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當我說“大人物不知道羅沙拉摩斯的另一面”
時，我是實話實說。雖然在我的本行來說，今天我算是小有名氣；但在當時，我只是個無名小卒。事實上，剛加入曼哈頓計劃時，我甚至連博士學位都還沒拿到呢。
那時候，我還在普林斯頓唸書。有一天，我在房間里工作，威爾遜（Bob Wilson）跑進來，說他拿到一筆經費，要進行一項秘密研究，他又說，本來他是不應該跟任何人透露此事，但他還是要告訴我，因為他知道，一旦我聽到他要進行的計劃，必定會同意加入。接著他告訴我，他要研究的是，如何將鈾的同位素分離出來，最終目的是製造一顆炸彈。那時候，他已經有一套分離鈾同位素的方法（但這和後來正式採用的方法不同），想要進一步發展。然後他說：“有一個會議……”我說我不想參加。
他說：“好，好，會議在3點鐘舉行，我在那裡等你。”
我說：“你把這機密告訴我沒問題，我不會告訴別人，但是我不要參加你的工作。”
我回頭繼續研究我的論文——大概做了３分鐘，然後我就開始來回踱方步，想這件事：德國有個希特勒，而他們極有可能正在發展原子彈。如果他們趕在我們之前研製成功，那真是一件恐怖至極的事情。最後，我決定３點鐘時還是去參加會議。
到了４點鐘，我已經在一個小房間內，坐在他們替我安排的辦公桌前進行計算，研究這個或那個方法會不會由於離子的電流不夠而行不通。細節不用談了，總之我坐在桌前拼命計算，好讓那些建造儀器的人能當場做實驗，進行測試。
當時的情形很像電影，還有套機器“波、波、波”地變大一般。每次我抬頭一看，眼前的景象又不一樣了，那時，大夥都擱下手邊的研究工作，全心投入原子彈的製作。
戰爭期間，除了在羅沙拉摩斯之外，其他地方的科學研究全都停頓下來了；可是那根本也談不上什麼科學研究，大部分只能算是工程建設罷了。
從各個研究小組運來的儀器全都組裝在一起，成為一部嶄新儀器——用以分離鈾同位素的裝置。我也把手頭上的工作擱置下來；雖然不久之後，我請了６星期的假，剛好在往羅沙拉摩斯之前拿到博士學位——因此實際上，我在羅沙拉摩斯的地位，也不全然像我剛剛說的那般低。
剛加入這個計劃時，有不少好玩的經歷，其中之一是跟大人物接觸。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幾個有名的人物。
當時有一個評估委員會從旁指導，最終目的在協助我們挑選分離鈾同位素的方法。委員會中有康普頓（Arthur HollyCompton）、托爾曼（Richard Tolman）、史邁斯（HD
Smyth）、尤里（Harold Urey）、拉比（I．I．Rabi）和奧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這等人物。由於我很清楚分離同位素的相關理論，因此他們開會時我也經常列席，偶爾他們會問我問題，一起討論。一般的討論方式，是有人提出一個觀點以後，另一人——比方說康普頓——提出另一種看法，說應該如何如何，聽來也很合理。然後又有人說：“唔，也許吧，但我們還是應該把這些、這些可能性納入考慮才對。”
因此在會議桌上往往各有各的意見，互相分歧。最使我驚訝和納悶的，是康普頓不會回過頭去強調他剛剛提出的觀點。最後，會議的主席托爾曼會說：“好，我們都聽到了這許多意見，我想還是康普頓提出來的方法最好，讓我們照著進行吧。”
這種場面太令我震驚了：這群人——提出一大堆想法，各自考慮不同的層面，卻同時記得其他人說過些什麼，到了最後，又能就哪個想法最佳，作出決定，並綜合全體意見，不必什麼都重複三遍！這些人實在很了不起。
最後的決定，卻是不採用我們所提出的方法來分離鈾同位素。我們獲得通知暫停一切，因為他們要在新墨西哥州的羅沙拉摩斯，實際展開原子彈的建造。我們全都要到那裡參與工作，那裡將會有許多實驗或理論研究。我分到理論的部分，其他的人則被編派到實驗部分。
問題是，現在該做什麼呢？當時，羅沙拉摩斯還沒有準備好讓我們過去。為了充分利用這個空檔，威爾遜想出了許多主意，其中之一是派我去芝加哥，蒐集一切有關原子彈原理或問題的資料。另一方面，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裡，可以開始裝配某些設備或各種計量儀器，一到羅沙拉摩斯便可以立刻派上用場。因此我們沒有浪費一點時間。
我在芝加哥的任務，是跑到各個研究小組那裡，跟他們一起工作一段時間，讓他們告訴我正在研究的題目，直到我充分了解相關的細節，能夠獨立研究下去為止，弄清楚一個題目之後，我便可以跑到另一個小組重新學習，那樣我便會明白所有的細節。
這個主意很好，但我有點內疚；因為他們花了那麼多力氣為我說明問題，我卻在明白以後轉身而去，沒幫上什麼忙。不過我的運氣往往很好，當他們向我解釋碰到的困難時，我會衝口說出：“為什麼不試試積分符號內取微分的方法？”在半小時後，他們忙了３個月的問題居然就這樣解決了。因此，靠著我那與眾不同的數學工具，我也作出小小的貢獻。從芝加哥回來以後，我向大家報告：實驗中釋放出多少能量，原子彈將會是什麼樣子等等。
隨後，跟我搭檔研究的奧倫跑來跟我說：“如果以後他們拍關於製造原子彈的電影時，裡面會有個小子從芝加哥回來，向普林斯頓的人報告原子彈的事情。但他肯定是西裝革履、拿著公事包，神氣十足。看看你這副模樣，衣服袖口臟兮兮的、隨隨便便的，就在談論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羅沙拉摩斯的進度仍然落後，威爾遜乾脆跑去那邊，看看問題到底卡在哪裡。抵達之後，他發現建築公司很費力地把戲院以及其他幾個他們懂得如何蓋的建築先蓋好，可是一直沒有接到指示要怎麼蓋實驗室，像需要多少煤氣管、多少水管等等。威爾遜當機立斷，決定應該怎樣蓋，好讓他們立刻開始施工。
他回來時，我們早已萬事俱備，隨時可以動身，而且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最後，大家會商之後，決定不管羅沙拉摩斯準備好了沒有，我們先過去再說。
順便提一下，我們都是由奧本海默等人網羅來參加這項工作的，而奧本海默是個很有耐性的人，又很關心大家的個別問題。他很關心我那患了肺病的太太，擔心羅沙拉摩斯附近有沒有醫院等等。這是我第一次跟他作私人接觸；他確實是個很難得的好人。
我們奉命事事都要格外謹慎，比方說，不要在普林斯頓買火車票。因為普林斯頓是個小車站，如果每個人都在這裡買車票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就很容易引起別人注意，大家會猜想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了。因此大夥都跑到別的地方買車票，除了我；因為我想：如果大家都去別的地方買車票，那麼我就……我跑到火車站，說：“一張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的車票。”售票員說：“噢，那麼這些東西全都是你的囉！”
原來我們將一箱箱的儀器從普林斯頓托運到阿布奎基，已經連續好幾個星期了，還希望不要惹人注意呢！因此誤打誤撞的，我的出現反而替這些儀器找到一個合理解釋。
