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之中本有《春秋》，但由於《春秋》言詞隱晦，表述過於簡約，給後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後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只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
《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30卷。 《左傳》的作者是誰，歷來頗有爭議。漢代時司馬遷、班固皆認為是與孔子同時代的魯國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授《春秋》以教弟子時，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漢書·藝文志》），故用事實來補訂《春秋》，作《左氏傳》。清代今文經學家們則認為《左傳》是劉歆託名改編。近人認為根據傳文和結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傳》是戰國初年人根據各國史料編成的，可能並非出於同一作者之手。
《左傳》的體例是編年紀事體，內容大部分是傳注史事，敘述《春秋》經文重要史事的過程。起於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終於魯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若按敘事時間論，則到魯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為止，下限比《春秋》多27年。所記魯國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計約18餘萬字，內容大大豐富了。
《左傳》與《春秋》相比，傳文內容與經文內容並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經文有而傳文缺，或傳文有而經文無。故後人認為《左傳》雖因《春秋》而作，但在編年體例上比《春秋》完備，在史料和文字價值上也遠遠超過《春秋》，完全可以獨立稱為史書，所以稱其為《左氏春秋》。
《左傳》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帳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徵引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如春秋時的幾次大的戰役：齊楚召陵（郾城）之役（魯僖公四年）、晉楚城濮（濮縣）之役（魯僖公二十八年）、秦晉濮（陝縣）之役（魯僖公三十三年）、楚晉（鄭縣）之役（魯宣公十二年）、齊晉鄢陵之役（魯成公十六年）等等，《左傳》皆有生動詳實的記載，為研究春秋時大國爭霸的歷史提供了史料。又如魯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興衰的生動寫照。因此，《左傳》是研究春秋史的寶貴參考書籍。
《公羊傳》又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儒家經典之一。上起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
《公羊傳》起初只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一起“著於竹帛”。 《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穀梁傳》亦稱《春秋穀梁傳》、《穀梁春秋》，為儒家經典之一。起於魯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穀梁赤。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
《公羊傳》與《穀梁傳》的內容和特點在今人看來大同小異，二者都重視闡釋《春秋》之“大義”或“宗旨”，不重歷史事實的傳注，因而史料價值遠遠低於《左傳》。從經學的角度看，二者則各有所側重。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 《穀梁傳》則著重宣揚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穩定封建統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春秋》及三傳作為儒家經典，備受歷代統治者的推崇，長期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教科書和科舉的考試內容。 《左傳》在唐宋兩代被定為“大經”；《穀梁傳》和《公羊傳》在唐代被定為“小經”，在宋代被定為“中經”。三傳與《春秋》合刊，均被列入十三經中。
《春秋》與三傳文字洗練，記事簡潔明了，行文井然有序，對後世文學家、史學家影響頗大。劉知幾在《史通》中稱讚《左傳》說：“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其語言之精要已成為後代楷模。 《左傳》文字優美生動，在文學性方面較之《春秋》有很大增強，從“大事記”式的記錄發展為富有戲劇性的情節展示，塑造了豐滿的人物形象，堪稱為文史並茂的歷史、文學名著。司馬遷發揚《左傳》的傳統，為世人留下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司馬光著，體裁、手法均深受《左傳》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