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人不是天使

人是一種非凡的動物。人具有一整套使自己在所有動物中顯得無與倫比的天賦才能：因此，人並不像其它動物，只是自然景觀中的一個景物，而是直然景觀的塑造者。在肉體與精神兩方面，人都是大自然的開拓者，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動物，他在每一塊陸地上不是發現、而是用雙手創建了自己的家園。 據說，還在1769年西班牙人越過美洲大陸，抵達太平洋海岸時，他們就常聽見加利福尼亞地方的印第安人說，每當月圓時分，魚就會躍出水面，在沙灘上蹦跳。的確，當地真有一種叫作格魯尼昂的銀魚，常在月圓時分從水中游到高於正常潮線的沙灘上來產卵。雌魚將尾部埋進沙裡，雄魚則盤桓其側。雌魚產下卵後，雄魚使卵受精。所謂“月圓時分”，這一點最為重要，因為只有在兩次漲潮之間的那9天到10天內，魚苗才能夠不受驚擾地孵化出來，在下次漲潮時，海水將孵出的魚苗衝回海裡去。

世界上每一種自然景觀都表現出這種精確而美妙的適應性。憑藉這種適應能力，每一種動物都像一個齒輪與另一個齒輪緊緊嚙合那樣適應著自己的生存環境。冬眠的豪豬等到春天來臨，又開始了生氣勃勃的新陳代謝。蜂鳥用翅膀急速地拍擊空氣，把尖細的嘴伸進那懸在高處的花蕊之中。蝴蝶模擬樹葉的形狀和顏色，甚至模擬有毒的東西，以欺騙天敵，免遭侵害。鼴鼠在地下打洞，彷彿是一種天設地造的穿梭機。 於是，千萬年的進化，使銀魚完全適應了潮漲潮落的規律，能夠準確無誤地游到潮汐線附近。但是，自然——就是說，生物的進化——並未使人類適應任何特定的環境，恰恰相反，和銀魚相比，人類的適應本領相當笨拙；而正是這一點——人的狀況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人類能夠適應一切環境。在我們周圍許許多多飛翔的、爬行的、打洞的和游水的動物中間，只有人不受其生存環境的束縛。人的想像、理智、敏感和剛毅，使人有可能改變自已的生存環境，而不僅僅是隨遇而安。人類作出了一系列的發明，一代又一代地改造著自己的生存環境。這些發明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進化——不是生物的進化，而是文明的演進。我們將人類走向文明演進頂峰的光輝歷程稱之為“人的上升”。

我在這裡使用“上升”一詞意義十分明確。人類以其富於想像的天賦與其它動物區別開來。人類綜合運用自己的種種才能，制訂計劃，從事發明與創新。當人類學會以更複雜、更精巧的方式綜合運用這些不同才能時，人類的創造發明也就更加複雜、更加精深了。因此，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形態在技術、科學和藝術領域的種種偉大發現。無一不表明人類才能的日益豐富和復雜的聯繫，表明人類智慧的常春藤的攀援上升。 當然，希望人類最富於獨創性的智慧成果，同時也是人類最新的成果，這引動著我們的心；對於一位科學家來說，尤其如此。只要一想到脫氧核糖核酸（DNA）螺旋形遺傳密碼的解開，一想到在對人腦特殊功能的研究方面取得的進展，一想到建立相對論的自然科學研究上的洞察力，一想到物質的原子量級的細微運動，我們確實有充分的理由為人類在現代所作出的某些建樹感到驕傲。

然而，如果一味讚美我們自己的成就，彷彿這些成就無須經歷一段發展過程，那將是對人類知識的莫大諷刺。因為人類的成就，特別是人類的科學成就，並不是一座已經建成的博物館，而只是漫長的進步過程中的里程碑。在這個進步過程中，煉金術士們的最初試驗，以及中美洲瑪雅天文學家們獨立發明的精確計算都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相去5個世紀後的今天，安第斯山區的馬丘比丘城（Machu Picchu）的石器和西班牙摩爾人的艾勒漢卜拉宮（Alhambra）的幾何圖形結構，在我們看來，都是裝飾藝術的傑作。但是，如果我們對這些作品的鑑賞僅止於此，我們就無法領略那創造它們的兩種不同文化的獨到之處。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些成就，正像今天脫氧核糖核酸結構對於我們一樣，既引人注目，又至關重要。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轉折點，有一種認識和說明世界的一致往的嶄新方式。所謂復活節島（Easter Island）上的雕像中止了時光的流逝，這已成為不容否認的事實；而歐洲中世紀的時鐘似乎也曾一勞永逸地宣告了關於天體運行的定論。每一種文化，當它被一種關於自然或人的新觀念所左右而發生變化時，總是力圖使自己的理想成份保持不變。但是，在回首往事時，同樣使我們極為關注的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從一種文明至另一種文明得以傳播或再現的種種思想。在近代化學中，最出人意料的莫過於製成具有新的特性的合金，而在公元紀年以後的南美洲，甚至在那以前很久的亞洲，就已發現有合金製品了。有關原子分離和結合的概念也來源於人類在史前時期的一項發現：石頭和一切物質都具有一種結構，按照這種結構，它可以以新的方式分解和重新組合起來。差不多與此同時，人類就在生物學方面作出了種種發明：農業，例如對野生小麥的栽培，以及關於馴養和駕馭馬匹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想法。

