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章石紋的啟示

他手裡，拿著金制的圓規， 上帝在那無窮寶庫中已將它準備， 劃出所有的造物，和這個寰字， 一隻腳放在中心，另一隻旋轉， 向那廣闊、深沉、混沌中劃去， 說道：周邊就這麼遙遠，世界就這麼寬闊。 這就是你們的疆域，這就是你們的大地。 ——彌爾頓第7卷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形容的和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描繪的地球，只是上帝用圓規劃出的一個單線的圓圈。但這是一種對自然過程的過份靜止的描述。地球已存在400億年以上。在整個這段時間中，地球由於兩種力的作用而形成，而變化。地球內部的力使地慢突兀不平，使幾塊大陸板塊上升和飄移。在地球表面，雨、雪、雹、河流、海洋、陽光和狂風的侵蝕，塑造出一種自然的建築。

人類也成為自己生存環境的建築師，儘管他們並沒有掌握像大自然那樣強大的力量。人類採用的方法一直是有選擇和探索性的：行動總是取決於理解事物的某種理性方法。在此之前，我已在較之歐亞文明更為年輕的新大陸的文化形態中開始探尋這種理性方法的歷史淵源。我在本書第一章就已集中談到了赤道非洲的情況，因為那裡是人類的發源地。我在第二章中談及近東，則是因為那裡是人類文明起步的地方。此時此刻，我們應該記起，人類在其浪跡天涯的漫遊中已經到達別的大陸。 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克尼翁德謝里大峽谷（Canyon aeChelly）是一個動人心魄的神秘峽谷，自耶穌誕生以來的2000年間，這裡曾不間斷地居住過一個又一個印第安人部落，為時比北美其它任何地方都要長久。托馬斯?布朗爵士（Thomas Browne）曾經十分簡潔有力他說過這樣的話：“這些獵人在波斯睡了一覺，又在美洲起床了。”在耶穌誕生前後，獵人們開始在大峽谷定居下來，從事農業生產，從而在人類上升的歷程中邁出了與人類當初在中東的“肥沃新月”地帶開始的同樣的前進步伐。

為什麼新大陸文明的開始要比舊大陸晚得多？這顯然是因為人類是新大陸上的後來者。 他們在船舶發明以前就來到新大陸；這意味著他們是在最後一次冰河期白令海峽變成一座寬闊的陸橋時徒步走過來的。冰山研究的證據表明，人類在兩個可能的時期內，從舊大陸西伯利亞東端海岬跋涉到達新大陸阿拉斯加西部岩石嶙峋的荒原。一個時期是在公元前28000年到23000年之間，另一時期是在公元前14000年到1年之間。此後，在最後一次冰河期末，冰雪融化，使海平面上升了幾百英尺，從而關閉了新大陸居民的出路。 這就意味著，人類從亞洲來到美洲的時間不會晚於1年以前，也不會早於3年前。而且，他們也不是一下子蜂擁而至。考古學的發現證明（如早期的遺址和工具），有兩股不同的文化潮流湧入美洲大陸。在我看來，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一些微妙的生物學上的證據，我可以解釋為：人類通過兩次小規模遷徙，先後抵達美洲。

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中，人們的血型沒有其它地方的居民中發現的O、A、B、AB四型血這樣完整的血型。這一生物學上的變異現象揭示了他們祖先來源的奧妙。 由於所有人的血型都是從遺傳得來的，因此血型提供了過去歷史上的某些遺傳學記錄。一個民族的人全然缺少A型血，表明他們的祖先也是肯定沒有A型血；B型血也是這樣。事實上，美洲印第安人的情況正是如此。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中的人們[如在亞馬孫，在安第斯，在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全屬O型血;一些北美部落亦復如此。其它一些部落，如蘇族（Sioux）、奇珀瓦（Chippewa ）和普韋布羅（Pueblo）的印第安人，則同時包含O型血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A型血。

