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章知識或確定性

物理科學的目的之一，是精確地描繪物質世界。而20世紀物理學的成就之一，卻在於證明了這一目的是不可企及的。 讓我們以人的面孔作為一個恰當的例子。我聽到一位瞎眼的婦女用手指撫摸著她第一次接觸到的一個男人的臉，脫口而出：“應該說他已上了年紀。顯然，他不是一個英國人，他的臉比大部分英國人更圓。他即使不是東方大陸（Eastern-continental）人，也應該是歐洲大陸人。他臉上的皺紋，很可能是痛苦的皺紋。最初我還以為是些傷痕。這不是一張幸福的臉。” 這是斯蒂芬?波格拉傑維茲（Stephan Borgrajewicz）的面容。他和筆者一樣，出生於波蘭。在波蘭藝術家菲利克斯?托波爾斯基（Feliks Topolski）看來，他就是圖上描繪的那個樣子。我們認為。這幅圖畫與他本人的面貌並不十分吻合，但卻很好地揭示了這個人的面部特徵;這位藝術家似乎是靠筆觸在描繪細節；每一根線條都增強了畫面的藝術效果，但又決不是最後的完成。我們把這看作是藝術家的表現手法。

但是，物理學迄今為止所作的一切表明這是尋求知識的唯一方法。其實並沒有絕對的知識。那些宣稱有所謂絕對知識的人們，無論他們是科學家或教條主義者，都只不過是打開了通向悲劇之門而已。所有信息都是不完備的。我們不能不謙虛從事。這就是人類的狀況，這也正是量子物理學的涵義。我是說它的字面上的涵義。 讓我們通過電磁波光譜來察看這張臉。我要提出的問題是：借助世界上最好的儀器，甚至，如果可能的話，借助世界上最完美的議器，我們能看到的細部究竟有多精細、多準確呢？ 觀察事物的細部或細節並不是非用可見光不可。詹姆斯.克列克?麥克斯韋爾（JamesClerk Maxwell）於1867年指出，光是一種電磁波，他所建立的那些方程式，意味著還有一些別的波存在。從紅色到紫色的可見光僅僅是不可見的輻射範圍內的一個頻帶而已。光線有一套完整的信息排列，從波長最長的無線電波（低頻）到最短的X射線以及其它射線（甚高頻）。我們將這些光線輪流照射在這張人面上。 。

波長最長的不可見波是無線電波。幾乎早在100年前即1888年，亨利希?赫茲（Heinrich Hertz）就證明了它的存在，從而證實了麥克斯韋爾的電磁理論。正因為它的波長最長，它也是最粗糙的射線，用一種工作波長為幾米的雷達掃描器來觀察，你根本就看不見這張臉，除非把這張臉放大好幾公尺，猶如一尊墨西哥的石雕頭像一樣。只有當我們縮短波長時，這尊巨大的頭像的細節才會呈現出來：當波長不到一米時，耳朵現出來了。當無線電波的實際波長僅限於幾個厘米時，裁們才能看出這尊石像旁那個人的大致輪廓。 接下來，讓我們通過一架對另一種輻射範圍、即波長不到一毫米的紅外線十分敏感的照相機來觀察這張人臉。天文學家威廉?赫歇耳（Wililam Herschel）於1800年發現了紅外線，他注意到，當他把天文望遠鏡焦點移至紅光以外時，仍可感受到熱度，這是因為紅外線也是一種熱輻射線。照相機的底片把紅外線以任選的色碼轉變為可見光，這張臉上最熱處呈藍色，最冷處呈紅色或黑色。於是，我們看見了這張臉的大致容貌：眼睛、嘴巴和鼻子——也看到了鼻孔中呼出的熱氣。是的，我們又知道了一些關於這張人臉的新的情況。但我們所知道的還不是細節。

