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愛無差等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兼愛”主張中。
“兼愛”是墨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墨子一生從事政治和學術活動的歸縮。墨子對當時社會的動亂情況進行了總結，認為國家之間的征戰，君臣上下的篡亂，家庭人倫的不合，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其實都是由相互之間“不相愛”而產生的。而醫治的藥方，就是“兼以易（代替）別”，愛無差等。墨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不分差別彼此而普遍相愛的“兼愛”思想，要求“視人之國若視其（己）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因為人與人之間本是平等的關係，通行的應當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的原則。在如此的社會圖景下，先秦時期激烈的征戰、劫奪、欺詐等人類社會的惡習都被消除了，“天下之人兼相愛”，到處是一派和睦美好的景象。
但是，墨子講仁卻反對禮，認為儒家講禮是“糜財而貧民”，“傷身而害事”。跟儒家提出“仁”作為對春秋戰國紛亂社會的應答不同，墨家提出了“兼愛”的思想作為他們的治世理想。與儒家以仁為核心，以“義”為準則大異其趣，墨家從“兼愛”出發，卻以“利”規範行為。不過，墨家所講的“利”，不是個體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這種公利，其實質也就相當於儒家的“仁”。因此，積極地為天下人謀福利，是墨家的立足根本。跟儒家走“上層路線”不同，墨家提出“兼愛”的主張，而且還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實現這一目標。墨家之徒行俠仗義，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的精神，對後世的俠文化有很深的影響，這是眾所周知的。除此之外，墨家從墨子到其學徒，都親身參加生產勞動，為他人利益而不愛惜自身，奔走四方解人急難。
如果我們將墨子這種兼愛思想與西方文化作對照，就會發現西方的“博愛”可以說是墨子“兼愛”思想的最好對譯，而且，墨家的“兼愛”還脫去了西方“博愛”的宗教色彩。作為一個現代中國人，“兼愛”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仍有其積極意義，那就是它對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懷疑的。我們沒有必要否認人的自私之心，但是，如何才能處理好利己與利人之間的關係呢？也就是說，如何處理好人的社會屬性與個體屬性之間的矛盾呢？這時候就涉及到一個做人的原則問題。再說，關懷和愛護他人，在很大程度上會獲得身心愉悅的回報。那麼，我們為什麼不以“兼愛”作為做人的原則之一呢？