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二章代代相傳

在19世紀，維也納是一個帝國的首都，這個帝國薈萃了眾多的民族和繁富的語言。維也納又是音樂、文學和藝術的著名中心。然而，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在保守的維也納卻受到懷疑。出人意料的是，奧地利竟孕育出一種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科學思想（在生物學中）。 在古老的維也納大學，遺傳學的、因而也是全部現代生命科學的奠基人格里戈?孟德爾（Gregor Mendel）沒有受過多少大學教育。仙是在專制統治與思想自由進行激烈鬥爭的歷史時刻來到維也納的。 1848年，在他來到維也納之前不久，遠在倫敦的兩位年輕人用德文發表了一篇宣言，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便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當然，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並沒有在《共產黨宣言》中引起歐洲革命；但是，他們聲援了這些革命運動。這是一個起義的呼聲。人們對波旁家族（theBourbons）、哈布斯堡家族（the Habsburgs）以及歐洲各國政府的怨恨情緒猛然高漲。

1848年2月，巴黎發生騷亂。維也納和柏林隨之而起。 1848年3月，在維也納大學廣場上，學生抗議警方，並與之展開戰鬥。奧地利帝國與其它國家一樣，大為驚恐。梅特涅（Metternich）辭去職務，逃往倫敦。接著奧地利皇帝遜位。 皇帝們紛紛逃離，但帝國依然存在。奧地利帝國新任皇帝是一位18歲的年輕人，弗蘭茨?約瑟夫（Franz Josef），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才作為中世紀式的獨裁者隨著帝國的瓦解而下台。我至今仍記得當我還是小孩時的弗蘭茨?約瑟夫，與哈布斯堡家族其他成員一樣，他也有長長的下唇和凸起的嘴巴，正如委拉士貴支（Velazguez）所描繪的西班牙國王們的那副尊容一樣，而現在這被認為是一個突出的遺傳特徵。

當弗蘭茨.約瑟夫登上王位，那些愛國者的呼聲便沉寂下來了；在這位年輕皇帝統治之下，舉國緘口，萬馬齊喑。這時，格里戈?孟德爾來到維也納大學，使人類上升的歷程開始悄然無聲地向一個新的方向邁進。盂德爾出生時本名叫約翰，是一位農夫之子，後來因貧困失學，沮喪之餘，取名“格里戈”，成為一名修道士。不過，在他的整個一生中，盂德爾始終像一個農夫後代那樣從事他的研究工作，他既不像與他同時代的英國教授，也不是那種紳士派頭的博物學家，他是一個所謂後院菜園中的博物學家。 孟德爾成為一名修道士，是為了接受某種教育，他的修道院長送他進入維也納大學，以取得一份教師的正式文憑。但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並不聰明的學生。主考人寫道：“他缺乏洞察力和對知識的清晰頭腦”，沒有讓他及格。這個農夫的兒子既已成為修道士，這時除了回到摩拉維亞（Moravia）的布爾諾（Brno）修道院隱姓埋名之外，就別無其它選擇了。摩拉維亞現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