在追溯人類文化的轉折和延續時，我將按照一般的而不是嚴格的編年順序進行，因為使我感興趣的是人的心智的歷史，即人類發揮自己各種不同才能的歷史。我打算把人的思想，特別是人的科學思想，與自然賦予人類的、從而使人變得無與倫比的才能的來源聯繫起來。 我所描述的，也就是多年來令我心馳神往的，即人類思想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表達他本質中最基本的人性。 因此，本書或稱系列文章，實際上反映了人類智慧的發展歷程，也是人類到達他迄今所取得的成就高峰的親身經歷。人的地位不斷上升，是因為人在不斷地發現和認識自己天賦（他的種種禀賦與才能）的豐富內涵。人類在上升過程中的一切建樹都是人對自然和人對自身的認識的各個發展階段的紀念碑——恰如葉芝（wDYeats）所說，是“不朽智慧的豐碑”。

那麼，應該從哪兒談起呢？讓我們從“創世”說開始——從人自身的創造講起吧。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他於1859年問世的和於1871年問世的《人類原始及類擇》兩書中，為我們指明了道路。現在幾乎可以完全確定，人類最初是在靠近赤道的非洲地區發展起來的。人類進化開始的典型地區，可能就是延伸到北肯雅河流域（Northern Kenya）和埃塞俄比亞西南部，靠近盧多爾夫湖（Lake Rudolf)的熱帶荒原。這湖泊像一條長長的帶子，從南到北，貫穿整個大裂谷（the Great RiftValley），被厚厚的、有400多萬年曆史的沉積岩所環繞，而這裡原先是一個面積大得多的湖泊窪地。盧多爾夫湖湖水多半來自曲折蜿蜒、緩緩流動的奧莫河（Omo）。這裡很可能正是我們人類的一個發源地，即位於埃塞俄比亞、靠近盧多爾夫湖的奧莫河谷。

古代的許多傳說常常把有關人的創造的故事放在一個黃金時代，在一種神奇的、風光旖旎的背景下加以描述。如果我想講述創世紀的故事，此刻我就應當站在伊甸園中。但這裡確實不是什麼伊甸園。我是站在世界的肚臍上，在人類的誕生地，在靠近赤道的東非大裂谷。 這奧莫河谷的沉積平面，這重巒疊嶂，這荒蕪的三角洲，無處不記錄著人類的往昔。如果說這裡曾是一座伊甸園，那麼，這座樂園也早在幾百萬年前就已經衰敗消亡了。 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這裡的地質構造頗為奇特。在過去400萬年中，峽谷裡堆積了一層又一層火山灰，其間夾雜著大片的頁岩和泥岩。深厚的沉積物形成於不同時代，層層相疊，其年代的久遠程度可以明顯區分開來：400萬年前的，300萬年前的，200萬年前的，以及不到200萬年的。後來，大裂谷的形成使地面變得起伏不平，並使沉積物暴露無遺。這樣，終於構成了一幅地圖，從這幅地圖上，我們一直可以看到那曠古久遠的人類的過去。地層結構所揭示的時間記錄——這種記錄就埋藏在我們腳下——就鐫刻在奧莫河兩側成扇狀延伸的峭壁之上。

這些峭壁正是那層層相疊的斷層：在前景部位，斷層的底部已有400萬年曆史，僅次於此的斷層也有足足300萬年的歷史。人這類生物以及與他同期生存的其它動物的遺骸就分佈在這一斷層之上。 這些動物的遺骸表明，它們至今仍未發生多少變化，這真是一個奇蹟。當我們在距今200萬年前的泥土中發現那些將要變成人類的生物的化石時，這些骨骼化石與我們的骨骼之間的差異如此明顯，真令人不勝驚詫——例如，頭骨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我們很自然地設想這裡埋藏的其它動物骨骼也有過很大的變化。但是，在非洲發現的化石記錄表明，情況並非如此。讓我們象獵人那樣看看今天的托皮羚羊（Topi)吧。 200萬年前獵取這些羚羊祖先的人類祖先會一下子認出今天的羚羊。但他卻認不出今天的獵人——他自己的白種的或黑種的後裔。

當然，決不僅僅是狩獵（或任何單一的活動）改變了人本身，因為，我們發現，在動物中間，獵食者也像被獵食者一樣很少變化。獅子在捕食時仍然兇猛有力，而非洲大羚羊在逃跑時仍然疾奔如飛，二者之間仍然保持著很久以前的那種關係。當非洲出現乾旱氣候時，人類的進化就開始了：湖面縮小，森林變得稀疏，成了茫茫荒原。顯然，這對於本來並不適應這種環境的人類祖先來說，倒是一件幸事。因為這種環境使那些能夠適應環境的倖存者付出了代價，環境束縛了它們。當格雷維（Grevy）地方的斑馬之類的動物適應了乾旱荒原的環境時，這種環境不僅終於成了它們的生存空間，也成了它們難以逃離的陷井，它們不得不待在那塊地方，所有動物中最為適應這種環境變化的自然是格蘭特（Grant）地方的瞪羚（gazelle）;但它那妙不可言的跳躍也沒有能夠使它跳出這廣袤的荒原。