我們抵達時，發現很多建築、宿舍等都還未完工，事實上甚至連實驗室都還沒有準備就緒。我們提早前來，把他們逼慘了，他們只好瘋狂地把附近的牧場房屋全租下來給我們住。起初我們就住在一間牧場房屋裡，早上開車到營區裡。第一天清晨，路上的景色使我印象深刻，對於我這個很少出遠門的東部人來說，景色之美實在令人心曠神怡。那裡有你也許在照片中看過的雄偉峭壁。從低處一路往上攀爬，突然登上一個高聳台地時，會發現景象十分驚人。對我來說，最好玩的是一路上我都在說也許以前有印第安人在這里居住過，於是那個駕車的朋友就把車子停下來，帶我繞過一個拐角，為我指出一些印第安人的洞穴。
剛抵達營地時，我注意到有一個以後將會用圍牆圍起來的工作區，此外還會有一個小鎮，在這些區域外又會有一道更大的圍牆，把整個小鎮團團圍住。不過那時，這些全都在施工當中，而我的數學家朋友奧倫——他也是我的助理——站在閘門口，手裡拿著記事板，登記進出營區的卡車，告訴他們什麼東西應該送到什麼地方。
跑進實驗室裡，碰到的都是平日聽說過、但從未見過面的人，許多名字只是在《物理評論》（PhysicaIReview）裡讀他們發表的論文時才看過。 “這是威廉斯，”他們會這樣介紹。然後又有個人從一張滿是藍圖的桌子後面站起來，捲起衣袖，面對窗外大吼，指揮滿載建築材料的卡車應該開往哪裡。換句話說，在房子蓋好、儀器裝置好之前，這些物理學家實在無事可做，於是他們乾脆自己動手——或至少幫忙蓋這些建築。
至於理論物理學家呢，卻可以馬上投入工作。因此後來決定他們不須住在牧場裡，全都可以搬到營區內；之後，我們便立刻開始研究工作。當時連黑板也缺，只有一塊裝有輪子的，可以推來推去；薛巴（RobertSerber）就用這塊活動黑板為我們說明他們在伯克利大學所有想到過的原子彈及核子物理理論。我對這些所知不多，因為我一直都在研究別的東西，因此我必須拼命惡補。
每天我都在研究、閱讀、研究、閱讀，那真是個非常緊張的時刻。但我的運氣也不錯，除了貝特（Hans Bethe）之外，所有的科學巨擘剛巧都不在鎮上。而貝特最需要的，卻是談話對象，因為他要找個人來唱唱反調，看看他的想法是否經得起考驗。
這一天，他跑到辦公室來，找上我這個小人物說明他的想法，而且爭論起來。我說：“不，不，你瘋了。應該是這樣這樣才對。”他便說：“等一下，”然後解釋為什麼不是他瘋，我才瘋了。我們就這樣吵鬧下去。要知道，每當我聽到物理的一切時，我便只想到物理，甚至連交談對像是誰都完全忘記，因此我會口不擇言地說：“不，不，你錯了，”或者“你瘋了”之類的傻話。但沒料到這剛好是他所期待的態度，因此我被擢升一級，成為貝特手下的小組長，負責督導四名研究人員。
前面提到，當我剛抵達羅沙拉摩斯時，宿舍還未完工，但是理論物理學家還是得住在營區。起初，他們安排我們住在一座舊男童校舍內。我們全擠在那裡睡雙層床，安排得很不好——因為另一名物理學家克利斯蒂（RobertChristy）和他太太如果要用浴室時，必須先穿過我們的寢室，大家都很不方便。
宿舍終於蓋好了。我跑去分配宿舍的辦事處，他們跟我說，你可以挑自己喜歡的房間。你猜我動了什麼腦筋？
我跑去看女生宿舍的位置，然後挑了一間和她們正對面的房間。不過，後來我發現這個房間的窗外正好有一棵樹，視線全被擋住了！
他們告訴我，每個房間暫時住兩個人，兩個房間共用一個浴室。寢室內設的都是雙層床，可是我不想跟另一個人住在同一房間內。
搬進宿舍當晚，只有我一個人在，我決定獨占那間寢室。當時我太太患了肺病，住在阿布奎基，她有好幾箱衣物在我那裡。我便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把上層床的被子掀開，將小睡衣不經意地丟在上面，又拿出一雙拖鞋，在浴室地板上撒了一些粉，讓房間看起來好像還有其他人住似的。你猜發生了什麼事呢？按規定這是個男生宿舍；但是那天晚上我再回去時，發現我的睡衣整整齊齊地折好，放在下舖的枕頭下面，拖鞋則放在床底下。那件女睡衣也疊得好好的，放在上鋪枕頭之下。浴室裡的香粉也已清理乾淨，上層床鋪沒有其他人睡。
第二天晚上，我重施故技，把上鋪弄亂，女用睡衣隨便丟在上面，浴室裡撒些粉等等。一連４個晚上之後，大家都搬進來住定了，他們大概也不會安插一個人來跟我同住，危機於是解除了。在那幾個晚上，都有人替我把地方收拾好，但事實上這是個男生宿舍。
那時我想也沒想過，這件小小欺詐事件會把我捲進一場“政治糾紛”之中。很自然的，營區中出現各種派別：
主婦派、機械技工派、技術人員派等。好了，宿舍裡的單身漢和單身女郎覺得他們也應該另組一派，原因正好是因為新近頒布的規定：女生不得進入男生宿舍！這實在是絕頂荒謬，畢竟我們全都是大人了，這是什麼廢話嘛！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於是大家針對此事進行辯論，然後我被推舉為出席鎮議會的宿舍代表。
大約一年半後，有一次我跟貝特聊天。那段期間，他一直都在管理委員會裡擔任職務，我告訴他，我利用太太的睡衣和拖鞋的詐術，他大笑起來。 “原來你是這樣被選進鎮議會的！”他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宿舍的女清潔工打開房門，突然發現出了麻煩：有人在男生宿舍裡過夜！她向女工領班報告，領班向中尉報告，中尉向少校報告；經過好幾個將軍，最後一路報告到管理委員會。
他們該怎麼辦呢？他們決定要從長計議，就這樣而已！
可是在此期間，他們要如何指示少校、少校要如何指示中尉、中尉要如何指示領班、領班又要如何指示女工？ “就叫他們把東西放回原位，打掃乾淨，靜觀其變。”到了第二天，他們接到報告說，情況沒變。一連４天，這些高層人物全都憂心如焚，不曉得該怎麼辦，最後他們頒布禁令：
女生不得進入男生宿舍內！沒想到這道禁令在基層引起軒然大波，最後還要推舉代表……
接下來我想談談羅沙拉摩斯的“保密防諜”。那時候他們實施了一項絕對是違法的作法，就是檢查我們的往來信件——而他們實在沒有乾涉通信的權利。因此他們採用巧妙的方式，美其名為“自願制度”：我們全都“自願”
同意寄信時不封口，也同意他們可以隨意拆開寄給我們的信。等他們覺得信件沒問題，才替我們把信件封起來寄出。
如果他們覺得有問題，便會把信退回來給我們，附張小便條，說明哪一段違反了我們“協議”內的某條某款。
就這樣，他們很巧妙地在我們這些偏向自由思想的科學家間，建立起一套名目繁多的檢查制度。不過，我們可以批評當局的管理方式，因此如果真有什麼不滿，我們也可以寫信給自己州的參議員，表達不滿。他們答應這樣做如有不妥，會通知我們。
一切都安排好了，保密防諜第一天：鈴……鈴！電話鈴響！
我問：“什麼事？”
“請你來一趟。”我跑去了。
“這是什麼？”
“這是我父親寫來的信。”
“上面都是些什麼？”
那是一張有橫線的紙，線條上下有很多小點——四點在線下、一點在上、兩點在下、一點在線的上方，點下又有點……“這些是什麼？”
我說：“這是密碼。”
他們說：“是呀，這是密碼，但代表什麼意思？”
我告訴他們：“我不曉得。”
他們問：“解碼呢？你怎麼把它翻譯出來？”
我回答：“哈，我不曉得。”
他們問：“這又是什麼？”