當波長縮至最短的時候，即縮短至幾百分之一毫米甚至更短的時候，紅外線漸漸變成可見的紅色光線。我們現在使用的膠卷對紅外線和可見紅光兩者都很敏感。這時，這張臉頓時顯得生氣勃勃，這不再是某一個人，而是我們知道的這個人：斯蒂芬?波格拉傑維茲。 在白光照射下，肉眼可以看清他臉上的每一個細節：纖細的毫毛，毛孔，這兒一個疵點，那兒一根破裂的脈管，白光是各種波長的光線的混合，從紅色到橙、黃、綠、藍，最後是紫色，最短的可見光波。從理論上講，通過短的紫色光波，較之長的紅色光波，我們可以看到更為精細入微的細部，但是，在實踐上，光的不同組合看起來作用不大。 那位畫家對這張臉進行了分析，區別它的種種特徵，分離不同色彩，將圖像放大。人們自然要問：難道科學家不會用顯微鏡去分解和分析更為細微的特徵嗎？是的，科學家應該這樣做。但是，我們也應該懂得，顯微鏡可以放大圖像，卻不能改進這一圖像：細節的清晰度是由光的波長所確定的。事實上，在任何波長的光照射下，我們只有用與波長大致相當的物體才可以將一束光線截斷；物體太小，就不能留下陰影（也就不會產生圖像）。

在普通白光照射下，人體皮膚的單個細胞要放大200多倍才能分辨出來。若要分辨得更細，就要用波長更短的光線才行。這就要用紫外光才行了。紫外光波長只有萬分之一毫米甚至更短——比可見光短十倍或更多。透過紫外光看去，我們就會看到一幅幽靈似的瑩光熠熠的景象。通過紫外顯微鏡可以看到細胞中的放大了3500倍的染色體。但這裡有個極限：沒有什麼光線可以使我們看到染色體內的人體基因。 如果我們還想更深入地進行觀察，就必須縮短光的波長，直到運用X射線。但是，X射線穿透力太強，任何物質都不能使其聚焦；我們無法製造一台X射線顯微鏡。因此，我們只能滿足於用X射線照射這張臉，得到某種影像。這時細部的狀況也就取決於射線的穿透力了。我們可以看到皮膚下面的骨胳——例如，可以看到這個人的牙齒全掉了，用X射線透視人體，就像1895年威爾赫晦?康拉德?倫琴（Wilhe1m Konrad Rontgen）發現這種射線一樣立刻使人們興奮不已，因為物理學這時作出了一種大自然賜與的服務於醫學的發現。倫琴的這一發現使他成為一位慈父般的人物，成為於1901年獲得首次諾貝爾獎金的英雄。

有些時候，依靠曲折迂廻的方法，我們可能僥倖作出更多發現，這就是，推導一種不能直接目睹的排列。 X射線不會使我們看見單個的原子，因為原子太小，即使在如此之短的波長的光照下，也不能形成影像。然而，人們卻可以描繪晶休中的原子圖形，因為這些原子的分佈規整有序，而X射線的照射將構成一個規則的波紋模式，從而使人們可以推測這些擋住了視線的原子的位置。這就是脫氧核糖核酸的螺旋結構中的原子：基因正是這樣。這種方法是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於1912年發明的。這個獨創可謂一箭雙雕：因為這第一次證明了原子確實存在，同時也第一次證明了X射線是一種電磁波。 我們還可以採用另外一種手段，即使用電子顯微鏡。在電子顯微鏡中，射線是如此集中，以致人們不知道應該稱它們為波還是粒子。電子束打擊在一個物體上，勾勒出它的輪廓，就像集市上雜耍藝人拋擲飛刀。人們從中看到的最小物體是單個的釷原子。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不過，這種模糊的形象證明，正如集市上掠過那位姑娘的飛刀一樣，即使是最堅實的電子也不能勾劃出一個清晰的輪廓。完整的圖像仍像遙遠的星辰，渺不可及。

我們現在正面臨著知識上的佯謬的嚴重矛盾。年復一年，人們設計日益精密的儀器，用來對自然現象進行更為精確的觀察。但是，看看這些觀察結果，我們就會失望地發現，它們仍然模糊不清，而且我們還會感到它們仍像從前那樣令人感到撲朔迷離。人們似乎一直在追尋一個目標，然而，每當人們剛剛瞥見它，它卻又從人們眼前悄然隱去，無影無踪。 人類知識的這種矛盾不僅僅限於微小的、原子的範疇，恰恰相反，在整個人類的範圍，在無限星空這樣的範圍，它也同樣無須置疑。讓我談一談在一個天文台中表現出來的情況吧。卡爾?弗里德里奇。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在格丁根（Gottingen）的那座天文台是大約於1807年建成的。在他的整個一生中，從那時起：近2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天文儀器不斷得到改進。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顆星辰的位置，在當時已被人們多次確定，因此，在我們看來，我們的觀察似乎越來越趨幹精確。但是，當我們將各次觀察結果加以比較時，我們就會驚奇而懊喪地發現，它們仍然散亂無序。人們曾經希望觀察的偏差終會消失，人們也會像上帝那樣洞燭幽微的。但是，事實上，錯誤仍無法從觀察中根除。無論是觀察群星、原子、人的照片，還是聽某人的講演，都是這樣。