1853年，當孟德爾從維也納失敗而歸時，他已年屆31歲。他當初是由布爾諾的“聖托馬斯奧古斯丁會（the Angustinian Order of St Thomas）派出的，這是一個教育團體。奧地利政府企圖讓修道士去教育那些聰明的農家子弟。他們的圖書館與其說是屬於修道院的，倒不如說是屬於一個教育團體的。而孟德爾已喪失了擔任教師的資格。他不得不作出抉擇：是作為一個失敗的教師度過餘生呢，還是改弦更張？他決定，還是做那個在農莊里被人們叫作漢斯（Hansl）的孩子、那個來自農莊的約翰，而不做修道士格里戈。他回想起他在農莊學到的、使他一直著迷的東西：植物。 在維也納，孟德爾曾見過一位優秀的生物學家弗蘭茨?翁格爾（Franz Unger），深受其影響。翁格爾持有一種具體而又實際的關於遺傳的觀點：既無所謂精神的核心，也無所謂生機力，唯一重要的是堅持真正的事實。孟德爾決定，在修道院里為生物學實驗貢獻畢生精力。我認為，這是一個大膽的、默不作聲的秘密舉動，因為當地的主教不允許教土傳授生物學。

大約在1856年，即從維也納回來二三年後，孟德爾開始了正式的實驗。在他的論文中，他說自己工作了8個寒暑。他精心挑中的植物是菜豌豆。他選出7種特徵進行比較：種子的形狀、色澤等等，根據高莖和矮莖的對比情況列出一覽表。在這裡，最後一個特徵也正是我想著重加以敘述的特徵：高與矮的對應問題。 人們現在所做的實驗同孟德爾的實驗完全一樣。人們選擇親本植物，從培育高矮雜交品種開始這種實驗，正如孟德爾所詳細說明的：在進行關於這一特徵的實驗時，為了明顯準確地表明區別，我總是用6至7英尺長的高莖品種與3／4或1／2英尺長的矮莖品種雜交。 為了排除矮莖品種自身授粉的可能住，人們將其去雄，然後用高莖品種進行人工授粉。

受精的過程按常規進行．花粉管伸向胚珠花粉細胞（相當於動物的精子）進入花粉管，直達胚珠，就像在其它任何品種的豌豆的受精過程的情形一樣。這株豌豆結出了豆莢，當然，這些豆莢還沒有顯示其獨特性狀。 然後，再把這些豆莢中的豌豆種下地。起初，它的發育與其它品種的豌豆尚無從區別。 然而，雖然它們僅是雜交的第一代，但在它們的外形完全長成後，對當時以及後來很長時間內植物學家們堅持的傳統遺傳觀點，都將是一次檢驗。傳統的觀點是：雜交品種的性狀介乎於它的父母本性狀之間。孟德爾的看法卻與此大相異趣，他甚至已經構想了一個理論去解釋這個問題。 孟德爾猜想，一個簡單的性狀是由兩個粒子（我們今天稱之為基因）控制的。父本和母本各自提供一個粒子。如果說這兩個微粒或遺傳基因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一個是顯性的，而另一個則是隱性的。為了確定這是否真實，高莖和矮莖豌豆的雜交還只是第一步。雜交的第一代成熟後，全都是高莖。按現代遺傳學的說法，就是高莖性狀抑制了矮莖性狀。雜交種的高度是其父母本高度的平均數的說法並不確切；它們全是高莖。

接下來是第二步：我們像孟德爾那樣培育雜交第二代。這次用雜交種的花粉進行授粉。 我們讓豌豆結出果實，播種豆粒，於是長出第二代植株。這還不是全部情況，因為過程與從前不同；現在長出的大部分是高莖植株，也有不容忽視的小部分矮莖植株。根據孟德爾對遺傳特性的推測，總數中究竟有多少矮莖植株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如果他的推測是正確的，那麼在第一代中每一株雜交種都帶有一個顯性基因和一個隱性基因。在第一代雜交種中，每四株一組進行雜交，兩個隱性基因就會結合起來，在這四株中產生出一株矮莖植株。依此，在第二代的每四株中就會產生一株矮莖、三株高莖。這就是著名的1／4或1：3比率，每個人都會由此聯想到孟德爾的名字。正如孟德爾所說：在1064株標本中，有787株為高莖，277株為矮莖。

