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在這種情形下，時間過得很慢。咱們不得不想出些花招來消磨時間。這些花招──我該怎麼說呢──最初看起來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到頭來最終成了習慣。你也可以說這樣可以使咱們的理智免於泯滅。毫無疑問。可是在深似地獄的沒完沒了的夜裡，是不是會迷失方向呢？
——薩繆爾·貝克特
1953年，在先鋒藝術之都巴黎，一部叫《等待戈多》的戲劇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該劇在巴黎連續演了300多場。當年雨果那部著名的《歐那尼》所引發的戲劇風波再度重演，戲劇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對該劇毀譽褒貶爭持不下，他們甚至大打出手。巴黎的大街小巷到處都在議論這齣戲，在這段時間裡，熟人見面的問話通常是這樣的：一個問：你在幹什麼？另一個則回答：我在等待戈多。
這部戲劇的作者貝克特於1906年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後來移居法國，他從小生活在一種備受壓抑的環境中。天主教的束縛，社會的守舊，政府對思想與出版的嚴厲控制與檢查。忍無可忍的他曾經這樣嘲弄那些在教堂裡的教徒：“一天，愛爾蘭的狗也將會這樣做。可能豬也會如此。”後來他結識了著名的“意識流”作家喬伊斯，受到喬伊斯創作思想的影響。 1937年定居巴黎。然而巴黎留給他的是另一面：紙醉金迷和驚人的貧困。有一天晚上，貝克特親身感受到了那種人生的荒誕況味，一個流浪漢無緣無故地刺了他一刀，他追問對方原因時，那個流浪漢竟然說“不知道”。
後來法國被德國法西斯佔領，貝克特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看到法西斯的暴行，人民的苦難，戰後人們生活的空虛無聊，他感到世界“亂哄哄”、“一團糟”。在這個混亂的社會裡，他感到人們都無所事事、毫無生活目標，不幸的人間事促使他拿起筆來書寫生活的陰暗和空虛，當人一在這個世界出現，這就決定了他的悲劇性命運，人的生活不過是一步一步走向墳墓。在這漫長而痛苦的人生中，在外在世界的強大壓迫下，人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人唯一所能做的不過是置身任何社會活動之外，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裡保持沉默。貝克特本人就一直離群索居，在自己的園地裡過著孤獨的生活。他劇作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正有著他日常生活的影子。
與世界的荒誕與人生的痛苦想結合，他打破了傳統戲劇的情節陳規，他的劇本沒有完整的情節，時間、地點也都是模模糊糊的，結尾是開端的重複，終點又回到起點，可以周而復始地演下去。佈景、道具極為簡單。一片荒原、一棵枯樹都可以做為佈景和道具。但劇中的道具都有其寓意，像《等待戈多》中光禿禿的樹上一夜之間新添幾片綠葉，代表了時光的流逝。維妮手提包裡的物品是她賴以生存的全部財產。
薩繆爾·貝克特的作品展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社會人類生存的圖畫。他擅長描寫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坐以待斃的殘廢者、渾渾噩噩的糊塗蟲，他們的生活淒慘冷寂，備受孤獨、絕望的折磨，等待他們的沒有希望，只是死亡。在中，裝在壇子裡、只有頭露在外面的一男二女在演一場“棺槨裡的愛情三重奏”。 《啊！美好的日子》裡，已經年老的維妮在梳妝打扮，回想她的美好往事。 《劇終》裡，納格、奈爾在垃圾箱裡討食、戀愛。 “因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說和戲劇作品，使現代人從貧困境地中得到振奮”，貝克特成為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