高斯以他那令人驚嘆的、孩子氣的天才意識到了這一點。直到他80歲高齡與世長辭時，仍然保持了這種天才。 1795年，18歲的高斯進入格丁根大學讀書，其時他已經解決了有關一系列觀察中固有的誤差的最佳估算問題。 當一位觀察者在觀察一顆星時，他知道有大量的致誤因素。於是，他閱讀若干觀察記錄，自然希望這顆星的位置的最佳估計是一個平均數——即散佈的中心。迄今為止，這一點不言自明。然而，高斯卻要進一步研究這種誤差的分佈告訴了人們什麼。他提出了高斯曲線（the Gaussian curve），使這種離散性可以由這種曲線的偏離或分佈來概括。由此產生了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觀點：這條曲線標明了不確定的區域。我們不能肯定曲線的中心是否就是那確鑿無誤的位置。我們只能說：“它位於不確定的區域”，而這個位置可以根據個別觀察中所得出的分佈情況計算出來。

由於具有關於人類知識的這種敏銳見地，高斯特別痛恨那種聲稱自己有比觀察更完美的獲取知識的途徑的哲學家們。例子甚多，我僅舉其一。碰巧，有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黑格爾（Friedrich Hegel）的哲學家，我必須承認，我特別不喜歡他。我很高興我具有與比黑格爾更為偉大的高斯相同的深切情感。黑格爾於1800年發表一篇論文，認為:雖然行星的定義自古代世界以來發生了變化，但從哲學意義上講仍然只可能有七個行星。不僅高斯知道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早在很久以前，莎士比亞就作了回答。在《李爾王》（King Lear）中有一精彩片段，劇中不是別人，恰恰是那位弄臣對李爾王說道：“北斗七星為什麼只有七顆星，這其中必有一個絕妙的理由。”李爾王自作聰明地搖了搖頭，說：“因為它們不是八顆而是七顆星。”弄臣道：“正是，一點不錯，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傻瓜了。”黑格爾也是如此。 1801年1月1日，就在這一天，黑格爾的論文墨跡未乾，第八顆行星就被發現了——即小行星“穀神星”（Ceres）。

歷史往往具有諷刺性。高斯曲線的爆炸性威力在於，在他去世之後，人們才發現世上並沒有什麼上帝洞燭幽微的慧眼。謬誤總是與人類知識的本質緊密相連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發現是在格丁根作出的。 在那些古老的大學城（universitg towns）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格丁根大學也和英國的劍橋或美國的耶魯一樣——地處偏狹，不當通途——除了那一幫教授，無人涉足這死氣沉沉的地方。而這些教授卻深信這裡就是世界的中心。在這裡的臘斯克勒爾（theRathskeller）有一句銘文是這樣說的：“格丁根之外無生命”（Extra Gottingam non estvita）。這裡的大學生對這一警句——或者應該稱之為墓誌銘——卻並不像教授們那樣認真看待。