總之，所有這些證據都表明，在美洲任何地方根本沒有人有B 型血，這一點有別於世界卜其它大多數地區的居民。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所有印第安人先住民都是O型血。在北美洲，則是O型血和A型血。對此，目前尚難做出恰當的解釋。但是，可以相信，有一個小型的、具有親屬關係的團體（其成員全是O型血）遷徙到了美洲；人口增殖後，又散佈到了南美洲。隨後，第二個小型的團體，包含A型血，或者A型和O型血，接踵而至，但只抵達北美洲。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自然包含一些後來這批的移民，比較而言，他們是新大陸的後來者。 大峽谷的農業狀態也反映出這種晚近的性質。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人們一直種植玉米，但在這裡，卻只是耶穌誕生前後才開始的。這裡的人生活非常簡樸。沒有居室，在山洞裡棲身。在大約公元500年時，引進了陶器。人們就在山洞裡掘穴居住，用泥坯和粘土築戍房頂。不過，在這一發展階段，大峽谷的社會十分穩定，一直保持到大約公元1000年普韋布羅文明與磚石建築一同來臨之時。

我在這裡不過是把作為建築構件的組合的泥築和砌築兩種方法加以大致的區分。這種區別看上去非常簡單：不過是泥築和砌築而已。但是，事實上，這表現了人類智慧的重大差異，而不僅僅是技術上的不同。而且，我相信，這無論如何也是人類所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驟之一；人手的塑造行為和分解行為互相區分開來。 取來一些粘土，捏成一個球體，一個小陶土人像，一個懷子，一座陶製房舍模型，看起來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我們甚至會覺得這種東西從來就具有這種自然形態。 事實上當然並非如此。這是人工製作的形態。陶罐反映的是作懷狀的手掌；陶舍體現的是人手的構造行為。當人類賦予自然物這些令人感到溫暖的、渾圓的、柔和而又具有藝術性的形態時，還談不上對大自然本身有多少知識。人們所表現的只是人類自己的手的形態。

但是，人手的另外一種行為則與此不同，甚或可以說截然怕反。這就是對木材和石料的分解；由於人手（借助於某種工具）通過這種行為探求和触及到了材料表層下面的東西，從而使人手本身也成為一種“發現”的工具。當人們劈開木材，或砸開石頭，使大自然在這些材料中留下的印跡暴露無遺時，人類就開始邁出了智慧發展的偉大的一步。普韋布羅人正是從那高出亞利桑那居住地1000英尺的紅色砂岩峭壁上，學會瞭如何邁出這一步的。那裡的岩石構造適於開採；大塊大塊的岩石沿同一斷層走向分佈在大峽谷高高的峭壁上。 自遠古以來，人類就通過打擊石塊來製作石器。有時，人們根據石頭自然形成的紋理砸製石器；有時，工具製作者琢磨打製方法，自行摸索出一套開石線路。這也許最初是從劈木頭髮展而來的，因為木材具有明顯的紋理，人們容易順著紋理將其劈開，而很難從橫斷面將其剖開。這樣，人們揭示了物質的內在本質，揭示了由這種結構所支配和反映出來的種種規律。人手從此不再局限物質的外形塑造。相反，它變成了一種令人愉快的“發現”的工具，因為在人的掌握之中，工具超越了它的直接用途，深入並揭示了材料內部隱藏著的性質和形式。正如一個人剖開了一個結晶體，我們發現了以這種形式存在的自然的內在規律。人類探索大自然，旨在發現事物的潛在秩序。物質的構成方式反映了其表層下面的某種結構，這種結構一旦揭示出來，人們就有可能按照其自然形態將其分解，並且以新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在我看來，在人類上升的歷程中，理論科學正是從這一步驟開始的。人類組成自己的社會的方式，也像他們形成關於自然的概念的方式一樣，是天生如此的。

