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三章漫長的童年時代

我在冰島開始撰寫這最後的一章，因為這裡是北歐最古老的民主政體之鄉。在辛格韋德利（Thingvellir）有一處天然的圓形凹地，沒有任何建築物。冰島的“奧爾生”(theAllthing）（即冰島古代斯堪的那維亞人的整個社會）每年來這裡聚會，制定和通過法規。 這一習俗大約開始於公元900年，那時基督教還沒有傳來，中國還是一個大帝國，歐洲大陸成了諸侯王公和強盜貴族們橫行的樂土。不過，這可說是民主政體的一個不同尋常的開端。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之所以選擇了這個多霧而奇寒的地方，是因為擁有這塊地盤的一個農夫殺死了一個奴隸，而不是一個農夫，仍逍遙法外。在各種奴隸佔有製文化中，正義很少是不偏不倚的。不過，它又是一切文化形態所共有的。這猶如走鋼絲，人們在實現一己慾望和承認社會責任之間常常難以保持平衡。沒有一種動物會面臨這樣的困境：即它既是一種社會的動物，又是一種個體的動物，只有人類才力圖兼而為之，成為一種社會性的個體動物。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獨特的生物學特徵。正是這類問題，促使我去研究人的特性，也是我想要在這裡加以探討的。

一想到正義竟然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不免令人吃驚。然而，正是這種想法使我脫離物理學，轉而研究生物學。也正是這一想法使我懂得，一個人的生命，一個人的家庭，就是研究人的生物學特性的理想場合。 當然，人們歷來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看待生物學：認為對人和動物之間相似之處的研究主宰著整個生物學。例如早在公元200年前，古代醫學的經典作家克勞迪厄斯?蓋倫（Claudius Galen）就曾研究過人的前臂。他是怎樣進行研究的呢？他從解剖一隻北非無尾猿（a Barbary ape）的前臂入手。在進化論誕生並使解剖學成為正當的學科之前，人們不能不這樣開始，只能用動物作為研究人體的依據。時至今日，康拉德?洛倫茨（KonradLorenz）關於動物行為的卓越工作，仍然使人們設法尋找鴨、虎和人之間的相似之處；此外，斯金納（B?F?Skinner）對鴿子和老鼠的心理學研究，也是這樣。他們確實使我們從中了解到關於人類的某些東西。但他們說明不了一切問題。必定還有一些東西是人類獨有的，否則，鴨子也可以口若懸河，大談康拉德?洛倫茨的情況，老鼠也可以妙筆生花，寫作關於斯金納的論文了。

讓我們直截了當地說吧。馬和騎手有許多解剖學上的共同特徵。然而，是人騎馬，而不是相反。騎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為人並非生來就要騎馬。在人的大腦中，並沒有騎馬的機制。騎馬的發明迄今不過5000年，比較而言不算長久。但這一發明卻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對人類社會結構的影響。 人類行為的可塑性使這一切成為可能。這就是人類特徵之所在；這體現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而對我來說，首先體現在書本之中，因為書本是人類思想淋漓興會的不朽結晶。有兩位人物之於我，猶如我的雙親一樣，使我深深懷念：18世紀初，伊薩克?牛頓這位領導英國皇家學會的偉大人物，和18世紀末，寫下了《天真之歌》（the Songs of lnnocence）的威廉?布萊克。他們代表著人類智慧的兩個方面，而這兩方面又都是行為生物學家所說的“物種特性”（Species-specific）。

