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蚊；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章》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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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失利、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侵華這一系列巨大的變故，小說界出現了大量抨擊時政、揭露官場陰暗與醜惡的作品，文學史上把它們別稱為“譴責小說”，代表作家有李寶嘉、吳沃堯、劉鶚、曾樸。
李寶嘉（公元1867年—1906年）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少有才名，擅長詩賦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卻始終考取不了中舉，先後在上海創辦了《指南報》、《遊戲報》、《世界繁華報》幾種報紙。除了，李寶嘉還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獄》等長篇小說和《庚子國變彈詞》。是譴責小說的代表作，共60回，作於1901年，書未完稿作者就病故，最後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補綴而成。小說的結構由一系列彼此獨立的人物故事聯綴而成，“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魯迅）書中寫到的官，各種身份進階，文的武的，無所不包。凡是沾一個“官”字，作者都叫他們顯出醜陋原形。
吳沃堯（公元1866年—1910年）字趼人，廣東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號“我佛山人”。他出身於一個衰落的仕宦人家，20多歲時到上海，常為報紙撰文，後與周桂笙等創辦《月月小說》，並自任主筆。他所作小說，以最為有名，此外還有《痛史》、《九命奇冤》、《電術奇談》、《劫餘灰》等。共108回，全書於1909年完成。小說以“九死一生”為主角，描寫他自1884年中法戰爭以來所見所聞的各種怪現狀。吳沃堯性格強毅而多憤世之慨，文筆尖銳，但是“傷於溢惡，言違真實”。魯迅批評這部小說“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全書用第一人稱敘述，為過去的長篇小說所未見。
劉鶚（公元1857年—1909年）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出身於官僚家庭，既受過儒家教育，又對“西學”感興趣，懂得數學、水利、醫學，當過醫生和商人。後因治理黃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與洋務派接近，曾從事過鐵路、礦藏、運輸等洋務實業活動，後謫徙新疆而死。 20回，署名“洪都百煉生”。全書為遊記式的寫法，以“老殘”行醫各地的所見所聞，串聯一系列的故事，描繪出社會政治的情狀。劉鶚堅決反對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指斥“北拳（指義和團）南革（指革命黨）”為國家之禍害，認為只有提倡科學、振興實業。與一般譴責小說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惡，對象主要是“清官”：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頑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這兩個與小說本身並無關係的人物來，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別有用意的。作者的文化素養很高，小說中許多片斷，都可以當作優秀的散文來讀。如寫大明湖的風景、桃花山的月夜、黃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說書等，文字簡潔流暢，描寫鮮明生動，為同時的小說所不及，增加了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
曾樸（公元1872年—1935年）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光緒舉人，曾入同文館學法文，對西方文化尤其法國文學有較深的了解，翻譯過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參加康、梁變法，辛亥革命後進入政界，做過江蘇省財政廳長。曾樸一生著作豐富，而以小說最著名。此書初印本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後者是曾樸的筆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筆名。主要描寫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戰爭30年上層社會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現這一時期政治、外交及社會的各種情態。曾樸的生活年代較遲，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在政治傾向上贊成革命。小說中人物大多以現實人物為原型，如金雯青為洪鈞，傅彩雲為賽金花，威毅伯為李鴻章，梁超如為梁啟超等等，還有一些則直接用原名。作者說，他要反映的是“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中“文化的推移”、“政治的變動”等種種現象。的結構，是以狀元金雯青與名妓傅彩雲的故事為全書線索，串聯其他人物的活動。結合文人與妓女的“浪漫”生活，與權勢人物的政治活動及瑣聞軼事，可以說它是狎妓小說與譴責小說的合流。曾樸出身名門，一生交遊極廣，在廣泛地反映那些上層文人在國家危亡之際猶自爭名奪利、風雅自賞，而全無救亡圖治的熱情與才能這一點上，他的小說比較成功。譬如狀元出身任外交使節的金雯青，自命懂得歷史輿地之學，卻以重價購得一幅錯誤的中俄交界地圖，斷送了國家800里土地。
、、、，合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這類小說順應時俗所需，和現實政治、大眾需求關係緊密，反映了清末政治的腐朽面貌與社會大眾的厭噁心理，而小說之間思想傾向的變化也反映出清末知識分子思想的變化。然而，譴責小說或多或少都有誇張失實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只是一種變形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