格丁根大學的象徵是臘斯克勒爾外面的一座赤腳牧鵝姑娘的鑄鐵塑像，每個學生在畢業典禮上都要吻一吻這座塑像。這所大學是一個聖地，而到這裡來的學生並未抱有十分虔誠的信念。重要的是這些學生在學習中也如這位赤著雙足、衣衫襤褸的姑娘一樣，並不恭敬順從；在這裡，他們不是要崇拜已知之事、而是要對已知之事提出疑問。 猶如每一座大學城，格丁根的景色也是由縱橫交錯的長長的人行道組成，教授們午飯後在人行道上漫步，而研究生們若被邀同行則會欣喜若狂。也許，過去的格丁根從來就是寧靜而懶散的。這種小型的德國大學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這個國家統一之前（格丁根為漢諾威王朝統治者喬治二世（George II）所建），而這又使得這些大學城帶上了某種地方官僚主義的色彩，甚至在大戰結束和德皇於1918年退位之後，這些大學仍然比德國以外的大學更加因循守舊。 一條鐵路聯結著格丁根和外部世界。從柏林和國外來訪的學者就是沿著這條鐵路來到格丁根，渴望與這裡的人們交流物理學的突飛猛進的各種新觀點。在格丁根，人們戲言，科學誕生於開往柏林的火車上，因為在火車上，人們爭論、反駁。產生新的觀點。而且，人們在火車上接受挑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格丁根，也和在其它任何地方一樣，科學被相對論所統治。 1921年，馬克斯?玻恩（Max Born）被任命為物理系主任，他舉辦了一系列研究班，從而使每一個人都對原子物理學發生了興趣。想到玻恩擔任系主任時已年屆40，不免令人驚奇。總的來看，物理學家在他們30歲以前都已完成了他們最傑出的工作（數學家甚至更早，生物學家或許要遲一些）。但是，玻恩有傑出的蘇格拉底式的個人天賦。他吸引年輕人來到他身邊，從中得到最優秀的份子，他們相互切磋、激烈地爭論著各種觀點，這使他成果非凡。在這些享有盛名的濟濟人才中，我該選擇誰呢？顯然是維納?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他在這裡與玻恩一道從事過卓越的研究工作。當歐文.薛定諤公佈了一種與海森堡的理論不同的基本粒子物理學理論之後，這裡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世界各地的學者紛至沓來，參加這場爭論。 用這樣一些詞語談論一個人們在夜深人靜時鑽研的課題，是頗為奇特的。 20世紀20年代的物理學真是由辯論、研究班、討論和質疑構成的嗎？是的，過去是這樣。是的，今天仍然如此。那些曾在這裡聚會、今天仍在實驗室中相遇的人們僅僅用一種數學公式就結束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開始於解答概念之謎的企圖。而那些亞原子之謎——即電子和其它粒子之謎——都是一些智慧之謎。 試想一下當時電子給人們帶來的種種困惑，教授中流傳的嘲弄之辭是（按照大學的課表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電子像粒子那樣運動，而在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電子又像一種波那樣運動。人們怎樣才能夠使這兩方面並行不悖呢？這兩個方面，這從大千世界中歸納出的兩個方面，統一於一個單獨的實體，統一於原子內部那“利立浦特”——那的微小天地，這怎麼辦得到呢？這就是當時人們所思考和爭論的問題。 然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的不是計算，而是洞察力和想力——如果人們喜歡，也可以稱作形而上學。我至今還記得玻恩多年以後到英國來時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也寫入了他的自傳中。他說：“我現在確信，理論物理學是現實的哲學。” 馬克斯?玻恩的意思是，物理學中的這些新觀點恰如一種對現實的不同見解。這個世界並不是不同物質的固定而僵硬的排列，因為這個世界不能與我們的感覺完全分離。它在我們注視之下變化多端，它與我們相互影響，它所包含的知識必須由我們作出解釋。任何信息交流都要求人們作出某種判斷。電子是粒子嗎？在玻爾描繪的原子模型中，電子就像粒子那樣運動。但是，德布羅意（de Broglie）於1924年製作了一個十分出色的波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一定整數量的波圍繞原子核會合銜接的各個點就是這些波的軌道。馬克斯?玻恩設想一長列電子各自沿著一條曲軸連續地向前運動，它們共同構成一連串高斯曲線，一種概率波。於是，在開往柏林的火車上，在格丁根樹林裡教授們散步之時，一種新的觀念開始形成：這就是，無論世界是由什麼樣的基本單位構成的，它們都比我們的感官之網所能捕捉到的更微妙，更變幻莫測，更動人心魄。 所有這些樹林中的散步和交談，在1927年達到一個輝煌的頂峰。那一年初，維納?海森堡重新描繪了電子的特徵。他說，是的，電子是一種粒子，但它是一種包含著有限信息的粒子。就是說，人們可以確定電子在一定時刻所處的位置，但卻不能強行規定電子在開始運動時的具體速度和方向：反之，如果你堅持要以一定的速度，從一定方向來發射電子：你就不能確定它的起點——自然，也不能確定它的終點。 這聽起來是一種非常粗略的特徵描述。