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今亦鮮有能逮者。
——章太炎評論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認為人死以後會化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對鬼有所衝撞輕者會倒霉敗運，重者導致家破人亡。我國東漢前期思想界就充滿了類似的荒誕迷信，比西漢後期更為嚴重；當時不但有經術家專談天人感應、陰陽災異、鬼神吉凶，而且由於光武帝的倡導，專門偽造神秘預言的圖讖之學也特別風行。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幾乎完全被窒息了。這時候一個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來，反抗這種思潮主流。他很風趣地說，從古到今，死者億萬，大大超過了現在活著的人，如果人死為鬼，那麼，道路之上豈不一步一鬼嗎？王充認為人是由陰陽之氣構成的，“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二者不可分離。他精闢地指出：“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也就是說，精神不能離開人的形體而存在，世間根本不存在死人的靈魂。至於說有人聲稱見到了鬼，其實是人的恐懼心理造成的，這樣的聲音在當時無疑振聾發聵。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家境寒素，為人耿介，思想尖銳。他只短時期做過郡縣的屬吏，又與上司同儕不合，於是專心於著述。由於王充沒有進入朝廷的機會，又生活於遠離京師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獨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種，最重要也是惟一流傳至今的，是《論衡》85篇。
《論衡》寫作於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餘年間。當時正是章帝年間，皇帝親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並命班固把會議的內容編纂成《白虎通義》，鄭重其事地把一套讖緯迷信和天人感應的學說制定為“國憲”，也就是宗教化的國家意識形態。 《論衡》恰恰是站在比較接近原始儒學的古文經學立場上，激烈地批判官方這種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經學。 《論衡》中，《變虛》、《異虛》、《福虛》、《禍虛》、《寒溫》、《變動》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與人類社會相互感應的思想，這正是當時官方學說的核心；《死偽》、《紀妖》、《訂鬼》、《難歲》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論證方法，主要是羅列大量的生活常識進行層層推進的邏輯推理，以發揚理性，擊破妖妄無據的迷信。舉一個批判“人有所恨則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蓄谷，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 （《死偽》）
王充的論述，就是這樣簡樸而明快。他的文章風格，也是平易流暢，毫無修飾。
王充堅持反對儒者“好信師而是古”的風氣。儒者“以為賢聖所言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王充認為這是“奇怪之語”、“虛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與錯誤思想的論戰中，非常強調效驗的力量，說：“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又說：“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他認為，凡事都要講根據。不管說得多麼動聽，如果缺乏事實根據，就難以令人相信。
《論衡》中有許多地方談到作者對文章的看法，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評價文章的出發點，是傳統儒學的經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標準，主要是學術論文的標準。所以他強調文章要有勸善懲惡的實用性，要有真實可信的內容，語言要同口語一致而明白易曉，否定誇張、虛構、想像，反對模擬。從學術論文來說，這樣要求大致上不錯；但當他拿這種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時，有些地方還說得通，不少地方又顯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話傳說、民間“短書小說”的價值，對辭賦也多有苛責。如批評司馬相如、揚雄“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定賢》）。然而辭賦本來不是用來“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的東西，又豈能以此來否定它呢？
嚴格說來，《論衡》在中國思想史上，並不是一部深刻的論著；它的文章雖有平易流暢之長，卻顯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學批評，由於不能把學術論文和文學作品加以區別對待，也有不利於文學發展的地方。那麼，在文學史上，它究竟有何意義呢？
首先應該說，東漢王朝那種妖妄荒誕的統治學說，並不需要深刻的哲學思辨來對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氣，是清楚明白、具有說服力的批判，是尖銳而堅決的抗爭。 《論衡》正是這樣適時的著作。沒有理性精神的複蘇，沒有對官方學說的懷疑和唾棄，正處於衰微的文學是很難找到出路的，《論衡》又正是起到了喚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僅預示了思想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同樣也預示了文學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