我說：“這是我太太的來信，上面寫著ＴＪＸＹＷＺＴＷＩＸ３。”
“那又是什麼？”
我說：“另一組密碼。”
“解碼在哪裡？”
“我不曉得。”
他們火了：“你收到一大堆密件，而你說不曉得解碼？”
我說：“答對了。我們在玩遊戲，我跟他們挑戰，可以破解任何密碼，明白了沒？因此他們拼命編些密碼寄來，但不告訴我解碼是什麼。”
檢查制度中有一條是：他們不能更動來往的信件，因此他們說：“好，請你告訴他們，把解碼跟信一起寄來。”
我說：“但我不想看到解碼。”
他們說：“那麼，到時我們把解碼拿掉好了。”
終於達成協議。一切清楚了吧？第二天，我收到妻子寄來的信，信上說，“下筆很困難，因為我總覺……在監視我。”
當中那些字被修正液洗掉了，留下一塊痕跡。
我跑到檢查局去，說：“就算你們不喜歡信的內容，也不應去動它。信你們可以看，但不可以塗改。”
他們說：“別傻了。你以為檢查員會用修正液？他們會乾脆把字句剪掉。”
我說“好吧”，寫信給妻子時我問：“信裡有用修正液嗎？”她回信說：“我沒用過修正液，一定是（）……”紙上被剪了一個洞。
我去找負責這些事情的少校投訴。當然這蠻費時間，但我覺得有義務替天行道，伸張正義。少校跟我解釋，這些人都是職業檢查員，受的訓練都是那一套，他們並不了解我們新辦法的執行方針。
然後，他說：“怎麼啦，你不相信我的誠意嗎？”
我說：“是。你是很有誠意，但你好像沒有什麼權力。”
事實上，他負責這工作已經三四天了。
他說：“你等著瞧！”他拿起電話筒，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了，他們再沒剪我的信。
但是，還有其他的麻煩。例如，有一天我收到妻子的一封信，上面附了一張檢查員的便條，說：“這封信內有些沒有解碼的密件，我們把這部分拿掉。”
當我跑去阿布奎基探望妻子時，她說：“咦，我要的東西呢？”
我說：“什麼東西？”
她說：“氧化鉛、甘油、熱狗、乾淨衣服。”
我說：“慢著——那是張清單？”
她說：“是呀。”
“那就是密碼了，”我說，“他們以為那是密碼！”（她要氧化鉛和甘油的目的，是要調黏合劑來修她的瑪瑙首飾盒。）類似事件一再發生，過了好幾個星期，我們才把問題擺平。有一天我在玩計算機，無意之中發現一些很特別的事。
如果用１除以２４３，你會得到０．００４１１５２２６３３７……這很妙，再算下去，到５５９之後，不規則了，但不久又回复那漂亮的循環。我覺得那很好玩。
於是我把這些數字寫在信裡寄出，它被退回來，上面附了一個便條：參看第１７條款Ｂ部。 １７條款Ｂ部說：“所有信件必須以英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或德文……寫成。使用其他文字必須先取得書面許可。”然後是“不准使用密碼”。
我把信再送出去，附了張紙條給檢查員，說我不覺得這是什麼密碼，因為如果你用１除以２４３，你真的會得到那些數字，這些數字別無意義……它們就等於１／２４３——那並不算什麼情報，因此我要求在信內使用阿拉伯數字。最後這封信順利過關。
信件的往來總是免不了麻煩。比方我妻子就一再提到：
檢查信件讓她感覺不安，總覺得有人在背後監視著她。但按照規例，我們不能提及“檢查信件”這回事。問題是，我們不能提，但他們怎樣告訴她不要提呢？他們只好不斷給我送便條：“你妻子又提到信件檢查了。”當然她提到！最後他們給我一個便條說：“請告訴你妻子，不要在信內提及信件檢查的事。”於是我在給她的信內，開頭便說：“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你不要在信內提及信件檢查的事。”這封信也被退回來了！於是我寫：“我接到指示，要我通知妻子不要提及信件檢查的事。到底我該怎麼辦呢？而且為什麼我要通知她不要提到檢查信件的事？難道你們有什麼隱瞞著我嗎？”
這真是滑稽極了！檢查員必須告訴我：告訴我妻子不要告訴我，她不能……不過他們也早有解答了。他們說，沒錯，他們正是擔心信件從阿布奎基寄來半路上被偷了，有人因此發現了信件檢查的事；因此她得幫個忙，表現得正常點。
到我下一次去阿布奎基時，我跟妻子說：“我們還是不要提信件檢查的事吧。”不過我們實在碰到太多麻煩了，因此最後我們還是設計了一套密碼——儘管這是非法的。如果我在簽名後面加上一點，就表示我惹上麻煩，她便會採取下一步行動，虛構一些故事。她的病讓她整天坐在那裡，也因此想出很多主意來。她玩的最後一個花樣，是剪下一幅廣告寄給我，內容看來完全合法。廣告上說：“給你的男朋友一封'拼圖信'吧！你可以跟我們買切割好的空白拼片，把信寫在上面之後拆開，放在信封內寄給他。”我收到這張廣告，上面附著的便條說：“我們沒空玩遊戲。請指示你妻子使用一般寫信方式。”
我們原本還準備好採用加兩點的密碼，但他們“及時”
改進，我們這個主意使用不著了。我們的主意是，信的開頭寫：“我希望你開信時要小心，因為我將你要用來治胃病的藥粉寄上。”想像中，檢查室的人會急急忙忙地打開信封，粉未灑滿一地，他們會很氣惱，還要把粉清乾淨……但我們不必使用那一招。
與檢查員打過不少交道後，我很清楚什麼信件能通過，什麼過不了關——再沒人比我了解他們了，我還因此跟別人打賭，而贏了點錢呢。
有一天，我發現有些住在營區外圍的工人，早上上班時懶得兜個大圈從圍牆的大門口進來，便取巧地把圍牆的鐵絲網剪開，從那裡出入。於是我從大門走出去，從那個缺口回到營區，再從大門走出去，從缺口走回來；直到守在大門的憲兵開始注意到我，並且很納悶為什麼這個傢伙只走出去，卻不見他從大門走進來？當然，他的直覺反應是報告隊長，把我送進監房。我告訴他，圍牆上有個洞。
你瞧，事實上我經常在幫別人改正錯誤。回到打賭的事情上，我跟別人打賭可以把圍牆上有破洞這件事，寫在信上寄出去，而我也真的贏了。我的寫法是，“你應該來看看他們管理這地方的樣子（這我們可以說），離開某某地方７１英尺的地方有個大洞，洞口有這麼這麼大，人也可以走過去呢……”他們該怎麼辦呢？他們不能對我說那裡沒有洞。那裡有洞是他們倒楣，他們應該做的，是把它修好。因此我的信便順利通過檢查了。
在另一封信中，我談到我的小組中一個叫凱莫尼（JohnKemeny）的小伙子，如何被軍方的笨蛋在半夜裡叫起來審問，只因為他們發現，他父親好像是共產黨或什麼其他小事。凱莫尼今天已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還有很多其他的小事。跟圍牆上的“洞口事件”一樣，我總喜歡用間接的方式指出其中問題。其中之一是，一開始我們就有很多機密信息。我們取得了許多研究成果：關於炸彈的及鈾的都有；所有資料全放在一些木頭檔案櫃內，櫃子只用一般的小掛鎖鎖上，頂多是由技工加造一條橫閂，最後還是只用一個小鎖鎖上。如此連鎖也不必打開，就可以把文件拿出來了！你只要把檔案櫃往後斜放，最下面的抽屜有一根小鐵棒，棒上裝了一塊可以移動的硬隔板——是幫忙固定文件用的；也有一個長長寬寬的洞，一伸手就可以從木櫃下面把文件抽出來。
我經常偷偷把鎖撥開，也告訴他們這是多麼容易的事。
每次開會時，我都會站起來說，我們不應該把這麼重要的機密，放在這麼差勁的櫃子裡，也需要更好的鎖。有一天，泰勒（Edward Teller）在會議中回答我說： “我沒有把最重要的機密文件放在檔案櫃裡，我都把它們放在辦公桌的抽屜裡。那樣是不是比較好？”
