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四季收穫

人類歷史的劃分很不平衡。首先是人的生物學進化時期，即將我們人類與我們的猿猴祖先分離開來的各個階段。這花費了幾百萬年的時間。然後是人類文化史：人類文明浪潮的長久激盪，終於使我們與少數殘存至今的非洲狩獵部落、或澳洲的採集食物者相分離。但各種文化形態之間的差別加起來也不過幾千年時間。追溯起來，這段歷史僅約12000年——反正遠遠不到2年。從現在起，我將只講述發生在差不多包括人類上升全部歷程中的這12000年之間的事。然而，這兩個數據，即人類生物學進化的時間跨度與人類文化進化的時間跨度差距太大，我不可能完全置之不顧，不贊一辭。 人類花了至少200萬年時間，才從非洲中部的“南方古猿”那種手握石塊、又黑又小的動物，變成古人。這就是人的生物學進化的進度——儘管人的生物學進化要比其它任何動物的進化快得多。但是，古人則只花了不到2年時間，就變成了你我渴望成為的人物：藝術家和科學家，城市建設者和未來計劃制定者，讀書人和旅行家，以及自然現象和人類情感的熱心探索者。這些人的閱歷比我們的祖先更為豐富多彩，想像力也更加狂放不羈。這就是人類文化進化的進度；這種進化一旦開始，按照這兩種進化速度的比率，至少比人類的生物學進化快出100倍。

一旦開始：這是一個關鍵的短語。為什麼使人類成為地球主人的文化竟開始得如此之晚呢？ 2年前，在人跡所至的世界各地，人只是一個覓食者或狩獵者，其最發達的技藝莫過於像今天的拉普人那樣，在遷移不定的動物後面緊迫不捨。到了距今1年時，情況改變了，在有些地方，人類開始馴養動物，種植莊稼，這是標誌著文明起步的一大變化。僅僅在過去12000年間，人類文明才開始起步，對此切不可等閒視之。在公元前1年前後，一定有過一次不同尋常的爆炸性事變——也確實有過這樣一次事變。但這是一次悄然無聲的爆炸，這就是最後一次冰河期的終結。 我們可以在某種冰川一類的景觀中去把握這次變化的情景。在冰島，春天一年一度降臨。而當冰河期的積雪消融之時，歐亞大陸也曾春光爛漫。人類從非洲大陸動身，漫遊了100萬年之久，歷盡難以想像的艱辛，終於突然發現大地鮮花盛開，四周動物成群，從此開始了一種與從前迥然不同的生活。

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謂的“農業革命”。不過我卻把它看作是含義廣泛得多的“生物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植物的耕種和動物的馴養交織在一起，交替發展，有如蛙跳遊戲。就這樣，人類在最重要的方面，即不是在物質的水平上，而是在生命的水平上，實現了對自身生存環境的主宰，即對動物和植物的主宰，伴隨這樣一場革命，發生了同樣強有力的社會革命。因為，對這時的人類來說，定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了、這時，人這樣一種浪跡天涯達百萬年之久的生物，不得不作出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是否中止流浪生涯，而成為定居的村民。關於某個曾作出這種決定的民族所經歷的良心鬥爭，我們有一些人類學記錄：這就是《聖經.舊約》。我相信，人類文明的進程取決於這一決定。也有一些民族始終未能作出這種決定。至今仍有一些游牧部落，從一個放牧地遷到另一個放牧地，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流浪生活：例如波斯的巴克提亞利人（Bakhtiari）。要明白為什麼在這種遊徙不定的生活中不可能產生人類文明，就得親自與這些民族一道漫遊，一道生活。

游牧生活的一切都是無從追憶的。巴克提亞利人總是獨自遷徙，難以找到他們的踪跡。 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樣，他們也認為自己同屬一個家庭，是同一始祖的子孫。 （同樣，猶太人也把自己稱作以色列或雅各的後裔。）巴克提亞利得名於蒙古人時代的一個傳奇人物巴克泰爾（Bakhtyar）。關於巴克提亞利人起源的傳說是這樣提及這個人物的：我們的始祖，山人巴克泰爾，在古代，來自南方山區荒僻之地。他的後代好似山上的石塊，不可勝數，他的子民繁榮昌盛，隨著這個傳說故事情節的發展，《聖經》式的迴聲一次又一次響起。 《聖經》上說，始祖雅各有兩個妻子，他作為收入分別為她們乾了7年活兒。 試比較關於巴克提亞利人始祖的傳說：巴克泰爾的第一個妻子生了7個兒子，即我們的7個有兄弟關係的父親。他的第二個妻子有4個兒子。我們的兒子應從他們的叔伯那裡娶得妻子，以免羊群與帳篷分離失散。