但並非如此。海森堡對此精確地加以描述，分析十分深刻。從整體上看，電子攜帶的信息有限，例如，電子的速度和位置在量子的容限的製約下互容相讓。這個思想非常深刻：它不僅是20世紀的，而且是科學史上的偉大科學思想之一。 海森堡把這一觀點稱作“測不准原理”。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原理。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要求世界準確無誤。如果一個物體（例如一張熟悉的面容）在我們認識它以前就與我們的認識毫無二致，那麼，我們就不會日復一日地去認識它了。我們辨認出同一個物體，是因為它就是同一個物體，但它看上去並非與從前完全相同，而只不過是非常相似罷了。在辨認過程中，一種判斷形成於——一種容限或不確定區域。因此，海森堡的這條原理認為，沒有一種過程，不僅僅是原子運動的過程，可以確鑿無誤地加以描述——即容限等於零。這一原理的深刻之處在於，海森堡具體闡明了所能達到的容限。容限的量度就是馬克斯?普朗克所說的量子。在原子世界中，不確定的區域總是由量子劃定的。 “測不誰原理”這個名稱聽起來不甚入耳。在科學中或科學之外，我們並不是不確定的，我們的知識僅僅局限於某種確定的容限之內。因此，我們應該稱之為“容限原理”。在兩種意義上，我提議使用這個名稱：首先是在工程學的意義上。科學不斷進步，成為人類上升歷程最為成功的事業，因為科學使人們懂得，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只能發生在一定的容限之內。其次，我也滿懷熱忱地用這個詞描繪真實世界。人類的全部知識、全部信息只能在容限作用的範圍內進行交流。無論是在科學研究中，還是在文學、宗教、政治以及任何一種追求某種信仰的思想中，都是如此。格丁根的科學家們孜孜以求，使“容限原理”日臻完善，卻對現實視而不見，不知在他們周圍，容限正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這真是你我一生中見到的巨大悲劇。 歐洲上空，天低雲暗。但是，一片陰雲籠罩著格丁根已有上百年之久。早在19世紀初，約翰?弗里德里希?布魯門巴赫（JohnFriedrich Blumenbach）就收集了他曾與之通信交往的歐洲著名人物的顱骨。儘管布魯門巴赫曾應用解剖測量法，試圖對人類種族進行分類，他的工作並不意味著這些顱骨有助於人類的種族區分，從布魯門巴赫已於1840年去世的時候起，顱骨的收藏依舊不斷增加，成為種族主義的、泛日耳曼理論的核心，而國家社會主義黨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大肆推行這一理論。 在希特勒於1933年登台後，德國的學術傳統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摧殘殆盡。這時，開往柏林的那列火車成了逃竄的象徵。歐洲已不再是人們施展奇異想像力（包括科學想像力）的得天獨厚的地方了。一種關於人類文化的完整概念，即關於人類知識是個性化的、可信賴的，是一種處在不確定性邊緣的不斷冒險的概念，也已銷聲匿跡了。恰如當初對伽利略進行審判之後的情形一樣，整個科學界都籠罩在沉默之中。那些偉大人物陷入了一個受到威脅的世界中。他們是馬克斯?玻恩、歐文?薛定諤、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托馬斯?曼（Thomas Mann）、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Brecht）、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布魯諾?瓦爾特（BrunoWalter）、馬爾克。夏加爾（Marc Chagall）、恩利科?費米（Enrico Fermi）；還有列奧?西拉德——多年之後，他終於來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的索爾克研究所（the SalkInsititute）。 測不准原理，或用我的話來說，容限原理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最終確定所有的知識都是有限的。當這一理論正在研究制定之時，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及其他暴君統治之處，竟然產生一種對抗性概念：一種荒唐可惡的確定性原理，這真是歷史的嘲弄！當人們在將來回顧20世紀30年代時，將把這些原理看作一種嚴重的文化對抗，即正如我一直試圖闡明的那樣，人類上升的進程同專制暴君們相信他們有絕對確定性的倒退行為，是截然相反的。 我必須對這些抽象的觀點進行具體的闡述。我想通過一個人的性格來說明這一點。列奧?西拉德長期從事於這些觀點的研究，大約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年，我曾花了很多個下午在索爾克研究所與他交談。 列奧?西拉德是匈牙利人，他在德國度過了他的大學時代。 1929年，他發表了一篇重要的開拓性的論文，論及現在所謂的“信息論”，即知識、自然與人類的關係問題。