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作為一個小說家，他的右手所高揚的是“人的可能性”，他的左手所高揚的是“文的可能性”。昆德拉毫不含糊地兩面開刀，且各有所成，這就奠定了他在20世紀小說史上的特殊地位。如果從人的角度講，我們可以稱他為一個傑出的探索人的可能性的“存在人類學家”；那麼從文的角度講，我們還可以稱他為一個傑出的探索文的可能性的“小說文體學家”。
——邵建《人的可能性與文的可能性——米蘭·昆德拉
的小說“革命”》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米蘭·昆德拉開始進入中國讀書界，不同的譯本和文史哲三界的介紹使他成為我國讀者最熟悉和喜愛的外國小說家之一。到今天，米蘭·昆德拉的名字和他的小說、……一同掀起了一場昆德拉的文學颶風。儘管昆德拉在小說創作與理論方面都成就非凡，然而他總是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
這位被諾貝爾獎所遺忘的作家1929年4月1日出生於捷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青年時代他就博覽了世界各國的文學名著，特別對現代藝術表現了獨特的興趣。他多才多藝，早年受鋼琴家父親的影響而酷愛音樂，音樂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他的創作中，人們可以看到音樂中的多聲旋律。
昆德拉的祖國捷克作為東西方各種思想的交匯點，現代藝術獲得了較大發展，並傳入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昆德拉經歷了那個時代的共同經歷——激情爆發，反對現行製度，然後理想破滅。 1953年的詩集《人，一座廣闊的花園》，1955年的敘事長詩《最後的春天》，1957年的愛情詩集《獨白》，1962年的劇本《鑰匙的主人們》，1960的評論專著展示了他青年時期在不同藝術領域的探索。此外昆德拉一直在不停地尋找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藝術風格。 1959年，他的第一個短篇《可笑的愛情》問世。
1968年，昆德拉和許多知識分子參加了“布拉格之春”，批判現實生活，倡導民主改革。在前蘇聯的干預下，政府平息了這次運動，昆德拉與許多人一起受到清算。 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國。
可以代表米蘭·昆德拉的文學成績的是7部長篇小說和一本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情》、、、《笑忘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在法國還寫了兩本評論小說藝術的隨筆——和。昆德拉的作品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在本世紀，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三大潮流遍布文壇，差不多任何一個作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昆德拉是一個少見的異數。他的小說有他所生活的現實世界的影子，但他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現代主義的世界荒誕感可以在他的小說裡看到，然而他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現代派；用後現代主義的尺子可以看到昆德拉小說中後現代的影子，可他又不是那種削平一切價值的後現代主義者。他的作品不但在藝術上獨樹一幟，而且還善於從哲學的高度探究人性的複雜，熔小說和哲學於一爐；從文學的角度展開對哲學的思考，美國《新聞周刊》稱他“把哲理小說提高到了夢態抒情和感情濃烈的一個新水平”。他最欣賞的小說家是18世紀英國的斯泰思和法國的狄德羅，還有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在昆德拉看來，小說的精神就是相對性和不確定性，是對存在的懷疑和探詢。
是昆德拉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這部小說淋漓盡致地展示了他的才華，對人生的思索、對小說形式的迷戀都是典型的昆德拉風格。他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把握人類的生存情景，在這本小說中，他追問生命的意義問題，一反那種哈姆雷特式的“是生存還是毀滅”的沉重，他發現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而是輕鬆。從這一獨特的生活視角，他審視了人類靈魂的空虛與充盈，對於生命的靈肉、輕重之間做了新的詮釋。一開始就將托馬斯的問題擺在那裡：在沒有永劫回歸的世界裡，生命存在之輕。它的主題：生命對於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歷史不會重複，人的生命不會重來，這注定了生存的意義除了經歷一個過程外別無選擇，因此，人類的一切都體現著生命之輕。
托馬斯、特麗莎、薩賓娜、弗蘭茨這幾個人物的經歷，構成了小說的主體，他們不同的生命選擇是小說的哲學腳註，昆德拉通過他們演示了對永劫回歸、輕與重、忠誠與背叛、偶然與必然、媚俗等多種命題的探索。有的論者從音樂方面來探討。書中四個主要人物，可視為四種樂器，托馬斯為第一小提琴，特麗莎為第二小提琴，薩賓娜為中提琴，費蘭茨為大提琴。它們交相呼應，相互映襯，類似音樂中的四重奏。小說中的幾個人物都在不停地進行生命的選擇。托馬斯不顧父母的意願，選擇離婚，不停地更換情人，在眾多情人中選擇特麗莎作為自己的妻子，在祖國淪陷時選擇逃亡，最後又因特麗莎而選擇回國。他拒絕在一張收回自己文章的聲明上簽字，又拒絕在一張呼籲政府赦免政治犯的文書上簽字。這一選擇使托馬斯滑向人生的深淵。特麗莎背叛了母親，選擇出走。然後她選擇了托馬斯作為她的終生依靠。蘇聯入侵後，她用相機拍下很多照片，提供給外國記者。不久，她選擇與托馬斯一起逃亡，結果又意外地回國。最後，又與托馬斯一起到了鄉下。薩賓娜的選擇就是一連串的背叛，她背叛了父親，又背叛了情人和她的同胞，在漂泊中找不到歸宿。一向守舊的弗蘭克，也背叛了家庭，他選擇為了正義、公理和美好參加遊行和呼籲，並最後進軍柬埔寨。這些選擇，無一例外，都強調了這些人物選擇的必然性。但是這種所謂的必然性又是十分荒誕的，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偶然選擇的結果。
作者認為，輕得無法承受的生命甚至連草圖也不如。那麼，人將選擇什麼呢？沉重還是輕鬆？書中的人物的所有選擇都圍繞著這個問題，可是他們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生命之輕。昆德拉在小說中提出了這些人類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是一些哲學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包括作者本人的困惑也時時在小說中顯示出來。他與那些人物符號一起，跌入了自己設定的圈套。他把生命中選擇的意義全盤否定，只是為了證明生命之輕。可以說這本小說只是提出了一些哲學問題，至於應該如何面對這些問題？昆德拉並沒有提供答案。
看完這本書，沿著昆德拉思考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反問作者：世界果真如此麼？我們所有的選擇都沒有任何意義麼？無論選擇善惡美醜結果都是一樣的麼？人類的歷史確實不能重演，輕與重確實是常常令我們難以選擇。但我們能夠點點滴滴向著美好、善良、正直、公理作出自己的努力。就算人生是一幅不可修改的畫，我們也有理由盡可能把這幅畫畫得更好一點，至少不那麼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