對以色列的孩子來說，羊群是最為重要的財富，故事講述者（也就是婚姻監督人）一刻也沒有忽視羊群聚散的問題。 在公元前1年以前，遊獵民族曾緊緊追隨野生動物的自然遷移。在大約1年前，綿羊和山羊首先彼人們馴養，唯有狗比它們更早成為人們游牧生活的伴隨者。當人們馴養這些動物時,人就肩負起對自然界的責任，也就是說，這些游牧的人們必須引導那些無力自助的動物。 在游牧生活中，對婦女的作用有嚴格的規定。首先，婦女的職能是生育男孩；女孩過多；會很快導致不幸，因為從長遠看,過多的女孩兒預示著災難的降臨。除此以外，婦女還得為人們的衣食操勞。例如，巴克提亞利婦女要烤製麵包——以恰如《聖經》上記載的方式，在燒熱的石塊上焙製未經發酵的麵餅。但女孩和婦人要等男人吃過之後才能進食。女人和男人一樣，整天圍著羊群忙碌。她們擠出羊奶，倒入掛在粗糙的木架上的羊皮口袋中，使勁攪拌，從中提取凝固的奶酪。她們採用的辦法很簡單，唯有如此，才能在每天遷徙的中途隨時取用。這種簡樸並非出於浪漫，這是關乎生計的大事。每一樣東西都必須十分輕巧，便於攜帶，每晚能很快地安頓下來，第二天早晨又利索地收拾起來帶走。婦女們還用簡單而古老的方法紡製毛線，她們這樣做也只是為了應付旅途中必不可少的縫補之需、僅此而已。

在游牧生活中，人們不可能製作那類在幾個星期內都派不上用場的東西。因為這種東西不便攜帶。而且，巴克提亞利人實際上也不知道怎樣製作這種東西。如果他們需要金屬鍋，他們就從定居的人們那裡，或者從專門製作金屬用品的吉普賽人那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換取。釘子、馬鐙、玩具或小孩玩耍的鈴鐺都從部落以外的換貨交易中獲得。巴克提亞利人的生活範圍十分狹窄，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發展個人的特長。也談不上創造發明。因此，在遷徒不定的生活中，人們從早到晚忙於生活瑣事，無暇發展什麼新方法或萌生什麼新思想——也不可能有什麼新的生活態度。他們至今保持的唯一習慣，就是自古沿襲下來的習慣。兒子的唯一抱負，就是做個像父親那樣的人。

這是一種乏味的生活。每一個夜晚都像前一天一樣，不過是白天的終結，每一個清晨也和前一天一樣，不過是旅行的又一次開始。東方初曉，每一個人都只想著同一個問題，羊群能被趕過下一這高高的山隘嗎？在遷徒中，人們終究要翻越那最高的山隘。比如，在越過扎格羅斯山（Zagros）12000英尺高處的紮德庫山隘（Zadeku）時，羊群必須奮力攀登，或沿著山崖突出部位小心翼翼地繞行。部落必須不斷遷徙，牧人必須每天找到一塊新的放牧地，因為在這高高的山上，一個地方的牧草一天之內就會被羊群吃光。 巴克提亞利人每年要跨越六座山脈（還得再次越過這些山脈，回到原來的地方）。他們在冰天雪地裡艱難跋涉，在春天涉過那湍急的河流。只是在一件事情上，他們的生活方式要比一萬年前的人們更為先進。那時，人們不得不肩扛背馱，徙步遷徒，而巴克提亞利人已經有自那時以來馴化的馱畜——馬、驢、騾。除此之外，他們的生活井沒有多少新鮮事物。也沒有什麼值得記憶的。游牧民族從不紀念死者。 （有誰知道巴克泰爾在哪裡？雅各又葬在何方？）他們堆砌的石塊僅僅是為了在像“娘子關”（the pass of women）那樣的地方標出路徑。那裡險狀叢生，但對牲畜來說，要比那高山隘口更容易通過。

巴克提亞利人在春天的遷徙看起來真是一次充滿英雄氣概的冒險，但巴克提亞利人自己則不過是慣於吃苦耐勞而已。他們順其自然，不知所終。夏季的放牧地僅僅是一個歇息之處——與以色列的子孫不同，對巴克提亞利人來說，沒有什麼由上帝賜予的希望之鄉。一家之長，像雅各那樣，操勞7年，可能會擁有50只綿羊和山羊。即使萬事如意，他的這50隻羊也許會在遷徙中損失10只。如果時命乖蹇，則可能損失20只。到頭來，他只能像自古以來的人們那樣逆來順受。 有誰知道，在某一年中，那些老人在越過重重山隘後是否還能經受住最後的考驗？這考驗就是涉過巴祖夫特河（Bazuft River）。每年有3個月時間，冰雪消融，河水猛漲。此時，部落裡的男人、婦女、馱畜和羊群都已疲乏不堪。人們要花費一整天時間，用人力把牲畜牽過河去。而這正是人們經受考驗的一天。在這一天，年輕人要成為男子漢，因為家人和牲畜的生死存亡取決於他們的努力，巴克提亞利人涉過巴祖夫特河，就好似猶太人渡過約旦河；這是男子成年的洗禮。對年輕小伙子來說，生活頓時會變得生氣勃勃。但是，對老年人來說，生活便從此終結。