我怎樣才能最簡潔明了地表述這一點呢？最近，我寫了一本書，題為《人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Man）。直到我收到那已印好發行的書，我才看到英文版的封面。然而，設計封面的藝術家完全理解我的思想，他把一幅大腦的圖像與《蒙娜麗莎》重疊起來，作為封面的圖案，他就是這樣表達了這本書的內容的。人是非凡的，並不是因為他從事科學；人是非凡的，也不是因為他從事藝術，而是因為科學和藝術都是人類頭腦驚人的可塑性的表現。 《蒙娜麗莎》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為除此之外，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da Vinci）大半生又乾了些什麼呢？他還畫過一些解剖圖，例如在英國溫莎皇家收藏館的那幅子宮裡的嬰兒圖。而人類行為的可塑住正是從大腦們嬰兒那裡開始發源的。

我有一件珍藏：這就是湯恩孩頭骨的石膏模型，這個頭骨已有200萬年曆史了。當然，這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類孩子。但是，假如她——我總認為這是一位女孩——活得足夠長久，或許就是我的祖先。我的大腦與她的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簡單說來，僅有大小的區別。 如果她長大成人，她的腦重可能會超過一磅。而我的腦重，即今天人腦的平均重量，為三磅。 對於什麼神經結構、神經的單向傳導組織以及古人和今人的腦，這裡我都不打算談了。 因為這些都是人類和其它許多動物所同樣具有的器官。我要談論的是作為人類特性標誌的大腦。 我們首先要問，人腦是一台性能更為優越——也更為複雜的電子計算機嗎？當然，藝術家特別傾向於這樣看待人的大腦。於是，特里?德拉姆（Terry Durham）在他的《布朗諾夫斯基博士肖像》中，畫上了光譜和計算機的象徵，因為這就是藝術家想像中的科學家的大腦。但自然這是不正確的。如果人腦是一台計算機，那麼，它就會按照既定的預置程序的控製而活動。

再舉一個例子，我的朋友丹?萊爾曼（Dan Lehrman）在他的著作中對斑尾林鴿性交行為的描述，堪稱風趣感人，如果雄鴿咕咕叫個不停，鞠躬如也，恰到好處，就會使雌鴿興奮不已，激素分泌，有條不紊地去建造一個安樂窩。它的動作細緻入微，井然有序，雖然未經指點傳授，卻絲毫不差。從來也沒有誰給它一套積木，讓它學著築巢。但是，除非小孩會搭積木，你就不能指望人會修建任何東西。而帕特濃神廟（the Parthenon）、泰姬.瑪哈爾陵（the Taj Mahal）、薩爾坦尼亞（Sultaniyeh）的圓頂宮殿、瓦茲塔樓、馬丘比丘城和五角大樓（the pentagon）一類建築正是從這兒發端的。 我們不是生來就按既定程序行事的電子計算機。如果我們是某種機器，我們就是一種學而不厭的機器，而且是在大腦的特定部位進行我們的重要學習活動的。這樣，你已經看到，在人腦進化過程中，它的體積並沒有增大到相當於以前的2倍、3倍。它只是在一些特定的部位有所增長：例如控製手、言語、預見和計劃的那些部位。

首先來看看人的手吧。的確，人類最近的進化開始於人手的不斷發達，以及對特別善於運用手的一種大腦構造的自然選擇。我們在手的動作中獲得快感，而對藝術家來說，手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例如，釋迦牟尼（Buddha）像以平靜泰然的手勢，使人感到仁慈、博愛和大無畏的天賦品格。但在科學家看來，這隻手又具有一種特殊的姿勢：我們能夠使拇指和其他手指相對。是的，這一點猩猩也能做到。但是，我們能夠準確無誤地用拇指觸及食指，這就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行為姿勢了。而人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人的大腦有一個部位，相對說來它是如此之大，我最好這樣給你描述一下：人腦用於操縱拇指的灰白質比控制胸、腹部的灰白質加在一起還要多。