我說：“我不知道，我沒看過你的辦公桌抽屜是什麼樣子。”
他坐在會場的前排，我則坐在較後方。於是當會議繼續進行時，我就偷溜出去，跑去看他的抽屜。一看，我就知道連抽屜的鎖都不用打開——你只要把手伸到抽屜背後，就可以把抽屜裡的文件，像抽衛生紙一樣全都拿出來。我拿出來一張、又拿一張，一直把整個抽屜都掏光。我把文件全堆在旁邊，然後跑回會場去。
會議剛好要結束，大家魚貫離開會議室。我擠進人堆裡，追上泰勒，問他：“唉，對了，順便讓我看看你的抽屜吧。”
“好啊。”他說，帶我到他的桌子旁。
我看了它一眼，說：“這看來很保險嘛。讓我們看看你裡面放了些什麼東西？”
“我很樂意讓你看，”他說，一邊用鑰匙把抽屜打開。
“如果，”他說，“你還沒有偷看過的話。”想捉弄像泰勒那麼聰明的人的麻煩是，從他發現有異狀，到他弄清楚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時間之短，讓你還來不及得意一下！
我在羅沙拉摩斯碰過一些很特別、很有趣的問題。其中一個是跟田納西州橡樹嶺（Oak Ridge） 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有關。羅沙拉摩斯是負責製造及裝置原子彈的地方，但橡樹嶺則負責將鈾238及鈾235（會爆炸的那種）分離開來。那時他們才剛開始從實驗中提取出一點點的鈾235，同時加緊摸索和練習相關的化學程序。將來他們會建一座大工廠儲存鈾；此外，他們也會將已提煉過的鈾拿來再提煉，供進一步加工。因此他們一方面練習，一方面從實驗中取得微量的鈾235，學習分析方法，以斷定樣品中鈾235的含量。而雖然我們已經把步驟說明送去，他們仍沒法把握住要領。
最後沙格瑞（Emil Segre）說，唯一辦法是讓他跑去橡樹嶺看看實際狀況。軍方人員說：“不行，我們的政策是羅沙拉摩斯的資料，必須留在羅沙拉摩斯。”
橡樹嶺的人根本不曉得那些東西是做什麼用的，他們只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我的意思是，那裡的高層人士當然知道他們在分離鈾，但他們完全不知道這個炸彈的威力有多大，或者是它的實際運作原理；而底下的人呢，根本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軍方人員也很想維持現狀，因此兩地之間根本沒有信息的流通。可是沙格瑞堅持說，橡樹嶺的人老是沒把分析做對，再這樣下去整個計劃都會泡湯。終於他獲准跑去橡樹嶺，去看看他們的工作情形。在那裡，他看見工作人員用手推車，推著一大桶綠色的水走來走去，那是硝酸鈾溶液。
他問：“呃，這些溶液經過再提煉之後，你們也是這樣推來推去嗎？”
他們說：“當然是這樣搬，為什麼不可以？”
“它不會爆炸嗎？”
“嗯？爆炸？”
於是軍方人員說：“你看！我們不應該讓任何信息洩露出去！現在他們全都不高興了！”
實際的情形是，軍方的確了解造一個原子彈需要多少材料——20公斤左右；不過他們覺得，在廠房內不可能出現這麼多經過提煉的鈾原料，因此絕不會有危險。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在水中中子運行速度較慢，但“效力”更加強大。在水里，只要１／１０——不，１％的原料，就足以引起反應，造成輻射，危害周圍的人。這絕對是很危險的，但他們從來沒有註意過相關的安全問題。
奧本海默迅速以電報給沙格瑞下令：“檢查全廠。按照他們的工作程序，注意材料集中之處。同時我們會計算可以把多少材料放在一起，而不致引起危險。”
兩組人立刻展開計算。克利斯蒂那一組計算水溶液，我的小組則計算材料製成粉末及裝箱後的情形。按照原來的計劃，克利斯蒂會跑到橡樹嶺告訴他們情形如何。現在情勢已十分危急，我們必須派人過去了。我把計算所得的數據全交給克利斯蒂，輕鬆愉快地跟他說：“數據都齊全了，去吧。”但克利斯蒂卻突然得了肺炎。結果變成我去。
我從來沒坐過飛機，另一件新鮮事，是他們把機密藏在一個小東西里綁在我背上！那時候的飛機有點像公車，只不過這站跟下一站離得比較遠而已，偶爾飛機會“停站”
等候。
在等飛機時，有個傢伙站在我旁邊，手裡拿著條鍊子晃來晃去，一邊嘮嘮叨叨：“這些日子，沒有優先權的人大概都拿不到機位。”我忍不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有優先權的人。”
過了一會，他又來了。 “有些將軍要來坐飛機，我們大概會被放到第三順位了。”
“沒關係，”我說，“我是第二順位。”
我經常想，那傢伙後來大概寫信給他的眾議員——如果他本身不是眾議員的話——說：“戰爭期間，他們幹嘛給這個小孩第二順位？”
總之，我安全抵達橡樹嶺。到達的第一件事，我要他們帶我去廠房看看，一路上我默不作聲，拼命地看。我發現情況比沙格瑞所報告的還要嚴重，因為儘管他注意到某個房間內堆了很多箱子，但他沒注意到在隔壁房內——即同一面牆的另一邊——也堆了很多箱子，但這樣一來，箱子還是放得太近，到了某一個量時，便會發生危險。
我仔細檢查了工廠的每個角落。我的記憶力並不算好，但當我全神貫注工作時，我的短暫記憶倒是很好，因此我記下來一大堆古里古怪的東西，例如編號90——207的建築等。
當天晚上，我在寢室裡檢討整件事情，弄清楚哪裡是危險地帶，應該採取什麼補救措施。事實上那並不困難，只要在水溶液中加進鎘，把中子吸收掉便可以了。另一方面，他們也可按照某些規定，讓箱子不要放得太密集，便不會有危險。第二天，我們將舉行一個龐大會議，討論相關事項。
在我離開羅沙拉摩斯之前，奧本海默對我說：“在橡樹嶺那邊，韋伯以及某某、某某都是深切了解技術問題的人。舉行會議之前，你必須確定這些人全部列席，這樣當你告訴他們如何確保安全時，橡樹嶺的人才不會搞錯。”
我說：“假如他們沒有列席呢？我能怎麼辦？”
他說：“那麼你就說：'羅沙拉摩斯無法承擔橡樹嶺的安全問題，除非……！'”
我說：“你的意思是，我這個小人物理查德，跑到那邊說除非……？”
他說：“是的，小理查德，你就那樣做。”我長得真快呢！
到達會場時，沒錯，工廠的大人物和我希望列席的技術人員都在場了，甚至許多將軍以及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人也來了。這是個好現象，因為如果沒人關心這些問題，廠房到最後會爆炸的。
負責照顧我的是一名中尉森瓦特。他告訴我，上校說我不應該告訴大家，中子如何運作等細節——因為他們要把一切分得清清楚楚，以便管理——因此只要指示他們如何確保安全，便夠了。
我說：“我認為，除非他們明白一切如何運作，否則單要他們服從一堆規則，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認為唯一可行的作法，是告訴他們細節。羅沙拉摩斯無法承擔橡樹嶺的安全問題，除非他們充分了解一切如何運作！”
