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劉勰“六觀說”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劉勰的，他說：“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導流，為世楷式。”可見《文心》一書不僅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學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學寶庫裡也堪稱瑰寶，熠熠生輝。
劉勰，字彥和。原籍東莞莒縣（今山東莒縣），大約生於劉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於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後，歷經宋、齊、樑三朝。所著成書於齊。
劉勰生於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20歲出頭就到定林寺依“沙門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貧寒，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佛儒思想的影響。當時的社會是一個佛儒盛行並且合爐共冶傾向很普遍的時代，這種社會風氣和現像對劉勰的人生觀和文學理論、文學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終生不婚娶也與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關係。
儘管劉勰家道沒落，他還是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後，一住就是10多年。當時，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劉勰在他蒐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經》、《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劉勰自幼“篤志好學”，加上在寺中研讀佛經，使他“博通經論”，還“長於佛理”。
魏晉時期，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專著，文藝領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為劉勰文學批評專著的寫作，提供了必要的準備條件。 30歲後，他動筆撰寫，耗費5年多時間，到37歲時終於完成了這部巨著。當時沈約在文壇上聲望很高，劉勰想請沈約給予鑑定，卻無緣得見，他只好背上書稿，假扮成賣書郎，在沈約家的大門外等候。一天，沈約入朝議事，劉勰趁他上車時走上前去，把書稿呈上。沈約看罷全書，大加讚賞，認為“深得文理”，並將書稿放在案頭，以便隨時翻閱。從此，劉勰和才逐漸被世人所知。
即是在總結前人創作和理論成果、概括歷代各種文學現象的基礎上寫成的。劉勰認為，前人文學理論零星片面，極欠完整，未能建立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他立志要寫一部“彌綸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學理論專著，以探討為文之用心。
全書約37000餘字，共50篇。各篇獨立成文，內容上又緊密相聯。分上、下兩編，上編論述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各種文體的源流演變，下編為創作論、批評論和統攝全書的序。就篇目的編排及其內容看，大致可分為如下幾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開宗明義地闡述了劉勰的世界觀及其文學理論的基本思想，乃是總綱。
第二部分：專論文體，從《明詩》到《書記》共20篇，涉及三十幾種文體，包括韻文、散文以及雜文等。對每種文體，劉勰都從源流演變、定義與實質、代表作家與作品、基本特徵和寫作要領四方面進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關於文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創作理論，也是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包括從《神思》到《總術》共19篇，研究文學創作的構思、風格、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以及創作過程和表現手法的各種問題。
第四部分：為《時序》和《物色》篇，闡明文學創作和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提出了“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和“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等著名論斷。
第五部分：是文學批評論，包括《才略》、、《程器》3篇，分別從作家、作品及文學批評理論等方面，作了較為集中的論述。
第六部分：即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序論，說明了寫作動機與目的。
系統總結了我國歷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以儒家思想為出發點，確立了文學的基本原則：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聖人”是文人學習的楷模，“經書”是文章的典範。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歸結為“才”、“氣”、“學”、“習”四個方面。還繫統論述了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繼承和革新的關係，又在探索研究文學創作構思的過程中，強調指出了藝術思維活動要具體形像這一基本特徵，並初步提出了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問題；對文學的藝術本質及其特徵有較自覺的認識，開研究文學的形象思維的先河。
作為中國5世紀末一部傑出的文學理論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國式的文學理論體系，全面分析了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對齊代以前文學批評理論進行了一次大型總結，也對齊代以前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實踐經驗進行了一次系統探討。它不僅較全面地總結了前人的文學創作經驗及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而且廣泛探討了文章載體、寫作方法和藝術技巧等問題，嚴謹地評價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許多新觀點、新思想、新見解，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內容，並對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論述的問題這麼多，涉及面這麼廣，但彼此間卻緊密相聯，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評價“體大而慮週”；魯迅先生認為：“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模。”將與《詩學》相提並論，極力推舉，可見它對文學理論發展史影響之巨大和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