記得我的第一個女兒出世後僅四五天，我這個年輕的父親輕輕走近她的搖籃，頭腦中想到的是：“這真是奇妙的手指，直到指尖，每一個關節都那麼完美無缺。給我100萬年時間，我也不可能設計得如此精細。”然而，人手促進人腦的發展，人腦反過來又促進人手的發展，以至達到人類進化的目前階段：這確實使我、使人類花費了整整100萬年時間。整個手由大腦的某一部位所支配，這個部位位於頭頂附近。 接下來，我要談到的是其它動物根本沒有的、而為人類大腦所特有的部位：言語的部位。它位於AgrNth兩個相互連結的區域；一個靠近聽覺中心，而另一個更靠前，位置更高，位於大腦的前半球。這是事先裝置好的嗎？是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說，因為假如我們沒有這種完整的言語中心，我們就全然不能講話。那麼，講話必須通過學習嗎？當然是。我講英語，是因為我在13歲時學會了英語，但如果我從前未曾學過語言：我就不可能講英語。假如讓一個小孩直到13歲都不講話，那就幾乎不可能再學會什麼語言了。我學會講英語，是因為我在兩歲時學會了波蘭語。雖然我已將波蘭語遺忘得乾乾淨淨，但我倒底學過語言。在這裡，如同在人的其它天賦才能中一樣，大腦被用來從事學習。

從另一方面看，這些言語中心非常奇特，但卻是人的獨特之處。眾所周知。人腦的兩個半球並不是對稱的。觀察的結果，我們都很熟悉。這些結果表明，人和其它動物不同，他明顯地有慣用右手和慣用左手之分。言語也是在大腦的一側得到控制，但這卻是固定不變的。 無論你是左撇子或是慣用右手，言語區域總是位於大腦左側。當然也有例外，正如有的人的心臟就在胸腔的右側，不過，這種例外是非常罕見的。總而言之，言語區位於大腦左半球。 那麼，大腦右半球的相應部位又是什麼呢？迄今我們還尚未弄清楚。我們不知道與左側主管言語功能的部位相對的右側部位究竟起什麼作用，但是，看起來似乎是，這些部位接收通過眼睛輸入的信號——一即視網膜上的二維平面圖像——並把這種信號轉變成或組織成三維立體圖像。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在我看來，問題就一目了然了，言語也是一種把世界分組成各個部分，又把它們像活動圖像似地重新組合起來的一種方式。

人對於自身體驗的組織是非常富於遠見的，這就涉及到了人類特性的第三個組成部分。 大腦的主要組織位於額葉和前額葉。我，以及每一個知書識禮、高額禿頂的人的大腦就是這樣工作的。相比之下，我們知道那個湯恩孩的頭骨顯然不是一個新近死亡的孩子的頭骨（人們在鑑定一塊化石時，曾犯過這種錯誤），這是因為湯恩孩的前額還相當傾斜的緣故。 那麼，這些寬大的前額葉究竟起著什麼作用呢？它們可能育幾種功能，肯定有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它們使你能夠考慮未來的行動，期待到那時得到報償。瓦爾特?亨特（walter Hunter）在大約1910年時就曾對人的這種延遲反應（delayed response）做過一些出色的實驗，後來雅各布森（Jacobsen）在30年代又進一步完善了這種實驗。亨特所做的實驗是：他拿來一件獎賞物，讓一隻動物看了後，再把它藏起來，在實驗室的寶貝——老鼠——身上看到的結果最為典型。如果你拿來一隻老鼠，讓它看見獎賞物。隨即把它放開，這隻老鼠就會立刻奔向那藏起來的獎賞物。但是，如果你讓老鼠等上幾分鐘，那麼，它就不再能夠確定該到哪裡去尋找這件東西了。

