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得佳作多在朗、連、夔、和時。
——《圍爐詩話》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所膾炙不下百首矣。
——楊慎《升庵詩話》
劉禹錫（公元772年—842年），字夢得，洛陽人。他出生於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對此他在文章中屢屢談及：“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進取精神，鼓勵個體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活動，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與柳宗元同時登進士第。由於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34歲的劉禹錫參與了王叔文、王任的“永貞革新”。王叔文也非常欣賞劉禹錫的詩文和人格，“嘗稱其有宰相器”。於是他們二人與柳宗元等共同成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這些有誌之士共同商榷的改革方案，順宗看完後總是言無不從。但是這些舉動引起了守舊派的強烈不滿。守舊的宦官們對革新派進行殘酷的打擊和無恥的誹謗，後來又勾結藩鎮發動宮廷政變，順宗被迫退位，致使革新運動以失敗而告終。一些思想進步的政治家有的被害，有的被貶。劉禹錫倖免於殺身之禍，被貶至朗周達10餘年。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正是他大半生坎坷命運的真實寫照。
雖說劉禹錫多次被貶，但是他也未曾削弱其鬥志，反而用其犀利的筆鋒有力地回擊了宦官權貴們的相互傾軋，勾心鬥角。也正是因為他坎坷的命運與經歷，以及官場的失意，為其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為了抒發內心的憤懣，而又遠避禍端，他假借外物來揭示人的本質，揭露了社會的灰暗現狀，為此以寓言作品來表達強烈的愛憎成為他創作的一大特色。他對中唐的政治、經濟中的諸多弊端有著很深刻的認識，這些認識構成了他寓言詩內容上的政治特色。劉禹錫的大部分寓言詩是他被貶滴在朗州期間的作品，在這些詩中可以真實地感受到詩人特有的、昂揚的精神風貌和他的思想才華。
劉禹錫的寓言詩有的是對中唐弊政的揭露，如《養鷙詞》、《調瑟詞》；有的是反擊政敵的，如《聚蚊謠》、《百舌吟》、《飛鶯操》；有的是表現其哲學思想的，如《有獺吟》。在永貞革新前的作品中，以《養鷙詞》比較著名。劉禹錫藉這首詩來表達自己對抑制藩鎮的政治立場和主張。在首聯，劉禹錫表達自己對軍隊建設的看法：“養鶩非玩形，所資擊鮮力。”也就是說組建軍隊的目的不是為了虛張聲勢，而是為了積蓄力量，在發生外敵入侵，奸人造反的時候，用以安邦定國。然而中央政府就像那個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而藩鎮呢，不僅擁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充足的經濟來源，還有獨立的兵權，正因為“旦暮有餘食”，“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如此，那些自給有餘的藩鎮豈能再服從中央的調遣？詩中刻畫的不服從少年遣令的鷙鳥，不正是那些擁兵自重、不服從中央的強藩軍閥的形象嗎？而那個“日月哺不息”的不懂養鳥之道的少年不又是軟弱昏庸的中央政府的形象嗎？詩人在詩中還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飢則為用”，即削弱這些強藩的實權和經濟實力。
“二王八司馬”事件使劉禹錫徹底看清了宦官權貴們的醜惡嘴臉，他憤怒、抑鬱、震驚卻不乞憐、消沉。他憤然起筆寫就《聚蚊謠》，以群蚊形像生動地比喻了當時以宦官藩鎮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醜惡嘴臉。他們相互勾結，聚集在一起，如群蚊般在昏暗中亂飛亂叫，“利嘴迎人看不得”，諷刺宦官權貴都善於在陰暗的角落裡搞禍國殃民的鬼把戲。他們性格殘暴凶狠，人格渺小卑瑣，他們可以在歷史舞台上喧囂一時，可以對革新人士進行種種迫害，“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但是“天生有時不可遏”，這些醜類最終逃不脫可悲可憐的下場；“清商一來秋日曉，看爾微形飼丹鳥”，寫得十分辛辣尖刻，預示了趾高氣揚、害人虐物的守舊派必然遭到滅亡的可悲下場。
劉禹錫不但善寫政治諷喻詩，同時他廣泛汲取民歌的營養，他對巴蜀風情與風俗的描繪與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詩人筆墨未至、鋤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貶地創作的《竹枝詞》、《浪淘沙詞》等民歌體樂府詩，不僅具有形式上的創新意義，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鮮而又獨到的。這些民歌體小詩抒寫清新自然，生動活潑，情調淳樸溫馨，意蘊深遠。如《竹枝詞》其一：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這首民歌最為世人稱道，讀起來琅琅上口。在楊柳青青的江畔，一對青年男女悄然邂逅，男子佯裝不知，就在江邊唱起了情濃意蜜的情歌，聲聲撥動著曼妙女子的心弦。在焦急中等待的女子漸漸聽出了歌中所飽含的深情，又有所懷疑。在這裡“東邊日出西邊雨”就表達出女子的複雜心情，它採用六朝民歌諧音雙關的表現手法，以“無晴”諧“無情”，以“有晴”諧“有情”，把兩種不相關的事物統一成一種耐人尋味的美妙意境，使得男女青年表達愛情的方式委婉含蓄而富有情致。
劉禹錫的民歌小體對後人影響很大，後世文人競相效仿，堪稱詩史上一大創舉。翁方剛說劉禹錫：以《竹枝》歌謠之掉，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