正是在奧莫河谷這樣的干旱地帶，人第一次直立起來。人類上升的歷程就這樣開始了。 這一點看起來平淡無奇，但卻至關重要。 200萬年前，人類的第一個祖先用與今天人類毫無區別的腳直立行走。事實上，當他一旦足踏地面，直立行走時，人類就開始了生命的新的構成關係，從而導致了人的軀體各部份的新的協同關係。 當然，值得注意的首先是人類的頭部，因為在人的所有器官中，頭部經歷了影響最為深遠的變化。令人慶幸的是，頭顱給我們留下了長久存在的化石（這一點不同於人體軟組織）。儘管我們不能指望大腦組織本身提供什麼信息，至少頭骨遺骸可以告訴我們當時人腦的尺寸。在過去五十年中，在南非發現的許多頭骨化石表明，這些動物已開始具備類似於人的結構特徵。但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頭骨化石是在赤道以南的一個叫作湯恩（Taung）的地方，而不是在奧莫河谷，由一位名叫萊蒙德?達特（RaymondDart）的體質人類學家發現的。這是一個五六歲孩子的頭骨，面部幾乎是完整的，只有頭蓋骨稍有殘缺。在1924年，這還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發現，而且是同類化石中被發現的第一個，因此，在達特的開創性研究之後，它仍然受到人們的關注。 達特很快看出了這塊化石的兩個異乎尋常的特點：第一，這個頭骨的孔容（即頭骨上脊髓通過的孔）是直立著的；因此，這是一個頭顱昂然豎立的孩子的頭骨。這是一個類似於人的特徵，因為猴子和猩猩的頭顱向前傾斜，而不是豎立在脊椎之上。第二個特徵是牙齒。牙齒總是能夠說明問題的。這個頭骨的牙齒很小，呈方形——它們還是孩子的乳牙，但已不再是猩猩那種巨大的、用於搏鬥撕咬的犬齒。這說明，這個生物用手而不是用嘴去獲取食物。 這些牙齒還表明，它可能常吃生肉；而且，幾乎可以肯定，這個用於的生物可以製造石斧之類的工具，以切割肉食和進行狩獵。 達特把這個生物叫作“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我不喜歡這個名稱，因為它僅僅意味著“南方的類人猿”。對一個第一次不再是猿的、生長於非洲的生物來說，這是一個容易引起顛倒混淆的名稱。我懷疑因為達特本人生於澳大利亞，他才胡謅瞎編了這麼個名字。 此後，人們又花了十年時間，發現了更多的猿人頭骨化石，——現在是成年的頭骨化石了——直到20世紀50年代，關於所謂“南方古猿”的故事才拼綴完整。這個故事開始千南非，向北推移至坦桑尼亞的奧都維峽谷（Olduvai Gorge)。最近，人們在盧多爾夫湖盆地發現了迄今為止最為豐富的化石和工具遺存。這段歷史是本世紀最令人歡欣鼓舞的科學發現之一；它就像1940年以前的物理學和1950年以來的生物學的發現一樣，令人興奮不已；它揭示了我們作為人類的本質。同那兩門科學一樣，這一發現使我們獲益非淺。 在我看來，這個小“南方古猿”自有它的來歷。 1950年，當其人類的屬性尚未被人們確認時，我應邀承擔一些與此有關的數學方面的工作。我能否測出這個湯恩孩子的牙齒形狀和尺寸，以便把它與猿猴的牙齒區別開來？我手裡從未拿過這樣的化石，我也不是研究牙齒的專家。但我的工作幹得很不錯，至今我仍記得這件工作使我產生的激動之情。當時我已年過40，以前一直乾著關於物體形狀的抽象的數學研究，突然我發現自己的知識已涉及到200萬年以前，在對人類歷史的探求中放射光華。這真是了不起呵。 從此，在我從事的科學研究中，在我創作的文學作品中，以及在眼下這本書中，我苦苦思考著的一個問題是：人究竟是怎樣成其為人的呢？猿猴又是怎樣變成了令我十分崇敬、靈巧機敏、善於思考、感情豐富、熟諳語言象徵與數學，並具有從事藝術、幾何、詩歌和科學等創造性活動能力、想像力豐富的人類的呢？人類的上升歷程又是怎樣使人從動物開始，發展到熱心探索自然奧秘、不斷追求新的知識，而筆者這些文字正是這種求知熱情的一種表現的呢？我不知道這個湯恩孩子的生命是怎樣開始的，但對我來說，這個頭骨仍然保持著原始的幼稚狀態，而整個人類的經歷就是從這種幼稚狀態開始的。人類的嬰兒，人，是動物與天使的一種組合。例如，胎兒在母親的子宮裡會因生理反應而亂踢亂動——每一個母親都知道這一點——所有的脊椎動物無不如此。這種反應能力雖是生物的一種本能，但卻為日後熟練掌握種種更複雜的動作打下了基礎。在出生後十一個月時，這種反應使孩子開始爬行。這就導致了新的運動，這些運動使人腦佈滿了蜿蜒曲折的溝紋（特別是在使肌肉的運動和平衡得到統一的小腦上），並使這些溝紋不斷加深，由此形成了人的複雜運動的全部技能，使其成為人的第二天性。這時小腦活動已得到控制。人的自覺意識所要做的不過是發出一個指令。 到第十四個月時，這個指令就是“站起來！”於是，這個孩子就開始了直立行走的人的生涯。 人類的每一種行為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追溯到我們的動物的本原，假如脫離了生活的熱流，我們不過是一些冷漠而孤獨的生物。但是，應當探討一下這樣一個差別，即人與動物有哪些共同的生理本能，人又有哪些使他與動物相區別的天賦？