當然，兒童就大不一樣了。亨特對孩子做過同樣的實驗，而兒童可以等上半小時，也許一小時。有一次，亨特在讓一位女孩等待時，一直設法同她逗樂，談話。最後，這位女孩對他說：“算了吧，我想你不過是想使我忘記它。” 計劃找到遠處的獎賞物的行動的能力，是延遲反應的傑作，社會學家稱之為“滿足的延緩”。這是人腦的最主要的一種天賦，動物的大腦只有在達到人類近親猴子和猩猩那樣的進化水平以後，才會具有與此相當的能力。這種人性的發展意味著，實際上在人類的早期教育中，人就與決定的延緩相關連。在這裡，我所要說的與社會學家有些不同。為了給未來作好準備，積累足夠的知識，我們不能不推遲作出決定。這樣說，似乎異乎尋常。但這正是人的童年、青春發育期和青年的含義之所在。 我想不無戲劇性地強調這種決定的延緩——我說“戲劇性”，是從字面意義上來講的。 英語文學中主要的戲劇傑作是什麼呢？是《哈姆雷特》（Hamlet）。這齣戲的內容是什麼呢？是關於一個年輕人——一個男孩——的故事。他面臨著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擇。但這個抉擇超出了他力之所及：殺死那個害死他父親的兇手。其實那鬼魂也用不著一個勁兒地催促他，說什麼：“復仇!復仇！”事實上，哈姆雷特作為一個年輕人，根本沒有成熟。無論是在理智上還是在感情上，他都無法將鬼魂的要求付諸實施。整齣戲劇就是他在和自己作鬥爭時，他的最後的抉擇的無盡延宕。 該劇的高潮是在第三幕中間。哈姆雷特看見國王在祈禱。這裡，舞台說明是如此讓人莫名其妙，他竟然聽到了國王正在懺悔他的罪孽。這時哈姆雷特說什麼呢？ “我正好動手！” 但他並沒有動手；他對在自己少年時代就要採取如此重大的行動並無準備。於是在該劇結束時，哈姆雷特被暗害了。但是，悲劇不在於哈姆雷特的死；而恰恰在於當他準備成為一個偉大的國王的時候，他死了。 在人的大腦成為一個行動的器官之前，它必須成為一個準備的器官。為此，牽涉到一些特定部位，例如，前額葉不能受到損傷。但在深刻得多的意義上，這取決於人類童年的長期準備。 按照科學概念，人類是稚蟲態延長（neotenous），就是說我們像所有的胎生動物一樣產生於子宮。也許，這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文明、人類的科學文明鍾愛兒童的象徵勝過其它任何象徵的原因：拉斐爾（Raphael）描繪的和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再現的聖嬰；還有年輕的莫扎特和高斯;瓊?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的孩子們。直到我從加利福尼亞乘船南航來到4000千英里以外的複活節島以後，我才開始注意到，另有一些文明的情況並非如此，這使我不勝震驚。在那裡，歷史的差異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往往有某個幻想家虛構了某種新的烏托邦：如柏拉圖（Plato）、托馬斯?莫爾爵士（Thomas More）、H?G?威爾斯（H?G.Wells ）；而且總認為英雄形象會千年永存，如希特勒所說的那樣。然而，這些英雄形像看上去總像那復活節島上冷漠、呆板、古老的雕像——對了，它們看上去像墨索里尼（Mussolini）！甚至從生物學角度來看，這也不是人的個性的本質。就生物學而言，人是可以改變的，他既敏感、又易變，能適應多種不同的環境，決不安於現狀。人類真正憧憬的是孩子的奇境，是聖母和聖嬰，是神聖家族（the HolyFamily）。 當我還是一個10來歲的孩子時，我常在星期六下午從倫敦東區走到大英博物館，去看那博物館過去沒有的一座來自複活節島的雕像。我喜歡那些古人的雕像。但是，到頭來，它們全都不及一個孩子的天真面容引人注目。 如果我在談到復活節島上的雕像時，不夠克制，那是事出有因。請想一想人類進化在孩子大腦發育上付出的代價吧。我的大腦重約3磅，我的體重超出腦重50倍。但當我降生時，我的軀體不過是頭顱的附屬物，僅有大腦的五六倍重。