這句話有效極了。中尉把我帶去見上校，重複了我的話。上校說：“給我５分鐘。”然後走到窗口，站在那裡沉思。那是他們最在行的事情了——做決定。我覺得，像原子彈如何運作的資料，應不應該在橡樹嶺內流傳之類的大事，居然要在５分鐘內、而且也能夠在５分鐘內做出決定，實在是非常了不起。我對這些軍方人士佩服萬分，因為不管有多少時間，我還是無法做任何重大決定。 ５分鐘後，他說：“好吧，費曼先生，講吧。”
會議開始，我告訴他們一切關於中子的詳情，這裡有太多中子了，你們必須把東西分隔開，鎘可以吸收中子，慢中子比快中子作用更大……等等。這些在羅沙拉摩斯全都是最基本的常識，但這些人從未聽過；因此在他們心目中，我竟然成了天才！
結果是，他們立刻成立各種小組，進行計算和練習怎麼做。他們重新設計廠房內部，把原來設計廠房的建築師、相關的營造商、工程師以及化學工程師全都找來，一起設計新廠房，把材料分隔開來。
他們要我數月後再跑一趟。因此當工程師完成廠房設計後，我再到橡樹嶺——這次是看看重新設計好的廠房。
可是，工廠還沒蓋呢，我要怎麼個看法？我不知道。在橡樹嶺，無論我走到哪裡，都必須有他們的人陪伴在旁。這次，森瓦特中尉帶我去一個大辦公室，裡面有兩位工程師以及一張很長很長的桌子，上面鋪滿了設計好的廠房藍圖。
我在中學時學過機械繪圖，但看藍圖我並不在行。他們把藍圖攤開來、向我逐步說明，以為我真的是個天才。
事實上，他們需要避免的是材料過量堆積。例如，有蒸發器的地方就會出現問題。蒸發器會積存材料，如果它的閥門卡住了或別的地方出了毛病，材料累積大多，就會爆炸。這兩位工程師向我說明，在新設計裡，任何一個閥門卡住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故，各部分起碼都有兩個閥門。
接著他們說明整個運作原理：四氯化碳從這裡進來，硝酸鈾從這裡流到這裡，往上，往下，沿著管道跑到上面的樓層，咕嚕咕嚕——走過一整疊的藍圖，上——下——上——下；他們說得飛快，解釋的又是十分複雜的化學工廠。
聽得我頭都昏了。更糟的是，我又看不懂藍圖上的符號究竟代表什麼！有個正方形、中央有個小十字的符號，在藍圖上隨處可見，起先我以為它代表了窗口，但它不可能是個窗戶，因為，它都不是位在建築物的邊緣。我很想問他們：這到底是什麼？
你大概也曾陷進過這種沒有適時發問的窘境之中吧！
如果一開始就發問，便什麼問題也沒有了，可是現在他們說的已經多了那麼一點點，我也猶豫太久了。如果你問他們到底在說什麼，他們會說：“為什麼不早問？白白浪費了我這麼多的時間？”
我怎麼辦呢？我靈機一動：也許它真的是個閥門呢。
我指著第３頁藍圖上其中一個神秘的十字符號，說：“如果這個閥門卡住，會發生什麼事情？”心裡預期他們會說：
“這不是閥門，先生，這是個窗口。”
他們之中的一人看著另一人，說：“嗯，如果這個閥門卡住了……”對著藍圖從上看到下，從下看到上，另一個工程師也從上看到下，從後面看到前面；然後他們互相對看，轉過頭來向著我，嘴巴張開，好像兩條驚嚇過度的魚般，說：“你說的完全正確，先生。”
於是他們捲起藍圖離開，我們一起走出房間。一直在旁的森瓦特說：“你真是個天才。上次你在廠房內走一趟，第二天早上隨口提起第90—207號建築的C—21號蒸發器，我就覺得你是個天才了，”他說，“剛剛你的表現是那麼的傑出，我很想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我告訴他，我要做的是弄清楚那是不是閥門。
我曾經著手研究過另一個問題，當時，我們要處理很多計算，而我們使用的是瑪燦特計算機。讓我順便談談那時羅沙拉摩斯的景況：瑪燦特計算機是手搖式的。你用力搖，它就能加減乘除——當然沒有現在的計算機那麼方便。
它們全是機械裝置，經常發生故障，壞了要送回原廠修理；而隔沒多久，所有計算機都在廠裡，我們就無機可用了。
於是我們有些人便開始把機蓋掀開，自己動手修理。按照規定這是不行的，他們說：“自行掀開機蓋者，後果概不負責……”但我們自行把機蓋掀開，而且還學會了怎樣修理這些計算機，修得愈多，手藝愈精。碰到一些太複雜的狀況時，我們才把計算機送回原廠去，一切計算工作才得以繼續進行。最後我發現，所有計算機都是我在修；負責機械修理的那位仁兄，只修打字機。
總之，後來我們覺得最大的問題——準確算出原子彈爆發時究竟會出現什麼狀況，從而知道釋出多少能量等等——所需要的計算工作，遠超過我們的能力。有個名叫弗蘭科（Stanley Frankel）的聰明小伙子想到， 也許可以使用ＩＢＭ計算機來進行這方面的計算。那時ＩＢＭ製造了用在商業上的計算機，像把數字加起來並列出總和的“加數機”，或者是從你插入的資料卡片上，讀出其中兩個數字來相乘的“乘數機”；此外還有“校勘機”和“分類機”等。
弗蘭科想出一套很好的方案：我們可以在同一房間內放很多這類機器，然後讓卡片逐一通過這些機器。今天，任何需要做數字計算的人，都會明白我在說什麼，但在當時這還是很新的想法，還沒幾個人想到用機器做大量計算。
之前我們試過利用加數機做過類似的計算，例如放一堆加數機在那裡，加完一些數字後傳到另一個加數機那裡，進行下一步的計算，所有事情都自己來。
但新方案是首先你走到加數機那裡，再走到乘數機，再用加數機……我們都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方法，於是弗蘭科設計好整套程序，跟ＩＢＭ訂了機器。
這些機器經常需要維修，軍方也會派專人來修理機器。
但他們總是姍姍來遲，而我們永遠是急急忙忙，每件事都十萬火急，這次也不例外。我們已經設計好所有計算程序，乘這數，然後這樣，再減那個數等，也弄清楚需要哪些工具，但我們沒有任何機器來測試這些想法。終於，我們找了一些女孩子來幫忙。我們給她們一人一部瑪燦特計算機：
這個負責乘數，下一個是加數，另一個負責立方——她的工作就是算出卡片上數字的三次方，再交給下一個女孩。
我們把整套程序從頭到尾一遍一遍地演練，直到正確無誤。結果發現，這種分工計算的方法：要比單獨一個人從頭算到尾的方式快了不知多少倍！而我們這套作業方式的速度，等於使用IBM機器的速度了，唯一的分別是，IBM機器不會疲倦，一天能連續三班不停工作，可是我們雇來的女孩沒多久就全累倒了。
總之，我們用這方法把作業系統內的缺點，全糾正過來；最後機器也送到了，但維修工人還是沒有出現。這些機器屬於當時的最新科技，結構十分複雜，體積龐大，是拆開分件裝箱送來的，還附了很多電線和說明如何安裝的藍圖。弗蘭科、我以及另外一個傢伙，一起把它裝起來，其中碰到不少困難，但最大的困難，是那些大人物不停地跑進來說：“你們會把它弄壞！”
我們繼續把機件裝置好，它們有時操作良好，有時候卻因為什麼弄錯了，而出問題。後來當我在弄一部乘數機時，注意到裡面有一個零件彎了，但我不敢把它弄直，因為害怕把它弄斷——而他們一直都在嘮叨，說我們早晚會把什麼東西搞砸。終於，維修工人出現了，立刻把我們沒有弄對的機件一一裝妥，一切就都運作良好。除了那部我一直沒法弄好的乘數機，三天之後，他還在跟那最後一部機器掙扎奮鬥。
我跑去看他，說：“哦，對了，我注意到這裡有點彎曲。”
他說。 “噢，當然，就是它了！”他用力一扭，機器全好了，就那麼簡單。
至於弗蘭科呢，這個“程序”是他發明的，但這時候他卻跟所有後來的電腦使用者一樣，患上了電腦病。這是種很嚴重的病，甚至乾擾到正常工作的進行了。電腦的麻煩，在於你會跟它“玩”。它們是那麼的有趣——所有的按鈕都在你掌握之中，你這樣弄得到某個雙數，那樣弄就是單數。不久之後，只要你夠聰明，能計算的東西便愈來愈多。