但在那時，他已確信希特勒將掌握政權，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房間裡準備了兩隻行李箱，到了1933年，他鎖上這兩隻行李箱，來到了英國。 碰巧，1933年9月，盧瑟福爵上（Lord Ruthorford）在英國大不列顛協會的一次會議上，就原子能決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問題發了一通議論。列奧?西拉德是這樣一種類型的科學家，他性情古怪而又富於幽默感，他討厭任何包含“決不”（never）的論斷。特別是當這種論斷出自一位著名的同事之口時，他尤其不能容忍。於是，他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他講述了一個所有了解他的人都可以描述的故事。當時，他住在“海濱宮殿飯店”——他總是喜歡住在飯店旅館裡。他步行去巴特醫院上班，正當他走到南安普敦路時，因遇上紅燈而止步不前（據我所知，這個故事唯有這一部分未必確有其事，我知道西拉德從不會因紅燈而止步的）。然而，在紅燈轉成綠燈之前，他就已經意識到，如果用一個中子去撞擊一個原子，原子就會破裂，一分為二，隨之產生鍊式反應。為此，他寫了一份申請專利的說明書，其中就包含了“鍊式反應”這個詞，而這項申請於1934年獲准註冊。 現在，我們才開始接觸到反映了當時科學家特徵的西拉德個人性格的一部分，而這樣一種性格，在他身上表現得最清楚、最鮮明。他企圖嚴守專利秘密。他想要防止科學被濫用。 事實上，他把這項專利轉讓給了英國海軍部，因此，這項專利直到戰後才公諸於世。 但是，與此同時，戰爭的威脅越來越大。核物理學研究的進展與希特勒的進軍，竟以人們今天無從回想的方式並駕齊驅，早在1939年，西拉德就致函約里奧?居里（JoliotCurie），詢問人們能否禁止這方面的科研成果的發表。他曾試圖不讓費米公佈他的研究成果。最後，在1939年8月，他寫了一封信，由愛因斯但簽名，呈交美國總統羅斯福（Roosevelt），信中說道（大意）：“原子能已經發現。戰爭不可避免。總統有責任決定科學家對此應如何行事。” 但是，西拉德並未就此止步。當1945年歐洲戰爭勝利之時，他意識到原子彈即將製成，並將投向日本。於是，西拉德在所到之處對此提出抗議。他寫了一份又一份備忘錄。給羅斯福總統的一份如石沉大海，因為還未等這份備忘錄送到，總統就與世長辭了。西拉德一直希望能在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公開試驗原子彈，以便使日本人了解原子彈的威力，並在生靈塗炭之前就俯首投降。 眾所周知，西拉德失敗了，而且，他所在的科學家社會也失敗了。但他已做到一個正直的人能夠做到的一切。於是，他放棄了物理學，而轉向生物學——這就是他來到索爾克研究所的原因——並說服其他人也這樣做。在過去50年中，物理學一直是他們熱心從事的事業，也一直是他們的一項傑作。不過，這時我們認識到，正如過去曾經專心致志地研究、了解物質世界一樣，我們現在也應刻不容緩地去潛心研究、了解生命，特別是人的生命。 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第一枚原子彈投擲在日本廣島。我從廣島回來不久，就听到有人當著西拉德的面說，這是科學家的悲劇，因為他們的發明被用來毀滅生命。西拉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權利對此作出口答，他說：那不是科學家的悲劇，”那是人類的悲劇”。 人類在兩個方面陷入困境。一個是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信條，那種“按鈕哲學”，那種對災難裝聾作啞的意圖，已成為戰爭機器中的惡魔，另一個是對人類精神的背叛：那種對禁錮人們思想的教條的斷然肯定，把一個民族、一種文明變成一群幽靈——一群屈膝順從的幽靈，一群備受折磨的幽靈。 據說，科學將使人喪失人性，並把他們變成數字。其實大謬不然，而且是一個悲劇性的謬誤。你們自己看看吧。在奧斯維辛（Auschwitz）的集中營和焚屍爐，人在這裡被變成了數字。大約有400萬人的骨灰拋進並填滿了這個池子。這並不是煤氣之所為。是妄自尊大，是武斷教條，是愚妄無知，造成了這一切。當人們相信他們不經過實踐檢驗就擁有絕對知識的時候，他們就會這樣行事。這就是人們在追求神的知識時的所作所為。 科學是知識的一種富於人性的形式。人類總是處於已知事物的前沿，總是企求所希望的事物。科學中的每一個判斷都富於個性，都瀕臨失誤。雖然我們難免犯錯誤，但是對於人類所能了解的一切，科學總是殷勤稱頌。奧利維爾?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說過：“我以基督的同情心懇求你們，想一想吧，你們也可能犯錯誤。” 我能作為一名倖存者和見證人站在奧斯維辛的骨灰池邊上，作為一位科學家，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列奧?西拉德，而作為人類的一員，我要感謝死在奧斯維辛的我的許多家庭成員。 人類不得不為絕對知識和絕對權力而袪除自己的奢望，不得不彌合按鈕命令與人類行為的距離。人類不得不訴諸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