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8年，西漢武帝時，張騫應朝廷招募率人出使西域，中途為匈奴人扣留，一扣十年，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逃出。到公元前119年，張騫帶了大量的牛羊、金帛等財物再度出使西域。作為漢帝國使臣的他不辱使命，與西域諸國結盟交好，在歷史上成為開放外交的典範。
張騫青史留名與漢武帝和當時的國家政策不無關係。出使西域結盟交好，本來是為了聯合大月氏等西域國以夾擊匈奴的需要，張騫對此是心領神會的，但這在客觀上卻促進了漢帝國與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西域自然環境不同於中原。西域的寶石、玉器之類質地上乘，和田美玉名聞遐邇、苜蓿、核桃、葡萄、胡蘿蔔等則更是中原內地所沒有的。西域自古多以畜牧為業，那裡的馬匹膘肥體壯，亦為中原所罕有。
張騫是有心計之人，一路上精選了許多寶石珠玉、奇木，外加精選的坐騎，千里迢迢，不辭辛苦，帶回長安。武帝見物甚是喜歡。張騫所帶回來的奇木及糧食的種子，在中原及全國許多地方得到栽種，良馬也得到繁殖。特別是這些良種逐漸與中原原有農作物、牲畜相雜交，很好地適應了中原等地的氣候、水土條件，培育出了許多新良種。張騫帶回的珠寶玉器，傳來了西域的工藝思想，影響了中原地方的美術、音樂，西域的樂器也傳到中原。另一方面，中原的絲綢、冶鐵技術也傳到西域，絲綢之路逐步開通。兩千多年來，這些西域文化交融於中原文化，澆灌出欣欣向榮的中華文化。
王夫之在總結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時，特將張騫出使西域一事作為例證。他說，張騫為了迎合武帝的嗜好，從西域搞了許多珍奇寶馬之類。西域的文化由此傳入中原，促進了文化交流，推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進程。然而對張騫來說，這些文化的意義和影響，是他當初尋寶所始料未及的。
王夫之的歷史理論是深刻的，他講到人們的社會生產和慾望要求，講到社會組織結構演變，也講到農民起義對社會歷史變革的推動作用。可貴的是他還能從文化開放、融合會通的問題歸納歷史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