那麼，當那些老年人不能涉過這最後一道急流時，他們會怎樣呢？什麼也不會發生。他們僅僅是留下來坐以待斃。只有那些狗看到有人被棄之不顧時會感到迷惑不解。這些人服從了游牧民族的習俗：他們走完了最後的歷程，再也沒有別的選擇了。 從游牧到村居的變化，是人類在其上升歷程中跨出的最大一步。是什麼使這一變化得以發生的呢？當然，是人類的意志使然，但同時又是大自然奇特而神秘的造化之功使然。在冰河期終結時，新的植物突然間佈滿大地，一種雜種麥也在中東地區出現了。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這種事情，而其典型之地則是耶利哥（Jericho）那片，古老的沙漠綠洲。 耶利哥早在有農業之前便存在了。最初。在這荒原上的泉水邊定居下來的人們只知收穫而不知種植。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他們製作了用於收割野生植物的石鐮。這真是不同凡響的遠見卓識。他們用燧石製成保留至今的石鐮。約翰.加斯頓（J，Garstang）於本世紀30年代在這裡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了這些石鐮。這種古老石鐮的邊緣表明，它可能是裝在用瞪羚的角或骨骼做成的手柄上的。

在山崗和斜坡上，最早的居民收穫的那種野生麥已不復存在。但是，今天這裡仍育一些野草，看上去一定很像野生麥，那種最初用於採集、而後又用石鐮飛快地刈割的野生麥。從那時起，收割者沿用這種鐮刀達1年之久。這就是納圖夫（Natufian）的前農業文明。 當然，這一文明未能長久延續下去。但它已處於農業興起的前夜。農業文明接踵而來，發源地就在耶利哥的山崗上。 幾乎可以肯定，古代世界農業發展的轉折點，是兩種麥穗碩大、籽粒飽滿的麥子品種的出現。在公元前8000年以前，小麥並不像今天這樣是一種高產作物；它只是遍布中東大地的眾多野草中的一種。由於某種遺傳學因素的偶然作用，這種野麥與一種天然牧草雜交，形成一種豐產的雜交品種。最後一次冰河期之後，植物重又茁壯生長起來，其時必定發生過多次這種偶然事變。作物生長的遺傳機制使野生麥的14條染色體和牧草的14條染色體相結合，產生出帶有28條染色體的二粒小麥（Emmer）。二粒小麥籽粒飽滿，可以自然而然地傳播開來，因為麥殼包裹種子的方式使種子可以隨風飄散。

就這種雜交品種而言，其產量之豐是十分罕見的，但在所有植物中，這還不是獨一無二的。冰河期以後關於眾多植物的變化的傳說更加驚人。後來又發生了第二次遺傳學的偶然事變，這時二粒小麥已得到人工的栽培。二粒小麥又與另一種牧草雜交，形成一種帶有42條染色體的大型品種，這就是小麥。總之，假如不是因為某一條特定的染色體發生了遺傳突變，小麥本來也不會成為豐產作物的。 有些事情還要離奇。現在我們有一種非常美觀的麥穗。但是，由於這種麥穗裹得太緊，風力不能將它吹開，麥粒也就不能隨風播散了。倘若硬把麥穗掰開，麥殼便會被風吹走，而麥粒只會墜落在它原來生長的地方。請注意，這一點和野生麥以及最初的雜交種二粒小麥大不一樣。那些原始品種的麥穗是張開的，如果麥穗破裂，結果就不一樣了——麥粒將隨風而去。耐小麥已不復具有這種特性。於是，突然之間，人類的生活方式與這種植物的生長特點配合起來了。人類獲得了他所賴以生存的麥子，而此種麥子也依附於人類，因為只有依靠人們的播種，它才得以繁衍。小麥要靠人們的幫助才能增殖，人類必須收割麥穗，撒播麥種，人類和小麥休戚相關，相互依賴。這是一個關於生物遺傳的美妙的真實故事，似乎人類文明的產生，事先已得到修道院院長格里戈?孟德爾（Gregor Mendel）遺傳學說精神的庇佑。 自然界與人類生活實現了一種令人可喜的結合，從而締造了農業。這種結合於1年前發生在舊大陸中東的“肥沃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但是，它決不止發生過一次。幾乎可以肯定，新大陸的人們也獨立地發明了農業——或者，根據現有材料，我們可以確信，在新大陸，玉米之於人類，恰如舊大陸的小麥。至於在中東，農業傳遍了從死海延伸到約地亞（Judea）、耶利哥荒涼地區這樣廣闊的地帶，這僅僅是一個頗具特色的地區而已。實際上，在這個“肥沃新月”地帶，農業很可能曾經有過好幾個不同的發源地，有的可能早於耶利哥。 然而，耶利哥自有一些使它在歷史上無與倫比、並使它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的種種特點。