人類以家庭形式，家庭以血緣團體形式，血緣團體以部族形式，部族以部落形式，部落以民族形式，聯繫在一起。等級觀念，層層相疊的金字塔式的觀念，貫穿於我們看待自然現象的一切方式之中。基本粒子構成原子核，原子核組成原子，原子組成分子，分子組成基因，基因構成核酸，核酸又組成蛋自質。由此，我們再次發現，在自然界，有某種東西看上去竟與人類社會關係的構成方式有著深刻的相似之處。 大峽谷是人類不同文化的一個縮影，當普依布羅人於公元1000年以後在這裡修起那些宏偉建築之時，他們的文化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人們在這些石砌建築中不僅表現了對自然的某種理解，而且也反映出對人類社會關係的一種理解；因為普依布羅人在這里以及別的地方修建了一種類似微型城市的村落。這種崖洞住所成階梯形，有時有五六層之多，一層一層地凹進去。底層的前緣與懸崖的邊沿對齊，其後部則嵌進懸崖。這些結構複雜的龐大建築物佔地面積達二三英畝，擁有400個或更多的房間。 、用石塊砌成牆，牆構成房屋，座座房屋構成街巷，條條街巷構成城市。無數石頭建起一座城市，城裡住著無數居民；但城市並不是石塊的堆積，也不是人的聚合。正是在這從村莊向城市發展的階段，一種以勞動分工和連續不斷的需求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才得以產生。然而，．只有在一種已經消亡的文化形態中，只有親身漫步在我們無從得見的這樣一座城市街道上，才有可能重新領略當年的情景。

馬丘比丘城（Mach Picchu）座落在南美洲海拔8000英尺的安第斯高原上。它是印加人在其帝國鼎盛時期，即大約公元1500年或更早一些時候修建的（差不多與哥倫布（Columbus）抵達西印度群島同時）。在那個時候，制訂修建一座城市的計劃，是這些印加人最了不起的成就。 1532年，當西班人攻占並洗劫秘魯時，他們忽略了馬丘比丘及其姊妹城市。此後，這個城市被人們遺忘了近400年之久，直到1911年冬季的一天，耶魯大學的年輕考古學家海拉姆?賓厄姆（Hiram Bingham）(l)才偶然地發現了它。到這時，這座城市已被廢棄了幾個世紀，只剩下斷壁頹垣。不過，正是在這座城市的殘跡中，包含著各個時代及世界各地的各種城市文明的結構形態。

一座城市必須有一個物資供應區，作為它賴以存在的基礎，而這個地區將能夠提供充足的農業剩餘產品;對印加文明來說,這基礎就是那層層梯田上生長著的糧食作物。當然，這些梯田如今已是荒草叢生，一片蕭瑟景象，而當時上面曾生長著馬鈴薯（它至今仍是秘魯的特產），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當地特產的玉米。玉米最初是由北方傳來的。這座城市又是一個舉行各種慶典的場所，當印加人到來時，這裡無疑生長著熱帶地區的奢侈品——古柯，印加貴族咀嚼著古柯葉，使慶典的狂歡達到高潮，而人們今天則從古柯葉中提取可卡因。 這種剃田文化的核心，是水利灌溉體系。這一體系先後由前印加帝國和印加帝國修建；它聯結起所有的梯田，並通過水渠和水管，流經山間深深的溝壑，一直通向延伸至太平洋海岸的遼闊荒原，使這片荒原變得繁榮富饒起來。在中東的“肥沃新月”地帶，文明是對用水量的控制，而在秘魯，印加文明則建立在對灌溉系統的控制基礎之上。遍及整個帝國的龐大水利工程體系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來管理。在美索不達米亞是這樣；在埃及是這樣，在印加帝國也是這樣。就是說、這座城市和其它所有的城市由一個無形的網絡聯結起來，通過這個網絡，當局的權威無處不至，人們能聽到統治者的聲音，收到他從中央發布的命令和信息。有三項發明支撐著當局的統治體系，它們是：道路、橋樑（尤其在像這樣的一片荒原上）和通訊。它們從四面八方匯合到印加王所在的中心，又從這個中心散佈開去。它們是一個城市與其它城市緊密聯繫的三大媒介，但是，我們突然發現，在馬丘皮丘這個城市，情況卻有所不同。

在一個大帝國里，道路、橋樑、通訊總是先進的發明，因為如果它們一旦中斷，帝國的統治也就隨之而終止，甚至導致統治階層的垮台——在近代的革命中，它們是典型的首當其衝的攻擊目標。我們知道，印加王一直在精心保護這些設施。但是，在這些道路上沒有車輛往來，在橋樑的建築上也沒有採用圓拱，信函也不是用文字寫成。印加入的文化在1500年時還沒有作出上述發明。這是因為美洲文明的開端延緩了幾千年之久的緣故，而在它未來得及作出舊大陸已有的全部發明之前，就被外族征服了。 這看起來似乎很奇怪：已經知道如何利用滾木運送大塊石料的建築學竟沒有發展到應用車輪；我們忘記了關於豐輪的應用，關鍵是固定的車軸。這一點也頗為奇怪：人們修建了懸索吊橋，卻沒有想到建造拱橋。而奇中稱奇的是，一種能夠精心保存數字資料的文明形態，卻沒有將這些資料以書面形式記錄下來。