彼此的比率為2．84：1。 ……把全部實驗的結果總括起來，就可以看出，顯性和隱性數量的平均比率是2．98：1或3:1現在很清楚，雜交種具有這樣或那樣的兩個彼此相異的性狀，有一半發育成為原來的雜交種，同時。另外一半在相等數量上或保持不變，或接受顯性或隱性性狀。 1866年，孟德爾在《布爾諾自然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Brno NaturalHistory Society）上發表了他的實驗結果，但很快就被人們置之腦後。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甚至沒有人理解他的工作。甚至在盂德爾寫信告訴卡爾?內格里（Karl Nageli）——這個領域中傑出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物時，後者對他談及的問題竟無動於衷，不知所云。當然，如果孟德爾是一個職業科學家，他就會設法讓人們了解他的實驗結果的，至少可以在法國或英國植物學家和生物學家閱讀的發行更廣的雜誌上發表這篇論文。他確實也把論文的重印本寄到國外科學家手中，但這對於在默默無聞的雜誌上發表的默默無聞的文章來說，是完全無濟幹事的。 1868年，他的論文發表兩年之後，出乎孟德爾的意料，他被選為所在修道院院長。在他的餘生中，他以令人欽佩的熱情履行他的職責，津津樂道於宗教禮儀的繁文褥節。

孟德爾告訴內格里，他希望繼續進行選種實驗。但這時他能夠繁育的生物只有一種，就是蜜蜂。將實驗從植物推進到動物，是他的夙願。當然，對盂德爾來說，他在智力上福份不淺，在實踐中又時運不濟，二者每每交織在一起。他培育出了生產優質蜂蜜的雜交蜂品種，但這種蜂十分兇猛，周圍幾里的人無不被其蟄傷。最後不得不把它們全部消滅。 看來，修道院的稅收比宗教領導職務更使孟德爾窮於應付。有跡象表明，他被皇帝的秘密警察視為不可靠的人。在這位院長大人頭腦中，有著深沉的不願公開的思想意識。 孟德爾的個性之謎是智力方面的。沒有人能夠構想出這種實驗，除非他們對將要得出的答案已是成竹在胸。這是一種奇特的情形，我將不憚辭費，向諸位介紹一下。

首先，從實踐上看。孟德爾選擇了豌豆品種之間的7個不同特性來進行實驗，諸如高莖與矮莖相對，等等。的確，豌豆有7對染色體，因此人們可以沿著這7條染色體分佈的基因的7種不同性狀進行實驗。但這又是人們可能選擇的最大數目。人們不能就8種不同性狀進行實驗，除非使其中兩個基因分佈於同一條染色體，並且至少部分相連。當時沒有人想到過基因，也未曾有人聽說過“連鎖”（linkage）。在孟德爾著手撰寫他的論文時，還沒有入聽說過染色體。 可以肯定，一個人可能命中註定擔任修道院院長，也可能被上帝選中，但卻不可能享有孟德爾那樣的機遇，在正式的研究工作之前，為了梳理出、並使自己確信可能導致成功的7個不同住狀，孟德爾必定經過大量的觀察和實驗。那麼，就讓我們看一看那由卓越的論文和研究成果襯映的、不露聲色的孟德爾外表下面巨大的思想浮冰吧。你現在看見它了;你在他的手稿的每一頁上都看見它的——代數符號、統計數據、清晰的圖示；這一切就是現代遺傳學，從根本上說正如今天人們所研究的一樣，儘管那是100多年前一位無名之輩作出的成果。

這一切全是由這樣一位不知名的人做出來的，他有一種極為重要的靈感：不同性狀以“全或無”的或然方式相互分離。而且，早在生物學家們公認雜交只能產生出介於父本和母本兩種住狀之間的某種東西的那個時代，孟德爾就已經形成這種思想了。我們很難設想，一種隱性特徵從不出現，我們只能推測，每當人們在觀察到這一點時，總是置於不顧，因為他們堅信，遺傳性狀必定是按平均比例出現的。 孟德爾是在什麼地方得到這種或然的遺傳模式的呢？我想我是知道的，但我當然看不到他的思想活動。不過確實存在一個模式（自渾沌初開以來它就存在了），這個模式如此顯而易見，以致於沒有一個科學家想到過它：而小孩或僧侶，倒是很可能想到過的。這個模式就是性。千百萬年來，各種動物都在交配，而同種的雄性和雌性卻沒有生出性的怪物或兩性物：它們不是生雄就是生雌。