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東西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鍾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藥。
——錢鍾書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文選》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負責組織編纂的一部詩文選集，故又稱《昭明文選》。 《文選》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艷，既溫且稚。典而不野，麗而不淫，約而不儉，可謂卓爾不群。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集，在文學史上地位重要、影響深遠。
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兒子。天監元年（502年）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後諡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他聰明非凡，記憶超群，尤愛文學，喜歡接納文人，一起“討論篇籍”、“商榷古今”。他的東宮聚書三萬卷，名重一時，成為江南文學中心，蕭統著述甚豐，很多都已散佚。幸運的是，他負責組織編纂的《文選》30卷，沒有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淹沒，而以強大的生命力而流傳下來，成為後代的範本和難得的研究資料。
《文選》選錄先秦到梁800年間的詩文752篇，其中分為賦、詩、騷、詔、冊等37類，大致可以概括為詩歌、辭賦、雜文三大類，計詩歌434首，辭賦99篇，雜文219篇。所選作家除無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許多優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選入，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稱為“先士茂制，諷高歷賞”的，多數皆有定論且為當時文人所重。
任何“文選”都體現了編選者的選文標準和原則。蕭統認為，衡量文學作品的根本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 “事”不僅指創作活動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構成創作的題材和事物。在蕭統看來，構成創作題材的事物是有意義的對象，必須經過作者的選擇提煉併升華出意義。但是僅僅有這一點是不夠的，文學作品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文字，是因為它必須通過藝術的構思，以華美漂亮的文詞來顯示“事”的意義。 《文選》的選錄標準反映了當時文學潮流的一般趨向和文風的時尚，也讓人看到藝術文學和應用文學走向各自獨立的現實，泛“文學”的概念開始分化，文學自身的獨立性自覺性開始顯現出來。
依照這種標準，《文選》不收經、史、子三部類的文章；雖史書中也收有少量的論贊，那是因為它們“綜輯辭采”，“錯比文華”，具有文采，而大量選入的是辭、賦、詩，其中楚辭、漢賦、尤其是六朝潘岳、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等人的作品佔的比例最大，十分鮮明地突出了《文選》主要作為藝術文學選集的特色。
無論在文學史還是文學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選》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首先，它影響著文學家在文學界的地位。雖然《文選》對所選文學家未加評價，但在對象的選擇方面，就表明了編選者的態度，這對後世之褒貶具有導向作用。其次，對文學觀念的發展，對文學特性的認識，具有重要影響。魏晉以來，文史哲不分家的現像開始改變，文學的獨立性為大家所重視。 《文選》之所以重要，在於它以大量的實證例子，揭示出了藝術性文學的本質特徵，從內容表達、形式表現等方面，提供了藝術文學的範本。自《文選》問世以來，人們在創作上不僅以它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還開闢了“文選學”這一研究的專門領域，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再次，《文選》成書於南朝梁代，當時編選者所見到的文本，與今日留存的文本，許多都有差異，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經亡佚了，所以《文選》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對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文選》受到各個時代文人學者的重視，成為士子的必讀書，具有文章學教科書的作用。以現代觀點來看，《文選》是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視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內容的意義。然而過去的文人學士，主要是藉此學習做文章的方法，在辭藻、典故運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從藝術形式和藝術表現入手，找到進入文學殿堂的門徑。
從今天的觀點看，《文選》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由於它強調典雅華麗、引古徵事，過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徵，一些清新素樸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內容豐富、極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視了，南朝自然清麗的民歌一首不見，這也顯示了編選者的貴族偏見。第二，分類過於瑣細繁雜，並有不當之處。瑣碎的分類，固然可以使讀者了解文章體裁在六朝時的發展狀況，但過於瑣細，反而不利於文體的發展，以及對於文體的整體把握。第三，由於編選者特定的審美標準，為了適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刪改割裂古詩文原貌，這樣不僅有損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難度，甚至會造成內容意義的誤釋。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於考證不嚴，整理不精，誤將其他人的文字當做作者之文的錯誤屢有發生。儘管如此，《文選》並不因為編選中的問題而失去燦爛的光輝。
《文選》的價值可從“文選學”的形成見出。所謂“文選學”，就是以《文選》的研究和註釋為主體的一項專門學問。早在唐代，就有兩個著名的《文選》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將《文選》分為60卷，引用書籍達1689種，註釋探幽發微，準確注出了詞語典故的來源及意義，對於理解作品的內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極大幫助。五臣注本是指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選》注，成書於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體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價值，有些註釋也表現出比李善註明白易懂的長處。
總之，《文選》作為第一部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選本，以其新穎的文學眼光和明確的藝術標準樹規立範，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可低估，時至今日，它體現出的文學觀念，尤其是對文學特徵的認識，對我們仍有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