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說提高到同詩歌與戲劇平起平坐了。讀了它之後，我覺得所有其他小說的結構都太鬆散。喬伊斯這部書在寫作方法上之新奇，對未來小說家的影響將是難以估計的。我簡直無法想像他們如何能不受此書的影響。它創造了當代生活的形象，每一章都顯示出文字的力量和光榮，是文學在描繪現代生活上的一重大勝利。
——艾德門·威爾遜在《新共和》雜誌上的評論
1945年初，年輕的中國作家蕭乾專程到蘇黎世郊區憑弔喬伊斯的墳墓。他在後來的《瑞士之行》中寫道：“這裡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禀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
50多年前令這位年輕的中國作家難下斷語的作家詹姆斯·喬伊斯，1882年2月2日生於愛爾蘭都柏林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從小就在教會學校接受天主教教育，這時已經顯出了非凡的文學才華。後來他在都柏林大學畢業時，決心同天主教會、柏林庸俗的社會生活決裂。他在一封信中談到這件事時說：“6年前我脫離了天主教會。我對教會恨之入骨。我發現由於我本性的衝動，我不能再屬於它了。我在當學生時就曾偷偷反對過它，拒絕為它任職，因此而淪為乞丐。但是我保持了自己的尊嚴。如今，我用筆和口公開反對它。”叛逆者喬伊斯一生顛沛流離，輾轉於的里雅斯特、羅馬、巴黎等地，以教授英語和為報刊撰稿為生，但是在這種流離失所的艱苦生活中他對文學矢志不渝，堅持寫作，終成一代文學巨匠。 1941年，喬伊斯病逝於瑞士的蘇黎世。
1904年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是他文學生涯的開始，在給出版商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的寫作抱負：“我的宗旨是要為我國的道德和精神史寫下自己的一章。”喬伊斯看到處於大英帝國和天主教會雙重壓迫下的愛爾蘭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國家，在都柏林這個國家中心，時時上演麻木、墮落的活劇。他也在對都柏林的描寫中表達他對人類生存處境的關懷。喬伊斯在文學創作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嶄新的小說形式：以人類無意識活動為主要觀照對象的意識流小說。他理想的文學作品是：作家不再抒情，也不再介入事件，而是“像造物主一樣，隱匿於他的創作之後、之外，無跡可尋，超然物外”，人物在他自己的場景中表現自己的精神世界，讀者通過閱讀作品直接進入人物的內心。
《都柏林人》由各自獨立而又相互呼應的15篇小說組成，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這些小說主要寫的是童年、少年、成年和社會生活。喬伊斯從各個方面表現都柏林人的精神麻木，他著力表現他們的卑微、可憐、可恥，讓小說人物在一剎那間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困境。
《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是一部具有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達勒斯一步一步擺脫家庭束縛、宗教傳統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追求藝術與美。喬伊斯的這部小說關注的是藝術家與社會、與生活的關係，表現了反叛的藝術家在現代社會的艱難處境。
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芬尼根守夜人》是一部獨特的作品，喬伊斯借用意大利18世紀思想家維柯關於世界在4種不同社會形態中循環的觀點來展開小說，都柏林近郊一家酒店老闆的潛意識和夢幻是貫串小說的一條主線。小說內容光怪陸離，有對《聖經》、莎士比亞、古代宗教、近代歷史、都柏林地方誌等的隱喻，形形色色的外國詞語和自造詞彙組成了一部異常晦澀的作品，在這部晦澀的作品中有著愛爾蘭乃至全人類的歷史、全宇宙的運動的軌跡。
長篇小說跟著喬伊斯走遍世界，是意識流文學的一個像徵。小說記錄了一個平凡的小人物廣告經紀人利奧波德·布盧姆在1904年6月16日一天的活動。如果說《都柏林人》是他對意識流技巧的片斷嘗試，那麼在中，他用起來已經是爐火純青了。他大膽突破陳舊的小說敘事方式，做了一個文學上吃番茄的勇者。他借用古希臘史詩《奧德修紀》的框架，把布盧姆一天18小時在都柏林的遊蕩比作希臘史詩英雄尤利西斯10年的海上漂泊。中的3個人物隱喻著不同的意義：庸人主義的布盧姆、他的妻子——代表肉慾主義的莫莉、虛無主義的青年斯蒂芬·迪達勒斯。小說就是通過他們腦中倏忽閃現的思緒勾勒出來的。斯蒂芬滿腦子抽象的思維和深奧的哲理，莫莉成天想的不外乎飲食男女。布盧姆是個充滿七情六欲的大俗人。因此小說寫的雖然是3個人一天的生活，但是意識流手法的妙用充分錶現了人物的歷史、精神生活和內心世界。
的語言風格，用該書的中文譯者蕭乾先生的話說：“的文字猶如一隻萬花筒，變幻無窮。”
代表意識流文學的高峰，也是一部反英雄主義的傑作，他為現代文學開闢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它將漫長的時間和巨大的空間濃縮到1904年都柏林一天的生活中。在一天的生活裡體現最深厚寬廣的意識流內涵。該書廣泛涉及西方的哲學、歷史、政治、心理學等諸多門類的內容，被評論者稱為“現代派的聖經”。
小說曾因為涉及淫穢而屢遭禁毀，時至今日它已經高居於文學經典的殿堂，歷史證實了這部小說是“為自己而寫，為那些有志於探討命運如何欺凌、傷害自己的人而寫”的名作。儘管在今天仍有人稱喬伊斯的“遺產像一道長長的、有害的陰影，籠罩著愛爾蘭的文學生活”，但這不妨礙該書是一部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