男人和女人同床共枕至少有100萬年之久了；那麼，他們產生出什麼樣的後代呢？ ——不是男，就是女。這樣一種簡單而有說服力的傳遞物種差異的全或無的模式，想必在盂德爾的頭腦裡早已存在了，以致幹對他來說，這些實驗和這種思想雖然全屬臆想，但從一開始就頗為得心應手。 我想，那些僧侶是知道這件事的。我認為，他們不喜歡孟德爾所干的事情。我想，對這種豌豆育種實驗持異議的主教大人也不喜歡這件事。他們十分討厭孟德爾對新的生物學——例如，孟德爾曾經讀過達爾文的著作，而且印象深刻——的興趣。當然，經常被他安排在修道院棲身的那些捷克革命同胞熱誠地支持他堅持到底。當他於1884年去世時，年近62歲，偉大的捷克作曲家列奧日?雅那切克（Leos Janacek）在他的葬禮上演奏了管風琴。而修道士選出的新任院長卻燒毀了孟德爾留在修道院裡的全部手稿。 孟德爾的偉大實驗被遺忘了30多年，直到1900年才被幾位科學家分別找到重見天日。 因此，孟德爾的發現實際上屬於20世紀，而遺傳學研究從此很快花繁果碩，成就斐然。 讓我們從渾沌初開之時談起。地球上的生命已經延續了30億年，或者還要長久。有2/3的時間，有機體是通過細胞分裂而自我再生的。作為一條規律，細胞分裂產生同一種後代，很少由於突變而產生新的種類。因此，亙古以來，進化一度十分緩慢。現在看來，最早開始有性繁殖的有機體與綠色的水藻有關。那是在不到10億年前的事。有性繁殖首先開始於植物，然後是動物。從這時起，有性繁殖的成功使它成為生物生生不息的規範。例如，如果某兩個物種的成員不能交相繁育，我們就可以斷定這是兩個相異的物種。 性產生了多樣性，而多樣性又是生物進化的推進器。進化過程中的這種加速作用，造成了現今令人眼花鐐亂的紛繁複雜的生物的形態、色彩和行為。我們還必須看到，這種加速作用導致了物種的各別差異的激增。兩性的出現才使萬物創始成為可能。確實，性在整個生物界的廣泛存在本身就證明，物種通過選擇而適應了一種新的環境。因為，假如一個物種的成員能夠繼承單獨的個體賴以自我適應的獲得性遺傳變化，性就不是必要的了。在18世紀末，拉馬克（Lamarck）提出了那種天真的單生遺傳方式，但是，假如這種方式真的存在，它就會通過細胞分裂更好地傳遞下去。 “二”是一個具有魔力的數字。這就是為什麼在不同的物種中，性選擇和求偶現像是如此高度發展，其表現形式有如孔雀羽毛，五彩繽紛，引人入勝。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動物的性行為與它們的生存環境如此絲絲入扣、相得益彰的原因。如果格魯尼昂銀魚不經過自然選擇，就能夠使自己適應生存環境，那麼，它就不必費勁在月圓時分游到加利福尼亞海灘上去交配孵卵了。對於它們，對於所有適應性變化的迷途者來說，性或許是不必要的。然而，性本身就是一種生物中“最適應者”（the fittest）的自然選擇模式。牡鹿並不搏鬥撕殺至死，因為它們僅僅是要確立雄性選擇雌性的權利。 正如孟德爾所猜想的，基因的成雙配對,產生出物種群體和個體的無窮無盡的不同色彩、形狀和行為。從結構上看，基因分佈在染色體上，僅僅在細胞分裂時才顯現出來。但問題不在於基因是怎樣編排的；人們今天所關注的問題是：它們是怎樣行動的？基因由核酸構成，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1953年，人們發現了遺傳信息是怎樣代代相傳的，這是20世紀科學的一個傳奇故事。 我想，那戲劇性的時刻是1951年秋，那時詹姆斯?華特生（James Watson）還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他來到劍橋，與35歲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協力合作，試圖解釋脫氧核糖核酸（縮寫為DNA）的結構。 