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常被後人與秦皇、唐宗、宋祖相提並論，出現於詩詞文賦和人們的日常記憶中。漢武帝時代，國家強盛，政治穩定，是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的一個蓬勃發展時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張騫，就是在武帝建元３年（前138年）出使西域；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就是在武帝徵和２年（前91年），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著名將領衛青、霍去病也出現在武帝時代。
漢武帝代表了光輝燦爛的中國文明，也留下了許多難解的千古疑團。班固稱頌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雄才大略，開疆拓土，還“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前無古人；司馬光卻說他奢華無度，酷刑重賦，“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截然相反的兩段評論，卻是同指一人，武帝早已魂消魄散，後人始終無法斷定漢武帝英明神武還是遺臭萬年。
武帝年輕時，經常聚集一批無賴子弟，逐兔射鹿，遠遊嬉鬧，肆意踐踏莊稼，百姓無不切齒痛罵。有一次，武帝盜用姐夫平陽侯名義，在外面胡鬧，當地地方長官前往勸阻，武帝的隨從甚至想鞭擊地方官。官員大怒，率人將幾位惡少扣留。最後，武帝亮出信物，才得以脫身。
但頑皮嬉鬧只是少年天性，漢武帝的遠見卓識不久即顯露無疑。
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武帝發布詔書，要求各級官吏推舉賢良方正、敢於直言進諫之士，鼓勵天下吏民直接給皇帝上書。武帝從中選拔了董仲舒、主父偃等賢能之士。數年後，武帝命賢良學士上書對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而使並進。”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理論，頒布“推問孔氏，抑黜百家”的詔令，在建元五年設置五經博士，建立太學，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
公元前127年，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詔令諸侯王在封國范圍內分封所有子弟，由皇帝給予名號，一改此前嫡長子繼承的辦法，大大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數年後，又藉口諸侯祭宗廟所獻黃金分量與成色不足，削奪106人的王侯爵位，是為“酎金”事件。
當然，漢武帝最令後人稱道的功績乃是抗擊匈奴。此時，漢朝名將輩出，衛青、霍去病、李廣、公孫敖等人多次征戰。至公元前119年，漢軍直搗匈奴單于王庭，大破匈奴兵，直追到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內之肯特山），封山而還。此後，匈奴再也無力來犯。
數年後，為得到西域的汗血寶馬，漢武帝派10萬大軍，征服了姑師、樓蘭、大宛，結果不過得到數十匹上等好馬和數千一般馬匹。所失大於所得，窮兵黷武，至此達於極致，留下千古罵名。
數十年南征北戰，大漢建國七十餘年來所積財富消耗一空。為解決財政問題，武帝又露出了大手筆的風範。先是在全國實行鹽、鐵、酒的專賣，繼而又擴大對商人的徵稅範圍，並重賞揭發偷稅行為者。而後又實行均輸、平準兩策，賤買貴賣，平抑物價；使用五銖錢，統一幣制。
但大規模的戰爭耗費甚鉅，又佔用勞力，影響生產，終於引起百姓的激烈反抗。
晚年的武帝頗有反悔之意，下《輪台詔》罪己，說“方今之計，在於務農”。遂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任趙過為搜粟都尉，推廣“代田法”輪耕增產。這些政策，總算稍稍挽回了局面，奠定了漢室中興的基礎。漢武帝征伐匈奴，使中原百姓免遭兵火之災，居功甚偉。無此，則中華文明極可能與古希臘、古印度一般慘遭野蠻民族的奴役與破壞，躲過民族文化的一大劫難，終得以綿延數千年以至於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