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適《吳敬梓評傳》
在浩若星海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被魯迅許以“偉大”二字的，只有兩部書，其中之一便是吳敬梓的。是寫士林階層的。在中國的古代，所謂的士林，既是知識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場。這是部批判知識分子的書，也可以說是一部揭露官場昏晦的書。這樣說來，在當代的中國，確實很有重讀的需要了。
作者吳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長在長江北岸安徽省全椒縣一個“名門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兩輩官運亨通，在明清之際，有50年“家門鼎盛”的時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輩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從小被出嗣給長房吳霖起，即是他的養父，吳霖起只做了幾年縣教諭，後來因為得罪上司而丟官，鬱鬱而終。吳敬梓13歲喪母，23歲喪父，本身既不熱心功名，又輕視錢財，隨意揮霍，慷慨仗義，上代留下的家產在幾年之內被他揮霍得所剩無幾，以致“田廬盡賣”、“奴逃僕散”，一時“鄉里傳為子弟戒”（《減字木蘭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場失利，刺激甚重，“那得雙眉時暫開？”回鄉之後，由於不堪冷遇，於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從此時直到54歲在揚州逝世，主要靠賣文和朋友周濟過活，也是在此期間完成了這部鴻篇巨著。
吳敬梓自幼處在名門望族的社會環境中，而成長的家庭卻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後又驟然陷入貧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經的這種由“漸”而“驟”的家庭破落過程中，他在家鄉全椒縣、在蘇北贛榆縣（其父任職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過揚州、安慶、蕪湖等城市；從宗族幾代關係以及自己的人際關係看，他接觸的士大夫階層很廣泛，認識與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臉，受的冷暖，經歷的人事，體驗的世情，都極其豐富深刻。這就培養了他富有正義的敏銳感覺和體察現實的清醒頭腦，使他能夠看透清朝黑暗統治下士大夫階層的墮落與無恥，看透政治的罪惡與社會的腐敗。正是這種身世經歷，成為吳敬梓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直接淵源。
對於士林階級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含淚的批判。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通過對種種不和諧、悖於人情、逆於常理的荒謬現象的揭露，注入描寫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慚、自作聰明、弄巧成拙、欺世盜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說：“我們的騙子們，我們的怪物們！……讓大家笑個痛快！笑真偉大，它不奪去生命、田產，可是在它面前，你會低頭服罪，像個被綁住的兔子。”的諷刺藝術有鮮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為醒世計，非為罵世也”。作者雖然極盡諷刺之能事，卻是要挽救被諷刺的這一群，正所謂“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憫人的手筆描寫了八股制度下眾多儒林人士的悲劇性命運，進而展開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情畫，抨擊了製度的腐朽和社會的黑暗，使成為中國古典諷刺小說中的聖品。
歷來被評價為古典現實主義巨著，即為現實主義作品，其中很多故事與人物直接來源於生活。魯迅先生在中就曾說過：“所傳人物，大多實有其人，而以像形諧聲和庾詞隱語寓其姓名。”擅長運用“皮里陽秋”的筆法，也就是“口無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貶”。作者的看法並不是直接拿出來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具體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義。週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轉變，杜少卿的豪舉，馬二先生的迂腐，這一切都是通過具體的情節來表現深刻豐富的思想。作者並沒有直接向我們褒貶什麼，但每個形像都飽含著巨大力量的褒貶，傳達著作者明確的正義觀，我們必須從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各種形象的關聯、發展上體會和了解。這是一種富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敘事方式。
該書另一個藝術特色是速寫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是一部主角不斷變換的長篇小說，或者說是一部由無數短篇交替而成的長篇小說，基本上不可能通過詳細描寫其一生經歷，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節中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和精神世界。所以，吳敬梓把重點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徵上，從而深入細緻地表現一個相對靜止的人生相。這就如同從人物漫長的性格發展史中截取一個片斷，再讓它在人們面前轉上一圈，把此時此地的“這一個”，放大給人看。這是勾畫諷刺人物的一個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淨，情節流動迅速，好像人物臉譜勾勒一成，這段故事便告結束，而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這些精工提煉的精彩情節。
胡適在《吳敬梓評傳》中所說：“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