DNA是一種核酸，就是說，是處於細胞核心的酸。在先前的10年中，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核酸攜帶遺傳的化學信息，代代相傳。在劍橋大學和遙遠的加利福尼亞的實驗室裡，探索者們面臨著兩個問題。 DNA的化學性質是什麼？ DNA的結構形式又是怎樣的？ DNA的化學性質是什麼？這就是說，是什麼構成了DNA的各部分？是什麼飄移不定，使DNA的形式各有不同？當時人們對此已經很清楚了。顯然，DNA是由糖和磷酸（由於結構上的原因，它們應該確實存在其中），以及四種獨特的分子或鹼基組成。其中胸腺嘧啶（thymine）和胞嘧啶（cytosins）是兩個很小的分子，在它們各自內部，碳原子、氮原子、氫原子和氧原子成六邊形排列。其中鳥膘呤（guanine）和腺嘌呤（adenine）兩個分子較大，在它們內部，原子排成一個六邊形和一個五邊形，二者聯結在一起。在結構研究中，通常只用一個六邊形來代表各個較小的鹼基，用大的圖形，代表較大的鹼基，注意它們的形狀，勝過注意單個的原子。 DNA的結構形式又是怎樣的呢？也就是說使DNA能夠表達許多不同遺傳信息的這些鹼基是怎樣排列組合的？一座建築並不是石頭的堆砌，DNA分子也不是鹼基的堆砌。是什麼造成了DNA的結構及其功能呢？那時，人們對這一點也已很清楚了。 DNA分子是一條長鏈，是相當穩定的某種晶狀有機體。看起來很可能呈螺旋形，其有多少條螺旋鏈條並列？是一條、二條、三條，還是四條？關於這個問題，主要有兩大意見分歧的陣營，一派主張雙螺旋鏈條的觀點，另一派主張三螺旋鏈條的觀點。 1952年底，結構化學的偉大天才林尼斯?鮑林（Linus Pauling）在加利福尼亞提出一種三螺旋模型。他認為糖和磷酸的主幹向螺旋的中心聚集，而鹼基則向四面八方伸展。 1953年2月，鮑林的論文送到劍橋，在克里克和華特生看來，他們的實驗顯然一開始就出了毛病。 或許僅僅是尋找安慰，或許是自負任性，詹姆斯?華特生當即決定，他應該探尋雙螺旋模型。在訪問了倫敦之後，我騎自行車返回學院。從後門翻進院內，這時我已經決定建立雙螺旋模型。弗朗西斯也一定會同意。儘管他是一位物理學家，他也知道重要的生物是成雙成對出現的。不僅如此，他和克里克進而開始尋找一種主幹向邊緣延伸的結構。這種結構就像一架螺旋形梯子，糖和磷酸猶如梯子的兩道扶手，支撐兩側。嘗試用剖開的DNA外形，以觀察那些鹼基是怎樣像梯級似的安排在模型中的，使他們絞盡腦汁，煞費苦心。在一個輕率的錯誤之後，問題突然變得不言自明了。 我抬起頭來，看的不是弗朗西斯，而開始顛來倒去轉換有可能成對匹配的各種鹼基。突然，我意識到，由兩個氫鍵聚合的腺嘌呤-胸腺嘧啶對子與鳥瞟吟-胞嘧啶對子在形狀上是一樣的。 當然：在每一級上，都必定有一個小的鹼和一個大的鹼。但不僅是有大的鹼。胸腺嘧啶必須與腺嘌呤配伍。如果有胞嘧啶，就必須與鳥膘呤成對。鹼基成對配合，相互決定。 DNA分子模型是一個螺旋形梯子。它是右旋螺旋形梯，每個梯級大小相等，梯級間距離相同，並且以同樣的角度彎曲——每兩級梯級角度為36度。而且，如果胞嘧啶位於一個梯級的這一端，鳥嘌呤就在另一端；別的鹼配對也是這樣。這就是說，螺旋的每一半都攜帶著完整的遺傳信息，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另外一半是多餘的。 讓我們用一台電子計算機來建立這種分子模型。在顯示的圖像上，這就是一對鹼；連接兩端的虛線則是聚合這兩個鹼的氫鍵。 我們將把它豎立起來，並用這種方式迭加累積。現在，我們將在電子計算機圖像的左下端把這種鹼迭加起來，這樣，我們將建立DNA的整個分子結構，而且的的確確是一級一級地建立起來的。 