貝克特的早期創作詩集《婊子鏡》(1930年)、長篇小說《莫菲》(1938年)……初步顯示了他非凡的文學才能。長篇小說三部曲《馬洛伊》、《馬洛納之死》和《無名的人》(1946—1950年)流露出人生的艱辛與虛無。但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還是他的戲劇創作，除了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1952年)，還有《劇終》(1957年)、《最後一盤磁帶》(1958年)、《啊！美好的日子》(1961年)和(1964年)等。獨幕劇《劇終》“記載了一種文明的毀滅”：下肢癱瘓的哈姆，終日坐在輪椅裡，推著他的僕人得了一種“只能站不能坐”的怪病。兩個垃圾箱是哈姆父母的居處，餓了就伸出頭來向兒子討粥喝。全劇充滿殘疾人“完了，完了，是完了，就要完了，也許馬上就要完了”的夢囈。兩幕劇《啊！美好的日子》裡，埋入黃土半截的維妮醒來後的第一句台詞就是“又一個好日子”，然後開始梳妝打扮，沉浸在對“我的第一次舞會”“我的第一次親吻”往事的回憶中。到第二幕，維妮的脖子已經被黃土埋了，她依然像往常一樣說：“噢，又是美好的一天！”劇本是一出人精神麻木的悲劇。
《等待戈多》是貝克特荒誕劇的代表作。在黃昏的鄉間小道上，兩個流浪漢正在等待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的戈多，他們百無聊賴，在機械的動作、無聊的閒談中打發時光。但戈多遲遲不來，他倆無聊之極想自殺，可又想等戈多來弄清自己的處境再死。後來他們等到波卓，他手持鞭子，牽著被拴著脖子的“幸運兒”。幸運兒身負重擔、慘不忍睹。波卓把幸運兒當豬一般隨意虐待，幸運兒也不反抗、惟命是從。波卓吃飽喝足，又作了一通“抒情”，然後告別流浪漢。好不容易消磨掉一個黃昏，天將黑時，一個孩子帶來戈多的消息：今天不來了，明天一定來。
第二天兩個流浪漢繼續等待戈多。無聊之餘，他們追憶往事、互相謾罵，可是戈多還是沒來。他們不斷重複下面的對話：
愛斯特拉岡：咱們走吧。
弗拉季米爾：咱們不能。
愛斯特拉岡：為什麼不能？
弗拉季米爾：咱們在等待戈多。
最後他們等到的還是波卓和幸運兒，波卓成了瞎子，幸運兒成了啞巴。昨日氣勢洶洶的波卓，一跤倒地，爬不起來了。兩個流浪漢費了好大的勁把他扶起。接著還是孩子來傳達戈多的消息：今天不來了，明天一定來。兩個無望的流浪漢想上吊自殺，又死不成，只好繼續等……
劇作深刻揭示了現代人的困境：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之中，到頭來只是一場夢幻，人終其一生不過是等待、希望、失望的反复。兩個流浪漢是人類的象徵，他們懷著希望等待戈多作他們的救星，然而他們等來的卻是痛苦和壓迫——幸運兒和波卓。幸運兒是痛苦的化身，他備受折磨，任人奴役。波卓是壓迫的體現，他蠻橫凶狠，傲氣十足。第二幕表現了命運的變化無常。而流浪漢也不過在永遠的等待中消耗時光。這就是人類的命運：徘徊在虛無縹緲的人生道路上，等待著不可知的命運，忍受著生與死的折磨。一切都沒有意義，生不如死，人生活在停滯的一潭死水里，他們只能重複那些機械的動作、無意義的話，貌似滿台熱熱鬧鬧，實則“什麼也沒發生，沒人來，也沒人去，太可怕了”。
在劇作風格上，《等待戈多》融悲喜劇於一爐。人在與環境的衝突中，不再是文藝復興時期那種充滿昂揚鬥志的抗爭英雄，他們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下像小丑一般無能為力，他們成了行屍走肉，卻還全然不知。這無疑是一幕人類的悲劇。作者卻以笑寫悲、笑中滿是悲，看到愛斯特拉岡無聊地爭食紅蘿蔔與波卓吃剩的骨頭的時候，讀者不禁會發笑，但是不是喜劇的笑，卻是淒然的笑。而在另一個悲劇性場面：弗拉季米爾和愛斯特拉岡久等戈多不來，打算上吊自殺，兩人卻因體重不同爭執先後次序，這又帶有某種喜劇色彩。作者在悲喜交融中表達人生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