可以任意設想一個例子，但要越簡單越好，例，矚運動員在奔跑或跳躍時的簡單動作。在聽到發令槍響時，運動員起跑的反應與瞪羚飛奔時的反應是一樣的。在奔跑時，他似乎完全是動物性的。他的心跳加速，當他以最高速度衝刺時，他的心臟輸送著相當於平時五倍的血液，其中90％輸送給肌肉。他在一分鐘內需要吸入20加侖的空氣，給血液輸入氧氣，再由血液帶給肌肉。 血液的急速流動和空氣的輸入是可以觀測到的，可以像熱量那樣在對熱輻射敏感的紅外線照片上顯示出來。 （藍色或淺色區是最熱部分，紅色或深色區則是溫度較低部分。）我們這裡所看到的和用紅外照相所分析的情形只是一種表明肌肉運動限度的副產物。因為主要的化學反應是糖份的“燃燒”而使肌肉獲得力量；其中3/4的熱量在運動中散失了。還有一種更為嚴重的局限，對運動員和瞪羚來說都是如此。在以這樣快的速度奔跑時，肌肉中的化學熱量會因燒得太快而不能充分燃盡。來充分燃燒的廢物，主要是乳酸，充斥在血液中，從而使人感到疲勞，並阻礙肌肉的活動，直到吸入新鮮氧氣，使血液又變得清潔時為止。 至此，運動員與瞪羚之間並無任何區別——所有這些，都是任何一種動物在急速奔跑時正常的新陳代謝作用。但是，這裡有一個基本的不同之處：那就是，奔跑著的運動員並不是在逃竄。發令槍聲使他起步飛奔，但認真說來，當時他所體驗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意氣風發的感受。運動員好似遊戲中的孩子；他的行為是一種自由自在的冒險，他身體內部那一連串令人凝神屏息的化學反應是為了使他突破自身力量的局限。 不言而喻，人與動物之間，甚至人與猩猩之間，還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差異的。例如，在撐竿跳高時，運動員能夠準確無誤地握住撐竿的恰當部位，這是猩猩所做不到的。而且，這個運動員是一個成年人，他的行為並不受眼前環境的支配，而動物則不然。與這種壓倒一切的差異相比，上述差異就是次要的了。運動員的行為本身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只是一種力量的發揮。但是，他事先已有明確意圖，然後運用技巧，最後，他懷著對未來成功的期望而躍過橫竿。 做好了起跳的準備；這位撐竿跳高運動員儼然成為人類全部能力的一個縮影：手裡緊握撐竿，足背拱起，兩肩和骨盆的肌肉收緊——以及撐竿本身等，運動員就這樣積蓄起力量，然後爆發出來，像離弦之箭，一躍而起。在這一連串的複雜行為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預見意識，也就是預先確定某個行為的目的，並一絲不苟地集中全部注意力去完成的能力。 運動員的行為顯示了一種連續性的計劃，從撐竿的發明，直到運動員在騰躍前一瞬間思想的集中，這一切都深深打下了人性的烙印。 頭顱並不僅僅是人的象徵性標誌，它是人深謀遠慮之依托。從這個意義上說，頭顱也是人類推進文化發展的力量的源泉。因此，如果我要追溯人類上升歷程在動物階段的開端，我就必須追溯人腦及其頭骨的演化過程。不幸的是，在我們將要涉及的5000多萬年的時間內，只有六七種有明顯差異的頭骨化石可供我們據以劃分這一演化過程的不同階段。在這類化石的記錄中，必然還埋沒著許多階段，其中有些可能會被人們發現；同時我們還必須在已知的人類頭骨化石的序列之間大致地推測一下所發生的種種情形。分析一種頭骨化石幾何形狀變化的最好辦法是運用電子計算機。 開始是5000萬年前生活在樹上的一種小動物，一隻狐猴；這個名字（Lemur)恰好是古羅馬死亡之神的名字。這個頭骨化石屬於狐猴種類中的阿達皮斯（Adapis），發現於巴黎郊外的白堊紀地層中。把這個頭骨化石倒過來，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孔容位於頭骨的背面。這是一個頭顱懸伸而不是豎立在頸椎上的動物。它可能既吃昆蟲又吃水果，它有32顆牙齒，比人和大多數靈長類動物的牙齒還多。 這個狐猴化石也具有一些靈長類的特徵，就是說，猴科動物的特徵，即猩猩和人的特徵。從狐猴完整的遺骸來看，我們可知它有指甲，而不是爪子。其拇指至少可以與掌心垂直。而且，這個化石還確實具有兩個表明它通向人類起源之路的特徵。鼻子短，眼睛大，而且隔得很開。這意味著自然選擇的結果有利於視覺而不利於嗅覺。其眼窩仍位於頭骨兩側，但與其它古代食昆蟲動物相比，狐猴的眼窩已開始從兩側移到正面，從而開始產生立體視覺。狐猴已經育了向人類複雜的面部構造演化的微小痕跡；而人類正是從這時開始形戍的。 總而言之，這是5000萬年前的情形。在以後的2000萬年中，在猴類演化的主線上，產生了一個分支，即向猩猩和人類進化的分支。沿主線發展的3000萬年前的第二個化石發現於埃及的法信（Fayum），被命名為“埃及古猿”（Aegytopithecus）。 “埃及古猿”的鼻吻較狐猴更短，牙齒與類人猿相似，身材高大，但仍在樹上生活。不過，類人猿和人類的這位祖先偶爾也會下到地面活動。 又過了1000萬年，我們回到了距今2000萬年前。這時，我們所說的類人猿已生活在東非、歐洲和亞洲。