可是不久之後，我們的系統也崩潰下來了，因為弗蘭科無法專心工作，更沒用心督導其他人。計算系統運行得很慢很慢，他卻坐在房間內，思索如何能讓列表機自動算出角度的反正切值。好了，列表機開始動作，畫出一行行的線，發出“嗖！嗖！嗖！”的聲音，一邊畫一邊計算積分值，然後把所有角度的反正切值列出來，一次完成。
這絕對是沒用的事情，因為我們早已有反正切函數表了。但如果你用過計算機，你就會充分了解這種病——發現自己有多能幹的喜悅。這是他第一次感染上這種病症，好笑的是，那套系統卻剛好是這個可憐蟲創造出來的！
終於，他們要我停下手邊工作，負起督導IBM小組的責任，我很小心不讓自己染上那種病。雖然９個月以來，他們只解決了３個問題，小組成員的素質卻很高。真正的問題是，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任何事。軍方透過稱為“特遣工程師”的計劃，從全美各地挑出具有工程才能的高中生，送到羅沙拉摩斯來，安排他們住在營房裡，卻什麼也不告訴他們。
這些青年就這樣開始上班了，他們的工作呢，卻是在這些IBM機器的卡片上打洞， 計算一些他們不知所謂何來的數字；因此他們的進度非常慢。當下我建議，這些技術人員必須知道我們究竟在做什麼。於是奧本海默跑去跟安全人員商討，獲得特別許可，我便給他們好好上了一堂課。
他們全都興奮極了：“原來我們在參加作戰！我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現在這些數字對他們都別具意義了。
如果計算出來的壓力值較高，那麼被釋出的能量也相應增加……等。他們充分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了。
他們簡直是脫胎換骨了！大家開始發明新方法把工作做得更好，也改良了整個系統。他們更自動自發，晚上加班，完全不需要任何監督：事實上，現在他們什麼也不需要了，因為他們明白一切，後來還發明了幾套很有用的程序。
這批小伙子真的變得很了不起。而從頭到尾，我要做的只不過是告訴他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結果，雖然前面他們花了9個月，才完成3個問題； 我們後來卻在3個月內解決了9個題目，效率幾乎提升了10倍之多！
不過，我們有很多秘密武器，其中之一是利用不同顏色的卡片。我們的作業方式，是一大疊卡片需要繞場一周。
先加、再乘，就那樣走遍房間內的每一部機器，一圈又一圈地繞，很慢。因此我們想到，將另一組不同顏色的卡片放進計算循環中，但這組卡片跑的比前面一組稍為慢一點。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同時進行兩三項計算。
不過這也帶來了麻煩。舉個例子，戰爭接近尾聲，就在原子彈在阿布奎基正式試爆之前，大家面對的問題是：
究竟爆炸時會釋放出多少能量？不錯，我們計算過各種不同設計所釋出的能量，可是從來沒有就最後採用的那種設計，計算到底會有多少能量釋放出來。克利斯蒂跑來跟我說：“我們要知道這東西會怎樣爆發，希望能在一個月內拿到計算結果。”——確切的時限記不得了，也許是3週，總之是很短的時間。
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
他說：“看，現在你們一個月差不多交出一兩個問題。
那等於說兩三星期便可以解決一個問題啦。 ”
我回答說：“我知道。不過我們實際花在一個題目上的時間，沒有那麼短，只不過我們用平行的運算方式而已。
整個操作過程很費時，我們沒辦法跑得更快了。 ”
他離去後我開始想，到底有沒有辦法加快運算速度呢？
假如我們全力處理一個問題，所有機器不受其他干擾，結果會怎樣？我在黑板上寫“我們做得到嗎？”向這些小孩下挑戰書。他們開始高喊：“可以，我們多輪一班，我們加班工作！”他們不停地叫：“我們要試！我們接受挑戰！”
於是我們約法三章：其他計算一概暫停，我們全力以赴，只處理這個題目。大家立刻開始行動！
那時候，我太太阿琳正患了肺病，病情實在嚴重，看起來隨時會出什麼狀況。因此我預先跟宿舍裡的一個朋友商量好，有急需時便藉用他的車，好能夠迅速趕到阿布奎基去看阿琳。那位朋友名叫福斯，後來發現原來他是一名間諜。他就是用他的車子把羅沙拉摩斯的原子彈機密帶到聖塔菲（Santa Fe）去，但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些事。
緊急情況發生了。我開了福斯的車，路上還載了兩個搭便車的，以防途中車子出了什麼問題，也可有個幫手。
果然，我們才開到聖塔菲時，一個輪胎就破了，他們兩人幫我一起把備胎換上。而當我們要離開聖塔菲時，另一個輪胎也破了，我們只好把車子推到附近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人正在修理另一輛車，看來要等很久才會輪到我們。我根本沒想到要說些什麼，但這兩位乘客跑去跟加油站的人說明了我的狀況。很快地，他就替我換上新輪胎。但我們再沒有備胎了——在戰時，車胎是稀有物資，取得不易。
離阿布奎基還有30英里，第3個輪胎也爆了。我乾脆把車子停在路邊，大家一起攔便車到目的地。我又打電話給修車廠，請他們把車子拖去修理，一方面趕去醫院看阿琳。
在我抵達醫院數小時後，阿琳去世了。護士進病房來填寫死亡證明書，然後離開。我陪著阿琳又過了一會兒，無意中看到我送給她的鬧鐘。那是７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她才剛感染上肺病。在那些日子裡，這種數字鐘算是很精巧的東西，它利用機械原理，能夠顯示數字。由於它結構極為精巧，因此很容易故障，隔不多久我便須動手修理一下；但多年來我還是沒把它丟掉。這次它又停擺了——停在９點２２分上，剛巧是死亡證明書上記下的時間！
記得在麻省理工唸書時，有一天在兄弟會宿舍裡，無緣無故地心電感應，覺得祖母去世了。緊接著電話鈴聲突然響起，不過電話不是打給我的，祖母還健在。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經常惦著也許有一天，別人會告訴我結局相反的故事。我想那也很可能碰巧發生，畢竟那時祖母已經很老了。當然，如果真有那樣的事，很多人會認為是種超自然的現象。
阿琳生病期間，一直把那隻鐘放在床邊，它卻剛好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停頓。我明白，那些對這類事情疑信參半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不會立刻去研究事情的真相；他們會認定沒人碰過那時鐘，事情無法解釋；而鍾確實停了，確實可以算是一件驚人的超自然案例。
不過我注意到房間的燈光很暗，我甚至記得護士曾經拿起鐘來，迎著光以看清楚一點，那很容易就把它弄停了。
