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
——王世貞《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韓非子·說難》
漢代史學大家班固有言，諸子“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春秋戰國，諸子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四處遊說，著書立說，以求得統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戰國晚期卻有一位公子飽受造化之苦，雖滿腹經綸卻天生口吃，無法像別人那樣四處遊說諸侯。上天總還是眷顧蒼生，讓他有如椽巨筆，長於著述，終留下《韓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韓非本是韓國貴族，與後來成為秦國丞相的李斯一起師從於荀子。當時韓國已經是國力衰竭，面臨西方的強敵秦國，韓非多次上書韓王，提出富國強兵、修明法制的主張，不被採納，退而著書10萬餘言。他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他的《五蠹》、《孤憤》等篇後十分欽佩，立即發兵攻打韓國，逼韓王以使節的名義將韓非派往秦國。他的同學李斯因為嫉妒他的才學，怕對自己的地位構成威脅，所以同姚賈一起向秦王嬴政進讒言，將韓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給他，逼其在獄中飲鴆自盡。
韓非首先繼承了其師荀子的“性惡論”思想。韓非身為韓國貴族，處於權力鬥爭的中心，對官場特別是宮廷的醜惡看得入木三分，所見所聞盡是些邀功取寵、弒君篡位之舉，尤其是在社會極為動蕩的情況下，人性中負面的因素極度膨脹，這是他極力主張人性惡的重要經驗因素。既然人和人類在本性上是惡的，那麼所謂道德、倫理、信用、親情、個人尊嚴、社會公正等等美好的內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韓非筆下都成為筆伐的對象。被儒家頂禮膜拜的堯舜等先賢在他看來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只是貪圖享樂而已；妻子和兒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視為“姦”；《制分》篇中說：“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只懂得趨利避害；《內儲說上七術》中說：臣下“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而對於這等只知趨利避害的動物，韓非認為只有一個辦法控制，那就是賞罰，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經》）
他主張不要因循守舊、墨守舊法，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當時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製定具體的政策。韓非還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的君主中央集權的理論。 《韓非子》中宣揚最多的還要算是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他將以前法家的精華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從而成為集大成者。
《韓非子》在寫作上的一大特點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裡，說理無所顧忌。例如前面所述他對人性惡的闡述，他還說君臣之間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的關係，而是“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完全成為爾虞我詐的關係。在《說難》篇中，他剖析了身為人主的種種可怕的心理，認為遊說最難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誡那些遊說之士不要犯上怒。這樣直接露骨的論述在以前是很少見的。
《韓非子》的另一個特點是論證嚴謹，絲絲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歷史發展的事實，說明“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繼而轉入本題：“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在作了這些充分的論證之後，即順理成章得出結論：“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後文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賞莫如厚而信”、“罰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論點，也都是使用同樣的論證方法得出的。
還應該提出的是，《韓非子》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戰國後期，用寓言故事來說明、闡釋自己的政治觀點成為一種常用的方法，《墨子》、《孟子》中都有數量不少的寓言。 《韓非子》的《說林》、《儲說》都是由純粹的寓言故事組成，尤其是《說林》，200多個語言竟能有組織有系統地形成一個整體。 “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鄭人買履”等等膾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這裡。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