路易斯?利基（LouisLeakey）發現的一個典型化石被誇張地命名為“總督”（proconsul），另外當時至少還有一種廣泛分佈著的種類，即“森林古猿” （Dryopithecus）。 （“總督”這個名字是人類學家的遊戲之作；它用來暗示這種古猿是1931年倫敦動物園那隻綽號叫“領事”的黑猩猩的祖先。）這種動物的腦容量明顯增大，眼睛完全處於立體視覺的位置。這些動向告訴我們從猿到人的主線是怎樣發展的。但是，如果這條路線再次產生分支（這完全可能），那麼，這種動物就屬於通向猿猴的那一支。它的牙齒表明它還是一隻猿猴，因為其犬齒與頷部咬合的方式與人不同。 正是牙齒的變化表明了向人類演進的路線產生了分化。我們知道，在肯尼亞和印度發現的“臘瑪古猿”（Ramapithecus）第一次宣告了人類的誕生。這種化石已有長達1400萬年之久的歷史，但我們只擁有其下頜骨的化石碎片。不過，可以看出，它的牙齒是水平排列的，更像人的牙齒，類人猿那種巨大的犬齒這時已不復存在，其面部也更加平坦，這時，我們顯然已接近進化樹的又一分枝，某些人類學家也許會不無唐突地把“臘瑪古猿”算作人科動物（hominids）。 這時，在從距今500萬年到1000萬年間的化石記錄中，出現了一段空白。因此，當人科動物向人發展的線索最終與現代猩猩發展的線索分離時，最令人好奇的那段歷史便湮滅無聞了。不過，我們還沒有發現上述歷史過程有什麼顛倒混亂之處。於是，我們可以肯定，在距今大約500萬年前，人類的遠親已經出現。 人類非直系的遠親是一種身體魁梧、喜素食的“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粗壯種（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與人相似，但沒有向別的方向演化，只是滅絕了而已。它的牙齒是它以植物為生的證據;在那殘存的牙齒化石上，有它吞食草根時泥沙留下的擦痕。 “南方古猿”的表親在向人類進化的路線上走得順利一些，而且——從頜骨的構造來看也是如此——它很可能是肉食者。它最接近我們前面談到的“缺環”：它被稱作“非洲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是在非洲德蘭士瓦等地發現的大量頭骨化石之一。 這是一個成年女性的化石。我在開始時講到的那個湯恩孩子，長大後就像這個樣子，完全直立，步行，腦重一磅到一磅半。大猩猩的腦容量也不過如此；然而，這只是一個站立起來的、4英尺高的小動物。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 ）最近的發現表明，在距今200萬年時，這種猿的腦容量要比前一種大些。 正是憑藉這樣大的腦容量，人類的這些祖先做出了兩項重要的發明。關於其中一項，我們已有確切的證據，至於另一項，我們則只有一些推斷性的證據。先說第一項發明。 200萬年前，“南方古猿”僅能十分簡單地把礫石砸出一個銳利的刃角，做成了最初的石製工具。 在以後的幾百萬年中，人在其進一步的演化中，也沒有改變這種工具的樣式。人的這一重要發明，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行動，這就是，準備並儲存一塊礫石，以便有一天派上用場。運用這種技藝，發揮預見的作用，是一種對於未來具有像徵意義的行動，人類由此解除了生存環境強加給其它動物的那種束縛。對同一種工具的長期使用，體現了人類創造發明的力量。人類只須把這種石器粗鈍的一端抵住掌心，用力攥緊，就行了。而且，這顯然是肉食者用以切肉的工具。 另一項發明是社會性的，而且更多地是我們運用精確的計算推斷出來的。已發現的大量“南方古猿”的頭骨和骨骼化石表明，這些生物大多數不滿20歲就去世了。這就意味著，一定有不少孤兒被棄諸身後。正如其它靈長類動物一樣，“南方古猿”必定有一個漫長的童年時光：即使長到10歲，那些倖存者仍然是孩子。因此，一定有某種社會組織形式，使這些孩子得到照顧和收養，組成某種團體，接受某種意義上的教育。這是人類文明進化的偉大的一步。 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可以說人類的這些前輩變成了人類本身呢？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因為這種變化畢竟不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假如我們使這種變化顯得比實際上更為突然，未免太愚妄可笑了——人們總是要么刻板地確定變化的進程，要么為變化的稱謂爭論不休。在200萬年前，我們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在100萬年前，我們已經變成了人，因為這時可以被稱為人——直立人（Homo erectus）——的生物已經出現。這種生物的分佈範圍遠遠超出了非洲大陸。事實上，典型的直立人是在中國發現的。這就是北京人。北京人差不多有40萬年的歷史，而且肯定是最早使用火的動物。 