這是否因為印加王也像他那些卑賤的臣民一樣冥頑不化，抑或像推翻他的西班牙海盜一粗野無知呢？ 印加王用一節一節剪斷的繩子，以數字形式記錄信息，這種記事的繩結被稱為“奎普斯”（Quipus）（！）。 “奎普斯”只記錄數字（其結頭的安排恰如十進制），作為一位數學家，我對此倍感親切，可以說，這些數字是一種像言語那樣信息豐富、富於人性的標記；但它們畢竟不是語言。要而言之，描述一個秘魯印加人生平的數字，就像電腦打孔卡片背面的數字一樣，而卡片上凹凸不平的紋路，也就好比這些打結的繩索。當這個人結婚時，有關他的一段繩結就與另一家族的繩結聯在一起。印加王軍隊的每一件裝備，每一座穀倉和貨棧，都如數在“奎普斯”上記錄下來。事實上，秘魯已經成為未來那種令人生畏的大都會，成為一座記憶庫，帝國冷漠無情地用數字形式記載每一位臣民的行為，安排他的勞作，確認他的地位。 這是一種相當嚴密的社會組織結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位置；每一個人都供給衣食；每一個人——農民、工匠、士兵——都為同一個人工作。這就是至高無上的印加王。他既是國家的主宰，又是神明的化身。那些為印王效勞的匠人，懷著敬畏的心情刻石作畫，以像徵太陽、太陽神與印加王的關係。 然而，這又必然地是一個非常脆弱、外強中乾的帝國。從1438年起，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印加王征服了3000英里的海岸線，從安第斯山脈以至太平洋海岸，莫非王土。但是，到了1532年，幾乎是目不識丁的西班牙冒險家佛朗西斯戈，皮薩羅（FranciscoPizarro），僅率62匹令當地土著不勝恐懼的戰馬和106個步兵，進入秘魯，轉瞬之間，就征服了整個印加帝國。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砍去金字塔的頂端——俘獲印加王。從此，這個帝國一蹶不振，而那些城市，那些美麗的城市，則被貪得無厭的西班牙強盜洗劫一空。然而，一座城市畢竟不只僅育一個中央政權。何為城市？城市即人民。城市是有生命的。它是以比村落富饒得多的農業區域為生存基礎的社會，足以負擔每一種手藝人的生計，使他得以終身專操其業。 這些手藝人早已謝世。他們的作品也已湮沒無聞。那些締造了馬丘比丘文化的人們—金匠、銅匠、織工、陶工——的作品被搶劫殆盡。編織物腐朽了，銅器鏽蝕了。留下來的只有石匠的作品，這是那些創造了這座城市的人們絕妙而高超的技藝的見證。 ——創造城市的不是印加王，而是那些手工匠人。自然，如果你為印加王工作（或為任何一個人工作），他的鑑賞趣味就會支配你，你自己也就不能有什麼獨創和發明。直至印加帝國來日來臨，主匠們使用的仍然是橫梁;他們從未發明拱形結構。這就是新大陸與舊大陸之間文化時滯的差距，因為橫樑的發明恰好是2000年前希臘人達到的最高成就，也是他們止步不前的所在。 帕埃斯圖姆（Paestum）(1)位於意大利南部，曾是希臘的一個殖民地，那裡的神廟比帕特濃神廟（Parthenon）更為古老：始建於大約公元前500年。現在，那裡的河流早已淤塞，帕埃斯圖姆隔著一片乾涸的鹽鹼平原，與大海遙遙相望。但它昔日的風彩仍然蔚為壯觀。儘管在9世紀時，這裡曾遭薩拉森人（Saracen）海盜的洗劫，在11世紀時又經歷了十字軍騎士的槍掠，成為一片廢墟，但是，帕埃斯圖姆仍然是希臘建築的一大奇觀。 帕埃斯圖姆興起之時，正是希臘數學發端之日；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背井離鄉，就在離帕埃斯圖姆不遠的另一個希臘殖民地克洛同（crotone）傳授學問。正如2000年以後秘魯數學的成果一樣，這裡的希臘神廟完全由直角和方形結構組成。希臘人當時也沒有發明拱形結構，因此，在他們修建的神廟中，石柱擁擠，通道交道地錯。在這些神廟成為廢墟後，它們看上去顯得空闊，但事實上它們是一些內部沒有什麼空間的紀念性建築。這是因為，它們要靠一根一根的立往來支撐，而每根橫梁所允許的跨度又受到其強度的限制。 如果我們用圖像顯示橫跨兩根立柱的橫梁，電子計算機的分析表明，當立柱之間的距離拉開時，橫樑的應力就會增加。橫梁越長，其自身重量從上面產生的壓力就越大，其底部產生的張力也就越大。石頭所能承受的張力很小；如果只承受到壓力，立柱尚不會倒塌，但如果張力過大，橫梁就會斷裂。