現在是第二對鹼；它可能與第一對同樣，也可能是另外一類，無論如何，它應該轉向。 我們把它迭加在第一對上面，並轉動36度。然後是第三對鹼，我們照此辦理，並依次類推。 這些梯級就是一種密碼，它將一步一步地闡明細胞怎樣製造生命必需的各種蛋白質。可以看出，基因正在我們眼前形成，糖和磷酸的兩道扶手緊緊抓住螺旋梯的兩側。這種螺旋形的DNA分子結構就是一個基因，一個行動中的基因，這些梯級就是它行動的步驟。 1953年4月2日，詹姆斯?華特生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寄給《自然》（Nature）雜誌一篇論文，闡明了他們為之工作了1年半的這種DNA結構。按照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和加利福尼亞的索爾克研究所工作的賈奎斯?莫諾（Jacques Monod）的說法：DNA是生物中恆處常在的基本因素。這就是為什麼孟德爾對基因是遺傳性狀的永恆載體的定義，愛威瑞（Avery）所作的化學鑑定（為赫希（Hershey）所證實），以及華特生和克里克所闡明的原狀複製功能的結構基礎，無疑構成了在生物學領域作出的最重要的發現的原因。當然，還應該加上自然選擇理論，其確定性和全部意義只是由於有了這些發現才得以證實。 這種DNA結構模型顯然有助於解釋甚至在性出現以前對生命至關重要的複製過程。當一個細胞分裂時，這個雙螺旋鏈就分離開來。每一個鹼緊連著它所屬配對的另一個成員。這就是在雙螺旋鏈中有一個多餘的部分的原因：因為每一半螺旋都攜帶著完整的信息或指令，當一個細胞分裂時，一個同樣的基因就被複製出來。在這裡，這個具有魔力的數字“二”就成為細胞分裂時傳遞其生命同一性的手段。 DNA螺旋不是一座紀念碑。它是一個指令，是一種活生生的運動著的物質，它說明了細胞怎樣一步一步地實現生命過程。生命遵循某種時間表，而DNA螺旋的梯級則將這一時間表按照必須經過的程序編譯成密碼，並發出信號。細胞的機制一個接一個地順序判讀這些梯級的密碼。連續的三個梯級就充當了指示細胞製造一種氨基酸的一個信號。當所有的氨基酸先後形成以後，它們就在細胞中排列起來，組合成為蛋白質。而這些蛋白質就是細胞中生命的動因和構成單元。 只是除了精子和卵細胞之外，生物體內每一個細胞都具有創造整個生物的全部潛在能力。精子和卵細胞是不完整的，它們本質上各是半個細胞：它們各自攜帶著基因總數的一半。當卵子受精時，正如孟德爾預料的，這些基因成雙成對地聚集起來，而全部指令又重新組合了。於是，這個受精卵就成了一個完整的細胞，而且成為生物體內每一個細胞的典範。 因為每一個細胞都是由於受精卵的分裂而形成的，它們在遺傳特性上與它別無二致。正如一個小雞的胚胎，這個動物整個一生中都保持著受精卵所遺傳下來的東西。 在這個胚胎髮育生長時，它的細胞也在發生不同變化。沿著原條（primitivestreak），神經系統開始出現，在原條兩側的細胞將形成脊柱。細胞特化了：分為神經細胞、肌肉細胞、結締組織（韌帶和腱）細胞、血細胞和血管。細胞的特化是因為它們接受了DNA製造各種蛋白質的指令，而這些蛋白質分別適應於特定的細胞而不是一切細胞的功能。 DNA就是這樣起作用的。 嬰兒從呱呱墜地開始就是一個個體。他從父母雙親那裡得來的基因配對的結果生動豐富，變化多端。孩子從父母那裡繼承天資，而偶然性已使這些天資以一種新的、創造性的方式編排起來。孩子並不是他的繼承性的囚犯，作為一個新的創造物，他自有其繼承性，而他未來的行動將表明這一點。 這個孩子是一個個體。但蜜蜂卻不是，因為一隻雄蜂只是一連串的同一複製品之一。在任何蜂群中，蜂王都是唯一能生育的雌性。當它在半空中與一隻雄蜂交配時，它不停地吸取雄蜂的精子，直到雄蜂死去。如果蜂王將精子合著卵子一道產出，它就生出一隻雌性的工蜂。