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各種文明一直嚴重地忽略了這樣一個巨大的潛在因素，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童年是最漫長的童年，我們仍在學會如何理解這一點。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中，人們總是要求孩子符合成年人的形象。我們曾隨波斯的巴克提王利人在春天的遷徙中一道旅行。他們就像任何倖存的而又正在消亡的民族一樣，接近於1萬年前那種游牧生活方式。在這樣的古老生活模式中，你到處可以看到：成年人的形像在孩子眼中光彩照人。那些女孩是成長中的小母親。男孩則是小牧人。他們甚至像他們的父輩那樣舉手投足。 當然，在游牧生活和文藝復興之間，歷史並未停滯不前。人類的上升從來沒有停止過。 但是，年輕人的上升，人才的上升，富有想像力的人的上升：這其間曾有過多次間歇。 歷史上當然有過偉大的文明形態，我是何人，豈敢輕視埃及、中國、印度，抑或歐洲中世紀的文明？但是，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它們都失敗了，它們都限制了年輕一代的想像的自由。它們是靜止的，而且是少數人的文化。說它們靜止，是因為兒子今天之所為，是他的父親過去之所為，他父親之所為，又是祖父之所為。說它們是少數人的，是因為人類產生的全部才華，只有很少一點得到應用；人們學讀書，學寫字，學習另一種語言，極其緩慢地在榮遷高升的階梯上爬行。 在中世紀，升遷的階梯要經過教會，對一個聰明伶俐而又貧苦無告的孩子來說。要想出入頭地，別無它途。而在階梯的盡頭，總有一個形象，一個神靈的化身，說道：“爾等終成正果，汝不應疑惑。” 例如，伊拉斯莫斯（Erasmus）在1480年成了孤兒時，他不得不准備在教會中供職。這種職業在當時就像現在一樣優越。伊拉斯莫斯本人可能參加過14世紀的流動彌撒。但是，對伊拉斯莫斯來說，修道士生活不啻是一道把他與知識隔離開來的鐵門。只有在他無視誡條，閱讀古代經典時，世界才向他豁然敞開。他說：“此書是異教徒為異教徒而作，裡面卻有正義、尊嚴和真理。我情不自禁他說出：'聖蘇格拉底，為我祝福！'”伊拉斯莫斯有兩位莫逆之交，即英國的托馬斯?莫爾爵士和瑞士的約翰.弗洛本尼留斯（JohannFrobenius）。從莫爾那裡，他得到了那種我初次來到英國時的感受，那種與睿智文明之士為友的快樂；從弗洛本尼留斯那裡，他感受到了印刷成冊的書本的強大力量。弗羅本尼斯及其家人在16世紀是古典著作，包括醫學著作，最傑出的印製者。我認為，他們印行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是所有印刷得最漂亮的書籍中的一種，在這一頁上，印行者的歡樂之情猶如書中蘊合的知識一樣充滿力量。 這三個人和他們的書——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莫爾的（Utopia），伊拉斯莫斯的《愚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意味著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人類理智的民主；這就是為什麼，在我的思想上，伊拉斯莫斯、托馬斯?莫爾和弗洛本尼留斯作為他們時代的偉大里程碑巍然聳立的原因。這種人類理智的民主來自這本印行的書，而它在1500年提出的問題留傳至今，仍使學者們為之騷動不安。托馬斯?莫爾因何而死？他的死，是由於國王認為他權勢倚重。而莫爾、伊拉斯莫斯，以及今天每一個才智之士，只是想成為人類永恆信念的一位衛士而已。 智者的領導與世俗的權威之間的衝突由來已久。當我從那利哥走上耶穌走過的那條道路時，我才領悟到，這種衝突是多麼古老，多麼痛苦。我對天地相交處的耶路撒冷的最初一瞥，就像耶穌已知必死時途中所見。