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命題起源於對張載《西銘》篇的理解。
張載在《西銘》中根據人和萬物都是氣的聚合，從而認為，民眾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朋友。程頤的弟子楊時因此認為，這裡有墨子“兼愛”思想的嫌疑。程頤回答說，張載和墨子不同，張並不主張兼愛，這裡只是“理一分殊”。即理是一個，比如都是忠孝仁義，但由於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他們只能執行各自的職能，如作為臣子應當盡忠，作為兒子應當盡孝等等。朱熹一方面繼承了程氏的這個主張，另一方面又將這個命題發展為一般和個別的普遍關係。
依氣的聚散學說，人和萬物都是氣的凝聚，氣中的理也都是相同的，那麼，人和萬物的理應該都是一樣的。氣中之理，在聚合為人或事物時，氣是被分割開了，理是否也有個分割的問題呢？朱熹認為，不是的，理沒有分割的問題。每個具體物中的理和氣中那個普遍的理，是完全一樣的，就像江河湖海所有水中的月亮和天上的月亮沒有差別一樣。
早在漢代，《淮南子》裡就講過，道，大可以包裹天地；小，可以握在手中。給了別人，自己也不減少。對於事物的存在形式、運動法則以及一切精神性的東西，都無法進行量的分割。比如可以有半個磚頭，但沒有半個長方形。每個磚頭都有一個長方形，而所有磚頭的長方形又都是一樣的長方形。朱熹這樣講理一分殊，是非常正確的。
但是每個事物既然是具體的，它們的存在形式、運動法則就不可能完全一樣。朱熹也注意到，鳥兒不能游泳，魚兒不會飛翔，桌子不能當磚頭用，車子不能在水里行，各種藥物性能也各自不同，如此等等。朱熹認為，它們各自的“理”不同，這是“分殊”；但這不同的理，又都是根源於一個理，所以是理一分殊。那麼，同是一氣，氣中也只有一個理，由這一個理為什麼能夠分化出來不同的理呢？或者說，這不同的理根據又在何處呢？朱熹不能回答這些問題。
對於中國古代哲學家來說，他們關注的中心，是人類社會的行為規範。他們強調理就是一個理，也是要強調所有的人應該遵守同一的行為規範。並且由此上溯，企圖從事物構成的質料上尋找社會規範的根據。這樣的尋找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再用這樣尋找的結果去解釋事物存在和運動法則的多樣性，自然也無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