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
——魯迅
讀其寓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是南北朝時劉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主持撰寫的一部筆記小說，它主要記載兩漢魏晉時代一些人物的軼聞瑣事。這種“瑣言”體小說，創始於西漢劉向，而盛行於魏晉，西晉郭頒撰《魏晉世語》、東晉袁宏撰《名士傳》、裴啟撰《語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這些書皆已散佚。劉義慶是集其大成者，且全書完整地保存下來，因此非常珍貴。
劉義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襲封臨川王，曾任南兗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 《宋書》本傳說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本人才學不高，但是喜歡“招聚文學之士”，因此，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門客們集體撰寫的。原書8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劉孝標註本作10卷，今傳本皆為3卷，係經宋人晏殊等刪並。劉孝標註不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上有重要意義，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是歷代學子文人案頭必備之書。
今本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36個門類，主要是記漢末、魏晉以來300年間士大夫們的言談軼事，重點記東晉這100年間的人事。主要的思想價值在於通過對漢末至東晉年間士大夫們言談軼事的紀實性描寫，記錄漢魏兩晉士人心態的發展歷程，反映玄學思潮的勃興。透過這個窗口，人們可以察知漢末至魏晉這300年間社會政治、思想道德觀念、風俗人情演變的實際情況。
全面記錄了士人個性意識覺醒的過程及其種種表現。這個覺醒過程肇始於東漢末年的名士。當時的名士是在儒學正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士人。他們本是對漢朝忠心耿耿，只因對朝廷不滿，敢於議論朝政，結果受到宦官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迫害雖促使他們與大一統政權疏離，另一方面，卻提高了他們在士人中的聲望，他們成了眾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氣風發，指斥朝廷，品評人物，成了輿論的中心。
魏晉時代士人的心態受社會政治狀況和玄學思想兩方面的影響，在漢末個性解放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魏晉社會狀況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戰亂頻繁，人命如草芥，人們開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價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於是感嘆人生無常、生命短促成了時代的主旋律。二、魏晉兩朝政治的黑暗腐敗更甚於東漢末年。魏晉兩朝的君主本來得國不正，篡弒奪位本身與傳統觀念是對立的，因此他們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當名士們也效法統治者縱情任性、曠達放羈，而危及他們的統治時，他們又藉名教的名義把士人殺掉。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士人們由東漢末年的清議轉為清談，又由清談轉為談玄。他們不再談政治，而是談“易”，談“志”，談“莊”（即所謂“三玄”），其核心內容即是順應自然。理性已經崩塌，名教成了虛偽，人性便顯露出來。於是追求個性自由發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簡曠達，縱性任情，追求享樂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標。玄學即是這種社會思潮的理論昇華。
東漢末年到東晉這300年間，國家動盪不安，戰亂頻繁，是中國社會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時期，痛苦需要解脫，於是道教產生了，佛教也於此時傳入中國。隨著中央政權的崩潰，儒學的統治地位也結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躍起來。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們通過對現實、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種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為一體的新的思想體系——玄學。 “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了樂廣談玄的事例，樂廣用辯“至”的名的方法，來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學還涉及到有無、本末、體用、才性、言意，以至養生、聲無哀樂等諸多命題，所有這些問題，實質上都是現實生活中名教與自然發生劇烈矛盾衝突的產物。 “玄”學思潮的出現，乃是漢末以來士人心態轉向自我的產物，是對於個性覺醒和由這覺醒而引發的種種問題的理論闡釋。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魏晉時代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表現在各方面：因為宇宙的無窮，而感嘆人生短暫、無常是一種表現；因人生短暫，而縱慾、而及時行樂也是一種表現；曠達、輕脫也是一種表現。魏晉人士對自我人性的發現是前所未有的。在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諸般展露，從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慾，如“假譎”、“汰侈”、“讒險”、“儉嗇”等等。它告訴人們人性有善有惡，有好有壞，人的個性和感情世界豐富無比。在裡，人們還第一次發現了自身的人體美：
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們不僅發現了自身的美，同時也發現了自然山水的美：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言語》）
魏晉時代又是人的審美意識大發展和文學自覺意識形成的時代。
因為展開對人的個性的全面描寫而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開創了“志人”這一文言小說流派，還以玄遠雋永的敘事語言、生動傳神的白描手法為、、、等白話長篇小說提供了藝術經驗。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