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賢、尚同是墨子的社會政治理論和政治革新的核心內容和重要部分。這是針對當時的世襲貴族制度和才疏德寡的貴族官員提出來的，其目的是讓平民百姓中的賢良之士參與管理國家和治理社會。
他認為，即使是一般農民和工匠，只要具有一定的才能，就應該選舉他。給他以高位和高俸祿，讓他去做事，並給予他一定的權限。墨子認為，尚賢使能是為政之本。一個國家的賢良之士的眾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賢使能，是關係著國家的強弱或興衰、社會的穩定或混亂之根本。他說：“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也就是說，尚賢是一個國家政治的根本。如果不知道尚賢的重要性，就會國家混亂，政權岌岌可危。
在他看來，賢良之士是有崇尚道德的“仁人”，是有學識能善辯的“智者”，是國家之“珍寶”，是社稷之“棟樑”。墨子心目中的賢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術淵博的德才兼備之人。
可以說，墨家尚賢使能的用人原則，跟儒家基於血緣關係的“親親”用人原則是相對立的。墨家主張建立的是平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利萬民的；儒家則主張維護世襲貴族的政治制度，反對平民民主制度。墨家提出的平民民主的政治主張，是有其歷史進步性的。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墨子的用人之道是與何謂人的根本觀點相一致的。在他看來，不論是天子還是賤人，不同於禽獸的根本點，就在於必須從事耕織和聽政才能生活和生存。這裡既觸及到了人的本質特徵在於勞動實踐活動，又十分清楚地表明：全社會的人儘管從事的活動類項不同，但都必須各從其事，各盡其責。為此必須實行“尚同”，即求得全社會的思想共識和輿論一致的舉措。
墨子強調尚同必須以尚賢為基礎，尚賢是實行尚同的基本前提。他認為，只有賢良之士才能實現“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即以“天志”來統一全社會的思想輿論。他所說的“天志”不是儒家提倡的神秘的天志，而是反映或代表下層勞動群眾利益和要求的意志的外化，“天志”的根本含義就是“愛利百姓”。由此可見，尚同和尚賢是不能分離的，尚同雖然要以尚賢為基礎和前提，但尚賢需要以尚同來相輔，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理論和政治主張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