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們，以及以後的各代人，我和你們在一起。
——惠特曼
他活過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從前那樣可怕了……他所講述的那些勇敢的話還會像號角那樣向那些垂死者響亮地吹奏……他活著時我愛他，他安息之後我仍然愛他。
——羅伯特·英格索爾在惠特曼墓前的講話
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於1819年出生於美國長島亨廷頓附近的西山村。他年幼時只在布魯克林上過5年學，11歲時就當了律師事務所的勤雜工，後來又在幾家排字車間學習。 1836年至1841年間，他在長島各地當鄉村教師。不久他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與少量詩歌，當了一段時間的報紙編輯，參加了一些政治活動。
1848年是惠特曼一生中關鍵的一年。這一年，他開始決心當一名作家，並更多地轉向了音樂、文學、繪畫、雕塑等方面。在此之前，他所寫的東西只是一個編輯的份內作品，算不得是文學。
這一決心的結果，便是在1855年的美國國慶日這一天，惠特曼自費出版了他的。初版很薄，還不到100頁，包括一篇序和12首詩，卷頭有一幅惠特曼的銅版像。當時的惠特曼還年輕，他有些隨隨便便、心不在焉地站在那裡對著鏡頭，一副勞動者的打扮，斜戴著草帽，襯衫領口敞著，嘴上蓄著短鬚，右手插在褲袋裡。這樣的形像很能代表他的這部詩集的風格：年輕，有朝氣，粗獷，有那麼一點肆無忌憚，帶有一種自信，自以為是個先知和代言人。他在自序裡說的“一個詩人必須和他的民族相稱……他的精神應該和他的國家的精神相呼應……”云云，就確實帶有點先知的口吻。不過照當時的情形來看，這位詩壇新人似乎不應該自我感覺這麼良好。在評論界招來一片罵聲，口誅筆伐的文章要比這部薄薄的冊子厚得多。評論家們還都很不客氣，有的話還帶了一些人身攻擊的成分，看上去和罵街已經沒什麼兩樣。波士頓的《通訊員》稱這部詩集為“浮誇、自大、庸俗和無聊的大雜燴”，作者則是瘋子，“除了給他一頓鞭子，我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英國人也來湊熱鬧，倫敦《評論》報認為“作者的詩作違背了傳統詩歌的藝術。惠特曼不懂藝術，就像畜生不懂數學一樣。”
初版印了1000冊，一本都沒有賣掉，全送了人。不過似乎沒什麼人願意領惠特曼的情，他送惠蒂埃的那本被很乾脆地扔進了火裡，而朗費羅、洛威爾、霍姆斯等人也都對它不屑一顧，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詩人們顯然認為，這位外表看上去和他的詩歌（如果可以這麼叫的話）一樣粗野的木匠的兒子根本就沒有資格做他們的同行。若干年後，當人們回過頭再去讀愛默生的那封信時，裡邊的話已不再被看做是溢美之詞了，惠特曼和他的確實都當得起這樣的評價。這時愛默生早已作古，但卻猶如一個不斷萌動的有機生命，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茁壯成長，8次修訂，8個版本，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前，已出到第9版，裡面所收的詩歌也由原先可憐的12首發展成近400首。
幾十年間，時代的變遷是巨大的，美國經歷了一場內戰，罪惡的黑人奴隸制被廢除，一位偉大的總統被刺殺，70年代發生了大規模的勞工運動；所有這些都成了充實的重要內容。惠特曼是一個時代的歌手，當狄金森在幽閉的居室中經營自我的詩歌世界的時候，惠特曼經歷了他認為應該經歷的一切，“這一代的男人和女人們，以及以後的各代人，我和你們在一起”。
林肯之死震撼美國，現在當我們要為當時人們的悲痛和悼念之情找一個合適的註腳時，惠特曼的詩總是被第一個提起。他的那首《啊，船長啊！我的船長》曾被選入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我相信很多和我同齡的人最初接觸到惠特曼，就是從這首詩開始的。
