親說：“露西，當著他面時什麼也不該說的。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這時候，母親已經清醒過來了。說：“別傻了，邁爾！”
另外還有一個人不喜歡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學會舉辦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萊特說：“嘿，費曼！給我們講講那個兵役處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說了。這些物理學家——除了史萊特之外，我一個也不認識——也都從頭笑到尾。但當我說完時，有個傢伙說：“也許那個心理醫師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沒想便問：“請問這位先生是乾哪一行的？”
這當然是個笨問題，因為我們正在參加物理學家的專業聚會呢，我只是覺得奇怪，為什麼會有物理學家說出那樣的話。
他說：“呃，其實我真的不應該在這裡出現的，但我是應我兄弟的邀請而來參加這聚會。他是個物理學家，而我是個心理學家。”我居然就那樣掀開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卻擔心起來。他們會說，這個人在戰爭期間獲得延緩服役資格，因為他在造原子彈；負責兵役的委員會，一直收到信說這是個重要人物，現在他的“心理檢驗”
卻得了個“Ｄ”——原來他是個神經病！但很顯然他不是真的神經病；他只是想騙我們相信他是個神經病而已，我們要把他逮回來！
看來情況對我很不利，我必須想個辦法。幾天后我想到了。我給兵役委員會寫了封信：
各位親愛的委員先生：
由於本人目前正參與教授科學、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們國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係於未來科學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認為我不應被徵召服兵役。不過，各位可能根據我的體檢報告——換句話說，由於我的精神狀況不佳——而決定我應緩役。但我覺得這份報告不應被重視，因為報告內容錯誤百出。
而我之所以會寫這封信請各位注意該錯誤，卻是由於本人實在瘋了，以致不願藉此機會投機取巧。
理查德·費曼謹上結果：“緩役，健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