而如果它產下卵子而沒有精子，生出來的就是一隻雄蜂，而這是一種單性繁殖。蜂群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樂園，永恆的忠誠，永恆的穩定，因此它使自己免於變異的冒險，而正是變異推動著、改變著較高級的動物和人類。 通過無性繁殖，在較高級的動物中，甚至在人類中，有可能創造一個如蜂群那樣刻板而僵硬的世界：這就是說，從單親細胞中培養出無性系的同類動物，讓我們從一種兩棲動物——美西螈——（theaxolotl)——的混合種群談起。假設我們選定一種類型，即其中有斑點的那一種。先從有斑點的雌性螈身上取出一些卵子，培養成天生帶有斑點的胚胎，然後從胚胎中取出一定數量的細胞。從胚胎的任何部分，我們都可以得到遺傳住狀相同的細胞，而每一個細胞都可以長成一個完整的動物——我們的實驗程序將證明這一點。 我們將要從各個細胞中培養出同一種動物。我們需要一個載體，在其中培養這些細胞，任何一種美西螈都可以成為這種載體——它可能是白色的。我們從載體體內取出未受精的卵，破壞每個卵中的細胞核。然後，我們將一個帶斑點的無性系親本的同質細胞植入其中。 這些卵就會長成帶斑點的美西螈。 以這種方法製成的無性系同質卵同時生長起來。每一個卵同時分裂——一次，二次，不斷分裂下去。這一切都很正常，就像任何一種卵一樣。在下一個階段，單個細胞的分裂再也看不見了。每一個卵都已變成一種網球狀物，而且開始從裡向外翻轉——或者更確切他說，從外向裡翻轉。所有的卵仍步調一致。每一個卵反複分裂，最後構成一條美西螈，也總是步調一致：這是一個組織嚴密的世界，其中每一個單位都在同一時刻一致服從每一個命令，除非某一個已彼剝奪了這種能力而落後於其它單位。最後，我們得到了無性系的美西螈個體，它們每一個都是與親本一模一樣的複製品，每一個都像雄蜂一樣，是單性繁殖產生的。 我們是否也應該製作無性系的人類呢？ ——製成美麗母親和聰明父親的複製品。當然不。我認為，多樣性是生命之所繫，而且，我們決不能為了任何偶然激發我們的想像——即使是我們的遺傳學想像——的形式而拋棄這一點。無性係是一種生命形式的凝固化，而且與創造——首先是人的創造——的整個趨勢背道而馳。進化基於變異，並且造成多樣性，而且，在所有動物中，人最富於創造性，因為他具有、並且表現出最大量的差異。每一種使人整齊劃一的企圖，生物學上的、感情上的或理智上的企圖，都是對生物演化進程的一種背叛，而人類已成為進化的頂峰。 但是，奇怪的是，人類文化中創造的神話似乎渴望回到某種古老的無性繁殖中。在關於萬物起源的古老故事中，有一種奇特的性抑制。夏娃（Eve）就是從亞當（Adam）的脅骨無性而生，這表現出一種對單性繁殖的偏好。 幸而人類並沒有凝固化為一模一樣的複製品。在所有人種中，性已高度發展。女性總是善於接受，她們有著永恆的生命源泉，她們積極參與人類的性選擇。夏娃的蘋果（Eve'sapple）使人類得以繁衍；或者，至少使這個故事成為永世不衰的既定看法。 顯然，就人類而言，性具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性質。性具有一種生物學上的特殊性質。關於這一點，讓我們採用一個簡單而又實事求是的判斷標準：人類是唯一的、其女性的性慾亢進的物種。這很有些不同尋常，但確乎如此，這一事實表明，一般來說，男人和女人的差別要比其它物種小得多（在生物學意義上和性行為方面）。說起來似平有些奇怪。但是，在大猩猩和黑猩猩的雄性和雌性之間，卻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這也是顯而易見的。按照生物學的說法，在人類中間，二態現象（dimorphism）微不足道。 關於生物學就談到這裡。但是，在生物學與文化之間的交界線上，有一個切實表明性行為中的對稱性的平均點，我認為，是十分突出的。