和別的那些早已被人遺忘的村落不同，耶利哥是一個比《聖經》還要古老、聳立在層層累積的歷史陳蹟之上的不朽城市。這座古老的、擁有淡水水源的城市是這片荒漠邊緣的一塊綠洲，從史前時代到於今，那裡的泉水源源不斷地流入耶利哥城。在那裡，麥子與清泉相得益彰，也正是在那兒，人類開始了自己的文明歷史。貝都因人（Bedouin）用頭巾蒙住臉：從沙漠中衝出來，滿懷妒意地望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那裡的人們把這塊土地變成了一個奶和蜜不盡流淌的希望之鄉。麥子和水源使這片往昔的不毛之地聳立起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曾幾何時，耶利哥舊貌換新顏。來到這裡的人們很快成為鄰近人們嫉恨的對象，於是，他們不得不構築城防，使耶利哥成為一座有城牆環繞的城市。早在9000年前，他們就修建了一座高塔。這座塔的塔基有30英尺寬，與此相應，其地基也差不多深達30英尺。考古發掘展示了層層相疊的過去的文明：早期陶器發明以前的人類文明，隨後是早期陶器發明時的人類文明，7000年前陶器的出現；早期銅器，早期青銅器，中期青銅器。每一種文明相繼產生，先後佔據了耶利哥，並把它埋在自己腳下，使自己站立起來，因此，在今天看來，這座塔並不是埋在45英尺厚的泥土之下，而是埋在45英尺厚的文化積累之下。 耶利哥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縮影。今後，還可能發現別的文化遺址，從而改變我們關於人類文明起源的描述（現在已經有了一些重要的新發現）。然而，站在這個地方，回顧現代人類上升的歷程，在我們的思想和感情上都留下了十分強烈而深刻的印象。在我年輕時，人們認為人類對自然界的主宰地位來自人類對其生存環境的控制。現在我們懂得了，對自然界的真正主宰，來自人類對其生存環境的理解和改造，在這“肥沃新月”地帶，人類與植物和動物不期而遇，他們學會了與這些植物和動物共同相處並進而改造客觀世界，以適應自身需要，人類文明就這樣開始了。當凱瑟琳.肯尼恩（Kathleen Kenyon）在20世紀50年代重新發現這座古塔的遺址時，她看見裡面空空如也，一無所有，而在我看來，這階梯就是一條主要線索，一個探知人類文明堅實基礎的窗口，人類文明的堅實基礎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物質世界。 到了公元前6000年，耶利哥已成為一個廣大的農業定居區。肯尼恩估計那裡容納了3000人，城牆以內佔地面積達8至10英畝。婦女們用石製工具播種和收割小麥，這種沉重的工具也表明這是一個定居的社會。男人們則揉合、拍打粘土，製作建房用的泥磚，這是人們知的最早的磚。製磚人手指的印跡至今還清晰可辨，人類，就像小麥那樣，從此固定在他們生長的地方。一個定居社會對生者與死者關係的處理也就不同以往了。耶利哥的居民保存了一些死者的頭骨，在上面精心裝飾。沒有人知道這是為了什麼，只知道這是一種出於敬畏之情的行為。 沒有一個按照《舊約》信條教育成長的人，例如筆者，可以在談及耶利哥時不提出這樣兩個問題：約書亞（Joshua）最後真的毀掉了這個城市嗎？這裡的城牆真的轟然倒塌了嗎？ 正是這些問題把人們帶到了這處遺址，並使關於這個遺址的故事成為生動的傳奇。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簡捷地回答：是的。以色列人的部落曾極力想進入這片上至地中海岸、並沿安納托利亞山脈延伸到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肥沃新月”地帶。而耶利哥正好是扼制他們通過約地亞山崗進入富饒的地中海沿岸地區的要衝。這是他們不得不佔領的地方，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大約是在公元前1400年——距今3300年或3400年以前。而直到大約公元前700年時《聖經》故事才寫成問世。這就是說，作為一種文字記載，《聖經》所描述的大約只有2600年的歷史。 但是，這裡的城牆真的轟然倒塌了嗎？我們無從得知。關於這處遺址，在考古學上沒有證據表明某一天這裡的全部城牆無端夷為平地。但在不同時代，這裡的城牆的確曾經多次坍塌。僅在青銅時代，這座城牆就至少被重修了6次。這裡是地震頻仍的地區。大地每天都在微微震動；在一個世紀以內，就發生了4次大地震。