100多萬年以來，在從直立人向我們今天的人類發展進程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這種變化較之以往，又是循序漸進的。人們熟知的直立人的後繼者已於上個世紀在德國被發現：這是又一個典型的人類頭骨化石，即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化石。尼安德特人已有3磅重的大腦，與現代人不相上下。尼安德特人演化的某些線索可能已經中斷，但其分佈在中東的一支很可能直接進化成今人（Homo sapiens）。 在過去的100萬年中，人改變了自己使用的工具的性質——這種改變大概可以說是因為在這段時間內，人手有了生物學意義上的精巧的發展，特別是支配手的大腦中心有了發展。 在大約50萬年間發展起來的生理上和文化上都更為複雜的這種生物，並不僅僅限於模仿“南方古猿”創制的老式的石斧。他製作的石器，需要更加精心的打製，也需要更加精心的使用。 人的這種技藝的發展和火的使用，絕非孤立偶然之舉。恰恰相反，我們必須隨時記住，生物進化和文化進化的真實內容，就是人類行為的日趨精巧與復雜化。只是由於這些行為本身不會留下化石，我們才不得不在人類遺留的骨骼和牙齒化石中去探尋究竟。骨骼和牙齒本身並不令人感興趣，即便對它們所屬的生物來說也是如此，它們不過是作為行動的工具和裝備為其主人出力效勞而已——但是，對我們來說，這些東西就饒有趣味了。因為，作為裝備，它們反映了人的行為，裝備的變化反映了人類行為及其技藝的變化。 因此，處於進化過程中的人的變化並不是支離破碎的。人決不是某種靈長類動物的頭蓋骨與另一種的下頜骨的拼湊——這種誤解實在太幼稚了，只能教人造出“闢爾唐人” （Piltdown）這樣的欺世之作。任何動物，更不用說人，都是渾然天成的整體。當行為發生變化時，這個整體的每一部分也必然發生變化。腦、手、眼、足、牙，以及整個人體的進化，導致了人的特殊天賦的組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本書各章就是關於人類特殊天賦的論文。正是這些天賦，使人成其為人，比其它動物進化更快，行為方式也更加靈活多變。 與那些歷經500萬年、1000萬年、乃至5000萬年而沒有變化的動物（如某些昆蟲）不同，人在這樣的時間長度內已變得面目全非。人並不是世上最威嚴奇特的動物。甚至在哺乳動物產生以前，世界上還有過更為奇特的恐龍。但是，人具有其它動物所不具備的各種官能的巧妙組合。在生命誕生30億年後，這種組合使得人成為最富創造性的動物。每一種動物都留下了它過去生活的痕跡，然而只有人留下了他過去創造的遺跡。 在漫漫5000萬年的物種演化中，各種動物的食物變化是很重要的內容。在人的進化序列中位居首位的是那些眼靈手巧的吃昆蟲、水果的動物，如狐猴。早期的類人猿和人科動物，從“埃及古猿”和“總督”到笨拙的“南方古猿”、都被認為是整天尋覓植物充飢的動物。但另一種體型較小的“南方古猿”則打破了古代靈長類素食的習慣。 僅就直立人而言，從素食到雜食的變化，曾經導致了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出現。從體型較小的“南方古猿”發端，人類開始吃些肉食：先是小動物，後是大動物。肉比植物含有更多的蛋白質，而食肉使進食的時間和份量減少了2／3。這一變化的後果對人的進化影響殊為深遠。人從此有了更多的時間，可以用更為間接的方式獲取食物（如從獵獲的大型動物身上），而不致於因飢餓而爭搶食物，引起糾紛。顯然，這使（由於自然選擇）所有靈長類動物逐漸減慢了大腦對外界刺激做出反應行動的速度，直到發展成為人所獨有的延緩滿足自身慾望的特殊能力。 然而，增加食物供應的這種間接方式最顯著的後果，是促進了人的社會行為與社會交流。像人這樣行動緩慢的動物，只有依靠集體合作，才能潛步追尋、發現和堵截在茫茫荒原上奔跑著的龐大動物。狩獵活動需用語言有意識地作出計劃和安排，集結成夥需要製作特殊的武器。的確，語言在為人們所使用時，本身就具有某種狩獵計劃的性質。也就是說，人不像其他動物，他可以使用語言，用一些由可變單位組成的句子相互提醒，協調動作。狩獵是一項集體活動，這種活動的高潮——也僅僅是高潮——就是齊心協力把捕獲的動物殺死。 僅僅依靠狩獵，無法在一個地方維持不斷增長的人口的生計；在這片荒原上，當時每一平方英里的面積只能維持兩個人的生活。按照這樣的人口分佈，整個地球表面僅能維持今天加利福尼亞州所擁有的人口，即大約2000萬人，連英國這樣一個國家的人口都無法容納。 於是，狩獵者們面臨著嚴峻的抉擇：要么餓死，要么遷徙。 人們的遷徒跨越了驚人的距離。 100萬年前，他們在北非。 70萬年前，或者更旱些，他們到了爪哇。 40萬年前，他們呈扇形分佈到東方的中國和西方的歐洲。正是通過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遷徙，人類很旱就成為一種分佈廣泛的生物，儘管當時人類的總數還很少——可能僅有100萬人。 想來更加令人生畏的是，人類向北半球的遷徙恰好正是當那裡的氣候降到冰點以後。當時，那裡氣候奇冷，大地冰封。