我到外面走了一會。也許我在騙自己，但我很驚訝，自己竟然沒有感覺到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應有的感覺。我並不愉快，也沒有覺得特別難受，也許那是因為７年來已有心理準備，這件事早晚會發生。
我不曉得如何面對羅沙拉摩斯的朋友。我不想別人愁眉苦臉地跟我談這件事。回去之後——路上又爆了一個輪胎——他們問我發生了什麼事。
“她過世了。工作進行得怎麼樣？”
他們立刻明白，我不想鎮日沈埋在哀傷裡。很明顯，我對自己做了心理建設：正視現實是那麼重要——我必須慢慢釐清發生在阿琳身上的是怎麼一回事——以致於一直到好幾個月之後才哭出來。那時我在橡樹嶺，剛巧路過一家百貨公司，看到櫥窗內的洋裝，心想阿琳一定會喜歡其中一件，就再也按捺不住了。
等我重新投入計算工作時，發現情況一團糟。那裡有白色的、黃色及藍色的卡片。我說：“你們不是應該只做一個題目嗎？只能做一個題目！”他們說：“出去，出去。
等一下，讓我們說明一切。 ”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卡片通過機器時，它們有時會出錯，又或者數字打錯了。從前碰到這種情況時，我們都得重來一遍。可是他們發現，在某一輪的計算中出的錯誤，只會影響到鄰近的數字，但下一輪計算中它會影響到某些數字，以此類推，例如，你一共要處理50張卡片，第38張發生錯誤，而影響到第37、38及39這3張卡片。到了下一循環，受影響的卡片是第36、37、38、39及40等5張。然後，錯誤就像瘟疫般蔓延開來。
有一次他們發現前面出了錯誤，想到一個辦法，那就是只重新處理在錯誤前後的10張卡片。 10張卡片通過機器所需的時間，要比50張少多了，因此當那有“病”的50張卡片還在跑的同時，他們讓這10張快速通過，然後再把正確的卡片插回去，一切便回復正常了。十分聰明。
他們就用這種方法加快速度。事實上也別無他法了，如果他們碰到錯誤就停下來補救，進度一定落後。當然，你知道就在他們忙得不可開交時，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在藍色的一疊卡片內發現有錯，因此他們加進去一疊黃色的卡片，它們比藍色的一疊運行快多了。而在緊要關頭——弄完這個錯誤他們還要處理白色的卡片——我這當主管的跑進來了。
“不要來煩我們，”他們說，我再也沒去煩他們。一切順利，我們如期繳出答案。
剛開始時，我只是個無名小卒，後來我當了小組長，因此見過一些偉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奮的經驗之一，就是碰到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學家。
當然，其中包括了費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從芝加哥南下；那時我在研究一個題目，也得到了一些結果。可是牽涉到的計算十分複雜困難。通常我是這方面的高手：我總是能預測答案會是什麼，又或者解釋為什麼會得到某些答案。可是這個題目太複雜了，我簡直無法解釋為什麼得到那樣的答案。
我們舉行了會議，告訴費米我的困難，然後開始描述我得到的結果。他說：“等一下，在你告訴我答案之前，讓我先想想。它應該是如此這般（他對了），然後因為這樣跟這樣，答案便變成這樣這樣，最明顯的解釋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課！
還有就是偉大的數學家馮諾曼。我們經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峽谷中，同行的還有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經驗。馮諾曼教會了我一個很有趣的想法：
你不需要為身處的世界負任何責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強烈的“社會不負責任感”，從此成為一個快活逍遙的人。大家聽好了，我的不負責任感全都是由於馮諾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種子而起的！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會過面。那時候，由於受到德國納粹的威脅，他化名為貝克，跟他一起的是兒子吉姆·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他們從丹麥跑來，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學家。對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偉大。
他第一次來時，我們開了一次會。大家都想一睹偉大波耳的風采，因此很多人都來了，我們討論了原子彈的問題，我坐在後面的某個角落。他開過會後又走了，而我從頭到尾都只能在眾多腦袋瓜的縫隙間看到一點點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來開會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個電話。
“餵，費曼嗎？”
“我就是。”
“我是吉姆·貝克。”是他兒子，“我父親和我想跟你談談。”
“跟我談？我是費曼，我只是個……”
“沒錯了。８點鐘可不可以？”
於是，就在早上８點，大家都還沒起床之際，我跑去跟他們會面。我們跑進技術區的一個辦公室，他說：“我們在思索怎樣可以令原子彈威力更大，我們想到這些這些。”
我說：“不，這行不通，這沒有效……嘩啦嘩啦等等。”
他又說：“那麼這跟這呢？”
我說：“聽起來好像比較像樣，但這裡頭包含了這個笨主意呢。”
我們反複檢討很多想法，反复爭論。偉大的波耳不斷點他的煙斗——它卻不斷熄滅。他講的話很難聽得懂——咕噥咕噥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講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後說，一邊又在點煙斗，“我想我們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請進來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來，一起討論。
後來小波耳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上次他們來訪後，老波耳跟他兒子說：“記得坐在後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嗎？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會指出我的荒謬想法。
下次我們要討論什麼時，單找這些只會說'是，波耳博士'
的人是不行的，讓我們先找那個小子談談。 ”