僅僅是在過去幾年裡，人們才開始明白為什麼地震總是沿著這條山谷發生。紅海和死海位於東非裂谷大斷層的延伸地帶。兩塊大陸板塊由地幔托著，緊緊相依。當這兩塊板塊沿著這條斷裂帶相互擠壓時、地面上就相應地受到來自地下的震動。因此，這裡的地震總是沿著死海所處的中軸線爆發。而且，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聖經》裡充滿了關於自然界災變的記載的原因：古代的洪水氾濫，紅海和約旦河地區的持續乾旱，以及那利哥城牆的坍塌等。 《聖經》是一部奇妙的史書，一半是傳奇，一半是紀實。當然，歷史總是由勝利者寫成的。而當以色列人不期而至時，他們就成為歷史的載運者。 《聖經》故事就是他們的故事：這就是，一個民族不得不中止游牧和畜牧生活，成為農業部落的歷史。 種田和放牧看上去都是些簡單的行道，但在納圖夫地方發現的鐮刀表明，這些行道並非靜止不前。植物和動物馴化的每一階段都需要人們做出發明創造，而這些發明創造開初只是一些技術手段，然後才從中萌發出科學的種種原理。人們始料不及，這些通過人類精巧的頭腦發明的基本方法，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村落中都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針、鑽頭、鍋、火盆、鏟、釘和螺釘、風箱、繩子、繩套、織機、鎧甲、掛鉤、鈕扣、鞋——人們可以一口氣舉出上百種——製作之精巧，及其在人類上升歷程中的重要性，不下於今天任何一種原子物理學儀器。人類發明的豐富多彩，是各種發明相互影響的結果，一種文化，就是各種思想成果的乘法器，其中任何一種新的方法都加速了其它新方法的產生，增強了其它方法的威力。 穩定的農業生活創造了一種技術，並且從中產生出今天整個物理學和全部科學。我們可以從早期鐮刀到晚期鐮刀的變化中看出這一點來。乍一看去，這兩種鐮刀非常相似：採集覓食者在1年前使用的鐮刀與9000年前人們收割小麥時使用的鐮刀。但是，只要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收割用的鐮刀上有一條鋸齒狀的刃，使麥子在收割時能保持完整：如果撞擊麥穗，麥粒就會掉落在地上，而如果輕輕鋸斷麥桿，麥粒仍然裹在裡面。從那時起，鐮刀都製成這個樣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還是個孩子，那時人們還在使用帶鋸齒的彎曲的鐮刀收割麥子。這樣一種技術，這樣一種物理學知識，如此不著痕跡地從農業生活中產生出來，以致於使我們覺得是這些思想發現了人類，而不是相反或別的什麼。 當然，整個農業中最強有力的發明是犁的發明。我們把犁看作是開墾土地的楔子。而楔子本身也是一件重要的早期機械發明：它是掘起土壤的槓桿，也是一項槓桿原理最初的應用成果。很久以後，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向希臘人解釋槓桿原理時說，只要有一個槓桿的支點，他就可以移動地球。而早在幾千年以前，中東地區的犁夫就已經在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將養活這個世界。” 我已經指出，在晚得多的時候，人類至少又在美洲再一次發明了農業。但是，他們卻沒在那兒發明出犁和車輪。而這些東西的發明有待於馱馬耕畜的使用。除了單純的農業耕作本身，在中東地區，人類上升歷程中重要的一步是馱馬耕畜的馴養。正是由於沒有取得這一生物學上的進展，新大陸的農業仍然停留在掘土棍和背筐的落後水平上；在那裡，甚至連陶輪也沒有出現過。 首次發現的輪子是公元前300年以前的遺物，地點在今天俄國南部。這些早期發現的遺物是堅硬的木製輪子，人們把這些輪子安在木排或雪橇上，用來拖運貨物，於是，這種木排似的東西或雪橇就變成了一駕馬車。從此，車輪和車軸成為人類發明創造不斷推陳出新的雙重根源。例如，它後來又成為磨麥的器具，而且利用的是自然力：首先是畜力，而後是風力和水力。這種輪子成為一切旋轉運動的典範，成為解釋物質運動的準則，成為科學和藝術中超乎人類力量的絕妙象徵。太陽是裝有輪子的凱旋之車，而天空本身也是一個輪子，當時巴比倫人和希臘人就是這樣描繪燦爛星空的旋轉運動的。按照近代科學理論，自然運動（即未受干擾的運動）是直線運動；而對希臘科學來說，看起來自然的（即自然固有的）和事實上純粹而完美的運動是圓周運動。 大約在約書亞進攻耶利哥城時，即公元前1400年，蘇美爾（sumer）和亞述（Assyria）兩地的機械工程師把車輪改變為一種滑輪，用來提水。