除非立柱相互靠近，否則橫梁就會從底部發生斷裂。 希臘人真是足智多謀，為了使建築物變得輕巧一些，他們使用了兩層支柱。但這也不過是權宜之計；從根本上講，石頭的物理學上的局限性是無法克服的，除非有一種全新的發明創造。雖然希臘人熱衷於幾何學，但奇怪的是他們竟然沒有構想出拱形建築。事實上，拱是一種工程技術上的創新，或者更恰如其分地說，拱是一種比希臘文化和秘魯文化都更具有實踐意義、更世俗化的發現。 位於西班牙塞戈維亞（segovia）的高架水渠於大約公元1000年時由羅馬人建成，其時正值圖拉真（Trajan）皇帝統治時期。這條水渠輸送著從十英里以外的塞那納高地流出的里奧弗里奧河水。水渠橫跨谷地處長達半英里，有100多個雙層圓拱，完全用粗糙鑿成的花崗岩石塊砌成，沒用任何石灰或水泥之類的砌料。這項規模宏大、驚人的工程使此後生於更為迷信時代的西班牙人和摩爾人徒生敬畏之情。他們對此驚嘆不已，把這一段高架水渠稱為El puente del Diablo，意為“魔鬼之橋”（the devils bridge）。 在我們看來，這座建築顯得過於龐大，與其輸水的功能不相稱。但是，這不過是因為我們今天擰開水龍頭就可以得到水,因此容易忘記當時所有城市文明所共同面臨的供水問題。 每一種將有一技之長的人們集中在城市裡的先進文化之所以存在，無不依賴於由塞戈維亞羅馬水渠所體現的這種創造性和組織性。 羅馬人最初並不是用石頭創造出拱形建築，而是用某種凝結物塑造而成。從結構上看，拱是一種使建築構件在跨越空間時，其懸空部分負載與其它部分均等的方法；也就是一種使壓力平均地分佈開來的方法。正因為如此，整體的拱可以由各別的部分組成，即由各自承受壓力的石塊砌成。在這種意義上，拱的發明是人類理性方法的勝利。這種方法將自然物分割成塊，再把它們重新組合起來，成為新的、更有力的組合物。 羅馬人總是把拱做成半圓形；他們自有一種行之有效的現成數學方法，因此不願再作新的嘗試。阿拉伯國家在大興土木時，也總是採用這種以圓形為基礎的拱形結構。這在摩爾人的修道院式的宗教建築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在科爾多瓦（Cordoba）的大清真寺，以及阿拉伯人佔領西班牙後於公元785年在那裡修建的清真寺。這是一種內部空間比帕埃斯圖姆的希臘神廟更為寬敞的結構；但它們顯然還是遇到了類似的困難；就是說，裡面仍然充斥著磚石。在另一種全新的發明創造問世之前，事情就只能如此。 引出重要結果的理論發現，通常看上去就不同凡響，獨具匠心。而實用性的發現，即使影響深遠，看上去卻較為平庸，易於被人忘卻。突破羅馬式拱形建築局限的結構終於誕生了，它最初是從歐洲地區悄然傳入的。這就是以橢圓形而不是以圓形為基礎的新型拱的發明。看起來，這似乎算不上什麼偉大的變革；但它對於建築物聯結部位的構造方式的影響卻是十分驚人的。當然，尖頂拱可以使建築物修得更高，從而獲得更多的空間和光線；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如萊因地區的那些建築一樣，哥特式拱的延伸使建築物育可能以一種嶄新的方式獲得空間。牆壁的負載減輕了，人們可以在上面開窗戶，裝玻璃，從而使房子像一個籠子那樣倒掛在拱形屋頂之下。由於骨架安在建築物的表面，內部空間變得寬敞而開闊。 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滿懷崇敬地描繪了哥特式拱形建築的影響：“埃及和希臘的建築大多是靠本身的重量和龐大站立起來的，一塊石頭鈍態地疊壓在另一塊上面。如此而已。 然而，在哥特式拱頂和窗花格中，具有類似動物肢骨和樹木纖維的勁度，具有彈性應力和各部之間的力的傳遞，而建築物的每一根線條都無不刻意求工地表現著這種力量。 在人類冒昧嘗試的所有建築遺跡中，沒有什麼可以與公元1200年前在北歐突然出現的飾以玻璃和花格窗的巍峨高塔媲美。這些咄咄逼人的龐然大物的建成，是人類預見力的一個驚人成就——我應該說，既然它們早在數學家懂得如何計算其中的力學變化之前就已經建成，因此又是人類洞察力的一個驚人成就。當然，這類建築物的出現，不會沒有錯誤和某些重大失敗的經歷。然而，令數學家最為驚訝的是，人類的洞察力是多麼的精細入微，一種建築結構向另一種建築結構演變的進程又是多麼的了無痕跡，多麼的富於理性。 