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
——郝懿行《曬書堂筆錄》
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人，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
兩個世紀以前，曹雪芹經歷了由“錦衣紈絝嚳，飫甘饜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生活，在貧病交加的境況下寂寞地死去。死時，琴劍在壁，“新婦飄零”，留給後人的是一筆豐富的精神遺產，這就是他用血淚凝成的偉大作品——。
人們對曹雪芹的身世知之甚少，現在所能見到的零星材料記載：曹雪芹，名霑，字夢阮，號雪芹、芹圃、芹溪。他性格嗜酒狷傲，多才多藝，從曾祖到父親，都是世襲江寧織造，與皇帝的關係十分密切。在他13歲以前，曹家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後來他父親因事被削職、抄家，曹家急劇衰落，全家由南京遷居北京西郊，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日子。這種大起大落的經歷，為他的創作提供了堅實的生活基礎。在淒涼困苦的晚年，曹雪芹創作了，“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真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可惜沒有完稿，就“淚盡而逝”。學術界一般認為，後四十回為高鄂所續（高鄂，字蘭墅，另號“紅樓外史”，乾隆時進士，做過內閣侍讀，刑科給事中等官）。高鄂的續作，雖然有諸多不足，但他根據原書的線索，把寶黛愛情寫成悲劇結局，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結構完整的文學巨著，其功不可沒。
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集大成者和象徵，它既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總結，又是中國新文學的發端。正如魯迅所說：“自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在產生時代，充斥文壇的是千部一腔的才子佳人書，而的主要內容雖然是寫賈寶玉、林黛玉、薜寶釵的戀愛、婚姻故事，但完全打破了才子佳人之作的固定模式。賈林二人是一對要求個性解放、為世俗所不容的封建叛逆者。薜寶釵雖是符合“德言工貌”標準的淑女，但她也是個悲劇角色。賈林的愛情基礎是他們有著背叛封建主義的共同思想，他們一致蔑視功名利祿，反對封建正統思想，反抗禮教觀念和封建道德觀念，最後為封建家長所扼殺。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遭到毀滅，正是寫出了這種悲劇。
同時也是一部社會大悲劇。曹雪芹勇敢地面對現實，寫出了他心愛的貴族的命運，客觀地預感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作者通過賈府，廣泛地觸及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婦女等方面的問題，讓讀者看到了一幅封建社會的縮影，反映了18世紀中國社會的黑暗現象和種種矛盾。舉凡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罪惡，無論是地租榨取、高利盤剝、包攬詞訟、強取豪奪、蹂躪婦女、貪污行賄，還是統治階級的鮮廉寡恥、窮奢極欲，無不揭露殆盡。因此，可以說，是一部封建社會末世的形象歷史，它的巨大社會意義不僅在於它寫出了寶黛愛情悲劇，更在於它以愛情悲劇為中心，寫出了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族的興衰，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響了沉沉的暮鼓。同時，小說通過對封建判逆者的歌頌，表達了新的朦朧思想，也敲響了新世紀到來的晨鐘。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像這樣把愛情悲劇寫得既富有激動人心的力量，又能深刻全面地提示出它的社會根源，從而對封建社會作出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宏偉完整的結構、細膩逼真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優美成熟的語言，深入細緻的心理刻畫，都說明曹雪芹運用藝術技巧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尤其是他塑造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一系列個性鮮明的人物，在他們身上不僅表露出特有的階級特徵，又超越了他們所處的階級和時代，這一點，“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人，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古代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之作。
曹雪芹的未完稿題名，基本定稿的只有前80回，1791年，程偉元、高鶚第一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成為120回，書名也改為。刊行之後，立刻以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和嫻熟精湛的藝術技巧征服了無數讀者，乾隆、嘉慶年間，就有人在北京“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郝懿行《曬書堂筆錄》）。不少人對之“愛玩鼓掌”，“讀而豔之”，有的甚至為了品評書中人物，“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鄒韜《三借廬筆談》），形成了“開談不說，讀盡詩書是枉然”（《京都竹枝詞》）的社會風氣。的愛情悲劇更是震撼了眾多少男少女的心，引起他們強烈的共鳴，很多人讀到瞭如痴如醉的地步，這些都體現了的藝術感染力。
200多年來，研究的著作汗牛充棟，研究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紅學”。隨著時代的發展，紅學研究也不斷地發展，這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不朽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