同時，他們設計了大規模的水利灌溉體系。垂直的蓄水豎井至今像標點符號一樣遍布波斯大地，這些豎井深入地下300英尺，與在地下構成水利系統的暗渠或地下水渠相通，只有在那樣的深度，天然水才可免於蒸發。在這些工程建成3000年以後，胡齊斯但（Khuzistan）的鄉村婦女仍然從井中提取定量的水，以敷古老村社居民的日常之用。 暗渠是一種城市文明的晚近建築結構，這意味著當時已有控制用水權、土地所有權以及其它社會關係的法律的存在。在一個農業社會（如蘇美爾這樣從事大規模耕作的社會）中，法律準則的性質與游牧民族的法律不同，後者只涉及一隻山羊或一隻綿羊被盜竊的問題。到了這時，社會結構和影響整個社會事務的規則發生密切關係：獲得土地的權利、飲用水的控制和管理，以及輪流使用這些四季收穫豐歉所繫的珍貴水利設施的權利。 這時，村里的手藝人已經憑藉自己的本事成為發明家。他們在製作精巧的工具中綜合了各種基本的機械原理，這些工具實際上就是早期的機器。這些工具在中東地區已經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例如，旋弓（boW-lath ）就是把直線運動轉變為圓周運動的經典設計之一。這一設計十分巧妙，用一條繩子纏在一個滾筒上，把繩子的兩端分別拴在一種類似小提琴琴弓的裝置的兩端，再把準備加工的木料固定在滾筒上，然後前後拉動弓弦，繩子和裝有木料的滾筒也跟著轉動，鑿子開始來回切削著木料。這種綜合性工具已有幾千年的歷史，1945年，我在英國曾親眼看見吉普賽人用這種工具製作椅子腿。 一種機械就是開發自然力的一種手段。從最簡單的巴克提利亞婦女攜帶的紡錘，到歷史上第一座核反應堆，以及後來的種種成就，無不如此。然而，當這種機械開發出更大的能量來源時，它就越來越超出它原來的自然效用了。不過，現代形式的機器似乎已經成為我們今天的一種威脅，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對這個驚人問題的回答，取決於機器所開發的能量的大小。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功率是在機器的設計能力範圍以內呢，還是二者完全不相稱，以致使用者無法駕馭機器，正常地使用機器呢？這樣，我們又回到那個古老的問題上去了，當人類第一次利用超乎自身的力量，即動物的力量時，這個問題就產生了。每種機械都是一種挽畜——甚至核反應堆也不例外。機械的應用，增加了人類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以來從自然界獲取的剩餘產品。因此，每一種機械的發明都重複地引出這個原來的二難推理：機械開發能量，是為了滿足實際應用的需求呢，還是要成為一種超出建設性應用範圍的自行其是的力量源泉？關於機械力的限度的這一沖突，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歷史的泰初時代。 農業的興起只是這場生物學革命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牲）；的習iI【t和使用。 ，動物馴I【t的進程井然有序。首先是狗的馴！養，其時可能早於公元前1年。接著是食用牲畜的馴！ l養，開始是山羊和綿羊，然後是馱言，如中亞地區野驢的馴1養。這些動物增“。的剩餘產品遠遠超過它介〕所消耗的。不過，只有這些動物俗守本份，甘願充當人類從事農業的僕沒時，才是如此。 人類並未料到，從這時起，這些家畜已經孕育著對定居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剩餘糧食的威脅。這確實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因為正是這些牛和驢，作為挽畜或馱畜，幫助人們增加了剩餘產品。 （《舊約》鄭重其事地告誡人們要恰如其份地對待這些動物；例如，它禁止農夫把一頭牛和一頭驢套在同一張犁上，因為它們勞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大約在5000年前，一種新的馱畜出現了——這就是馬。這種動物比起先前的家畜來，速度快得多，強壯得多，從而擁有更多的優勢，但是，從這時起，馬卻成為對村社的剩餘產品的威脅。 馬起初用來拖曳有輪子的大車，就像牛一樣——但馬拉的車豪華得多，那是首領們絡繹出巡時乘坐的戰車。