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歷史學源遠流長，二十四史煌煌巨著，是我國躋身四大文明古國的主要支柱之一。過去說，著史書是“大聖”或者“大賢”的事，著史必須秉筆直書。我國史學直筆傳統，是春秋時的史家董狐開啟的。
董狐是春秋時代晉國的太史，亦稱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後裔，因為董督典籍，所以以職責為姓，就姓了“董氏”。今天翼城縣東50裡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那時，晉國的晉靈公聚斂民財，殘害臣民，舉國上下為之不安。 “正卿”趙盾多次苦心勸諫，靈公非但不改，還要把趙盾置於死地。他先派人刺殺趙盾，在未遂後又藉宴請趙盾的機會埋伏甲兵襲擊，還是沒把趙盾殺死。
趙盾被逼無奈，只好出逃。當他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自己族弟趙穿帶兵殺死，於是又返回了晉都，繼續當他的“正卿”。董狐在記載歷史的時候，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對趙盾的口誅筆伐。以當時的道德觀來看，無論國君做出什麼事，作為臣子都必需服從，而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殺死國君，都算以下犯上。
趙盾當然要為自己辯解，說是國君是趙穿所殺，不是我趙盾之罪。董狐說：“你作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你承當。”
當時的史官與後世大有不同，他們既典史策，又協助國君執行治國的法令條文，兼有治史和治政的雙重任務，實際就是具有包攬大權的文職大臣。當時記事的“書法”依禮制定，禮的核心在於維護君臣大義，趙盾不討伐弒君亂臣，失了君臣大義，故董狐定之以弒君之罪。對此，孔子大加讚揚，稱董狐為“書法不隱”的“古之良史”，後世據以稱之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
這是因為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權臣掌握國命，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堅持“禮”的原則，有時會招來殺身之禍。齊國太史就因寫了權臣崔抒的“弒君”之罪，結果弟兄二人接連被殺。董狐的直筆書史，也是冒著很大的風險的，因此，孔子讚揚他，後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堅持原則的剛直精神。
這種精神已為後世正直史官繼承了下來，成為我國史德傳統中最為高尚的道德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