耶穌之所以死，是因為他那時是人民智慧和道德的領袖，但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政府左右宗教的權力集團。而這些領袖們一次又一次面臨的選擇的關頭：雅典的蘇格拉底；在淒慘與雄心之間煎熬的愛爾蘭的喬納森?斯威夫特；印度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拒絕擔任以色列總統時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我有意提及愛因斯坦的名字，因為他是一位科學家，而20世紀人類智慧的領導能力取決於科學家。不過，這個事實包含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科學是力量的源泉，其步態舉止追隨著政府，而國家也企圖加以利用。但是，假如科學允許自己走上那樣一條道路，那麼，20世紀人類的全部信仰都會灰飛煙滅，成為玩世不恭的犬儒哲學。人類將由此而失去信仰，因為在這個世紀，如果沒有以對人類獨特性的認識，以一種對人類天賦及其傑作深感驕做的科學為基礎，任何信仰都無法建立。科學的天職不是繼承這俗世塵緣，而是要將這種道德的想像傳之久遠；因為如果失去這種想像，人、信仰和科學將會同歸於盡。 此時此刻，我必須具體地淡談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體現了這些問題的人是約翰?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他生於1903年，是匈牙利一個猶太家庭之子，假如他早出生100年，那就注定會默默無聞。他將步他父親和祖父的後塵，皓首窮經，註釋教義。然而相反，他是一個數學奇童，“約翰尼”的暱稱伴隨他終生。在10多歲時，他就寫出了一些數學論文。他同時在兩個課題上成就傑出，因此在25歲以前就聞名遐邇。 我認為，我應該說這兩種課題都和遊戲有關。我們必須看到，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部科學，人的全部思想，都是某種形式的遊戲。抽象思維只是人類智慧的新生兒，人們由此可以在以後繼續從事那些沒有直接目的的活動（其它動物只在幼小時才做遊戲），從而為長遠的謀略和計劃作好準備。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英國與紐曼共事。在倫敦的一輛出租汽車上，他第一次對我談到他的“博奕論”——出租汽車是他偏愛談論數學問題的場合之一。由於我是一個棋迷，我很自然地對他說：“你的意思是，博奕論就好似下棋。”他說：“不，不。下棋不是一種博奕。下棋只是精確的計算形式。在下棋時，你可找不到答案，但在理論上，在任何情況下都必定有一種結局，一種正確的步驟。而真正的博奕決不是這樣的。真正的生活亦非如此。 在真正的生活中，充滿假象和變幻莫測的細微手段，以及對什麼是別人以為我要做的事的種種揣度。這才是我的理論中博奕的含意。 ” 而且這也是他的著作的內容。在這部題為《博奕論與經濟行為》（Theory of Gamesand Economic Behavior）的大部頭的嚴肅著作中，竟有一章叫作“紙牌戲與訛詐”，這看起來很奇怪。當看到其中充滿堂而皇之的方程式時，就更加令人吃驚和望而生畏了。數學可不是什麼華而不實的東西，對像紐曼這樣異常銳利和敏捷的頭腦來說，尤其如此。貫穿這一頁手稿的，是一條清晰的智慧的線索，婉轉如歌，而那些沉重的方程式，不過是這首交響樂演奏中的低聲部。 在他的後半生，紐曼使這個課題成為我所謂的他的第二個偉大思想。他意識到，電子計算機在技術上的重要性，但他也開始意識到，人們必須清楚地懂得，真實生活的情景與電子計算機的情況是多麼不同，這完全是因為真實生活中根本沒有博奕對坐或工程計算的那種精確答案。 我將使用我自己的語彙來描述紐曼的成就，而不用他那些技術性詞語。他區分了近期的戰術和長遠的戰略。戰術可以精確計算，但戰略卻不能。