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類學會了騎馬。騎馬的念頭在那時必定像當初發明飛行機械的念頭一樣，令人驚愕不已。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有更高大、更強壯的馬——馬本來是很小的動物，就像南美洲的無峰駝一樣，不能長時間地馱載人。因此，煞有介事地把馬當作坐騎這件事，開始於那些飼養和繁育馬匹的游牧部落。這是一些來自中亞、波斯和阿富汗等地的民族；在西方，他們被稱作“西徐亞人”（Scythians），這是對一種新興的、驚人的東西，一種自然現象的統稱。 騎在馬上的人看上去要比一個尋常的人神氣得多，他比別人高出一頭，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奔馳向前，好像是高踞於世人之上似的。當那些植物和動物已被馴化，並為人使用時，騎馬馳騁就不僅僅是一種超人的姿態，或是一種凌駕萬物的象徵性行為了。我們知道，當騎馬的西班牙人於1532年掃蕩從未見過馬匹的秘魯軍隊時，馬在歷史上又一次引起人們的恐懼和敬畏。因此，西徐亞人當時已戍為席捲一切不懂騎馬術的國度的恐怖之物。當希臘人看見西徐亞騎兵時，他們也以為馬與騎手渾然一體；於是，他們創造出有關半人半馬的怪物的傳說。希臘人想像中的另一個半人半獸的雜種林神薩泰爾（Satyr），最初也是半人半馬，而不是半人半羊的模樣；來自東方的這種奔馳的動物引起的不安竟是如此之深。 今天，我們已不能指望重現當人騎著馬第一次出現時，給中東和東歐等地民族帶來的那種強烈的恐怖情景。我只能用1939年德國的坦克開到波蘭，把麵前的一切壓得粉碎時的情景與之相比，兩者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我相信，馬在歐洲歷史上的重要性歷來被人們低估了。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游牧民族的活動，戰爭也是馬創造出來的。匈奴人（Huns）帶來了戰爭，弗里吉亞人（phrygians）帶來了戰爭，最後蒙古人帶來的也是戰爭，這在後來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特別是，這些能跑善追的動物改變了戰爭的組織方式。它們造成一種不同以往的戰略戰術——這種戰略戰術就像一種戰爭遊戲，而戰爭販子們又總是那麼熱衷於玩弄這種遊戲。 騎馬作戰的策略取決於駕馭馬的技術、迅速的聯絡、一連串出其不意的實戰動作，這些特徵仍然殘存於亞洲的各種模仿戰爭的遊戲之中，如像棋和馬球。戰爭的策劃總是被贏得戰爭的人看作是一種競賽。直到今天，在阿富汗，人們仍然舉行一種叫作“布日卡什”（BuzKashi）、由當年的蒙古人流傳下來的騎馬競賽。 參加“布日卡什”競賽的都是職業騎手——就是說，他們都是受僱者，他們及其坐騎都經過訓練，目的是爭取勝利的榮譽。在盛大的節日慶典上，有來自不同部落的300多人參加角逐，不過，直到二、三十年以後我們才來組織這種競賽。 參加“布日卡什”的人們並不組隊。舉行這種競賽的目的不是要證明這一隊比另一隊更強，而是要產生一個奪標者。自古以來，競賽中湧現出不少冠軍，他們為人們所深深懷念。 這種競賽的主持人由不再參賽的往屆冠軍擔任。這位主持人通過一位傳令官傳達他發布的各種號令，這位傳令官也可能是以前參加過比賽的人，只不過不那麼傑出罷了。在競賽中，我們看到的不是一隻球，而是一隻砍了頭的牛犢。 （這個形容可憎的玩物正在訴說著什麼，似乎這些騎手正在玩弄農夫們的身家所繫之物。）牛犢身軀重約50磅，競賽的目的是看誰能抓住它，而不讓別人奪去，並帶著它通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縱馬奔馳，繞過賽場邊上豎立著的旗幟。然後，最困難的是返回出發點，奪得牛犢的人在掠過旗幟後，不斷受到挑戰，但這位騎手仍不顧一切往回跑向最終目標，沖向混亂爭奪的人群中、地上畫有一個圓圈的地方。 只有達到這個唯一的終點，才算贏得了比賽，因此沒有寬客怨讓可言。這不是什麼體育競技，日此無所謂“弗厄潑賴”。這純粹是蒙古人式的戰術，是一種突襲的訓練方式。在這種競賽中，令人驚嘆的是那使蒙古人的敵手潰不成軍的東西：看起來粗野無文的混亂爭奪，實際上詭計多端。一旦勝利者勝券在握，爭奪便突然停息下來。 人們的印像是，旁觀的人們比參賽者還要狂熱，感情更加難以自製。相形之下，參賽者倒顯得沉著冷靜；他們儀態萬方地騎在馬上，卻又分明冷酷無情，他們關注的不是競賽，而只是獲勝。