這類大教堂的修建得到了市民的一致贊同，由普通的石匠施工完成。它們與當時日常的、實用的建築幾乎毫不相干，而工匠們的即興之作則隨時成為創新之舉。作為一個力學問題，這種設計使羅馬式的半圓形拱變成了高聳的哥特式尖頂拱，從而使應力通過拱肋傳遞到建築物的外牆。到了12世紀，又發生了一場驚人的變革，尖頂拱變成了半截拱，即飛拱垛。正如我舉起手時，壓力沿著手臂延伸而下的道理一樣，建築物的應力也沿著飛拱垛傳遞開去，反過來產生推力托住建築物，好像在支撐著它似的——因此，在沒有應力的地方，也就不必使用磚石。即使在鋼筋和混凝土發明以後，建築學的基本原則仍是如此，並沒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人們也許會有這樣的感受：那些構思出這樣高大建築的人們一定陶醉於他們對石頭力量的新的認識和駕馭之中。如果他們根本不懂得如何計算建築物的應力，他們怎麼可能異想天開，要修建高達125英尺和150英尺的拱頂呢？但是，那座150英尺高的拱頂——在距萊因不到100英里的博韋城（Beauvais）——已經倒塌。或遲或早，這些建築的修建者也必然會遇得某種災難：因為這些建築物，即或是大教堂，它們的規模必然要受到建築材料在物理學上的局限。博韋教堂的尖頂在建成後不久，就於1284年倒塌了，這使人們一味追求哥特式建築高度的冒險行為有所收斂：從此再也沒有人嘗試修建這樣的高大建築了。 （當然，如果採用經驗主義的設計或許會好得多，可能僅僅因為博韋的地基不夠堅實，使建築物在重壓之下移動了位置。）而高達125英尺的萊因教堂的拱頂卻一如既往，巍然屹立。於是，從1250年起，萊因就成為歐洲藝術的中心之一。 拱、飛拱、穹窿頂（這也是將拱旋轉而形成的）還不能說是使自然物彎曲變形，從而使其性能適合人類需求的最後步驟。必定還有某種更微妙的性質隱藏其後：我們不得不探求建築材料本身的局限性。建築學似乎也同物理學一樣，把注意力的焦點轉移到了物質的微觀水平上。實際上，近代建築學的問題再也不是根據材料的質如夾設計建築結構，而是為了一種結構而設計建築材料。 石匠頭腦裡有一些構想，但卻沒有那麼多現成模式，這些構想產生於他們從一處工地到另一處工地的遊歷之中。他們隨身攜帶輕便的工具。他們用圓規畫出拱頂的橢圓形和花格窗的圓圈。他們用兩腳規確定這些圓圈的交匯點，使它們排列起來，組成連續不斷的重複的樣式。垂直線和水平線則用丁字尺的直角聯結起來，就像按照希臘數學方法所做的那樣。這就是說，垂直線用鉛錘來確定，但水平線卻不是用酒精水平儀，而是用與垂直線相交的直角來確定。 四處遊歷的建築師是才智上的貴族（就像500年後的鐘錶匠一樣），到歐洲任何地方都肯定能找到工作，並且受到人們的歡迎。早在14世紀，他們就被稱為“自由石匠” （Freemasons)。在別人看來，他們雙手的技巧和頭腦中的靈感，是一種既神秘又古老的傳統，是卓然獨立於大學教授的說教式枯燥學術之外的奇妙的知識寶藏。到了17世紀，這些自由石匠的創作靈感漸趨枯竭，於是他們開始吸收一些榮譽成員，這些人自以為他們的技藝可以溯源至金字塔那樣的建築藝術。這並不是什麼恭維的說法，因為修建金字塔所運用的幾何學知識要比修建大教堂所運用的簡單得多。 但是，從幾何學的角度看來，確有一些東西具有普遍性。讓我用一些美麗的古老建築作為例證，來說明我的這一先入之見，例如，萊因大教堂。建築與科學究竟有什麼關係？特別是在本世紀初，當時所謂科學不過是關於金屬的膨脹係數，或關於振盪頻率之類的數據，建築與我們曾經理解的科學是什麼關係？ 事實上，我們今天關於科學的概念，到20世紀末，已有很大變化。現在，我們把科學看作是對自然界基本結構的描述和解釋；在我們試圖作出的每一種描述中，經常出現“結構”、“模式”、“方案”、“排列”、“建構”這樣的字眼。我碰巧一輩子與這些東西打交道，喜不自勝：因為我從少年時代起搞的就是幾何學。但是，這在今天已不再是個人的或職業的偏愛，不過是一種闡釋科學原理的常用語彙罷了。試看不同晶體聚合的方式，或原子組成的方式——首先是有生命的分子組成的方式。最近幾年，脫氧核糖核酸的螺旋形結構已成為科學的最為生動的形象。而這種形像也存在於拱形建築之中。 那些建造了這樣那樣類似建築的人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呢？他們找來一大堆無生命的石頭，這些石頭當然還不是尖頂大教堂，但他們利用重力的自然力量，以石頭在岩床中處於自然狀態的方式，做出了拱和飛拱這樣輝煌的發明。