億萬年來，地球北部的氣候曾經是溫和可人的。然而，在人類涉足今天的中國和北歐以前，地球先後經歷了三次冰河期。 40萬年前，在第一次冰河期最為嚴酷的時候，北京人正棲息在山洞裡。因此，在這些山洞裡發現人類用火的痕跡是並不奇怪的。冰雪向南延伸，又退縮回去，如此反復三次，大地隨之發生變化。冰帽覆蓋著大片地區，凝聚起大量的水分，致使海平面下降了400英尺。 20多萬年前，在第二次冰河期以後，有著巨大腦容量的尼安德特人出現了。而在最後一次冰河期中，他已成為地球上舉足輕重的角色。 我們已知的人類的各種文化形態，形成於過去10萬年至5萬年之間的最近一次冰河期。我們發現了人類在這段時間製成的精巧工具，這些工具反映出人們狩獵活動的複雜方式：例如梭鏢，甚至棍棒也被用作工具；以及裝有倒鉤的魚叉；適於製作一切工具的燧石，自然也用來製作狩獵工具。 很清楚，那時也像今天一樣，人類的發明雖然不多，但卻很快傳遍一種文化形態。例如，15000年前，南歐的馬格德林人（Magdalenian）的獵人發明了骨製魚叉，最初，這種馬格德林魚叉上沒有倒刺，後來裝上了一排倒刺，到這個時期末，即當巖穴藝術蓬勃興起時，這種魚叉已安上了兩排倒刺。由於這些馬格德林獵人對他們的骨製工具的精心改進，我們可以根據其使用方式的演變，確定的製作年代和地理位置。它們真正是記述人類文化發展程序的化石。 人類之所以經受住了冰河期的嚴峻考驗，是因為人的頭腦的精密程度已經使人可以作出種種發明創造，並把這些發明創造變成社會財富。顯然，冰河期導致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人類被迫較少地依賴植物、更多地依賴動物過活。在冰雪邊緣地帶從事狩獵的艱辛也改變了過去狩獵的策略。圍捕一隻動物，不管它有多大，已不大吸引人了。更好的選擇是毫不放鬆地追隨成群的野獸——並註意學會如何分析、培養牠們的生活習性，包括它們四處遷徙的習性。這是一種有特殊意義的適應性變化，人類生活的遊獵方式從此發軔。當時，這種方式還有一些早期狩獵的性質，因為這仍然是一種追捕活動，狩獵的地點和速度都取決於所追捕的動物。但這種方式已帶有某些後來游牧的性質，因此這些動物得到了人們的照料，被人們保護起來，成為源源不斷的食物來源。 這種遊獵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種人類文化的化石，而且很少保存至今。現在仍以這種方式生活的唯一民族是斯堪的納維亞最北端的拉普人（Lapps），他們仍像當年在冰河時期一樣，追隨著馴鹿群。很可能，拉普人的祖先是距今12000年前尾隨馴鹿群，來自比利牛斯山區的法蘭西坎增布利安（Franco Cantabrian）巖穴地區的先住民，當時大地上的冰帽正最後一次從南歐向北方退縮。今天的拉普人約當3之數，而馴鹿則有30萬頭之眾。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正在接近其尾聲。馴鹿群不斷遷移，渡過海灣，到那一片又一片的苔蘚地帶去覓食，而拉普人則隨之前往。但是，拉普人並不是牧人；他們並沒有控制鹿群，也沒有馴化它們。他們僅僅是遷移到這些動物所遷移的地方去。 雖然馴鹿群實際上仍然是野生的，拉普人還是運用了某些傳統方法來控制單個的動物，這些方法在別的人類文化形態中，也有所發現。例如，他們把雄鹿閹割了，用作拖載的挽畜。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關係。拉普人完全依賴馴鹿為生。他們吃馴鹿肉，每人每天一磅；利用馴鹿的體力以及毛皮和骨頭，喝馴鹿奶，還將馴鹿角也派上了用場。但是，拉普人還是要比馴鹿更自由一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文化的適應，而不是生物學的適應。拉普人所作出的適應性選擇，即在冰天雪地中的遊獵生活，是一種能夠由他們自己加以調節的選擇，並不像生物的突變（biological mutations）那樣，是不可逆轉的。所謂生物學的適應，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行為方式；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後天習得的行為方式，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生活方式，就是說，這種方式（就像其它發明一樣）已為整個社會所接受。 文化適應與生物學適應有著根本的差異。這兩種適應都可以在拉普人生活中得到證實。 用馴鹿皮作帳篷,就是一種拉普人明天即可改變的適應性選擇，而他們中的多數人目前正在這樣做。從另一方面來看，拉普人，或者早於拉普人的先民，也經歷過某種程度的生物學適應性變化，不過現代人類的生物學適應性差異並不大，因為我們人類最初是從一個中心迅速散佈到世界各地的，可以說是一種同質的物種（a homogeneous species）。然而，眾所周知，在不同的人種之間，確實存在著生物學的種種差異。