而紐曼在數學和數學思想上的成功，在於他表明，畢竟還有製定“最佳”戰略的途徑。 在他最後的歲月裡，他於1956年寫出一本題為《電子計算機與大腦》（The Computerand the Brain）的傑作。本來這部書是為“西利曼講座”寫的，但他因重病未能舉行這次講演。在這些講稿中，他認為人的大腦具有某種語言，按照這種語言，大腦不同部位的活動彼此相連，互相配合，使我們制定計劃，設計程序，猶如一種包羅萬象的生活方式——在人文科學中，我們稱之為一種價值體系。 紐曼惹人喜愛，富有個性。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聰明的人，無人與之比肩。如果說，一位天才就是一位有“兩個”偉大思想的人，他就是一位天才。他於1957年溘然長逝，這對我們大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悲劇。而這並不是因為他謙遜可親。記得戰爭期間，我們一道工作時，一次曾共同解決一個難題，他立刻對我說道：“哦，不，你沒有領會這個問題。你那形象化的頭腦在這裡不管用。抽像地想一想吧。在這張強顯影的照片上，一階導數同時消失，這就是為什麼只能看到二階導數的軌蹟的原因。” 正如他所說，這不是我的思考方式。但是，我還是讓他去了倫敦。而我則動身去鄉下我的實驗室，工作到深夜。大約到了半夜，我得出與他一致的結論。想到紐曼總是睡得很晚，我出於好心，直到上午10點鐘以後才去叫醒他。我打電話到倫敦他下榻的旅館，他在床上接了電話。我說：“約翰尼，你是對的。”他答道：“你一大早叫醒我，就是要告訴我我是對的嗎？勞駕等我出了錯再說吧。” 這是否聽起來顯得桀驁不馴呢？並不是。這是他的生活的真實寫照。這裡面有某種東西使我想起，他虛擲了他生命的最後光陰。他沒有完成這項偉大的工作，而在他身後，這一直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他之所以沒有完成，是因為他放棄了反躬自問，別的“人”是怎樣看待問題的。他越來越熱衷於為私人公司、工業和政府工作。這些事務使他到達權力中心，但並沒有促進他的學識，也沒能促使他與別人的親密相處——他們至今仍然不明白，對於有關生活和思想的充滿人性的數學，他究竟想幹些什麼。 紐曼熱衷於知識的專制。而這正是一種只能摧毀人類文明的信念。如果我們有什麼作為的話，我們就必須組成知識與才智的民主政體。我們的文明決不能由於人民與政府、人民與權勢之間的疏遠而滅亡，而巴比倫、埃及和羅馬就因此而衰落。只有當知識被沒有野心控制他人的人，而不是那些獨裁的權勢集團所掌握，這種疏遠才有可能予以彌合或縮小。 這似乎是一個沉痛的教訓。這個世界畢竟是由專家管理著的：這不正是人們所說的科學社會嗎？不，不是的。科學社會只是這樣一個社會，專家們的確能夠從來諸如電氣方面的工作。但是，只有你，只有我，才必須了解“自然”的造化，以及從這個意義上，運用我的頭腦，了解例如電是怎樣成為自然造化的一種表現。 我們並沒有推進那一度吸引紐曼的對人的生命與大腦問題的研究。那麼，有可能為我們所推崇的完整的人和完善的社會行為方式找到今人滿意的基礎嗎？我們已經看到，人類行為的特徵就是一種內在的延宕，以便為將來先後採取的行動作好準備。在人類漫長的童年和緩慢的成熟過程中，這種延緩的生物學基本原理貫穿始終。但人類行動的延宕遠不僅限於此。 作為成年人，作為決策者，作為人類，我們的行動受到價值觀念的製約，我把這種價值觀念理解為人們平衡對立衝動的總策略。事實上，我們並不是依靠任何一種解決難題的計算機程序生活。人類生活的難題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相反，我們只能通過尋找指引我們行動的準則以形成我們的行為方式。我們設計倫理規範或價值體系，來確保短期內令人神往之事能與長遠的、最終的令人滿意之事保持平衡。 我們處於人類知識的奇妙開端。人類的上升總是搖搖擺擺，步履蹣跚。