評論家們對向來有個共識，那就是認為這部詩集是一個以草葉為像徵的有機生命體，“洋溢著希望的綠色素質”。回顧的成長歷程，這話是沒說錯，但我總覺得還不夠。我更願意認同惠特曼自己對的看法，他說：“同志，這不是一本書，誰接觸它，就是接觸一個人。”這是一句非常感性的話，包含了惠特曼在幾十年間經歷的無盡滄桑。惠特曼一輩子只出過一部詩集，但已經足夠了，因為這部詩集已經足夠令他位列美國詩人之王而無愧色。我更想說的是，他為一部書所傾注的那些心血，所承受的那些風風雨雨，已經是他那些一部又一部地出書的同行們所難以想像的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同時代人漠視了他的存在，雖然他真心實意地為他們歌唱，但他的歌唱是要付出代價的。的出版從來不是一片坦途，它是書籍檢查官眼里地地道道的“淫書”。
1865年夏，惠特曼失去了他在華盛頓內政部的公職，因為新任部長在讀到後，認為作者是個不道德的人。就連他的那位知音愛默生也並不總是毫無保留地贊同他。 1860年第三版行將推出時，老先生勸惠特曼把其中描寫性愛的組詩《亞當的兒女》抽掉，但惠特曼並沒有因為知遇之恩而接受他的意見。當出版商們把看做洪水猛獸時，惠特曼就自己排印，自己發行，甚至自己出去兜售，這讓人不得不對惠特曼的那種自信和執著感慨萬分；能出到第9版絕對是個奇蹟，惠特曼沒轉行去幹別的也是個奇蹟。現實畢竟不是童話世界，愛默生的褒揚並沒有令惠特曼榮名一生，他身後地位崇高，生前卻是異常地寂寞孤苦，惟有伴其一生。
惠特曼的詩之所以在很長時間裡不為他的同時代人所接受，絕大部分原因是裡面所描寫的有關性的內容。當時嫖妓的美國人不在少數，但公開為性愛歌唱的人卻很罕見。惠特曼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坦率，特別大膽，他在一首詩裡宣布“性包羅一切，肉體、靈魂、意義……世上一切的政府、法官、神、信徒們／這些都包羅在性裡，作為它的各部分和理所當然的明證”。他甚至還寫到了同性戀，這些在當時清教傳統根深蒂固的美國社會中無疑都是驚世駭俗的，惠特曼也因此背上了色情詩人的罵名。 100多年後，金斯堡也推出了同樣驚世駭俗的《嚎叫》，但他可沒有惠特曼那麼孤獨，金斯堡的狂熱信徒之眾是生前的惠特曼想都不敢想的。社會風氣彷彿是放寬和了。到了今天，惠特曼究竟是不是個色情狂，相信已經很清楚了。在我眼裡，始終是一個人的形象，這是個像惠特曼那樣的典型的美國男人，從歐洲大陸帶來的那種清教徒氣質被統統丟掉，不修邊幅，有些粗野，充滿了七情六欲，但生氣勃勃，在艱苦的拓荒生活中時時放聲歌唱，尊重女性，同時也毫不掩飾對對方的愛慕與性的渴望。這個美國人為美好的性愛歌唱，就像歌頌平等、民主和自由，同樣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不管有沒有必要，把有關性的內容抽掉，還是一部偉大的書，不過已失去了很多極俱生命力和美國特色的東西。
解放了美國詩歌，甚至對整個英語詩歌來說，它的影響也可以用“革命”二字來形容。當朗費羅等人的詩歌從內容到形式還在同歐洲傳統亦步亦趨時，惠特曼已創造出了一種富有內在節奏的自由體詩，可以說從他開始，美國詩歌才真正獲得了氣勢磅礴的表現力。後來的美國詩人，比如金斯堡，把惠特曼看做是創作上的導師，是有道理的。
中國的新詩革命有很大一部分功勞也可以歸到惠特曼身上，因為旗手郭沫若原本就是他的信徒。終其一生，為了，惠特曼都在進行著戰鬥，頂住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反對“躲躲閃閃、鬼鬼祟祟、模棱兩可，不敢打出鮮明旗幟”的藝術，他的詩歌就是那麼的坦率而有力。惠特曼捱了一輩子的窮，晚年中風癱瘓，孤苦地在一個小鎮隱居。我相信在那段漫長而艱難的歲月裡，惠特曼和他的這部詩集之間已經不光是一種相濡以沫的關係，二者已融為了一體，任何一方倒下，一切都將煙消雲散。
有的詩人值得你付出自己全部的靈魂去愛他，惠特曼就是這樣的詩人。他早就被公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民族詩人了，除了他那個時代的著名演說家羅伯特·英格索爾在他墓前的講話外，實在沒有別的什麼言語能更恰當地表達世人對這位詩人的尊敬和喜愛了：“他活過了，他死了，而死已不如從前那樣可怕了……他所講述的那些勇敢的話還會像號角那樣向那些垂死者響亮地吹奏……他活著時我愛他，他安息之後我仍然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