通過對自然物的分解，他們創造出宏偉壯觀的綜合性結構。今天對這種用自然物建成的建築感興趣的人，與近800年前建造這些建築物的人可謂如出一轍。這是人超越其它動物的首要天賦，這種天賦隨時隨地表現出來：這就是，人類對運用和發展自己技能的極大興趣。 一種頗為流行的哲學上的陳詞濫調宣稱，所謂科學僅僅是一種分析或簡化，如同把彩虹分解成為色彩斑斕的碎片一樣；而藝術則僅僅是一種綜合，好比是把彩虹拼綴起來。事實卻並非如此。人類所有的想像無一不是從分解自然物開始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在他未完成的雕塑中尤為明顯），含蓄而生動地表達了這一思想，而在他關於自己創作活動的十四行詩中，說得尤為明顯：當我們鬼使神差，要塑造人像時，頭腦和手互相配合仿照那僅有的柔弱輕盈的模特兒，用藝術的自由力量，賦予這石頭新的生命。 “大腦和手互相配合”：材料通過人手錶明自己的屬性，同時也為頭腦預示了作品的形狀，雕塑家，和石匠一樣，在自然之物內部去體會作品的形態，對他來說，這種形態早已存在於石塊之中。這條原則萬古不移。 藝術大師想過，要展示粗糙岩石多餘的外表下面所包藏的東西：去掉大理石那迷人的外衣，這就是為頭腦效力的手所能做的事。 在米開朗基羅雕刻布魯圖（Brutus）頭像時，是別人為他開採石料。最初，米開朗基羅本人也是卡拉拉（carrra）地方的一位採石匠。這時，他仍然覺得，他和那些石匠手中的鐵鎚正在石頭上探尋那已存在其中的某種形狀。 如今，卡拉拉的石匠們仍在為來自各地的現代雕塑家開採石料——如馬利諾?馬利尼（Marino Marini）、賈奎斯.里普希茨（Jacgues Lipchitz）和亨利?摩爾(HenryMoore）。他們關於自已工作的描述雖然不像米開朗基羅那樣富有詩意，但他們的感受是很相同的。當他們談及米開朗基羅這位出自卡拉拉的頭號天才時，亨利?摩爾的想法最能說明問題：作為一個年輕雕塑家，起初我買不起昂貴的石料，於是我走遍整個採石場，找出那些被人們稱之為“不規則的石塊”，從而獲得我所需要的石料。然後，我不得不以米開朗基羅那樣的方式思考，也就是說；人們不得不等待，直到一個適合於這塊石頭形狀的想法產生出來，並且能夠在這塊石頭里面看見這一思想。 當然，並不是說，雕塑家構想和刻劃的形象真的蘊藏在這些石塊裡面。但是，這種比喻確也道出了人類與自然物之間發現與被發現的真實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科學哲學家們，特別是萊布尼茨（Leibniz），也已採用關於人類理性活動的同樣比喻，而且也是石料的紋理激發了他們的聯翩浮想。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發現的一切都早已存在：一尊雕像和自然的法則都已隱藏在這種粗糙未鑿的原始材料之中。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一個人的發現是由他個人作出的：在他人手中，表現方式不可能完全一樣——不同時代的不同個人無法製作完全一樣的雕塑，或發現同一條自然法則。發現，是分析和綜合雙重關係的結果。就分析而言，目的在於探索存在的為何物；而綜合則是以某種方式將分割的部分組合起來。於是，人類富於創造性的頭腦就這樣超越了大自然提供的原始框架結構的種種局限。 雕塑是一門喚起人的美感的藝術。 （但愛斯基摩人（theEskimos）製作的小型雕塑，卻不是讓人觀賞，而只是供人把玩。）我選擇雕塑和建築這種熱情洋溢而又具體的藝術活動，作為通常認為冷漠而抽象的科學的例證，似乎有些奇怪。但這樣做是正當的。我們必須懂得，這個世界只能由行動而不是冥想來把握。手比眼更為重要。我們的文明已不是遠東或歐洲中世紀那種逆來順受、靜思默想的文明，那種文明確信，大千世界僅僅供人們觀察和思考——他們並沒有我們所特有的科學實踐。我們銳意進取；我們也確實懂得，正是人手的進化促進了人腦的進化，在人類進化過程中，這決不僅僅是具有像徵意義的偶然事件。今天，我們發現了人在成其為人之前所創造的種種工具。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在1778年把人稱之為“一種能製造工具的動物”，這真是千真萬確。 