只是在競賽結束之後，勝利者才會陶醉在勝利的興奮之中，久久不能平靜。他還得要求主持人認可他達到了目標，如果在混亂之中忘記這個儀式，他的成功可能不會被承認。最好記住每一個人都可以爭取達到目的。 “布日卡什”是一種戰爭式的競賽。使人驚心動魄的是那種有如美國西部牛仔式的道德原則，以臨戰的姿態騎馬奔馳。這表現了那種偏執於征服的文化狀態；強盜顯得像英雄，只是因為他騎在馬上，風馳電掣般地掠過。但這股風是空虛的。無論是馬，還是坦克，成吉思汗，還是希特勒，都是靠別的民族辛勤勞作養活的。游牧民族在歷史上扮演的最後一個角色，就是戰爭販子，但這是一個時代錯誤。而更糟糕的是，在迄今發現的世界上，在過去12000年中，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定居的民族創造了人類的文明。 本章通篇貫穿著游牧生活與定居生活的衝突，波斯薩爾坦尼亞（sultaniyeh）高原上，狂風勁吹，人跡罕至，阻擋了企圖以游牧生活方式征服一切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進攻。談及這一切，就像吟誦一首悠長的哀歌。問題在於，12000年前興起的農業發明本身並沒有建立或確立定居生活方式。與此相反，與農業同時發展起來的動物馴養，卻給游牧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綿羊和山羊的馴養，以及馬匹的馴養，使成吉思汗具備了征服中國和穆斯林城市的力量和組織形式，使他得以揮師直叩中歐門戶。 成吉思汗是一個牧人，又是一種強有力的戰爭機器的發明人——這種關係，道出了人類歷史上戰爭起源的重要特點。而人們往往對歷史事實視而不見。推測戰爭起源於人類的某種動物本能：似乎我們人類就像獅子一樣，不得不以殺戮來尋求生存，或者像知更鳥一樣，只知捍衛自己鳥巢的領域範圍。但是，戰爭，有組織的戰爭，決不是一種人的本能。戰爭是人們經過周密計劃、以合作方式進行的竊掠，1年以前，就有了這種竊掠，當人們收穫了麥子，把餘糧積蓄起來時，這些游牧民族從荒漠深處突然衝出來，搶走那些他們自己不能生產的糧食。從耶利哥的城牆和它那史前時代修築起的塔樓，我們已經看到這方面的證據。這就是戰爭的發端。 成吉思汗及其蒙古王朝，把這種竊掠的生活方式帶到人們想像中的黃金時代。從公元1200年到1300年，蒙古人作出了最後的努力，試圖建立強盜的世界霸權，這些強盜，什麼也不生產，無所用心，只知道從無處逃逸的農民那裡搶劫農業生產所積蓄的糧食。 但是，他們的努力失敗了，其所以失敗，是因為對這些蒙古人來說，除了採取被他們征服的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外，別無它途。當他們征服了穆斯林民族，他們也就變成了穆斯林。 他們後來也成為定居者，因為他們無法長期忍受戰爭、搶劫之苦。成吉思汗死後，他的遺骸仍由他的軍隊當作紀念物帶到戰場上去。但他的孫子忽必烈汗則成為中國的一個建設者和一個定居的君王，你們一定還記得柯勒律治（coleridge）的詩句：在夏那都（Xanadu)，忽必烈汗發號施令。 無比威嚴，令人歡欣。 成吉思汗身後的第五個繼承人是完者都（oljeitu）蘇丹，他來到波斯這片荒涼的高原，修建了一座叫作薩爾但尼亞的宏偉的新都城。他本人的陵墓遺留至今，成為許多穆斯林建築的樣板。完者都蘇丹是一位開明的君主，他的臣民來自世界各地。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又是一位佛教徒，最後成為一位穆斯林，而且他確實試圖——在這座宮殿中——建立一個世界性王朝。這個游牧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就在於此：從世界各地匯集各種文化，使它們熔鑄為一體，再傳播開來，使這個世界更加豐富多采。 蒙古這一游牧民族謀求霸權的結果真是一個辛辣的諷刺，完者都蘇丹身後享有“建設者”的聲名。但事實上，農業和定居生活方式已在人類上升歷程中逐步確立，而且為人類和諧的生活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準，這在遙遠的將來將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就是城市的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