我們稱之為“種族差異”，就是說，這些差異不會因為習慣和生存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例如，人無法改變其膚色。為什麼拉普人是白種人？人類誕生之初，他們的皮膚是黑色的；陽光照射在皮膚上，使人體內產生維生素D，假如在非洲的是白人，他的體內就會產生過多的維生素D。而在北歐，人需要吸收幾乎所有的陽光，以產生足夠的維生素D，因此自然的選擇有利於皮膚更白的人。 不過，不同種族之間的生物學差異僅此而已。拉普人並不是憑藉生物學意義上的適應能力得以生存至今，而是憑藉他們的種種發明創造：憑藉對馴鹿習性及其產物的富於想像力的利用，憑藉把馴鹿變成挽畜，憑藉種種人工製品和雪撬。要在冰天雪地中生存下來，並不取決於膚色，拉普人倖存下來，以及人類經受住冰河期的嚴峻考驗而倖存下來，他們所借助的是所有發明中最重要的一種——火。 火是溫暖家庭的象徵。當3萬年前古人類從此在地球上留下他們的踪跡時，他們是以巖穴為其居處的。可以肯定，人類像一個覓食者或獵人那樣生活了100萬年。我們沒有關於史前這段漫長時期的歷史記載。而這段時期卻比有記載的、人類的任何一段歷史都要長得多。 僅僅是在這段時期結束時，在曾复蓋歐洲大陸的冰慢的邊緣地帶，在阿爾塔米拉（Altamira）的洞穴中，以及西班牙和法國南部的一些地方，人們才發現了支配作為獵人的人類思想的記錄。在那裡，我們看到了人生活字其間的世界的模樣以及他的種種心事和想法。有大約2萬年曆史的巖穴壁畫把當時人類文化的共同基礎，即關於他圍捕和賴以生存的動物的知識，永遠保存下來了。 像巖穴壁畫那樣的生動藝術，竟會顯得如此年輕而罕見，不能不使人們感到迷惑不解：為什麼人類視覺想像力的遺跡並不比他所製作的物品留存得更多呢？但當我們對此加以深入思考時，值得注意的就不是這種遺跡如此之少，而是畢竟還有那麼一些了。人類原是一種孱弱、遲鈍、笨拙、身上沒有任何武器的動物——他不得不發明礫石器、燧石、刀、矛等。但是，為什麼除了這些對人的生存至關重要的科學發明以外，人類又創造出這些今天看來仍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作品呢？首先，為什麼人不在他們居住的地方，而要在這黑暗、秘密、荒涼、隱蔽、險峻難至的洞穴裡創作這些動物圖畫呢？ 顯而易見，只有在這種地方，動物形象才具有魔力。這無疑是對的，但“有魔力”只是一句空話，不是答案。這個詞本身並未說明任何問題。它僅僅表明人類相信自己有力量，但這是怎樣的一種力量呢？我們仍想弄清那些獵人們相信他們從這些圖畫中汲取的是什麼樣的力量。 這裡，我只能提出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我們看到的這些圖畫第一次表達了類的預見能力。即向前展望的想像力。通過這些圖畫，獵人能夠熟悉那些必將降臨而又尚未降臨的危險情景。一個獵人被帶到這隱秘、黑暗的地方，用火光突然照亮這些圖畫時，他看到的是他將不得不面對的野牛和飛奔的鹿，以及正轉過頭來的野豬。他會產生孤身一人面對野獸的感覺，正如在實際狩獵中的體會一樣。可怕的情景顯現在他的眼前，他憑藉已有的經驗，握緊長矛柄，並不感到害怕。畫家將那可怕的一瞬間描繪下來，而獵人則通過畫面體驗那一瞬間的感受。 對我們來說，這些巖穴壁畫再現了當年獵人的生活方式，好似往事一瞥；通過它們，我們看到了人類的過去。但是，我認為，對古代的獵人來說，這些畫面則是預見未來的瞭望孔；他們從這裡向前展望。總括起來，這些圖畫好比是人類想像力的望遠鏡：它們把人的思想從已見之物引向臆想和假設之物。丹青賦彩，無非如此，對人類異乎尋常的觀察力來說，平面圖畫對視覺也只具某種意義，而人卻用思維的立體感和動感充實了這些畫面，造成一種臆想中的真實情景。人們雖然看不見這種真情實景，但卻可以訴諸想像。 除了作為動物能做的那些事情之外，藝術和科學都是人類特有的行為。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藝術和科學產生於人的同一本領：這就是使未來情景形象化的能力，憑藉這種能力，人們可以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人們通過照射在巖穴陰暗石壁上的一束光線和電視屏幕，或通過頭腦中的種種形象，把它們表現出來。 我們現在也是通過想像力的鏡頭來觀察事物的。想像力是一具時間的望遠鏡，我們正通過它回首往事。創作這些圖畫的人，以及當時身臨其境的人，正是通過這具望遠鏡展望未來。他們朝著人類上升的方向展望未來，而我們所謂的“文化進化”，實質上就是人類想像力的持續增長和不斷擴展。 那些製作武器的人和創作圖畫的人實際上做著同樣一件事——展望未來，推測將有什麼會從眼前之事中產生出來，這是只有人類才能做到的。人具有許多無與倫比的天賦；但是。 這些天賦的核心，人類全部知識形成的根源，是從已見之物推知未知之物，使思想跨越時空，認識迄今發展起來的人類自身的能力。在這些宕穴中，人類留下的手跡在向我們宣稱：“這是我的標誌。這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