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公元267-300年），字逸民，河東聞喜（在山西）人。其父裴秀是西晉王朝的開國功臣之一，他本人做過國子祭酒、尚書僕射等官，後死於“八王之亂”。政治上他主張舉賢任能，選拔優秀的寒門知識分子做官，反對只重門弟，不問才德的社會風習。他對一班清談家“口談浮虛，不遵禮法”的習氣很是不滿，他的主要著作是《崇有論》。
裴頠的主要觀點如下：
首先，他認為，總括萬有的“道”，不是虛無，而有“有”的全體，離開萬有就沒有獨立自存的道，道和萬有的關係是全體和部分的關係。他的觀點有力地批駁了“貴無”派認為萬物背後有“道”、萬有背後有“無”的唯心主義觀點。
其次，他主張，世界萬物是互相聯繫、互相依賴的，並不需要有一個虛無的“道”來支持，萬有並不以“無”作為自己存在的條件。裴頠深刻闡述了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客觀性、外部條件的客觀性、事物法則的客觀性以及人們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等基本原理。
再次，萬有最初的產生都是自本自生，萬有既然是自生的，則其本體就是它自身，“無”不能成為“有”的本體。他說：“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己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在裴顧看來，萬物的本體就是事物自身的存在，萬物皆因“有”而生成，不能從“無”而派生。同時他又認為，“無”是“有”的喪失和轉化。
最後，他認為，“無”不能對事物的存在和發展起積極作用，只有“有”才對事物的發展變化起積極的影響。他說：“心非事也，而製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製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製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製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也就是說，心靈和實踐是兩碼事，不能認為心是無的。工匠不是器物，但是，製造器物必須依靠工匠。
裴頠認為，《老子》的主旨在於通過對“本”的強調，提醒人們不要離本逐末。但是後來魏晉時期的責無論者背離《老子》的本來宗旨，“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深列有形之敝，盛稱空無之美”，玄風愈煽愈熾，於是整個社會盛行清談之風，背離社會現實。裴頠認為按照貴無賤有的論斷，必然取消倫理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裴頠的價值取向仍是傳統儒家的修、齊、治、平的禮帛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