這一點十分明顯。人類是唯一面對面交配的物種，在所有文化形態中普遍如此，在我看來，這是在人類進化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的一般均等性的表現，可以追溯到“南方古猿”和第一位工具製造者的時代。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在這裡，我們需要作一些解釋。我們不得不解釋100萬年，300萬年，甚至可以說500萬年以來人類進化的速度。那真是太快了。自然選擇並沒有這麼快地對一般動物物種起作用。我們人類一定是採用了某種我們自已的選擇方式，我們顯然選擇了性選擇的方式。已經有證據表明，女人一般總願嫁給與自己智力相近的男人，而男人則娶與自己智力相近的女人為妻。而且，如果這種偏好真的可以追溯到上百萬年以前的話，那麼，這就意味著，對兩性雙方來說，對技藝才幹的選擇一直是十分重要的。 我相信，一旦人類的先行者用雙手製造工具而開始變得靈巧，用大腦構思這些工具而開始變得聰明，這些靈巧而聰明的人就享有一種選擇的優勢。他們能夠比其他人佔有更多的配偶，生育和撫養更多的後代。如果我的這個推測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解釋那些手指靈巧、才思敏捷的人是怎樣主宰著人類的生物進化，並且如此迅速地推動著這種進化的。這也表明，即使是在人類的生物進化中，人類仍然受到一種文化才能的激勵和促進，這就是製造工具和製定社會計劃的能力。我想，在所有文化形態——而僅僅是人類文化形態——中，家族和社會對於安排所謂“天作之合”的關注，仍然是上述選擇的一種表現。 然而，假如這是唯一的選擇因素，那麼，我們之間就應該比今天育更多的相似之處。是什麼使人與人之間始終保持著差異呢？這是一個文化的原因。在每一種文化形態中，都有一些有助於產生差異性的特殊保證。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亂倫的普遍禁止（這僅僅對平民百姓而言——對皇族是不適用的）。對亂倫的禁令僅有一個用意，就是防止年長的男性控制一群女性，如同類人猿那樣。 我認為，男性和女性選擇配偶的這種先入之見，是人類賴以進化至今的主要選擇性約束力的不斷仿效與重複。人類所有的恩愛溫情，所有的婚姻的躊躇延宕，所有的準備和嘗試，都是人們對於配偶的潛在品性的高度重視的某種表現。貫穿所有文化形態的普遍性並不多見，這是耐人尋味的。我們人類是一種文化的物種，而且我相信，我們對於性選擇的獨特關注促成了這一點。 世界上絕大部分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都被青年男女交往相會的題材所佔據。人們傾向於把這種情形看作是一種無須解釋的關於性的見解。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恰恰相反，這說明了一個更為深刻的事實，即人們並非總是關心選擇什麼人同床共枕，卻關心選擇什麼人為他們生兒育女。性，作為一種生物的官能，可以說始於綠色的海藻。但是，在人類上升的歷程中，作為人類文化進化的基本官能，它又是人類自己創造的。 精神之愛與肉體之愛不可分割。約翰?堂思（John Dolnne）曾寫過一首詩，題為《驚喜》（The Extasie），全詩近80行，現摘引8行如下：我們整天一動不動，我們整天沉默不言。 哦，我們為何克制自己的肉體。 時間是那樣漫長，那樣的久遠？ 我們傾吐著愛的衷腸，驚喜的情感使我們不再惆悵。 愛的神秘在靈魂中萌發生長，但只有肉體才切實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