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何謂“古文”？所謂“古文”，就是指先秦兩漢盛行的散文，它以質樸自然、散行單句為特點，是與魏晉以來盛行的駢文相對而言的。中國古代散文第一個創作高峰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湧現出了孟子、荀子、韓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們的創作為後世提供了典範。到了秦漢時期，出現了散文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但是峰巔過後散文創作就進入低谷了。先秦兩漢散文雖然有著極其輝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晉之後，散句單性、質樸古樸的散文逐漸式微，而句式工整、詞藻華美的駢文日益發展起來。駢文講究聲律、對偶和句式整齊，豐富了文學體裁和散文表現技巧，曾給散文發展一定的有益影響。可到後來，作家們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變得只注重形式、不顧內容，駢文一味追求駢儷，並逐步凝固為“四六”文體，文壇上充斥了浮艷纖巧、空虛貧乏的作品。這一潮流沿襲到初盛唐時期，成了散文繼續發展的桎梏。
駢文興起，古文中衰的同時，復古運動也開始醞釀。古文運動風雲際會，與事者的文學追求頗有差異；但是在對抗六朝之文道分離，以及摒斥駢文之浮華靡麗這一點上，各家還是取得了共識。
在隋代，隋文帝倡導摒黜浮華，李愕上書請求革正文體，同時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貫道，這一切作為顯示了其時朝野間已有取六朝駢儷而代之的聲音。儘管有人因文表華豔而被“付所司治罪”，“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的風尚仍無改觀。可以說是“積重難返”，幾百年間形成的文學風氣，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即便朝廷嚴加獎懲也無濟於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體的關鍵，不在破舊，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華書》力斥駢偶，本身卻使用標準的駢文，不無反諷的意味；真正與六朝文風決裂的王通，其追模經傳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氣。這種尷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須直接面對的。也就是說，倘若無法創造一種既實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體，那麼所謂“革五代之徐習”便只能是一句空話。
至唐初陳子昂大張“復古”旗幟，在力矯六朝詩風的同時，嘗試文體革新。他針對晉以來“文章道弊”、“彩麗競繁”的弊病，倡導“漢魏風骨”，打擊浮艷文風。他的《諫政理書》、《諫雅州討盛羌書》都是散體名篇。此後，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等盛唐諸家，都在理論上強調文學應當“宗經”、“體道”，成為韓柳古文理論的先導。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元結的《右溪記》等，代表著文章由駢文入散的時代風尚。但是這一時期沒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壇的古文作家隊伍，所以還不足以與駢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間，韓愈、柳宗元才把古文運動推向高潮。韓愈鑑於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現狀，高舉儒學復古的旗幟，樹立了從堯、舜、禹、湯、溫、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倡導恢復儒家正統地位，形成一股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韓愈、柳宗元主張文與道合，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應當為道服務。韓愈曾說“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他將“古道”與“古文”綁在一起，而且強調先“道”後“文”。不管是否出於真心，古代中國的讀書人，都將兼濟天下放在閉門著述之上。對於熱心仕途經濟的韓愈來說，著書立說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韓柳別開生面的古文，遠比其理論提倡重要得多，因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見異思遷而復見賢思齊”。
他們又主張文體革新。這其中有四個層次。其一是反對駢文“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其二是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韓愈“非三代秦、兩漢之書不敢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柳宗元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但他們學古卻不泥古，韓愈提倡“含英咀華”，“師其意不師其辭”。柳宗元反對“榮古虐今”，“漁獵前作，戕賊文史”，因為他們提倡復古的目的在於創新。其三，他們都重視“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並對“文”提出具體要求：“唯陳言之務去”，“惟古於詞必己出”，“文從字順各識職”。語言獨創，文從字順，使韓柳所倡導的“古文”，既繼承又區別於先秦兩漢的古文。其四，對作家的創作要求。一是要有認真嚴肅的創作態度。韓愈為文，“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為避免文章“剽”、“弛”、“雜”、“驕”等弊病，慎防“輕心”、“怠心”、“昏氣”、“矜氣”。
古文運動不僅是一場文學運動，更是思想運動，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縛，為宣傳新思想服務。其實古文運動也是儒學復興運動，為宋代的新儒學運動做了鋪墊和準備。總之，古文運動是我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它的一整套理論與實踐對後世散文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