我已經描述了手在使用某種工具從事創造發現的過程中的作用；這就是本章的主旨。我們時常可以看到小孩學習如何使自己的手與工具結合起來的情景——系鞋帶、穿針、擲紙飛機或吹六孔笛。隨著這種實踐活動的進行，發生了另一件事情，這就是在這種實踐活動中，人們體味到了樂趣——在這種行為和技能中，在這種出於興奮好奇而不斷加以完善的行為和技能中，人們體味到了樂趣。說到底，每一種藝術和科學無不歸因於此：這就是，人類的所作所為，之所以具有愉悅性情的盎然詩意，是因為人能夠這樣去做。而最激動人心的，是這種富於詩意的科學或藝術活動，最終導致了真正具有深遠意義的結果。甚至在史前時期，人類就製作出超過實際需要的精巧的帯刃工具。這種製作精細的鋒刃，反過來又使工具發揮出更為精巧的作用，並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改進，擴大了應用的範圍，這些都大大超出了原先的設計。 亨利?摩爾把他的一座雕塑題名為“刀刃”。而人手就是人類智慧的刀刃。人類文明並不是已完成的人工製品的匯集，而是各種創造過程的總和。人類的發展進程最終意味著人手在實踐活動中的不斷完善。 在人類上升的歷程中，最強大的動力是人從施展自己的技能中獲得的無窮樂趣。他喜歡做他善於做的事，而對已經做好的事，他又想做得更好。你可以從人類的科學實踐中看出這一點。在他們興之所至、滿腔熱情、而又不揣冒昧地開鑿和建造的輝煌傑作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這些千古不朽之作從來被看作對帝王、英雄和宗教信條的紀念，但實際上是頌揚那些建造者們的一座座豐碑。 因此，每一種文明形態中的宏偉的廟字建築表明了不同民族的個性特徵。僅僅把它們看作祖先崇拜的產物，如在中國那樣，未免過於狹隘。這類遺址成為死者對生者的代言人，由此產生一種永恆的意義，一種人類特有的觀念：人類生活具有一種能夠超越個人，又通過個人使之綿延不絕的連續性。那些終生被埋沒在馬背上的或在薩頓胡（Sutton Hoo）的航船上備受崇敬的人們，在後世修建的石砌紀念碑中，成了人類信仰的代言人，證明人類是一個整體，而我們每一個人，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後，都是這個整體自代表。 有我結束本章時，我不能不轉而談及我所喜愛的一些遺跡。這些遺跡由一位並不比哥特時代的石匠有更多科學設備的人建成。這就是位於美國洛杉礬的瓦茨塔群（the WattsTowers），它們由一位名叫西蒙?羅迪阿（Simon Rodia）的意大利人建造。羅氏在他12歲時從意大利移居美國，後來成為一名瓦匠和修理工。在他42歲那一年，他突然決定在他的後花園裡用軟鐵絲、軌枕碎片、鋼條、水泥、貝殼、瓶渣、當然還有瓦片——用他能找到或鄰居孩子所能帶給他的一切——修建這些驚人的建築物。他前前後後花費了33年時間。他沒有找任何人幫忙，因為，正如他所說：“很多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他於1954年完成這些建築，時年75歲。後來他把他的住房、花園和這些塔統統送給一位鄰居，然後一走了之。 “我當時一門心思想乾一番大事”，西蒙?羅迪阿說，“我確實這麼做了。一個人要么行善，要么作惡，才能讓人記住。”在他做這些事並由此而自得其樂時，他學會了建築的技藝。後來，城市建築部認為這些塔不安全，於1959年對它們進行了檢測。圖為他們試圖推倒的那座塔。但令人高興的是，他們未能得逞。就這樣，瓦茨塔群，這些由西蒙?羅迪阿用雙手創造的作品保存下來了，成為我們在20世紀回顧作為我們關於力學法則的全部知識來源的、簡樸的、令人愉快的重要技藝的紀念遺址。 擴大了人手能力的工具，也就是一種想像力的裝備。這種裝備揭示了物質的結構，使人們能夠以某種新的、富於想像力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但是，不言而喻，可見的結構並非世界上唯一的結構形態。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精細入微的內在結構。人類上升歷程的下一步，就是發現一種工具，去揭示物質內部的不可見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