當人類邁步前行時，他們總感到猶疑不定，這隻腳是不是真的應該向前邁出呢？我們的前方究竟有什麼？終於，人們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學到的一切匯聚起來，集中於對人的來源的理解，即，人為何物。 知識不是記錄事實的斷簡殘篇。首先，知識是一種責任，使人類始終如一，作為有道德的生物而保持自己的本色。只要你自己囿於陳舊觀念的道德束縛，任其他人代你而治理天下，你就決不可能保持明達通變的本性。今天，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人們可能認為，建議人們去學導數方式或學電子學、計算機程序編制等毫無意義。但是，在今後50年內，如果對人類起源、人類演化、人的歷史和人的進步的理解沒有成為教科書上的常識，人類也就不復存在了。明天教科書上的平凡常識，在今天就是歷險奇遇。而這就是人們從事的工作。 我突然發現自己在西方世界被一種可怕的意志消沉的氣氛所包圍，不由得感到無限悲哀。人們逃避知識——逃拄何處？逃往佛教禪宗，逃在“我們到頭來不就是動物嗎？”這些虛無玄妙的問題中，逃往超感覺意念和神秘之中。人們並不總是知道自己是否為理解人類自身盡到了最大的努力。人類是大自然獨一無二的試驗品，用來證明理性智慧比感性智慧更加美妙動人。求知是人類的命運。在我們的前方，是最終將使藝術的表現和科學的解釋融為一體的人類的自我認識。 帶著逃避的意識談論西方文明，不免令人氣餒。對於人類的上升，我一直非常樂觀；難道此時此刻我會放棄樂觀的態度嗎？當然不會。人類的上升還會繼續。但是，不要以為這種上升將由我們所知的西方文明來促成。此時，我們莊置身於歷史的天平上。如果我們止步不前，人類之上升還是會邁出新的一步——但不是我們邁出的。亞述、埃及和羅馬的文明未能確保無虞，我們的文明也沒有這樣的保證。我們正在成為別人的過去，而且還未必是從我們的將來回顧的過去。 我們的文明是一種科學文明：這意味著，知識以及人類對知識的不二之誠至關重要。科學並不僅僅是意指知識的拉丁名詞。假如我們的文明在人類上升的進程中沒有邁出下一步，那麼，別的地方的民族，如中國、非洲的民族，就會邁出這一步。我會覺得這是可悲的嗎？ 不，這件事本身不會令我悲哀。人類有權利改變其個性。但是，由於我與哺育我成長的文明休戚相關，我又會因此而感到無比惆悵。是英格蘭造就了我，是英格蘭教會我她的語言、她的寬容，讓我體驗到在知識追求中的激情，假如100年後，莎士比亞和牛頓，一如今天的荷馬和歐幾里德，成為歷史的陳跡，我和大家一樣，也會產生強烈的失落感。 在東非的奧莫河各我曾製作了一組影片。此刻，我又回到這裡，因為我對當時發生的一件事仍然記憶猶新，未能忘懷。那一天早晨，我們正動身去拍攝第一輯的片頭，一架輕型飛機帶著攝影師和錄音師從跑道上剛剛起飛幾秒鐘便墜毀了。但飛行員和另外兩個人竟奇蹟般地從飛機殘骸中爬了出來，未受損傷。 很自然，這個不祥之兆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正準備去揭示歷史的陳跡，現實卻平靜地把手伸到歷史的這一頁，說道：“就在此時，就在此地。”歷史不是事件，而是人。歷史不是回憶往事的人，而是在現實中經歷了往事的人。歷史就是那位飛行員瞬間的決斷，這一決斷是人類的全部知識和全部科學，以及自人類起源以來所學到的一切智慧的結晶。 我們在營地待了兩天，等待另一架飛機。出於好心，但也許不合時宜，我對攝影師說，他可以讓別人去拍那些非從空中拍攝不可的鏡頭。他回答說：“我考慮過了，儘管明天起飛時，我還會感到害怕，但我仍要去進行拍攝，這是我必須做的事。” 我們都感到害怕——為我們的自信，為未來，為這個世界。這就是人類想像力的本性。 然而，每一個人，以至每一種文明，由於其必行之事的約束，仍將奮力向前。個人的義務、智慧的天職和感情的承諾，合而為一，促使人類不斷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