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好書不厭百回讀，隨著歲月的消逝，由當日的不能甚解到若有所得，由強記死背到豁然而悟……直到今天，這些前人集智慧的大成的好書，始終引導我，鼓勵我！是良師，更是益友！ ……讓我一生都將受用不盡！我常常想：中國人擁有這樣巨大的智慧寶庫，實在應該引起全民共識，去珍惜研究！
——台灣著名畫家、作家梁丹豐評
清代康熙年間文人吳楚材、吳調侯聯手選評的12卷，自其行世以後，翕然風靡，為人樂道，其影響深遠。
20世紀80年代末，北京學者陳文良先生系統地考察了長盛不衰的技術因素。他提出，首先是編者為該書所選的文章，全部是經受了時間檢驗和文人衡定的“名篇”。所謂“名篇”，起碼是經過宋、元、明、清，特別是明代至清初數百年間許多知識分子、讀者、編選者、書坊出版者所共同篩選認可的作品，而不是受某些人主觀認識支配的產物。第二，編輯選本必須在容量方面照顧到多數讀者能夠通讀，中型選本最容易流行的原因就在於此。第三，作為普及性選本，入選的每一篇分量不能太重，以便讀者一次起碼能讀一篇。所採用的就是這種編選方針，對有些篇目採用了“節選”的辦法，這也是它成功之處。第四，從內容和藝術風格上說，必須帶有較廣泛的實用性。的入選篇目大多條理明晰，辭藻華麗，可以供科舉士子揣摩、仿作，特別是用到對策和日常應酬性文章中去。
“康熙二吳”的約編成於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以前。此書沒有敘述其成書淵源和選評例則，只有其族先輩吳興祚寫的序，據吳興祚說，楚材“天性孝友，潛心力學，工舉業”。調侯為人“奇偉倜儻，敦尚氣誼”。序中交代了成書的因由：“今年（康熙三十四年）春，……二子寄餘一編。閱其選，簡而賅，評註詳而不繁，其審音辨字，無不精切而確當。批閱數過，覺向時之所闕如者，今則囅然喜矣。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闕功豈淺鮮哉！亟命付諸梨棗，而為數語，以弁其首。”因為有了這樣的因緣，我們今天才得以獲讀該編，否則恐怕早已湮沒絕滅於鄉野之間了。
全編12卷，選材上起東周，以《左傳·鄭伯克段於鄙》一篇首領全書；下迄明末，以張溥寫於明天啟七年（1627年）的《五人墓碑記》押卷。先後以“周文”（卷1至卷3）、“秦文”（卷4）、“漢文”（卷5至卷6）、“六朝、唐文”（卷7至卷8）、“唐、宋文”（卷9至卷11）、“明文”（卷12）為序次，凡選入220篇，各體各派略備，繁簡選輯頗當，評點註釋適中，長期被人們作為瀏覽中國傳統散文的規範讀本。流播所及，膾炙人口，鞠育了近300年間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子。
中的選文和評點共同體現了二吳的思想傾向和審美觀念，形成二吳選、評古文的幾條原則。首先以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準則，首篇《鄭伯克段於鄙》以孝涕為中心對鄭莊公和共叔段兄弟傾軋進行批諷；次篇《週鄭交質》以信與禮為旨，譏諷周平王與鄭莊公互相交換人質以取信於對方，卻不以信禮為本，反致關係惡化。如是開場，鮮明地表現了二吳的道德好尚是儒家的道德。其次是以人的真情真性為原則，二吳多選體現作者真性情的散文，自己常常為之感動，使其評點也能感人至深。他們說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其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直與《離騷》對壘。”二吳以自我的性情感受所選的文章，也是希望以所選的文章去打動別人的。再次是以文章的婉轉奇妙、意韻深厚為準則。二吳好文章的奇妙，如韓癒的《祭鱷魚文》、蘇軾的《方山子傳》、劉基的《賣柑者言》都是作意出奇之文，令人讀來頓生詫異。而且二吳所選文章不在乎篇幅的長短，如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他們評說“文不滿百字，而抑揚吞吐，曲盡其妙”。真所謂能文者善品文啊。
在選目上到明清之季嘎然而止的缺憾，給人們意猶未盡之感。要閱讀明清之交以迄後來的散文，就只得另外披沙瀝金了。 20世紀20年代初，王文濡從“數百名家、數千佳文”之中淘選170餘篇，編為《續古文觀止》，1924年印行於世。此書在選目上擴大到了為吳本所不重視的論、說、序、跋、記、贊和墓誌、碑祭文等普通文體，以便於讀者舉一反三；對於入選文章的作者，一一簡介其生平於卷首，以幫助讀者知人論文；此外，王氏還大膽地將當時在世的大家名構一併採入。王文濡自己在《凡例》中聲明：“本編繼吳氏而編，故名《續古文觀止》。凡已讀者，得此編斯成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