在這方面我總是笨笨的。我總是忘記在跟誰說話，而一味擔心物理上的問題。如果對方的想法差勁，我就告訴他那很差勁。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說很好。就那麼簡單，這就是我的處事方式。我覺得那樣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運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們的計算做完之後，接下來就是試爆了。那時候阿琳剛去世不久，我請了個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嬰兒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飛機回去，抵達營區時，巴士正要離開，於是我直接跟大家到離試爆地點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們有一具無線電，而理論上他們會告訴我們，原子彈將在什麼時候爆炸。可是無線電壞了，因此我們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不過就在試爆前數分鐘，對講機又好了，他們說對我們這些離得較遠的人來說，大約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們每人發了一副墨鏡，以供觀測試爆之用。墨鏡？
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鏡能看到什麼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會傷害眼睛的，唯一能傷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線。我坐在卡車的擋風玻璃後面，覺得這樣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顧安全；因為紫外線是穿不過玻璃的。
時間到了，遠處出現的強大閃光亮得我立刻躲下來，在卡車的地板上看到一團紫色的東西。我對自己說：“不對，這只是眼睛內出現的視覺暫留現象。”再度抬起頭來，看到一道白光轉變成黃光，又再變成橘光，在衝擊波的壓縮及膨脹作用下，雲狀物形成又散去。
最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麼的亮，以致成了橘色，邊緣卻有點黑的，慢慢上升翻騰。突然我明白，這是一大團的煙，充滿了閃光，火焰的熱力則不斷往外冒出。
前後大約過了一分鐘。
這個從極亮變成黑暗的過程，我全都看見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著那鬼東西——後來稱為三一角試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鏡，而在距離６英里處的人根本什麼都沒看，因為他們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著那次試爆的人。
大約一分半鐘以後，突然傳來“砰！”的一聲巨響，緊接著是打雷般的隆隆聲。那聲巨響比什麼都有說服力。
在整個過程中，從頭到尾都沒有人講半句話，大家只默默地觀看，可是這些聲音使所有人都如釋重負——特別是我，因為從遠處傳來的聲音是那麼的厚實，證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問：“那是什麼？”我說：“那就是原子彈了。”
這個人名叫勞倫斯（W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寫文章報導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帶他四周參觀，可是許多東西對他來說都太技術性了。後來史邁斯來訪，我便改當他的嚮導。我們曾經跑進一個房間，裡面有個瘦瘦長長的支架，上面陳列了一個鍍銀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會感覺到一陣暖意，事實上它具有放射性，是個钚球。我們站在房門口聊天，談論這個小球的意義。
這是由人類製造出來的一種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從沒出現過，頂多在地球剛形成時出現過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離出來、具備輻射等特性的钚。這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它可說是個無價之寶。
我們一邊談話時，下意識會做一些動作。當時他無意間輕踢門墊（防止門猛然撞上牆壁的襯墊），我就說：“是呀！這個門墊跟這扇門實在很配。”門墊是個直徑10英寸的黃色金屬半球——事實上，這是純金的。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質上後，有多少會被反射回來。我們測試過許多材料，像白金、鋅、黃銅，也測試過黃金。實驗結束後留下了好些碎金塊，也不知是誰出的聰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個大金球，做為钚球陳列室的門墊！
試爆成功以後，羅沙拉摩斯充滿了興奮的氣氛，到處都有聚會，大家跑來跑去。我還坐在吉普車後座，一邊打鼓。但只有威爾遜獨自坐在那裡悶悶不樂。
我說：“你幹嗎這麼憂鬱？”
他說：“我們造出來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說：“但這都是你開的頭，你還把我們拖下水呢。”
你看，對我來說——對我們來說——開始時，我們都有極充分的理由說服自己參與這工作，然後拼命努力完成使命。這是一種快樂、一種刺激，你會停止思考，明白嗎？
很單純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爾遜在思考整件事情的衝擊。
以後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爾大學教書。
剛開始時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不太能夠理解為什麼會那樣，但當時的感受非常強烈。我坐在紐約一家餐館裡，看著窗外的建築物，就開始想：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炸毀的半徑有多大……從餐館到34街又有多遠？那麼多的建築，全都化為灰燼——不停地想。在路上走著時，看到有人在蓋橋、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