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之極於陽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隱之則神思智識之所以聖狂，顯之則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
——嚴復
嚴復站在尚未經歷近代化變化的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一下子就發現並抓住了這些歐洲著作中闡述的“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
——本傑明·史華茲
1895年甲午戰爭，天朝帝國敗於一個曾經惟中華是尊的小小島國，晚清的士大夫才第一次深刻地意識到傳統的製度和知識譜係不再足以應對嚴峻的現實。在士大夫心理嚴重受挫的背景下，如何重構新的世界觀與知識系統，進而為製度改革創造理論前提，成為迫切的任務。嚴復通過對斯賓塞、赫胥黎、穆勒和斯密等人的著作的翻譯和評註，以進化論與現代科學方法為基礎建立了一整套新的世界觀，有力地回應了中國人的內心焦慮與時代的挑戰。
嚴復（公元1854年—1921年）初名體乾、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又易名复，字幾道，晚號愈野老人，別號尊疑，又署天演哲學家。福建福州人。特賜文科進士出身，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 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馬尾船政學堂，五年後以最佳成績畢業並上軍艦實習。 1877年以首批海軍留學生的身份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在英國期間除學習專業外，還精心研習西方哲學、社會政治學著作，並到英國法庭考察審判，作中西異同比較。歸國後任福建船政學堂教習，第二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後升會辦、總辦。
甲午戰敗後嚴復感於時事彌艱，開始致力譯著，並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政論，力主變法圖強，以西方科學取代八股文章。二十二年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次年又與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極力倡導維新變法；同年，他翻譯的第一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名著《天演論》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後又譯出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學淺說》等西方名著，達160多萬字。他的著述有《嚴幾道文集》、《愈懋堂詩集》及《嚴譯名著叢刊》等。
嚴復是近代中國系統翻譯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第一人。通過翻譯《天演論》，將達爾文進化論帶到中國，並使之超越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範疇而具有了世界觀的社會意義。又通過翻譯《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將邏輯歸納法和演繹法介紹到中國，其中對培根的經驗歸納法尤為重視。並將之與陳、朱學派的“道問學”相印證，而猛烈抨擊陸、王學派的“心性之說”。嚴復的翻譯，創造性地啟用很多幾乎死亡的中國古典文字，比如：天演、自繇、內籀、公理、群學、儲能、效實，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等，從而在西方的新式理論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之間建立起一種既緊張又內在的相關性。
嚴復在翻譯《天演論》中，他其實更關注的不是生物的演化歷史以及人類在生物圈中的位置，而是“群”（也即社會）的進化理論。他通過翻譯和其中的註釋，在反思社會進化論的理論中思考作為不得不處於弱勢的中國社會如何在世界中自處和自持。甚或，嚴復不僅不曾全盤接受西方理論，並且還試圖重新納入中國的傳統資源中去吸納它們。換句話說，嚴復從來不曾認為中國的自身資源是必須摒棄的。嚴復在為《天演論》和《穆勒名學》所做的序文和按語中，曾用《易》理闡西學。人們多半以古代佛經翻譯的“格義”說作為解釋，似乎這僅僅是一個解釋的技術或工具的問題。但學術史家錢基博在1936年的《經學通志》中卻不這樣看，他把嚴復作為晚清經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赫然列之於“易學家”之列，而且將《天演論》作為其中的代表作品。如果理解了這裡所揭示的嚴復翻譯的內在旨趣，就不難理解嚴復為何到了晚年變得“保守”了，參與發起孔教會，極力主張尊孔讀經。
對於西方的學術界來說，嚴復也不乏特殊的意義。本傑明·史華茲的傑出著作《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中認為，“嚴復站在尚未經歷近代化變化的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一下子就發現並抓住了這些歐洲著作中闡述的'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在為本傑明·史華茲的著作所做的序文中，路易斯·哈茨發揮作者的觀點說：“嚴復認為，除開西方作者們所說的諸多的'個人主義'或'放任主義'而外，'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體現了歐洲走向近代化的運動，而這一主題所以尚未為西方評論家特別關注，顯然是因為它常常是被通過其他觀念加以表達的。但今天，西方已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一種新的境況，捲入了許多明顯在經歷'近代歷史'的國家的事務中，這必將使處在新境況中的西方對自己思想史上的這些問題作一回顧。嚴復的看法，在極大程度上，很可能最終會成為我們的看法。”
在現今各種西方理論盛行的時代中，重新發現嚴復等這些率先引進西方理論的人們的行為模式與志趣，將有益於我們繼續思考作為一個有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將如何自處與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