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的哲學史上，曾經發生過一場著名的大辯論。前前後後將近100年的時間裡，幾代哲學家都在這場辯論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就是朝鮮的“四七論辯”。
“四七論辯”是什麼意思呢？ “四”就是儒家所說的“四端”，也就是仁、義、禮、智等道德品質，是人性中好的東西；“七”就是儒家所說的“七情”，也就是一般的諸種情感，它們是世俗之人都具有的。
“四端”也好，“七情”也好，都是儒學中的基本概念。它們所要回答的問題是：人性到底是怎麼樣的？人的善惡和人的本性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關於這場大辯論，可以從一個名叫權近的朝鮮哲學家那裡說起。
權近生活在14世紀，也是朱子學的大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入學圖說》中，對四端和七情曾經發表了這樣的看法：“四端是人的本性的出發點，所以完全就是善的；但是七情呢，卻是從人的心裡流出來的，所以有的善、有的惡。”權近認為，人的四端來自於“理”（宇宙的本質、規律），而人的七情來自於“氣”（構成世界的物質性的基本材料）。如果七情能夠合乎人性的法則，那當然就是非常好的，符合人的道德本性的。但是情感表現出來後，如果並不合乎道德本性，那當然就是不好的。
權近的論述還只是個“引子”，真正掀起這場辯論的人，還得要數朝鮮歷史上著名的哲學家——李退溪（1501—1570年）。
李退溪根據《朱子語類》，認為“四端”是通過“理”派生出來的，而“七情”是由“氣”派生出來的。但是這個觀點卻遭到了他的一個學生的質疑。這個學生名叫奇大升。於是，他們師徒二人就以書信的方式相互展開辯論。
奇大升對他的老師說，人的四端和人的七情，都是理和氣共同作用的結構；理和氣是不會分離的，所以“四端”和“七情”也沒有那麼絕對的區別，沒有必要非得說什麼屬於“理”，什麼屬於“氣”，它們都是人的各種性情罷了。
但是李退溪卻不同意，他回信說：四端和七情雖然都要經過“理”和“氣”的相互作用，但畢竟是兩個東西，還是有所側重的：像仁、義、禮、智這些東西，都是人的道德品性，它們體現了宇宙的正道，必然要以“理”為主，“氣”為輔；而“七情”，是人的一般情感，尚且談不上是否符合“天理”，所以當然可以以“氣”為主，“理”為輔。
除了這師徒二人進行爭論以外，還有許多儒家學者參與了這場大辯論。比如說有一個叫李珥（1536—1584年）的人，他比李退溪要小30多歲，就比較同意奇大升的觀點。他不僅反對李退溪把“四端”和“七情”分開，而且反對他對“理”的偏愛。李珥說，“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而“氣”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氣”是物質性的東西，人所有的性情都是從“氣”裡面生出來的，其中甚至也包括了“四端”之類的道德品性。
後來，李珥的學生——宋時烈（1607—1689年）也針對這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不過他基本上還是同意他的老師的見解。宋時烈固執地認為，朱熹的思想是不會錯的，要是有錯也是後人給弄錯了。於是，宋時烈的思想非常迎合朝廷的口味，最終成了李朝後期的正統思想。這樣一來，從16世紀到17世紀，朝鮮哲學史上的“四七論辯”才終於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